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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本文从厌女情结角度分析了小说主人公玛丽扭曲人性背后的悲惨一生，进而得出结论：女性必须学会真正尊重自己，排除那些自我轻贱的意识，才能和男人达成和谐平等的关系。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 厌女症 表象分析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1919-），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战后文坛最富独创精神的杰出女作家之一。其创作主题多元化，几乎涉及了20世纪所有的重大问题和思想。但身为女性，莱辛也关注女性的命运和地位，并以新的视角予以揭示。1950年，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刚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小说中，莱辛于不动声色中，将笔端触及到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厌女症情绪。小说表面是在描述厌女症情结，实质是对厌女症剥夺了女性话语权进行披露。小说向西方读者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象，描述了贫穷的白人移民艰难的求生历程，并涉及了妇女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以及全社会的厌女症情结对于女人个人生活的影响，进而分析了造成主人公玛丽·特纳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厌女症情结是杀害玛丽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一 厌女症特征：女人是祸水
“厌女症”（Mysogyny）是指文学作品中歪曲、贬低女性的形象，并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性头上的情绪或主题，即所谓的“女人是祸水”。“厌女症”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Joan Smith）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表现为在父权制的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而且还沦为男性的“玩物”。
妇女身上拥有的某些特征，如智力低下、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孩童般的情感、想象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掩饰感情等，在厌女症文学作品中被加以放大，特别是在性这一方面，或如那些文学作品中所称的“淫荡”，都成为厌女症文学的特征。
目前有关“厌女症情结”的专著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还没有，但在西方国家的文学研究中，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其中以凯瑟琳·M·罗杰斯的《恼人的伴侣：文学中的厌女史》为代表文献。其实厌女症文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国关于此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文学中经常出现，如《成都，今夜》等。
莱辛的《野草在歌唱》可以算做是一部反映厌女症情结的作品，因作品中塑造的他人对女主人公玛丽的印象和评价，已具备了上述描述的那些特点。这种“厌女症”的倾向或隐或现，时有流露，并通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和过分渲染女性的危险与不祥表现出来。莱辛表面上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厌女症现象进行描述，但实质却是对厌女症这种丑陋的现实加以鞭挞。下面重点探讨《野草在歌唱》中厌女症情结的表象。
小说以报纸上一篇简短的报道开始。作者只以寥寥数笔就描述了一件神秘谋杀案——农场主之妻玛丽被杀害于其住宅的阳台上。但人们看过之后，没有对她表示同情，反而感到有些气愤，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大家的举动都像一群利用或似乎在利用精神感应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鸟儿一样。”在此案发生之前，人们谈到玛丽时，语气总是尖刻而随便，好像是谈到什么怪物，大家都讨厌她。虽然玛丽是个白人，但自从嫁给了特纳之后，她住得就非常简陋，生活也很困顿。在一些聚会上，人们从来看不到她，于是就认为“她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人们没有抱怨其丈夫特纳的无能，相反却同情特纳而怨恨玛丽，认为她是令人讨厌、肮脏的东西，命运对她而言本该如此，被人谋杀了也是活该。玛丽正是由于贫穷而疏远了其他白人，但其他人却认为玛丽给白人丢了脸。再加上她是被一个土著黑人谋杀的，所以人们猜测他俩一定有见不得光的、伤风败俗的关系，“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
在小说中，当男人们看到玛丽的尸体时，其态度更是体现了对于女人的厌恶。比如，小说在写到警长看到玛丽尸体时的表情时，是这样描述的：
“他转身走进卧室，看到玛丽僵硬的尸体盖着一条弄脏的白被单。被单的一端露出一簇淡黄色的乱蓬蓬的头发，另一端是一只起皱的黄色的脚。查理的脸上随即显出一种令人费解的表情，照说他刚才望着那杀人犯的时候，应当露出一脸憎恶和鄙视的神情。可是他却在现在望着玛丽的时候露出了这种神气，而且皱眉蹙额，两片嘴唇紧抿，满脸显出恶意的怪样足有好几秒之久。”
他甚至根本就不关心尸体放在哪里，认为“这没关系。”人们唯一一次提到玛丽时，也只有这样的一句话：“天气太热了，最好把她的尸体弄走，不能再搁下去了”。可见人们对玛丽的厌恶已到了极点。
二 厌女症危害：剥夺了女性话语权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女主人公玛丽·特纳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势利、缺乏人情味的社会外，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女性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莱辛在小说中表达了一种话外音：“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话语权利，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话语进行剥夺并极度蔑视。女性只有服从了父系社会自身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才能进入社会秩序。她们即使进入了这个秩序，也会在秩序内受到压制。在这个秩序内，女性得到的是男性的词语——男性气质的词语。然而这些词语不能表达女性所感受到的一切，而只能表达男性的思想。“声音”这一术语被女性主义看作是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女性如果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必须有自己的声音。但是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女性由于缺乏词语，在这个社会秩序之内只能含糊其词或者保持沉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正如拉康所说：“女性只能留在象征秩序之外，超乎思想和词语，因此她们是不被人所知的”。他甚至说：“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的这种与象征秩序疏离的关系构成了负面意义投射的基础。
玛丽就是因为受到了男权社会的压抑和束缚，而失去了表达自我意识的说话能力。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玛丽成了一个意志力薄弱、生活没有自我定位的女人。她的命运总是被社会所主宰。她企图通过婚姻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她那桩匆忙选择的婚姻注定是要失败的。玛丽年轻时是个很单纯的老处女，那时称心如意的生活使她显得容光焕发。因为爱模仿孩子气的电影明星的打扮，她被描述为“一个秀丽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儿。”由于她从小就是个饱经心酸的人——父母亲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哥哥姐姐的夭折，因此她认为结婚就是件恐惧的事情。直到一天她听到了这样的议论：“……可是认为她永远也不会愿意结婚。其实她不是那么一回事，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概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吧。”这之后，她就认为周围朋友觉得她不结婚就是有毛病，既然朋友认为她应结婚，她就该结婚。于是她就仓促地同一个50岁的鳏夫约会了。在他同玛丽亲热时，她却从他身边逃走了。大家知道此事后，对她又是一阵的厌恶，“在时下性生活科学化的时代，性的冷漠才是再可笑不过的事呢。大家没有原谅她；大家都笑，觉得她有些活该。”人们背地里在不断地谈论她，而她变得更加沉默、没有一丝自信。玛丽后来匆忙地嫁给了农场主特纳，一个很穷很孩子气拒绝长大的人，由此开始了她的另一次命运悲剧。婚后残酷的现实在玛丽渴求独立遭受失败后，又给了她沉重的一击。他们经营的农场连年亏损，家中一贫如洗。玛丽为了改善家中的布置，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可这不但改变不了穷困的境况，同样也摆脱不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玛丽日复一日地在这破败的房间里，打发着空虚沉默的日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因为男性的认识和规则是难以被女性完全认同的，所以这个社会秩序无法被她们充分接受和内化。但在厌女症文学中，总是把女人的反抗描绘成可怕的悲剧，或者把反抗的女性丑化成母夜叉。玛丽也曾想过抗争，而且进行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抗争——她要逃离这使她感到空虚痛苦的农场，回到城里去。但当她回到先前工作的俱乐部时，一个陌生的女总管告诉她，“这里不接纳结过婚的女子。”她已经忘记了这个城市不接纳已婚妇女的规则。在人们眼里，她的社会身份已经从城市女子转变为可怜卑贱的乡下人，内心对她充满了鄙夷和厌恶。玛丽此时方才明白，她的梦想永远地消失了。想通过回归城市未果的玛丽，只能心灰意冷地跟随寻她而来的特纳回到农场，回去重过与她母亲的命运几乎毫无差别的生活中去，接受父系社会对自己的定位。当人们得知玛丽撇开她的丈夫曾经出走过时，认为她“不该那么做。那样的做法不正派。”这个故事最后被歪曲得完全走了样，以至于传成玛丽出走是因为她丈夫把她锁在了门外，她不得已向查理借钱，然后逃走的。人们一提起来无不摇头、厌恶玛丽，一致痛斥玛丽，认为特纳应该让她走。玛丽在精神上始终被动地接受环境和命运的摆布，从未真正地理解过自由的本质含义，狭隘的种族意识又妨碍了她对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这一切加速了她走向悲剧的进程。
玛丽身上带着鲜明的种族歧视的烙印，但她在潜意识里渴望着被爱、被安抚和力量。正是黑人仆人摩西的善意安慰，才使得玛丽在生活上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当查理想收购特纳的农场来到他家时，他看到了玛丽对摩西说话的态度，以及对自己说话的方式，“他冷冷地看着她，目光中满含着鄙视和厌恶。”查理用挑衅的眼睛看着玛丽，但她的眼睛里带有一丝暗自得意的光彩，使得查理气得“血液往头上涌”。他认为他俩之间一定有着暧昧关系，他觉得她简直是跟野兽发生了关系，白人的尊严受到了玷污。查理看客的心理扭曲了。以义愤为名的道德仇恨促使伪善的查理要立刻赶走他们。社会丧失了宽容运转的润滑剂，此时，厌女症的社会影响体现了出来。莱辛向读者暗示并强调了这样的一种世俗观念——因为玛丽的反抗违反了父权制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威胁到了父权制文化中男人的权威，所以，她必死无疑。
总之，种种因素把玛丽推向了绝境，首先因为她是女性，是男权话语社会的边缘人。人们从婴儿向成人的转变是一个拒绝母亲、贬低妇女及所有女性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由于男孩和母亲有性的差异，男孩可以彻底完成这个断裂，从而实现他对独立、对无所不能的渴望。但由于女孩和母亲的性是相同的，因此女孩绝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决裂。但是，只要自我定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理解为拒绝母亲因而也就是拒绝女性的过程，那么女人，正因为她是女人，她就依然是缺乏独立性的，并且因为这个否定的过程对女性来说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否定，女性缺乏自信和坚实的精神基础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正因为有了这种影响广泛的观念，厌女症情结才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再加上玛丽自身的一些弱点，加速了她走向死亡的悲剧发生。莱辛在为玛丽的命运唏嘘感慨之时，其实也是对玛丽甚至所有女性所处的恶劣的社会环境和卑劣的世俗思想的一次批判。
参考文献：
[1] [英]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 凯瑟琳·M·罗杰斯：《恼人的伴侣：文学中的厌女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3] [美]艾莉斯·马利雍·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商周出版社，2006年版。
[4] [美]萨莉·J·肖尔茨：《波伏娃》，中华书局，2002年版。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6]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穆宏宇，女，1970—，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韩振宏，女，1981—，张家口张北人，张家口教育学院2005级在读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 厌女症 表象分析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1919-），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战后文坛最富独创精神的杰出女作家之一。其创作主题多元化，几乎涉及了20世纪所有的重大问题和思想。但身为女性，莱辛也关注女性的命运和地位，并以新的视角予以揭示。1950年，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刚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在小说中，莱辛于不动声色中，将笔端触及到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厌女症情绪。小说表面是在描述厌女症情结，实质是对厌女症剥夺了女性话语权进行披露。小说向西方读者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象，描述了贫穷的白人移民艰难的求生历程，并涉及了妇女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以及全社会的厌女症情结对于女人个人生活的影响，进而分析了造成主人公玛丽·特纳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厌女症情结是杀害玛丽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一 厌女症特征：女人是祸水
“厌女症”（Mysogyny）是指文学作品中歪曲、贬低女性的形象，并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性头上的情绪或主题，即所谓的“女人是祸水”。“厌女症”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Joan Smith）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表现为在父权制的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而且还沦为男性的“玩物”。
妇女身上拥有的某些特征，如智力低下、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孩童般的情感、想象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掩饰感情等，在厌女症文学作品中被加以放大，特别是在性这一方面，或如那些文学作品中所称的“淫荡”，都成为厌女症文学的特征。
目前有关“厌女症情结”的专著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还没有，但在西方国家的文学研究中，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其中以凯瑟琳·M·罗杰斯的《恼人的伴侣：文学中的厌女史》为代表文献。其实厌女症文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国关于此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文学中经常出现，如《成都，今夜》等。
莱辛的《野草在歌唱》可以算做是一部反映厌女症情结的作品，因作品中塑造的他人对女主人公玛丽的印象和评价，已具备了上述描述的那些特点。这种“厌女症”的倾向或隐或现，时有流露，并通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和过分渲染女性的危险与不祥表现出来。莱辛表面上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厌女症现象进行描述，但实质却是对厌女症这种丑陋的现实加以鞭挞。下面重点探讨《野草在歌唱》中厌女症情结的表象。
小说以报纸上一篇简短的报道开始。作者只以寥寥数笔就描述了一件神秘谋杀案——农场主之妻玛丽被杀害于其住宅的阳台上。但人们看过之后，没有对她表示同情，反而感到有些气愤，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大家的举动都像一群利用或似乎在利用精神感应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鸟儿一样。”在此案发生之前，人们谈到玛丽时，语气总是尖刻而随便，好像是谈到什么怪物，大家都讨厌她。虽然玛丽是个白人，但自从嫁给了特纳之后，她住得就非常简陋，生活也很困顿。在一些聚会上，人们从来看不到她，于是就认为“她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人们没有抱怨其丈夫特纳的无能，相反却同情特纳而怨恨玛丽，认为她是令人讨厌、肮脏的东西，命运对她而言本该如此，被人谋杀了也是活该。玛丽正是由于贫穷而疏远了其他白人，但其他人却认为玛丽给白人丢了脸。再加上她是被一个土著黑人谋杀的，所以人们猜测他俩一定有见不得光的、伤风败俗的关系，“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
在小说中，当男人们看到玛丽的尸体时，其态度更是体现了对于女人的厌恶。比如，小说在写到警长看到玛丽尸体时的表情时，是这样描述的：
“他转身走进卧室，看到玛丽僵硬的尸体盖着一条弄脏的白被单。被单的一端露出一簇淡黄色的乱蓬蓬的头发，另一端是一只起皱的黄色的脚。查理的脸上随即显出一种令人费解的表情，照说他刚才望着那杀人犯的时候，应当露出一脸憎恶和鄙视的神情。可是他却在现在望着玛丽的时候露出了这种神气，而且皱眉蹙额，两片嘴唇紧抿，满脸显出恶意的怪样足有好几秒之久。”
他甚至根本就不关心尸体放在哪里，认为“这没关系。”人们唯一一次提到玛丽时，也只有这样的一句话：“天气太热了，最好把她的尸体弄走，不能再搁下去了”。可见人们对玛丽的厌恶已到了极点。
二 厌女症危害：剥夺了女性话语权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女主人公玛丽·特纳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势利、缺乏人情味的社会外，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女性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莱辛在小说中表达了一种话外音：“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话语权利，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话语进行剥夺并极度蔑视。女性只有服从了父系社会自身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才能进入社会秩序。她们即使进入了这个秩序，也会在秩序内受到压制。在这个秩序内，女性得到的是男性的词语——男性气质的词语。然而这些词语不能表达女性所感受到的一切，而只能表达男性的思想。“声音”这一术语被女性主义看作是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女性如果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必须有自己的声音。但是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女性由于缺乏词语，在这个社会秩序之内只能含糊其词或者保持沉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正如拉康所说：“女性只能留在象征秩序之外，超乎思想和词语，因此她们是不被人所知的”。他甚至说：“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的这种与象征秩序疏离的关系构成了负面意义投射的基础。
玛丽就是因为受到了男权社会的压抑和束缚，而失去了表达自我意识的说话能力。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玛丽成了一个意志力薄弱、生活没有自我定位的女人。她的命运总是被社会所主宰。她企图通过婚姻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她那桩匆忙选择的婚姻注定是要失败的。玛丽年轻时是个很单纯的老处女，那时称心如意的生活使她显得容光焕发。因为爱模仿孩子气的电影明星的打扮，她被描述为“一个秀丽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儿。”由于她从小就是个饱经心酸的人——父母亲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哥哥姐姐的夭折，因此她认为结婚就是件恐惧的事情。直到一天她听到了这样的议论：“……可是认为她永远也不会愿意结婚。其实她不是那么一回事，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概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吧。”这之后，她就认为周围朋友觉得她不结婚就是有毛病，既然朋友认为她应结婚，她就该结婚。于是她就仓促地同一个50岁的鳏夫约会了。在他同玛丽亲热时，她却从他身边逃走了。大家知道此事后，对她又是一阵的厌恶，“在时下性生活科学化的时代，性的冷漠才是再可笑不过的事呢。大家没有原谅她；大家都笑，觉得她有些活该。”人们背地里在不断地谈论她，而她变得更加沉默、没有一丝自信。玛丽后来匆忙地嫁给了农场主特纳，一个很穷很孩子气拒绝长大的人，由此开始了她的另一次命运悲剧。婚后残酷的现实在玛丽渴求独立遭受失败后，又给了她沉重的一击。他们经营的农场连年亏损，家中一贫如洗。玛丽为了改善家中的布置，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可这不但改变不了穷困的境况，同样也摆脱不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玛丽日复一日地在这破败的房间里，打发着空虚沉默的日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因为男性的认识和规则是难以被女性完全认同的，所以这个社会秩序无法被她们充分接受和内化。但在厌女症文学中，总是把女人的反抗描绘成可怕的悲剧，或者把反抗的女性丑化成母夜叉。玛丽也曾想过抗争，而且进行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抗争——她要逃离这使她感到空虚痛苦的农场，回到城里去。但当她回到先前工作的俱乐部时，一个陌生的女总管告诉她，“这里不接纳结过婚的女子。”她已经忘记了这个城市不接纳已婚妇女的规则。在人们眼里，她的社会身份已经从城市女子转变为可怜卑贱的乡下人，内心对她充满了鄙夷和厌恶。玛丽此时方才明白，她的梦想永远地消失了。想通过回归城市未果的玛丽，只能心灰意冷地跟随寻她而来的特纳回到农场，回去重过与她母亲的命运几乎毫无差别的生活中去，接受父系社会对自己的定位。当人们得知玛丽撇开她的丈夫曾经出走过时，认为她“不该那么做。那样的做法不正派。”这个故事最后被歪曲得完全走了样，以至于传成玛丽出走是因为她丈夫把她锁在了门外，她不得已向查理借钱，然后逃走的。人们一提起来无不摇头、厌恶玛丽，一致痛斥玛丽，认为特纳应该让她走。玛丽在精神上始终被动地接受环境和命运的摆布，从未真正地理解过自由的本质含义，狭隘的种族意识又妨碍了她对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这一切加速了她走向悲剧的进程。
玛丽身上带着鲜明的种族歧视的烙印，但她在潜意识里渴望着被爱、被安抚和力量。正是黑人仆人摩西的善意安慰，才使得玛丽在生活上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当查理想收购特纳的农场来到他家时，他看到了玛丽对摩西说话的态度，以及对自己说话的方式，“他冷冷地看着她，目光中满含着鄙视和厌恶。”查理用挑衅的眼睛看着玛丽，但她的眼睛里带有一丝暗自得意的光彩，使得查理气得“血液往头上涌”。他认为他俩之间一定有着暧昧关系，他觉得她简直是跟野兽发生了关系，白人的尊严受到了玷污。查理看客的心理扭曲了。以义愤为名的道德仇恨促使伪善的查理要立刻赶走他们。社会丧失了宽容运转的润滑剂，此时，厌女症的社会影响体现了出来。莱辛向读者暗示并强调了这样的一种世俗观念——因为玛丽的反抗违反了父权制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威胁到了父权制文化中男人的权威，所以，她必死无疑。
总之，种种因素把玛丽推向了绝境，首先因为她是女性，是男权话语社会的边缘人。人们从婴儿向成人的转变是一个拒绝母亲、贬低妇女及所有女性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由于男孩和母亲有性的差异，男孩可以彻底完成这个断裂，从而实现他对独立、对无所不能的渴望。但由于女孩和母亲的性是相同的，因此女孩绝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决裂。但是，只要自我定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理解为拒绝母亲因而也就是拒绝女性的过程，那么女人，正因为她是女人，她就依然是缺乏独立性的，并且因为这个否定的过程对女性来说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否定，女性缺乏自信和坚实的精神基础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正因为有了这种影响广泛的观念，厌女症情结才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再加上玛丽自身的一些弱点，加速了她走向死亡的悲剧发生。莱辛在为玛丽的命运唏嘘感慨之时，其实也是对玛丽甚至所有女性所处的恶劣的社会环境和卑劣的世俗思想的一次批判。
参考文献：
[1] [英]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 [美] 凯瑟琳·M·罗杰斯：《恼人的伴侣：文学中的厌女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3] [美]艾莉斯·马利雍·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商周出版社，2006年版。
[4] [美]萨莉·J·肖尔茨：《波伏娃》，中华书局，2002年版。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6]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穆宏宇，女，1970—，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韩振宏，女，1981—，张家口张北人，张家口教育学院2005级在读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