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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安丘蒜姜批发市场的一个洗姜车间内,工人们彻夜工作,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生姜运出。
上一次是“蒜”你狠,这一次是“姜”你军。
宛若一场安排好的折子戏,绿豆、蒜、辣椒、生姜,这些百姓餐桌上的普通食材今年接替上演逼宫大戏——8月中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姜批发价,短短一个月内暴涨40%,攀升至10年来的最高价。这一价格传导至终端市场,最高时达到每公斤16元,比猪肉还贵!
8月17日起,从北京餐桌上的一块姜出发,循着它生产、运输、买卖的路线,记者辗转回溯到700公里外的山东安丘市的一块姜田内。
穿过炒作的喧嚣,拆解这个农产品暴涨的复杂链条,背后其实隐藏着农产品稳定供应机制的欠缺。
北京:姜价疯涨
8月17日,新发地市场,送姜的卡车终于来到,程秀荣露出了笑容。
程秀荣做了“15年的姜蒜生意”。她的生姜批发点,每两天“走一车姜”,是新发地批发市场内当之无愧的一级生姜批发商。新发地市场创建于1988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包括生姜在内的各类蔬菜,在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千家万户的菜篮子。
一周前,这里的姜价冲高至5.40元,后稍有回落,目前稳定在5.15元左右——这个数字,依然是2000年至今姜价攀上的最高峰之一。
新发地市场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15日至今,姜价从3元多一斤暴涨至5元多,短短一个月上冲了40%还多;而去年9月,姜价还在2元左右徘徊;2006年,姜价最低时到过0.40元。
姜价高涨,程秀荣认为生意更不好做——她称,高涨的姜价,至少给她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姜的销量锐减,姜是调味品,价钱这么高,能不吃就不吃了;二是现在太压本钱。姜价便宜时,一车货一万多元,后来几万元,现在到了十几万元。若途中有个闪失,麻烦大了。程秀荣曾遇到这类麻烦,拉货的司机出车祸后赔不起,索性拉着她的姜跑了。
程秀荣说,一级批发商以“走量”为主,她在“中间只赚几分钱的利”——这辆6.8米长的货车,最多时可装3万斤生姜,她“只赚两三千元”。而姜价上周由涨到跌的过程中,她至少有三车货赔本卖了。
以新发地这些大批发市场为起点,落到市民菜篮子的生姜,途中至少要经过两个环节。
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些蔬菜公司在这里买下大袋包装的生姜后,进一步分包、处理,而后供给各大超市。最好的姜包装后,可以卖到8元左右一斤,比猪肉还贵;另一个环节,则是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二级批发商,这些人从程秀荣手中拿姜后,再次批发给自己辖区内的零售小贩,由后者疏散到各家各户的小菜篮内。最终的价钱,在6.5元到8元不等。
安丘:两头受气
山东省安丘市白芬子镇的黑埠子村拥有长江以北最大的姜蒜批发市场。
刘继升是程秀荣的上家,也是安丘蒜姜批发市场中较大的供应商之一。
在安丘,姜按两种规格来卖,一是鲜姜,二是黄姜。姜挖出后,可以作为鲜姜来出售,但多数姜农会把其放在自家的姜窖内储存起来。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内,姜依然在生长,无用的姜苗会先烂掉而后长好伤口。在此过程中,姜的味道也会变得更辛辣一些,从而更符合其作为调料的功能。
这为刘继升这样的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姜农会在一年四季的时间内,随时出手生姜。他们也会在一年四季将这些生姜发往全国各地。
程秀荣手中5元一斤的姜,按刘继升的说法,不包括途中的运输费用,在他这里的批发价大约在4.6元左右。与之相对,他在安丘市场上的收购价,则在3.90元左右。
通常,在刘继升这样的生姜供应商与姜农之间,也要经过两个环节。一个是生姜经纪人,他们贴近姜农,多为各个村庄里的消息灵通人士。成交后,收取每斤几分钱不等的中介费用;另一个是小供应商,他们通过经纪人从姜农手中收货后加入自己的利润,而后整体批发给刘继升这样的大户。
多年的卖姜历练中,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已井然有序:刘继升负责收单、订购、清洗、分装、过秤、运输等工作;经纪人负责游说姜农接受收购者开出的价格,开窖放姜;小采购商则负责在指定时间内,把约定数量的姜送到刘继升的洗姜车间内。
此前,有媒体传言,有一些莱芜人、江苏人在安丘蒜姜市场高价收货,2.90元的货他3.00元来收,将姜价炒了起来。刘继升对这个传闻的真伪,笑而不答。他认为,姜与大蒜不同,按安丘当地的生产传统,大部分姜被姜农保存在自家的地窖内。即使真的有个别人高价收姜,暂时拉高了姜价,但如果姜民们大量放姜,姜价也会马上降下来。
不过,为了平抑成本,刘继升还是把姜装满了自己的冷库。因为在姜价高涨的时候,辛苦一年的姜农“价越高越舍不得卖”。正常年份内,他一般不这么干,这是一个冒险之举——他的利润“只有几分钱”。姜在冷库内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但温度掌握稍有不慎,就会腐烂。
“没办法,我们两头受气,外地的关系不能断,本地的姜价涨得太厉害,收不是,不收也不是。”他说。
姜农:上涨前已卖出
沿着姜的生产链条再往前延伸,是散布在山东、河北等地的一些姜田。其中一块3亩半地的姜田属于张其禄。
张其禄今年56岁,家住安丘市白芬子镇赶牛路村。他说,他的爷爷甚至爷爷的爷爷,都一直在这一带种姜,而他“4岁起就在姜地里除草”。
安丘的生姜种植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朝。一些传统的种植办法,今天依然在这里使用。每年4月,张其禄会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把生火的炕让给姜种来住。处在休眠状态的姜种,在合适温度的激化下逐渐苏醒,生出1厘米左右的姜芽。而后,张其禄将这些娇嫩的姜芽移植到自己的姜田内。催姜芽期间,视姜种的生长情况,他要严格掌握室内的温度,以免前功尽弃。室内的温度要分别控制在28℃、22℃、18℃三个阶段。稍高、稍低,姜芽都会烂掉。
种姜,还是一个力气活儿。每年10月,赶在霜冻前,张其禄和家人们必须连轴干15天左右——白天有亮时,在地里挖姜;晚上回家后,把姜下到5米深的姜窖内,码一层姜,撒一层沙子,“腰像断了一样”。
8月18日,谈到今年高涨的姜价,他的爱人坐在一边不吭声,张其禄的神色稍微有些尴尬。
去年10月,新姜下来时,在家庭内部,他力主卖鲜姜,理由一是,鲜姜下窖时需要劳力,大儿子已分家,小儿子在京打工,家中劳力匮乏;二是鲜姜储存后有损耗,依据前几年的经验,早卖要比晚卖好。最终,以每斤1.40元的价钱,还兼做姜经纪人的他,率先将自家产出的鲜姜全部卖出。
对大多数的安丘姜农而言,姜会留至第二年鲜姜上市时,才会彻底出手。这是当地延续多年的传统——姜窖是自家的小金库。管理得当,生姜可以在窖中放个两三年。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姜农手里的生姜,会一点点地放出。
姜价因此而起伏不定。下大雨时,一些地势低的姜窖被淹,姜农卖姜多,姜价会下来一些;学生开学时,为了给学生凑学费,姜价也会下来一些;农忙时节,大家无暇卖姜,姜又会上去一些。以此来看,选择细水长流的方式卖姜,显然是一个避免价格风险的稳妥办法。
8月18日,赶牛路村村头的收购价为3.4元。以此计算,张其禄少收入几万元。看到妻子脸色因此不好,他笑着劝解:“如果能测准姜价,那县长也来做姜生意了。别光想今年亏,也想想前年。”
2008年,采用同样策略的他,比大多数姜农每斤多收入了至少0.20元。
其实,张其禄也小有赢利。按他的计算,以安丘去年的成本来衡量,每斤姜的价格在一元左右就“可以”了。“可以”的意思是,能够保本,并稍有盈利。
市场:怪圈循环多年
事实上,对于姜生产链条上的大多数人而言,姜、蒜这类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一个难猜的谜。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已多次在暴涨暴跌间轮回。
在安丘,1996年,姜的收购价曾达到过10元每斤的天价;2004、2005年,生姜的收购价在2元/斤左右,姜农获利稍丰;2006年,生姜价格大滑坡,收购价最低跌到了0.4元/斤。大蒜的情形与此类似,去年蒜价曾跌到几分钱一斤,到了近日,菜市场上的蒜价暴涨到了8元一斤。
事实上,左右这些农副产品价格的,除了人为炒作外,主要有三点:一是金融危机、贸易壁垒等国际政治因素,二是天灾等自然因素,三是作物的种植面积。前两者,发生概率较小;第三个因素最为关键,也最能影响价格——通常而言,某种农副产品猛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大面积的扩种,从而导致其价格在次年猛跌。猛跌过后,则是大面积的缩减种植面积,为新一轮的暴涨奠定了基础。
每一轮的暴涨暴跌,最终都能传导到赶牛路村。
好的故事是,看到姜价暴跌,一个姜农封了姜窖外出打工。2年后姜价暴涨,他回家打开姜窖发了一笔;不好的故事则是,看到一推车大蒜只卖几块钱,张其禄的邻居一气之下将蒜拉回家。大蒜在常温下存放会变味。最终,难以忍受大蒜在院内的异味,他又花了100多元请邻居帮忙把蒜扔到村外。
“蒜疯子,姜傻子”,这是用来形容交易市场上蒜姜价格不稳定,且无规律可循的一句民间谚语。
在蒜姜交易环节闯荡15年的程秀荣说,她所在的新发地市场,经常有人看不准而血本无归。她的记忆里,最近离开新发地的是一个叫“老孟”的人——上一轮姜价疯涨时,他认为姜价还要涨,囤了一批姜。很快,市场内哗啦啦多了十几车姜。越拖价格越低,舍不得卖的他最终赔了一大笔。
这一轮的蒜价上涨,刘继升也动了心思。蒜价两块多时,他筹了一笔钱打算入手。按经验,当时蒜的水分还未晾干,他等了一段时间。蒜价很快冲到3元多,他不敢接手。此后,蒜价疯涨到5块多。
时至今日,刘继升并不后悔。他说,他只赚该赚的钱——在他这个圈子里,上一轮蒜价疯涨疯落的过程中,有人贷款买了一批大蒜,蒜价暴跌后,支付不起冷库费,只好自杀了账。
每年4月,张其禄都需要作出一年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是否种姜?种多大面积的姜?
多数时候,在反复打听后,张其禄这些赶牛路村人还是和往年一样,把自己能种姜的地里都种上了姜。他们认为,姜价“好三年、坏三年,不死不活又三年”。“也许是好的那三年呢。再不济,我还有姜窖可放。比种别的菜强一些。”
未来:姜价涨跌难测
张其禄的小儿子在北京中关村卖电脑。遇到和他儿子一起打工的人回北京,张其禄想给儿子捎一些姜过去。他说:“儿子赚钱不易,北京的姜价那么贵,自家有种,花钱买多心疼!”
平时非常节俭的张其禄,有时也会很大方。在附近的村庄内,他是有名的“姜医生”。为了寻找致病的姜瘟真菌,他先买了一个1000多元的电子显微镜,后又买了一个价值5000多元的。这是他房间内最贵重的一个电子设备。
姜田是他的宝贝。为了解决多年重复种植生姜给土地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懂外文的他,第一个引进了外国的有益菌,用生物的方法来抑制姜瘟。
每天早晚,张其禄都会来到自己的姜田内,除草或找虫子。再过两个月,他精心照料的新姜就会丰收。这一次卖不卖鲜姜,是他目前最头疼的一个难题。
每天早晚,刘继升也要到冷库前看看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中学毕业后,刘继升跟着父亲到北京卖姜。其间,他睡过菜市场,也开过长途大货车。而今,他成了安丘地区最大的生姜批发商之一。
女儿读大学时,他为其选择了报关专业,他希望女儿将来能帮助他把姜的生意做得更远。在他的计划里,他还想做一些姜的深加工项目。“姜有时会滞销,这时候做做深加工,也许有出路。”
程秀荣是刘继升合作多年的老搭档。2009年,她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回忆起小时候在麦地里套种生姜时被扎破脸的日子,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
“姜价涨了一大截,我们这些中间商其实最担心。姜贵了,别人可以不吃姜;姜农可以不种姜。我们不能不干这个。”程秀荣说。
她起初拒绝接受采访。她认为,一些听风就是雨、不负责任的报道,助长了炒作的歪风,“大蒜、辣椒都是这么炒起来的”——她的一个朋友没有赶上炒蒜,后来听媒体忽悠说有人炒辣椒。于是,拿出钱来开炒,最终被深套,“害人害己”。
未来几个月的姜价,是涨还是落?
张其禄和刘继升意见相左;程秀荣和丈夫的意见也相左。刘继升和程秀荣的丈夫认为,姜价还会涨得更高一些,而张其禄和程秀荣认为,姜价很快就会下来。 (春 光)
链 接
蔬菜涨价是大趋势
为什么姜的价格在近期暴涨?为什么菜价一年比一年高?
针对这些问题,华北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批发市场统计部部长刘通做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姜价不存在人为炒作问题。此外,要从缩减工农剪刀差的角度来看待菜价的上涨。长期来看,菜价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姜价不存在人为炒作
记者:近期新发地市场的姜价如何?
刘通:生姜价格确实出现了上涨。以新发地市场为例,8月17日的生姜批发价大约在5元/斤。7月5日,生姜价格还在3.6元/斤。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姜价上涨了40%还要多。
记者:有媒体说是游资炒作生姜,你认为呢?
刘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目前北京市场上销售的生姜99%是2009年生产的。这些生姜大部分产自山东。那里的姜农,家家都有地窖。每年霜降前收获的当年新姜,进入地窖储藏两三个月后,通过调整温度,让新姜的姜芽烂掉后再长平,并从新姜转化为老姜,才可以作为生姜上市。生姜和大蒜不一样,不是在很短时间内就集中到各个中间商的冷库里,而是分散在农户的地窖里,所以不太可能存在某些人想象的炒作问题。即使真的炒作,也很难炒作起来。
记者:那姜价暴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通:2009年生姜减产,是目前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2009年年初气温较低,一些刚种下的生姜被冻坏了,没冻坏的,发芽状况也不理想,导致亩产下降。二是种植面积减少。2009年2、3月份,正是当年种新姜的时候,生姜的市场价格只有0.9-1.6元/斤,农户出售时的价格更低。连续几年的低价位,严重打击了农户种姜的积极性,导致当年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今年,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是生姜生产的大年。今年的鲜姜上市后,姜价将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
北京周边菜地逐步减少
记者:为什么大家普遍感觉到菜价这几年上涨的幅度较大?
刘通:在近2-3年的时间里,菜价实际上是在逐年上涨的。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均价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点:2010年6月30日的价格(2.06元/公斤)比2009年同期(1.67元/公斤)高出23.35%;比2008年同期(1.30元/公斤)高出58.46%;比2007年同期(1.25元/公斤)高出64.8%。
记者:为什么菜价会逐年上涨?
刘通:今年3月份,新发地市场举办了春季种业展销会。3天会期里,我和各地种子公司的经销商们进行了交流。他们普遍反映,今年到会购买种子的客户比去年又有所减少,前来选购种子的农户更是明显减少。这说明两点,一是,北京周边的菜地大量减少;二是,种菜是一个高投入的农活,北京的很多农民觉得种菜不划算。北京人吃的菜,现在来自全国各地。在新发地,除贵州和新疆之外,全国其他省份的蔬菜都有。一方面,我们吃到了品种更丰富的蔬菜;另外一方面,流通环节增多、运输成本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导致了菜价逐年上涨。
菜价上涨是今后趋势
记者:今年以来,大蒜、绿豆等农副产品大幅度上涨,这其中有没有游资炒作的因素?
刘通:我觉得,大蒜等农副产品涨价的问题,供应不足是主要矛盾。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前几年这类商品的价格太低伤害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在新发地市场,某种农产品结构性短缺,一般伴随着另外一种农产品结构性过剩。比如说,今年大蒜、生姜价格较高,但邯郸的洋白菜收购价仅为0.10元/斤,种菜的农民叫苦不迭。我们曾想建立一个农副产品生产预警系统,为农民提供种植时的参考信息。这个工作要做得非常细致才有意义。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不是我们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
记者:菜价今后会降下来么?
刘通:菜价不能暴涨暴跌,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菜价上涨是一个必然趋势。各个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状况。此外,这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农村和农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压低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发展了现代工业。这是各国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必经之路。但近年来,国家也在不断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农业进行“反哺”。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承担了调节各个阶层收入的杠杆作用。我们不能用早期印象中的菜价来评价今后的菜价。当然,菜价上涨,势必影响到一些低收入市民的正常生活。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国家需要同时提高这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
上一次是“蒜”你狠,这一次是“姜”你军。
宛若一场安排好的折子戏,绿豆、蒜、辣椒、生姜,这些百姓餐桌上的普通食材今年接替上演逼宫大戏——8月中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姜批发价,短短一个月内暴涨40%,攀升至10年来的最高价。这一价格传导至终端市场,最高时达到每公斤16元,比猪肉还贵!
8月17日起,从北京餐桌上的一块姜出发,循着它生产、运输、买卖的路线,记者辗转回溯到700公里外的山东安丘市的一块姜田内。
穿过炒作的喧嚣,拆解这个农产品暴涨的复杂链条,背后其实隐藏着农产品稳定供应机制的欠缺。
北京:姜价疯涨
8月17日,新发地市场,送姜的卡车终于来到,程秀荣露出了笑容。
程秀荣做了“15年的姜蒜生意”。她的生姜批发点,每两天“走一车姜”,是新发地批发市场内当之无愧的一级生姜批发商。新发地市场创建于1988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包括生姜在内的各类蔬菜,在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千家万户的菜篮子。
一周前,这里的姜价冲高至5.40元,后稍有回落,目前稳定在5.15元左右——这个数字,依然是2000年至今姜价攀上的最高峰之一。
新发地市场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15日至今,姜价从3元多一斤暴涨至5元多,短短一个月上冲了40%还多;而去年9月,姜价还在2元左右徘徊;2006年,姜价最低时到过0.40元。
姜价高涨,程秀荣认为生意更不好做——她称,高涨的姜价,至少给她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姜的销量锐减,姜是调味品,价钱这么高,能不吃就不吃了;二是现在太压本钱。姜价便宜时,一车货一万多元,后来几万元,现在到了十几万元。若途中有个闪失,麻烦大了。程秀荣曾遇到这类麻烦,拉货的司机出车祸后赔不起,索性拉着她的姜跑了。
程秀荣说,一级批发商以“走量”为主,她在“中间只赚几分钱的利”——这辆6.8米长的货车,最多时可装3万斤生姜,她“只赚两三千元”。而姜价上周由涨到跌的过程中,她至少有三车货赔本卖了。
以新发地这些大批发市场为起点,落到市民菜篮子的生姜,途中至少要经过两个环节。
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些蔬菜公司在这里买下大袋包装的生姜后,进一步分包、处理,而后供给各大超市。最好的姜包装后,可以卖到8元左右一斤,比猪肉还贵;另一个环节,则是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二级批发商,这些人从程秀荣手中拿姜后,再次批发给自己辖区内的零售小贩,由后者疏散到各家各户的小菜篮内。最终的价钱,在6.5元到8元不等。
安丘:两头受气
山东省安丘市白芬子镇的黑埠子村拥有长江以北最大的姜蒜批发市场。
刘继升是程秀荣的上家,也是安丘蒜姜批发市场中较大的供应商之一。
在安丘,姜按两种规格来卖,一是鲜姜,二是黄姜。姜挖出后,可以作为鲜姜来出售,但多数姜农会把其放在自家的姜窖内储存起来。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内,姜依然在生长,无用的姜苗会先烂掉而后长好伤口。在此过程中,姜的味道也会变得更辛辣一些,从而更符合其作为调料的功能。
这为刘继升这样的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姜农会在一年四季的时间内,随时出手生姜。他们也会在一年四季将这些生姜发往全国各地。
程秀荣手中5元一斤的姜,按刘继升的说法,不包括途中的运输费用,在他这里的批发价大约在4.6元左右。与之相对,他在安丘市场上的收购价,则在3.90元左右。
通常,在刘继升这样的生姜供应商与姜农之间,也要经过两个环节。一个是生姜经纪人,他们贴近姜农,多为各个村庄里的消息灵通人士。成交后,收取每斤几分钱不等的中介费用;另一个是小供应商,他们通过经纪人从姜农手中收货后加入自己的利润,而后整体批发给刘继升这样的大户。
多年的卖姜历练中,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已井然有序:刘继升负责收单、订购、清洗、分装、过秤、运输等工作;经纪人负责游说姜农接受收购者开出的价格,开窖放姜;小采购商则负责在指定时间内,把约定数量的姜送到刘继升的洗姜车间内。
此前,有媒体传言,有一些莱芜人、江苏人在安丘蒜姜市场高价收货,2.90元的货他3.00元来收,将姜价炒了起来。刘继升对这个传闻的真伪,笑而不答。他认为,姜与大蒜不同,按安丘当地的生产传统,大部分姜被姜农保存在自家的地窖内。即使真的有个别人高价收姜,暂时拉高了姜价,但如果姜民们大量放姜,姜价也会马上降下来。
不过,为了平抑成本,刘继升还是把姜装满了自己的冷库。因为在姜价高涨的时候,辛苦一年的姜农“价越高越舍不得卖”。正常年份内,他一般不这么干,这是一个冒险之举——他的利润“只有几分钱”。姜在冷库内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但温度掌握稍有不慎,就会腐烂。
“没办法,我们两头受气,外地的关系不能断,本地的姜价涨得太厉害,收不是,不收也不是。”他说。
姜农:上涨前已卖出
沿着姜的生产链条再往前延伸,是散布在山东、河北等地的一些姜田。其中一块3亩半地的姜田属于张其禄。
张其禄今年56岁,家住安丘市白芬子镇赶牛路村。他说,他的爷爷甚至爷爷的爷爷,都一直在这一带种姜,而他“4岁起就在姜地里除草”。
安丘的生姜种植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朝。一些传统的种植办法,今天依然在这里使用。每年4月,张其禄会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把生火的炕让给姜种来住。处在休眠状态的姜种,在合适温度的激化下逐渐苏醒,生出1厘米左右的姜芽。而后,张其禄将这些娇嫩的姜芽移植到自己的姜田内。催姜芽期间,视姜种的生长情况,他要严格掌握室内的温度,以免前功尽弃。室内的温度要分别控制在28℃、22℃、18℃三个阶段。稍高、稍低,姜芽都会烂掉。
种姜,还是一个力气活儿。每年10月,赶在霜冻前,张其禄和家人们必须连轴干15天左右——白天有亮时,在地里挖姜;晚上回家后,把姜下到5米深的姜窖内,码一层姜,撒一层沙子,“腰像断了一样”。
8月18日,谈到今年高涨的姜价,他的爱人坐在一边不吭声,张其禄的神色稍微有些尴尬。
去年10月,新姜下来时,在家庭内部,他力主卖鲜姜,理由一是,鲜姜下窖时需要劳力,大儿子已分家,小儿子在京打工,家中劳力匮乏;二是鲜姜储存后有损耗,依据前几年的经验,早卖要比晚卖好。最终,以每斤1.40元的价钱,还兼做姜经纪人的他,率先将自家产出的鲜姜全部卖出。
对大多数的安丘姜农而言,姜会留至第二年鲜姜上市时,才会彻底出手。这是当地延续多年的传统——姜窖是自家的小金库。管理得当,生姜可以在窖中放个两三年。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姜农手里的生姜,会一点点地放出。
姜价因此而起伏不定。下大雨时,一些地势低的姜窖被淹,姜农卖姜多,姜价会下来一些;学生开学时,为了给学生凑学费,姜价也会下来一些;农忙时节,大家无暇卖姜,姜又会上去一些。以此来看,选择细水长流的方式卖姜,显然是一个避免价格风险的稳妥办法。
8月18日,赶牛路村村头的收购价为3.4元。以此计算,张其禄少收入几万元。看到妻子脸色因此不好,他笑着劝解:“如果能测准姜价,那县长也来做姜生意了。别光想今年亏,也想想前年。”
2008年,采用同样策略的他,比大多数姜农每斤多收入了至少0.20元。
其实,张其禄也小有赢利。按他的计算,以安丘去年的成本来衡量,每斤姜的价格在一元左右就“可以”了。“可以”的意思是,能够保本,并稍有盈利。
市场:怪圈循环多年
事实上,对于姜生产链条上的大多数人而言,姜、蒜这类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一个难猜的谜。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已多次在暴涨暴跌间轮回。
在安丘,1996年,姜的收购价曾达到过10元每斤的天价;2004、2005年,生姜的收购价在2元/斤左右,姜农获利稍丰;2006年,生姜价格大滑坡,收购价最低跌到了0.4元/斤。大蒜的情形与此类似,去年蒜价曾跌到几分钱一斤,到了近日,菜市场上的蒜价暴涨到了8元一斤。
事实上,左右这些农副产品价格的,除了人为炒作外,主要有三点:一是金融危机、贸易壁垒等国际政治因素,二是天灾等自然因素,三是作物的种植面积。前两者,发生概率较小;第三个因素最为关键,也最能影响价格——通常而言,某种农副产品猛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大面积的扩种,从而导致其价格在次年猛跌。猛跌过后,则是大面积的缩减种植面积,为新一轮的暴涨奠定了基础。
每一轮的暴涨暴跌,最终都能传导到赶牛路村。
好的故事是,看到姜价暴跌,一个姜农封了姜窖外出打工。2年后姜价暴涨,他回家打开姜窖发了一笔;不好的故事则是,看到一推车大蒜只卖几块钱,张其禄的邻居一气之下将蒜拉回家。大蒜在常温下存放会变味。最终,难以忍受大蒜在院内的异味,他又花了100多元请邻居帮忙把蒜扔到村外。
“蒜疯子,姜傻子”,这是用来形容交易市场上蒜姜价格不稳定,且无规律可循的一句民间谚语。
在蒜姜交易环节闯荡15年的程秀荣说,她所在的新发地市场,经常有人看不准而血本无归。她的记忆里,最近离开新发地的是一个叫“老孟”的人——上一轮姜价疯涨时,他认为姜价还要涨,囤了一批姜。很快,市场内哗啦啦多了十几车姜。越拖价格越低,舍不得卖的他最终赔了一大笔。
这一轮的蒜价上涨,刘继升也动了心思。蒜价两块多时,他筹了一笔钱打算入手。按经验,当时蒜的水分还未晾干,他等了一段时间。蒜价很快冲到3元多,他不敢接手。此后,蒜价疯涨到5块多。
时至今日,刘继升并不后悔。他说,他只赚该赚的钱——在他这个圈子里,上一轮蒜价疯涨疯落的过程中,有人贷款买了一批大蒜,蒜价暴跌后,支付不起冷库费,只好自杀了账。
每年4月,张其禄都需要作出一年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是否种姜?种多大面积的姜?
多数时候,在反复打听后,张其禄这些赶牛路村人还是和往年一样,把自己能种姜的地里都种上了姜。他们认为,姜价“好三年、坏三年,不死不活又三年”。“也许是好的那三年呢。再不济,我还有姜窖可放。比种别的菜强一些。”
未来:姜价涨跌难测
张其禄的小儿子在北京中关村卖电脑。遇到和他儿子一起打工的人回北京,张其禄想给儿子捎一些姜过去。他说:“儿子赚钱不易,北京的姜价那么贵,自家有种,花钱买多心疼!”
平时非常节俭的张其禄,有时也会很大方。在附近的村庄内,他是有名的“姜医生”。为了寻找致病的姜瘟真菌,他先买了一个1000多元的电子显微镜,后又买了一个价值5000多元的。这是他房间内最贵重的一个电子设备。
姜田是他的宝贝。为了解决多年重复种植生姜给土地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懂外文的他,第一个引进了外国的有益菌,用生物的方法来抑制姜瘟。
每天早晚,张其禄都会来到自己的姜田内,除草或找虫子。再过两个月,他精心照料的新姜就会丰收。这一次卖不卖鲜姜,是他目前最头疼的一个难题。
每天早晚,刘继升也要到冷库前看看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中学毕业后,刘继升跟着父亲到北京卖姜。其间,他睡过菜市场,也开过长途大货车。而今,他成了安丘地区最大的生姜批发商之一。
女儿读大学时,他为其选择了报关专业,他希望女儿将来能帮助他把姜的生意做得更远。在他的计划里,他还想做一些姜的深加工项目。“姜有时会滞销,这时候做做深加工,也许有出路。”
程秀荣是刘继升合作多年的老搭档。2009年,她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回忆起小时候在麦地里套种生姜时被扎破脸的日子,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
“姜价涨了一大截,我们这些中间商其实最担心。姜贵了,别人可以不吃姜;姜农可以不种姜。我们不能不干这个。”程秀荣说。
她起初拒绝接受采访。她认为,一些听风就是雨、不负责任的报道,助长了炒作的歪风,“大蒜、辣椒都是这么炒起来的”——她的一个朋友没有赶上炒蒜,后来听媒体忽悠说有人炒辣椒。于是,拿出钱来开炒,最终被深套,“害人害己”。
未来几个月的姜价,是涨还是落?
张其禄和刘继升意见相左;程秀荣和丈夫的意见也相左。刘继升和程秀荣的丈夫认为,姜价还会涨得更高一些,而张其禄和程秀荣认为,姜价很快就会下来。 (春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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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涨价是大趋势
为什么姜的价格在近期暴涨?为什么菜价一年比一年高?
针对这些问题,华北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批发市场统计部部长刘通做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姜价不存在人为炒作问题。此外,要从缩减工农剪刀差的角度来看待菜价的上涨。长期来看,菜价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姜价不存在人为炒作
记者:近期新发地市场的姜价如何?
刘通:生姜价格确实出现了上涨。以新发地市场为例,8月17日的生姜批发价大约在5元/斤。7月5日,生姜价格还在3.6元/斤。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姜价上涨了40%还要多。
记者:有媒体说是游资炒作生姜,你认为呢?
刘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目前北京市场上销售的生姜99%是2009年生产的。这些生姜大部分产自山东。那里的姜农,家家都有地窖。每年霜降前收获的当年新姜,进入地窖储藏两三个月后,通过调整温度,让新姜的姜芽烂掉后再长平,并从新姜转化为老姜,才可以作为生姜上市。生姜和大蒜不一样,不是在很短时间内就集中到各个中间商的冷库里,而是分散在农户的地窖里,所以不太可能存在某些人想象的炒作问题。即使真的炒作,也很难炒作起来。
记者:那姜价暴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通:2009年生姜减产,是目前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2009年年初气温较低,一些刚种下的生姜被冻坏了,没冻坏的,发芽状况也不理想,导致亩产下降。二是种植面积减少。2009年2、3月份,正是当年种新姜的时候,生姜的市场价格只有0.9-1.6元/斤,农户出售时的价格更低。连续几年的低价位,严重打击了农户种姜的积极性,导致当年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今年,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是生姜生产的大年。今年的鲜姜上市后,姜价将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
北京周边菜地逐步减少
记者:为什么大家普遍感觉到菜价这几年上涨的幅度较大?
刘通:在近2-3年的时间里,菜价实际上是在逐年上涨的。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均价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点:2010年6月30日的价格(2.06元/公斤)比2009年同期(1.67元/公斤)高出23.35%;比2008年同期(1.30元/公斤)高出58.46%;比2007年同期(1.25元/公斤)高出64.8%。
记者:为什么菜价会逐年上涨?
刘通:今年3月份,新发地市场举办了春季种业展销会。3天会期里,我和各地种子公司的经销商们进行了交流。他们普遍反映,今年到会购买种子的客户比去年又有所减少,前来选购种子的农户更是明显减少。这说明两点,一是,北京周边的菜地大量减少;二是,种菜是一个高投入的农活,北京的很多农民觉得种菜不划算。北京人吃的菜,现在来自全国各地。在新发地,除贵州和新疆之外,全国其他省份的蔬菜都有。一方面,我们吃到了品种更丰富的蔬菜;另外一方面,流通环节增多、运输成本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导致了菜价逐年上涨。
菜价上涨是今后趋势
记者:今年以来,大蒜、绿豆等农副产品大幅度上涨,这其中有没有游资炒作的因素?
刘通:我觉得,大蒜等农副产品涨价的问题,供应不足是主要矛盾。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前几年这类商品的价格太低伤害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在新发地市场,某种农产品结构性短缺,一般伴随着另外一种农产品结构性过剩。比如说,今年大蒜、生姜价格较高,但邯郸的洋白菜收购价仅为0.10元/斤,种菜的农民叫苦不迭。我们曾想建立一个农副产品生产预警系统,为农民提供种植时的参考信息。这个工作要做得非常细致才有意义。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不是我们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
记者:菜价今后会降下来么?
刘通:菜价不能暴涨暴跌,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菜价上涨是一个必然趋势。各个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状况。此外,这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农村和农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压低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发展了现代工业。这是各国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必经之路。但近年来,国家也在不断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农业进行“反哺”。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承担了调节各个阶层收入的杠杆作用。我们不能用早期印象中的菜价来评价今后的菜价。当然,菜价上涨,势必影响到一些低收入市民的正常生活。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国家需要同时提高这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