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为社会科学创造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论。对纳什的最好纪念，是理解纳什均衡，学会运用博弈论分析社会问题。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作为理性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追求自己 的幸福。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 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但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所谓“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除了个体利益之外，妨碍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即使到今天，尽管人类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已大大增加，真正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我们有关人类自身的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追求幸福的最佳途径。让普通人接受自然科学的知识相对容易，但接受社会科学的知识很难。我们短视、傲慢、狭隘、自以为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常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
　　正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许多看似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是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大部分损人利己的无耻行为本质上也是无知的结果。损人者自以为在最大化自己的幸福，但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损人又害己。有些人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谋幸福，但由于无知，也给人类带来不小的灾难。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幸运的是，作为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人类不仅具有 天然的创造力，也具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本领。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克服了囚徒困境的障碍，不断走向合作，由此才有了人类的进步。诸如言语、文字、产权、货币、价格、公司、利润、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钟表、计算机、网络等发明，都是人类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的重要手段。
　　当然，每一次合作带来的进步，都伴随新的囚徒困境的出现。比如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更大范围合作的空间，但互联网也为坑蒙拐骗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
　　人类的合作与进步离不开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贡献。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出现了诸如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 多德、耶稣等这样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以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为己任，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他们的思 想减少了人类的无知，成为后世思想的核心和支柱，至今仍 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算起，只有238年的历史。但经济学对人类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提升的贡献是巨大的。亚当·斯密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证明市场是人与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看到，真正遵循亚当·斯密的理念、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比非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最杰出的成就也许就是博弈论的发展。博弈论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促进人类的合作。囚徒困境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克服囚徒困境的思路。只有理解了人们为什么不合作，我们才能找到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理性人假设。博弈论继承了这一假设。这一假设经 常受到批评，甚至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把生 活中出现的损人利己行为和道德堕落现象归罪于经济学家 的理性人假设，好像是经济学家唆使人变坏了。这是一个极 大的误解。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逻辑分析都证明，“利他主 义”的假设更容易使人在行为上变坏，而不是相反。
　　专制制度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假定皇帝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官员是“贤臣”。如果 我们早就假定皇帝是“理性人”，是“自私的”，中国也许早 就实行民主和法治了。全世界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正是那些最早不把国王当“圣人”、假定官员一有机会就会谋私利的国家。
　　当然，理性人假设不是没有缺陷，现实中的人确实不像 经济学家假设的那么理性。但只有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制度和文化对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是多么重要。促进社会合作和推动人类进步不能寄希望于否定人是理性的，只能通过改进制度使合作变成理性人的最好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