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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的特立独行者——谢平
道琼斯通讯社用“特立独行者”来形容中国一位重要的金融官员——谢平。透过其对谢的赞赏，可以看到世界对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切。
道琼斯社的特稿指出：在谢平20年的央行生涯中，他以常在各种充斥着老生常谈的政策会议上直抒胸臆而闻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不畏强权的行事风格影响了他的仕途。但当温家宝总理为中国政府在两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投资寻找一位敢作敢为的管理人时，他在去年11月份选中了49岁的谢平。选择不人云亦云的谢平委以此任，既表明中国政府有决心整顿该国问题重重的银行业，也说明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留给谢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向外资开放。中国政府正赶在这一巨大挑战到来之前竭尽全力整顿该国受到过度保护的国有银行业，以期改善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
1年前，中国政府向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注资450亿美元，以帮助它们冲销坏帐并为股票上市做好准备。这两家银行分别是中国的第二和第三大银行。谢平出掌中国政府为管理上述巨额注资而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由于汇金实际上拥有上述两家银行的全部股份，即使是两银行上市后汇金也将持有它们高达80%的股份，谢平事实上成为了这两家银行的幕后操纵人，拥有空前的权威。汇金有权任命两家银行各自董事会里6位董事中的5位，两银行的任何决策，从员工奖励计划到信息技术支出，实际上都是汇金说了算。
对致力于整顿国有银行业的中国政府来说，扭转这些银行数十年来在放贷时形成的铺张浪费和政治挂帅作风可能是最艰巨的一项工作。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银行业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鉴于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无论成败都有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这几家规模最大的贷款机构仍然背负着巨额坏帐，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额估计高达4000亿美元，而2003年和2004年初的大规模放贷无疑又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大幅增加。
以往，贷款规模的大小是衡量中国国有银行经营是否成功的标准。谢平的任务是迫使这两家在他监管之下的银行转而采用利润指针作为衡量经营成败的标准。当记者在谢平位于央行的办公室见到他时，此人仍像以往那样一身不修边幅的学者打扮，双脚搁在房中一张旧茶几上，由于调任新职在即，办公室里堆满了盛放物品的纸箱。那张茶几上杂乱地放着文件﹑旧报纸和一大瓶洗发精。央行员工最近人手一瓶这样的洗发精，向员工发放福利用品是政府机关充当员工的福利保障机构时惯常的做法，发放的物品从肥皂到电影票，无所不包。谢平未来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企业文化。
他的这一努力最近在中国银行的总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总部员工都接到了一纸通知，要求他们必须重新申请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证明自己胜任这一职位。谢平说，他正准备从海外招募一位首席信贷总监和一位风险管理负责人。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满意银行一位经理的工作表现，我们就可能撤换他。”鉴于中国各银行的负责人都是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的，这可谓一项大胆的声明。
树立纪律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过去几年中，尽管中国政府向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注入了大笔救援资金，但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却是越来越多。谢平说，这不关资金的事，这些银行的资金已经足够了，它们现在需要的是纪律。谢平保证说，他对这些银行的管理只是点到为止。他说：“我帮助挑选董事会成员，除此之外我不会干预日常管理。”
但熟悉谢平的人却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他的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说：“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一位银行经理说，这是你的业绩，这是你的薪酬。”汇金直接受国务院(中国的内阁)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政府更信任谢平而不是各银行的管理人士。
谢平的上述努力有可能会将他置于权利巨大的其他许多官员的对立面，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将银行视为政府的融资机构。谢平已显示出他是不畏强权的。这位温州人的英语是他早年当造船工人时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而温州这座沿海城市则以其企业家传统而闻名。他于1985年到中国央行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升到了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位子，该部门负责商业银行的坏帐清理工作。
谢平曾公开与他的前任领导──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唱反调，这在习惯于下级服从上级的中国政府机构里是不多见的。据银行内部人士称，戴相龙倾向于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改革中国的银行业。谢平则呼吁解散这些现有官僚机构，为商业银行引入外部股东和外国投资者，使其具有独立的董事会，从而能够真正履行董事会的监管职责。
谢平是可以在这一新岗位上贯彻自己意志的不可多得人选。据说他可以直接向温家宝总理进言，是温总理顾问圈子里的一员。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学者之一，著作颇丰，曾两次获得中国最高的经济学研究奖。
谢平是中国政坛精英圈子的局外人，这也可能是他喜欢大胆直言和挑战上司的原因之一。但谢平这些鲜明的性格特点也会使他疏远他人。据与他熟识多年的人士说，在央行的会议上，谢平经常令他的同事下不来台。他的一位多年的同事说，谢平并不是针对哪个人，他只是要把问题争论明白。
看清中国式周期
《中国企业家》的文章认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做出商业决策前，应把宏观调控当作“常态因素”来考虑。
商业周期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商业律动，它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了技术进步，体现了消费者品味的提升等等。而中国的宏观管制部门始终不承认商业律动。“中国式周期”的特点是政府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律动，但这个律动不是商业周期。商业周期体现的是整个社会不同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宏观调控是单方向的，取决于少数人意志，而且是突发的，无法预测：你可以进行“政治预测”，但是你无法进行“商业预测”。所以中国这么多年的宏观调控，没有几次和商业有关系，都是政治意图变了。还有一个问题，宏观调控能“制造出”商业周期来——不是商业自己形成的，结果是可能让商业早产，也可能让商业律动胎死腹中。
2004年的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基于市场配置的要素需求与服膺于政府意志的要素供给之间矛盾加剧而又难于调和的结果。中国经济从中央政府的计划配置走向民间的市场经营，在20多年的时间里，的确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主流的资源支配方式仍然是非市场的。几乎所有的专家至少都在私下承认，中国的商业周期是不能用西方的指标体系和调整手段简单处理的。但是，在公开场合，主流的声音仍然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视为“正常的”商业周期。须知，在一个大国经济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投资者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具体的对立双方就是中央政府和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势力。
《中国企业家》相信，在中央政府一系列严厉宏观调控措施背后，首要的动因是对执政能力的巩固。所以，今后，体现扶植国企集团、辅助本土企业和支持科技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将在一段时间内取代多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大力吸收外资和倚重金融运作的强势群体政策。这是大势。作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可不察。
境外资金如何进入中国市场
2004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数字达到创纪录的6099亿美元，一年增长了2067亿美元。专家认为，除了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外，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涌入、央行不得不强行结汇，才是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的真正原因。
《国际金融报》刊文分析，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境外资金已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进入中国市场。2004年前三季度，相比于39.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约487亿美元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了1113亿美元。扣除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因素，可查的短期资本达到近600亿美元。也就是说，前三季度明确在案进入中国境内的境外资金约1100亿美元。
综合来看，境外资金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入中国市场：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合法途径。预计2004年全年中国外商实际投入金额将首次超过600亿美元，增幅高于15%。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一部分并未直接进入实业投资领域。例如，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共527.43亿美元，约合4367亿元人民币，当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4.3202万亿元人民币，但当年FDI流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不到10%，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一部分资金暂时闲置在外资企业的账户上，并且以现金管理的名义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尤其是2004年11月开始实施《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允许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境内成员公司向境外成员公司放款，集合或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这更有利于在华跨国公司自主调剂和使用在华投资资金。
二、利用中国经常项目可兑换进入中国市场。常见的方式有进出口价格虚报、預收货款、延迟付汇造假、平行贷款、提前错后及借用外债等。除了企业，个人也通过个人外汇汇款，将资本项下的资金混入经常项目而流入境内，这种情况一度相当普遍，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境内居民将在外投资本金或收益以非贸易外汇形式汇入境内结汇；二是境外投资者以本人或授权代理人的名义汇入款项，并以个人名义结汇；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总公司以个人捐赠款等名义将资金汇入境内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董事会成员，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结汇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据统计，在截至2004年9月底的2232.73亿美元外债中，贸易信贷余额为428.58亿美元，占比近2%。
三、以在华外资企业为通道。一是通过在华建立投资性公司或生产型子公司及合资公司，或者以建设合资及独资项目的名义，以企业注册资本金或增资等形式,从境外收取外汇并办理结汇。二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贷款，即外商投资企业以股东贷款方式进行对外短期借款并结汇。三是境内外资企业与境外关联企业相互配合，以暂收应付款、预收货款、延迟出口等方式，为境外资金入境提供便利。至2004年9月底，在2232.73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为420.91亿美元，占23.33%。
四、通过境内企业进行外汇贷款并结汇。典型的做法是在境内的外汇贷款通过银行离岸业务变相结汇，即境内企业利用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的离岸贷款业务,由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离岸部门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发放短期外汇贷款后,外方再转借给境内企业,办理结汇,从而绕开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贷款不能结汇的管制。至2004年9月底，中资企业债务余额为61.88亿美元，占登记外债余额的3.43%。
五、境内中外资银行的自主资金调配。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实现顺差52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只增长了1%，而证券投资则从2002年的103亿美元逆差变为2003年的114亿美元顺差，其他投资项目从2002年41亿美元的逆差扩大为2003年的58.82亿美元逆差，说明境内金融机构除了减少境外拆放，还增加了境外拆借。2004年9月底，在中国登记的外债余额中，中资金融机构外债余额为645.04亿美元，占35.75%；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333.69亿美元，占18.50%。
六、资本市场渠道。截至2004年12月16日，外管局共批准了27家QFII,投资总额度超过30亿美元。这部分资金主要持有中国的A股，并通过境内各商业银行实行托管。此外，从流向来看，除了实业投资领域，相当一部分境外资金进入了国债、股票及房地产市场。另据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截至2004年11月末，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的企事业单位外汇存款余额为5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5%；而2004年前11个月，境内外汇贷款累计增加167亿美元，同比少增114亿美元。外汇贷款少增有实施《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的因素，但综合外汇存贷款两方面可以看出，具有外贸或外资背景境内企业的资金头寸相当充裕。
《上海国资》：明天外资会并购谁
未来外资并购将从制造业蔓延至服务业，但两者的并购模式有所不同。在制造业中，并购将由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服务业将由商业、酒店业的合资合作拓展到金融、通讯、公用事业等高门槛行业企业。
外资并购的行业特征与中外双方的意愿和兴趣有关，但双方的意愿在加入WTO之后有所变化。加入WTO以前，中国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引资原则和开放策略，试图通过引资政策保护国内经济和产业的安全，同时引导资金的流向。但实际上，外商的行为有短期化倾向，总是设法将资金投向投资回收期短、回报率高的工业和房地产行业。如1979～1990年，外商投资的部门占外资总额的比重為：工业部门58%，房地产公用服务业22%，农业部门2.85%，交通运输部门1.18%，建筑部门1.8%，商业部门4.15%，科技部门0.12%。
加入WTO之后，中方的引资意愿大大增强，很多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都开始制定向外资开放的方案，个别行业(如航空)的开放方案甚至已经超越了WTO协议，以利用WTO所规定的保护期获得更多的股权溢价。同样，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明显增强，开始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性市场和资源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并购目标也在逐渐转变，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
未来外资并购将会较多地出现追求长期价值(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规模优势等等)的案例，追逐短期性收益(财务性并购、其它避税等等动机)的比重将会减少。
综合双方意愿，大致判断可能较多地发生外资并购的行业如下：1、受政策性限制，目前只能参股的行业，如银行、保险、证券行业、零售行业，通信业等。这些行业常常有垄断的利润，所以深受外资青眯,现在外资对这些行业的参股将为未来政策松动后的整体收购创造条件。2、速度：有助于外资更快抢占市场的行业。所谓速度主要是指被外资并购的企业能够更快地形成生产能力，从而更快地抢占市场。这样的行业具有以下特征：行业具有较好的成长性，而且外资相对弱小；集中度比较高或者进入壁垒比较高的行业，因为在位企业通常比较强大，并购现有企业是外资进入的较好方式；竞争激烈或者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行业，外资采用并购方式，能迅速获得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较高的行业，汽车、石油化工行业(特别是燃油)明显属于这一类，其他的行业包括保险、通信等。3、有核心竞争力、与外资资源互补的行业。外资并购国内公司，一般是希望并购后能换取自身发展急需的互补性资源，因此，这些公司是否拥有一定的核心能力尤其显得重要。外资青眯的重点行业，如金融、汽车业、家电业、机械业、商业、仓储运输业、房地产业还有公用事业等。
表2
可以判断，未来外资并购将从制造业蔓延至服务业，但两者的并购模式有所不同。
在制造业，加入WTO之前，外资就大量参股了制造业的公司，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避开较高的关税限制，规避本土市场资源和信息的不足。加入WTO之后，外资涉足中国市场的程度逐步加深，从国内产业的集中度、全球国际分工安排战略及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来看，在部分行业内，外资并购的效果可能好于新设投资的效果。已经与外资建立了合资企业、或有良好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内公司，很容易成为收购目标。此外，外资也会更多地考虑一些有核心资源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国内企业，这些行业包括：汽车、电器、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化工(主要为精细化工和橡胶)以及医药等。外资并购的可能模式是，首先收购原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股份，将合资转为独资，然后会考虑直接收购其它有竞争力的国内公司。
在服务业，加入WTO之前比较积极的是商业及酒店旅游业方面的合资合作，其他领域的外资进入及合作较少。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资进入金融服务业、传媒、旅游业、批发零售以及仓储运输等行业均有3～5年的过渡期及严格的限制性措施。在过渡期内外资投资的模式是，在不超过股权限制比例的前提下，首先设法合资合作，以谋求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待过渡期和股权限制措施解除之后，再伺机发动大规模的并购行动以谋求企业实际控制权。
《资本市场》：中外资银行冷静对视
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引起了中资银行的高度警觉。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关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动向。从2002年开始，他们一直在对外资银行进入后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詹向阳介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首先选择的都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中国金融资源丰厚的地区。在签订入世协定的时候，外资银行就已经圈定了这些地区。当这些外资银行在这些大城市占稳脚跟之后，就会想办法将中国优质的金融资源抢走。配合这种战略，外资银行在这些大城市设立分行和代表处的同时，还积极参股中资银行，目前外资银行已经参股10家中资银行。
尽管已经看到了中外资银行竞争的苗头，如人才竞争和针对高端客户的竞争已经展开，并对未来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形势感到担忧，但詹向阳同样也认为，合作比竞争更有效，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大，国际金融市场更大，中外资银行之间还没有到贴身肉搏的境地，相互之间的合作空间远大于竞争。由于国际国内业务、本外币业务之间的中外资银行的互补关系，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可以出现“双赢”的局面。
《环球企业家》：像耐克那样
如何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品牌，耐克靠的不仅仅是球星。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简单却充满创新科技的耐克运动鞋对大众的诱惑力，并不亚于手机和电脑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根据最近一份调查显示，耐克仍是最受中国中产阶级欢迎的品牌。而耐克在产品设计、行销和广告等方面展现出来的神秘魅力、不守成规和企业性格中那股既独特又复杂的“COOL”劲，都已广为人知。
国内的模仿者们都已领会到这样一种“耐克精神”：你贩卖的是远比鞋子更复杂、更有意义的东西，从1990年代末开始，它们开始效法耐克在营销、研发、生产上的做法，将其作为发展的核心策略，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牌运动。但几年下来，它们的销售有所增加，在品牌形象上却都提升不大。随着耐克和阿迪达斯这样的国际品牌加强对部分小城市市场的渗透，它的弱势正变得日渐突出。
本土品牌还有成为中国版耐克的希望吗？奈特的说法是：“想到打败耐克，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面而准确地模仿我们，然后再找出不同点来各个击破。”当然，他表示，过程将会相当困难。
《互联网周刊》：中小企业板远非纳斯达克
尽管中小企业板承载着纳斯达克中国版本的重任，但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让市场上的投资者再次失望。信心丧失的同时，人们开始怀疑中小企业板能否承受其重？
继新和成之后第二家在中小企业板挂牌的江苏琼花，应该属于典型的小盘绩优公司。但上市仅十天后，江苏琼花就爆出“丑闻”。而紧接着，另一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精工科技又发生了“睁眼说瞎话”的事情。江苏琼花与精工科技的违规行为，说明他们并没有把中小股东放在眼里，而是完全在按照大股东的主观意愿运作公司。
两个典型违规事件的发生说明主板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危害已经“传染”到刚诞生的中小企业板，更加不幸的是中小企业板就像是得了“爱滋病”，免疫的能力几近于零。投资者很难防范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企业大股东利用“制度性”缺陷射向投资者的“暗箭”。制度性缺陷决定了中小企业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道琼斯通讯社用“特立独行者”来形容中国一位重要的金融官员——谢平。透过其对谢的赞赏，可以看到世界对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切。
道琼斯社的特稿指出：在谢平20年的央行生涯中，他以常在各种充斥着老生常谈的政策会议上直抒胸臆而闻名，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不畏强权的行事风格影响了他的仕途。但当温家宝总理为中国政府在两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投资寻找一位敢作敢为的管理人时，他在去年11月份选中了49岁的谢平。选择不人云亦云的谢平委以此任，既表明中国政府有决心整顿该国问题重重的银行业，也说明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留给谢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向外资开放。中国政府正赶在这一巨大挑战到来之前竭尽全力整顿该国受到过度保护的国有银行业，以期改善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
1年前，中国政府向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注资450亿美元，以帮助它们冲销坏帐并为股票上市做好准备。这两家银行分别是中国的第二和第三大银行。谢平出掌中国政府为管理上述巨额注资而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由于汇金实际上拥有上述两家银行的全部股份，即使是两银行上市后汇金也将持有它们高达80%的股份，谢平事实上成为了这两家银行的幕后操纵人，拥有空前的权威。汇金有权任命两家银行各自董事会里6位董事中的5位，两银行的任何决策，从员工奖励计划到信息技术支出，实际上都是汇金说了算。
对致力于整顿国有银行业的中国政府来说，扭转这些银行数十年来在放贷时形成的铺张浪费和政治挂帅作风可能是最艰巨的一项工作。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银行业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鉴于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无论成败都有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这几家规模最大的贷款机构仍然背负着巨额坏帐，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额估计高达4000亿美元，而2003年和2004年初的大规模放贷无疑又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大幅增加。
以往，贷款规模的大小是衡量中国国有银行经营是否成功的标准。谢平的任务是迫使这两家在他监管之下的银行转而采用利润指针作为衡量经营成败的标准。当记者在谢平位于央行的办公室见到他时，此人仍像以往那样一身不修边幅的学者打扮，双脚搁在房中一张旧茶几上，由于调任新职在即，办公室里堆满了盛放物品的纸箱。那张茶几上杂乱地放着文件﹑旧报纸和一大瓶洗发精。央行员工最近人手一瓶这样的洗发精，向员工发放福利用品是政府机关充当员工的福利保障机构时惯常的做法，发放的物品从肥皂到电影票，无所不包。谢平未来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企业文化。
他的这一努力最近在中国银行的总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总部员工都接到了一纸通知，要求他们必须重新申请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证明自己胜任这一职位。谢平说，他正准备从海外招募一位首席信贷总监和一位风险管理负责人。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满意银行一位经理的工作表现，我们就可能撤换他。”鉴于中国各银行的负责人都是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的，这可谓一项大胆的声明。
树立纪律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过去几年中，尽管中国政府向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注入了大笔救援资金，但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却是越来越多。谢平说，这不关资金的事，这些银行的资金已经足够了，它们现在需要的是纪律。谢平保证说，他对这些银行的管理只是点到为止。他说：“我帮助挑选董事会成员，除此之外我不会干预日常管理。”
但熟悉谢平的人却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他的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说：“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一位银行经理说，这是你的业绩，这是你的薪酬。”汇金直接受国务院(中国的内阁)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政府更信任谢平而不是各银行的管理人士。
谢平的上述努力有可能会将他置于权利巨大的其他许多官员的对立面，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将银行视为政府的融资机构。谢平已显示出他是不畏强权的。这位温州人的英语是他早年当造船工人时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而温州这座沿海城市则以其企业家传统而闻名。他于1985年到中国央行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升到了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位子，该部门负责商业银行的坏帐清理工作。
谢平曾公开与他的前任领导──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唱反调，这在习惯于下级服从上级的中国政府机构里是不多见的。据银行内部人士称，戴相龙倾向于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改革中国的银行业。谢平则呼吁解散这些现有官僚机构，为商业银行引入外部股东和外国投资者，使其具有独立的董事会，从而能够真正履行董事会的监管职责。
谢平是可以在这一新岗位上贯彻自己意志的不可多得人选。据说他可以直接向温家宝总理进言，是温总理顾问圈子里的一员。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学者之一，著作颇丰，曾两次获得中国最高的经济学研究奖。
谢平是中国政坛精英圈子的局外人，这也可能是他喜欢大胆直言和挑战上司的原因之一。但谢平这些鲜明的性格特点也会使他疏远他人。据与他熟识多年的人士说，在央行的会议上，谢平经常令他的同事下不来台。他的一位多年的同事说，谢平并不是针对哪个人，他只是要把问题争论明白。
看清中国式周期
《中国企业家》的文章认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做出商业决策前，应把宏观调控当作“常态因素”来考虑。
商业周期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商业律动，它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了技术进步，体现了消费者品味的提升等等。而中国的宏观管制部门始终不承认商业律动。“中国式周期”的特点是政府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律动，但这个律动不是商业周期。商业周期体现的是整个社会不同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宏观调控是单方向的，取决于少数人意志，而且是突发的，无法预测：你可以进行“政治预测”，但是你无法进行“商业预测”。所以中国这么多年的宏观调控，没有几次和商业有关系，都是政治意图变了。还有一个问题，宏观调控能“制造出”商业周期来——不是商业自己形成的，结果是可能让商业早产，也可能让商业律动胎死腹中。
2004年的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基于市场配置的要素需求与服膺于政府意志的要素供给之间矛盾加剧而又难于调和的结果。中国经济从中央政府的计划配置走向民间的市场经营，在20多年的时间里，的确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主流的资源支配方式仍然是非市场的。几乎所有的专家至少都在私下承认，中国的商业周期是不能用西方的指标体系和调整手段简单处理的。但是，在公开场合，主流的声音仍然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视为“正常的”商业周期。须知，在一个大国经济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投资者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具体的对立双方就是中央政府和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势力。
《中国企业家》相信，在中央政府一系列严厉宏观调控措施背后，首要的动因是对执政能力的巩固。所以，今后，体现扶植国企集团、辅助本土企业和支持科技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将在一段时间内取代多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大力吸收外资和倚重金融运作的强势群体政策。这是大势。作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可不察。
境外资金如何进入中国市场
2004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数字达到创纪录的6099亿美元，一年增长了2067亿美元。专家认为，除了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外，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涌入、央行不得不强行结汇，才是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的真正原因。
《国际金融报》刊文分析，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境外资金已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进入中国市场。2004年前三季度，相比于39.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约487亿美元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了1113亿美元。扣除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因素，可查的短期资本达到近600亿美元。也就是说，前三季度明确在案进入中国境内的境外资金约1100亿美元。
综合来看，境外资金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入中国市场：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合法途径。预计2004年全年中国外商实际投入金额将首次超过600亿美元，增幅高于15%。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一部分并未直接进入实业投资领域。例如，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共527.43亿美元，约合4367亿元人民币，当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4.3202万亿元人民币，但当年FDI流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不到10%，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一部分资金暂时闲置在外资企业的账户上，并且以现金管理的名义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以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尤其是2004年11月开始实施《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允许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境内成员公司向境外成员公司放款，集合或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这更有利于在华跨国公司自主调剂和使用在华投资资金。
二、利用中国经常项目可兑换进入中国市场。常见的方式有进出口价格虚报、預收货款、延迟付汇造假、平行贷款、提前错后及借用外债等。除了企业，个人也通过个人外汇汇款，将资本项下的资金混入经常项目而流入境内，这种情况一度相当普遍，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境内居民将在外投资本金或收益以非贸易外汇形式汇入境内结汇；二是境外投资者以本人或授权代理人的名义汇入款项，并以个人名义结汇；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总公司以个人捐赠款等名义将资金汇入境内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董事会成员，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结汇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据统计，在截至2004年9月底的2232.73亿美元外债中，贸易信贷余额为428.58亿美元，占比近2%。
三、以在华外资企业为通道。一是通过在华建立投资性公司或生产型子公司及合资公司，或者以建设合资及独资项目的名义，以企业注册资本金或增资等形式,从境外收取外汇并办理结汇。二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贷款，即外商投资企业以股东贷款方式进行对外短期借款并结汇。三是境内外资企业与境外关联企业相互配合，以暂收应付款、预收货款、延迟出口等方式，为境外资金入境提供便利。至2004年9月底，在2232.73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为420.91亿美元，占23.33%。
四、通过境内企业进行外汇贷款并结汇。典型的做法是在境内的外汇贷款通过银行离岸业务变相结汇，即境内企业利用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的离岸贷款业务,由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离岸部门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发放短期外汇贷款后,外方再转借给境内企业,办理结汇,从而绕开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贷款不能结汇的管制。至2004年9月底，中资企业债务余额为61.88亿美元，占登记外债余额的3.43%。
五、境内中外资银行的自主资金调配。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实现顺差52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只增长了1%，而证券投资则从2002年的103亿美元逆差变为2003年的114亿美元顺差，其他投资项目从2002年41亿美元的逆差扩大为2003年的58.82亿美元逆差，说明境内金融机构除了减少境外拆放，还增加了境外拆借。2004年9月底，在中国登记的外债余额中，中资金融机构外债余额为645.04亿美元，占35.75%；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333.69亿美元，占18.50%。
六、资本市场渠道。截至2004年12月16日，外管局共批准了27家QFII,投资总额度超过30亿美元。这部分资金主要持有中国的A股，并通过境内各商业银行实行托管。此外，从流向来看，除了实业投资领域，相当一部分境外资金进入了国债、股票及房地产市场。另据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截至2004年11月末，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的企事业单位外汇存款余额为5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5%；而2004年前11个月，境内外汇贷款累计增加167亿美元，同比少增114亿美元。外汇贷款少增有实施《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的因素，但综合外汇存贷款两方面可以看出，具有外贸或外资背景境内企业的资金头寸相当充裕。
《上海国资》：明天外资会并购谁
未来外资并购将从制造业蔓延至服务业，但两者的并购模式有所不同。在制造业中，并购将由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服务业将由商业、酒店业的合资合作拓展到金融、通讯、公用事业等高门槛行业企业。
外资并购的行业特征与中外双方的意愿和兴趣有关，但双方的意愿在加入WTO之后有所变化。加入WTO以前，中国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引资原则和开放策略，试图通过引资政策保护国内经济和产业的安全，同时引导资金的流向。但实际上，外商的行为有短期化倾向，总是设法将资金投向投资回收期短、回报率高的工业和房地产行业。如1979～1990年，外商投资的部门占外资总额的比重為：工业部门58%，房地产公用服务业22%，农业部门2.85%，交通运输部门1.18%，建筑部门1.8%，商业部门4.15%，科技部门0.12%。
加入WTO之后，中方的引资意愿大大增强，很多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都开始制定向外资开放的方案，个别行业(如航空)的开放方案甚至已经超越了WTO协议，以利用WTO所规定的保护期获得更多的股权溢价。同样，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明显增强，开始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性市场和资源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并购目标也在逐渐转变，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
未来外资并购将会较多地出现追求长期价值(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规模优势等等)的案例，追逐短期性收益(财务性并购、其它避税等等动机)的比重将会减少。
综合双方意愿，大致判断可能较多地发生外资并购的行业如下：1、受政策性限制，目前只能参股的行业，如银行、保险、证券行业、零售行业，通信业等。这些行业常常有垄断的利润，所以深受外资青眯,现在外资对这些行业的参股将为未来政策松动后的整体收购创造条件。2、速度：有助于外资更快抢占市场的行业。所谓速度主要是指被外资并购的企业能够更快地形成生产能力，从而更快地抢占市场。这样的行业具有以下特征：行业具有较好的成长性，而且外资相对弱小；集中度比较高或者进入壁垒比较高的行业，因为在位企业通常比较强大，并购现有企业是外资进入的较好方式；竞争激烈或者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行业，外资采用并购方式，能迅速获得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较高的行业，汽车、石油化工行业(特别是燃油)明显属于这一类，其他的行业包括保险、通信等。3、有核心竞争力、与外资资源互补的行业。外资并购国内公司，一般是希望并购后能换取自身发展急需的互补性资源，因此，这些公司是否拥有一定的核心能力尤其显得重要。外资青眯的重点行业，如金融、汽车业、家电业、机械业、商业、仓储运输业、房地产业还有公用事业等。
表2
可以判断，未来外资并购将从制造业蔓延至服务业，但两者的并购模式有所不同。
在制造业，加入WTO之前，外资就大量参股了制造业的公司，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避开较高的关税限制，规避本土市场资源和信息的不足。加入WTO之后，外资涉足中国市场的程度逐步加深，从国内产业的集中度、全球国际分工安排战略及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来看，在部分行业内，外资并购的效果可能好于新设投资的效果。已经与外资建立了合资企业、或有良好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内公司，很容易成为收购目标。此外，外资也会更多地考虑一些有核心资源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国内企业，这些行业包括：汽车、电器、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化工(主要为精细化工和橡胶)以及医药等。外资并购的可能模式是，首先收购原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股份，将合资转为独资，然后会考虑直接收购其它有竞争力的国内公司。
在服务业，加入WTO之前比较积极的是商业及酒店旅游业方面的合资合作，其他领域的外资进入及合作较少。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资进入金融服务业、传媒、旅游业、批发零售以及仓储运输等行业均有3～5年的过渡期及严格的限制性措施。在过渡期内外资投资的模式是，在不超过股权限制比例的前提下，首先设法合资合作，以谋求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待过渡期和股权限制措施解除之后，再伺机发动大规模的并购行动以谋求企业实际控制权。
《资本市场》：中外资银行冷静对视
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引起了中资银行的高度警觉。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关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动向。从2002年开始，他们一直在对外资银行进入后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詹向阳介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首先选择的都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中国金融资源丰厚的地区。在签订入世协定的时候，外资银行就已经圈定了这些地区。当这些外资银行在这些大城市占稳脚跟之后，就会想办法将中国优质的金融资源抢走。配合这种战略，外资银行在这些大城市设立分行和代表处的同时，还积极参股中资银行，目前外资银行已经参股10家中资银行。
尽管已经看到了中外资银行竞争的苗头，如人才竞争和针对高端客户的竞争已经展开，并对未来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形势感到担忧，但詹向阳同样也认为，合作比竞争更有效，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大，国际金融市场更大，中外资银行之间还没有到贴身肉搏的境地，相互之间的合作空间远大于竞争。由于国际国内业务、本外币业务之间的中外资银行的互补关系，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可以出现“双赢”的局面。
《环球企业家》：像耐克那样
如何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品牌，耐克靠的不仅仅是球星。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简单却充满创新科技的耐克运动鞋对大众的诱惑力，并不亚于手机和电脑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根据最近一份调查显示，耐克仍是最受中国中产阶级欢迎的品牌。而耐克在产品设计、行销和广告等方面展现出来的神秘魅力、不守成规和企业性格中那股既独特又复杂的“COOL”劲，都已广为人知。
国内的模仿者们都已领会到这样一种“耐克精神”：你贩卖的是远比鞋子更复杂、更有意义的东西，从1990年代末开始，它们开始效法耐克在营销、研发、生产上的做法，将其作为发展的核心策略，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牌运动。但几年下来，它们的销售有所增加，在品牌形象上却都提升不大。随着耐克和阿迪达斯这样的国际品牌加强对部分小城市市场的渗透，它的弱势正变得日渐突出。
本土品牌还有成为中国版耐克的希望吗？奈特的说法是：“想到打败耐克，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面而准确地模仿我们，然后再找出不同点来各个击破。”当然，他表示，过程将会相当困难。
《互联网周刊》：中小企业板远非纳斯达克
尽管中小企业板承载着纳斯达克中国版本的重任，但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让市场上的投资者再次失望。信心丧失的同时，人们开始怀疑中小企业板能否承受其重？
继新和成之后第二家在中小企业板挂牌的江苏琼花，应该属于典型的小盘绩优公司。但上市仅十天后，江苏琼花就爆出“丑闻”。而紧接着，另一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精工科技又发生了“睁眼说瞎话”的事情。江苏琼花与精工科技的违规行为，说明他们并没有把中小股东放在眼里，而是完全在按照大股东的主观意愿运作公司。
两个典型违规事件的发生说明主板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危害已经“传染”到刚诞生的中小企业板，更加不幸的是中小企业板就像是得了“爱滋病”，免疫的能力几近于零。投资者很难防范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企业大股东利用“制度性”缺陷射向投资者的“暗箭”。制度性缺陷决定了中小企业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是一个健康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