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真人秀综艺泛滥的今天，对于《我是歌手》这样不属于真人秀综艺且有音乐追求的节目来说，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来获取关注。因此以前的音乐节目比起来，引进版权的《我是歌手》在节目文本方面产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真人秀镜头的大量穿插就是最大的改动。本文主要针对这一现象，运用伴随文本的理论进行分析，总结真人秀镜头这一副文本在《我是歌手》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分析真人秀副文本被观众过分解释导致的对节目音乐文本的忽视，造成的“伴随文本执着”问题。
关键词：《我是歌手》；真人秀；副文本；伴随文本执着
作者简介；詹雅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近几年各种综艺层出不穷，大多数直接以真人秀来博取眼球，造成了真人秀泛滥的情况。而其中一小部分综艺依然以其鲜明的主题，博得了很高的关注，比如以比赛形式贯穿始终的歌唱类综艺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其实在看似以传统形式开展的歌唱综艺节目之中，却包含了很大部分和歌唱比赛纯文本不那么相关的真人秀部分，这些真人秀镜头镶嵌在节目流程之中，所占篇幅甚至超过了原本的比赛文本。可以说，为了迎合当下观众越来越刁钻的口味，这些原本应该只包含音乐文本的节目不得不选择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但是当真人秀镜头在观众的解释下开始喧宾夺主的时候，为音乐纯文本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阻碍。
一、《我是歌手》中真人秀镜头的伴随文本归属
每一个节目都是一个文本，早期的综艺节目，如《幸运52》、《开心辞典》，它们的文本非常简单鲜明，都是按流程将镜头视线固定于舞台完成节目拍摄。当下的综艺节目，以《我是歌手》为例来看，它虽然是一个专业的歌唱比赛，但真正和歌唱比赛相关的环节似乎占的比重并不是那么大，占了节目很大篇幅的其实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真人秀部分，这些部分属于伴随文本。
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提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应当说，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组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1]赵毅衡对伴随文本进行了分类和命名，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型文本；一类是生成性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同时文本；一类是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根据以上分类，可以分析出《我是歌手》穿插的真人秀镜头所属伴随文本类型。
首先，《我是歌手》当中这些细枝末节的真人秀镜头不是潜在的，而是直接以节目内容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它不属于生成性伴随文本一类，也不属于解释性伴随文本。真人秀镜头直接附着于节目文本之中，属于显性伴随文本。
其次，显性伴随文本分副文本和型文本两种，型文本是“指明文本所属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2]，显然，《我是歌手》属于以比赛形式进行的音乐文本，并不会因为其间穿插的真人秀镜头而暗示或改变其类型归属，因此它也不属于型文本。
最后，副文本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把副文本称作文本的‘框架因素’，如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出版文本，美术的裱装、印鉴，装置的容器，电影的片头片尾，唱片的装潢，商品的价格标签等。”[3]根据以上的定义，副文本属于文本的框架因素，往往落在文本边缘上，从表面上看起来《我是歌手》中无所不在的真人秀镜头不属于副文本的归类，因为它没有在框架上，而是穿插于内容中。但是仔细研读就会发现，《我是歌手》中的这些真人秀片段和所举之例“电影的片头片尾”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电影的片头片尾播放电影制作公司、演员、拍摄花絮，把花絮放在片尾播出是为了不破坏电影文本的完整性。《我是歌手》中的真人秀片段，它只是换了一种播放“花絮”的形式，将整个比赛过程中的一些和比赛文本不太相关的真人秀镜头穿插在节目文本中间。因此，笔者认为，副文本所谓的“框架因素”并不是一种实指，副文本并不是只能落在文本边缘上，而是指在对整个文本的构成框架来说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是附着于主干文本之上的一些细枝末节。因此，真人秀镜头属于《我是歌手》这一歌手音乐对决文本的副文本。
二、《我是歌手》中真人秀（副文本）的过分安排
以上已经谈到副文本只是附着于文本的细枝末节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框架因素”，但《我是歌手》的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真人秀镜头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越了节目文本。
《我是歌手》宣称是“歌手音乐对决综艺秀”，这句话概括了《我是歌手》的文本。然而在节目当中，真正关乎歌手音乐对决这一文本的内容并不多。经过大致测算，一期《我是歌手》总时长90分钟，演唱时间最多35分钟，主持人、观众、专家团的时间最多10分钟，因此最多只有45分钟的时间才是关乎歌唱对决的纯文本。剩下接近一半的时间从节目顺序可以给一个大致的总结排列。
节目序幕的拉开基本都是从外景引入，歌手赶往现场、专车上的镜头片段等大环境，到了第三季真人秀愈演愈烈，开始直接从歌手的生活镜头引入，比如第三季第8期一开始就是张靓颖在家做饭的真人秀镜头……接着来到竞演当天歌手在车上的场景；之后是歌手进入候机厅的准备环节，包括抽签、相互鼓励等，第一季抽签环节基本上是用盒子抽球决定，第三季出现了不同的玩法，比如歌手互相投票等，真人秀的内容不断更新、增长；接着是每个歌手在上场之前到舞台后面的过程，其中包括与经纪人的对话、自己的心情表露；直到真正出场，镜头才从后台切换到舞台，在走向舞台的几步路当中还会穿插一小段歌手对歌曲理解的采访片段；在演唱中镜头会不时切换到其他歌手的房间，时间大概只有几秒，会播放他们的反应，比如“它的节奏很特别”、“改编得太棒了”之类的感叹；歌唱完毕之后，镜头会有十几秒跟随歌手的脚步到演播厅外，呈现歌手唱完之后的真实状态；直至所有歌手唱毕，回到后台房间，这时会播出歌手之间的对话；接着镜头会切换到场外观众的投票、采访以及统票情况；在演播厅里，导演每一次宣布排名都会用各种方法拖延以“折磨”歌手；最后是歌手采访片段。 以上是每一期《我是歌手》真人秀镜头的大致安排，这些副文本构架起了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看到，真人秀镜头都是尽量按照时间真实记录，将同时发生的事件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安排，让观众的眼睛全方位地观察到节目的台前幕后，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节目，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让其情绪和节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也带来了值得考量的地方，那就是节目文本和真人秀镜头的副文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带来的错位问题。
三、《我是歌手》的“伴随文本执着”问题
《我是歌手》是一个歌唱竞技类的节目，它的文本正如自己宣称的那样属于歌手音乐对决，但是真正的音乐对决文本只占了小部分，大部分内容是属于真人秀副文本。和传统的综艺节目相比，其文本和副文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副文本在意义解释当中的分量已经早已超越了文本，观众们的关注点也多数放在了副文本之上。制片人都艳说：“真人秀是构成节目的核心之一。我们还为此成立了人的专业编剧团队为真人秀部分服务。”[4]可见，节目组对真人秀镜头的重视程度。
细观现在的综艺节目在文本和副文本的比重之间都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中国好声音》这类很火的歌唱比赛类节目都涉及到真人秀镜头，而事实证明，观众所关注的点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是以舞台镜头为主，即使需要播放真人秀纪录片，都是在节目已经播完之后，以另一节目形式专门播放。但是，这样的形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胃口，观众需要的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式地无限度曝光镜头。
副文本在解释上所占的比重过多，会引起“伴随文本执着”。赵毅衡认为“在接收这一端，伴随文本更有可能喧宾夺主，甚至接管了符号接收者的解释努力，这种情况可以称为‘伴随文本执着’”[5]。也就是观众把关注的焦点过于地放在真人秀镜头所属的副文本部分，就会引起对歌手对决的忽视。这就让洪涛导演宣称的想要引起观众对音乐的致敬，做一档将音乐神圣感极致化纯粹的节目很难实现。从《我是歌手》播出的反响来看，不管是微博上还是新闻上，出现的焦点词汇更多的是关于歌手之间的关系、歌手在节目中的八卦点、现场听众的眼泪秀。当真人秀的副文本出现了被观众过度关注、过度解释的时候，原本只是附着在文本上的副文本反倒喧宾夺主了，文本的真正意义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当下的综艺节目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趋势，就是真人秀同质化现象，比如同样引进韩国版权的《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这些节目本身标榜的就是真人秀，因此它的文本也是纯娱乐，观众对它的解释也放在真人秀娱乐上，并没有出现“伴随文本执着”问题。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并不是真人秀节目的节目来说，《我是歌手》虽然获得了较高收视率，但是由于真人秀镜头的过度安排，导致了节目对音乐本身的部分偏离，在自身意义实现方面，经过观众对副文本的过度解释之后，显得十分薄弱。
真人秀镜头的穿插原本只是为了让观众更了解整首歌的台前幕后，但是过度的副文本安排并没能恰当地发挥价值。“伴随文本执着”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节目文本和副文本关系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当下观众对节目文本和副文本的接受和解释问题，观众之所以对真人秀这样的副文本产生过度解释，是因为在当下物质热潮中，只有找到能消费的娱乐爆点，观众才会产生心理快感。而这种快感，相对于纯粹的音乐竞技文本带来的快感来说也许更具冲击力。
在全民娱乐时代，像《我是歌手》一类的并不是纯真人秀，纯娱乐性的综艺节目的存在非常有必要，它有音乐追求、导向，但是在处理文本和副文本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应该有适当的内容安排；其次，在观众的解释导向上，真人秀镜头部分尽量避免低级趣味，引导观众将副文本还原到其合适的解释限区，让真人秀副文本为节目文本所追求的音乐纯粹性性提供一些应有的支持。这也许才是在综艺节目都逃脱不了真人秀镜头的当下，能保持节目音乐价值的最好选择。
注释：
[1]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2]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3]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4]鸿鹄、刘梦、赵肠旸：《是什么成就了<我是歌手>？》，载于《南都周刊》2013年第12期。
[5]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常阳：《<我是歌手>叙事节探析》，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9期。
[2]鸿鹄、刘梦、赵肠旸：《是什么成就了<我是歌手>？》，载《南都周刊》2013年第12期。
[3]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赵毅衡：《论伴随文本》，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6]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关键词：《我是歌手》；真人秀；副文本；伴随文本执着
作者简介；詹雅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近几年各种综艺层出不穷，大多数直接以真人秀来博取眼球，造成了真人秀泛滥的情况。而其中一小部分综艺依然以其鲜明的主题，博得了很高的关注，比如以比赛形式贯穿始终的歌唱类综艺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其实在看似以传统形式开展的歌唱综艺节目之中，却包含了很大部分和歌唱比赛纯文本不那么相关的真人秀部分，这些真人秀镜头镶嵌在节目流程之中，所占篇幅甚至超过了原本的比赛文本。可以说，为了迎合当下观众越来越刁钻的口味，这些原本应该只包含音乐文本的节目不得不选择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但是当真人秀镜头在观众的解释下开始喧宾夺主的时候，为音乐纯文本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阻碍。
一、《我是歌手》中真人秀镜头的伴随文本归属
每一个节目都是一个文本，早期的综艺节目，如《幸运52》、《开心辞典》，它们的文本非常简单鲜明，都是按流程将镜头视线固定于舞台完成节目拍摄。当下的综艺节目，以《我是歌手》为例来看，它虽然是一个专业的歌唱比赛，但真正和歌唱比赛相关的环节似乎占的比重并不是那么大，占了节目很大篇幅的其实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真人秀部分，这些部分属于伴随文本。
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提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应当说，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组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1]赵毅衡对伴随文本进行了分类和命名，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型文本；一类是生成性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同时文本；一类是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根据以上分类，可以分析出《我是歌手》穿插的真人秀镜头所属伴随文本类型。
首先，《我是歌手》当中这些细枝末节的真人秀镜头不是潜在的，而是直接以节目内容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它不属于生成性伴随文本一类，也不属于解释性伴随文本。真人秀镜头直接附着于节目文本之中，属于显性伴随文本。
其次，显性伴随文本分副文本和型文本两种，型文本是“指明文本所属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2]，显然，《我是歌手》属于以比赛形式进行的音乐文本，并不会因为其间穿插的真人秀镜头而暗示或改变其类型归属，因此它也不属于型文本。
最后，副文本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把副文本称作文本的‘框架因素’，如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出版文本，美术的裱装、印鉴，装置的容器，电影的片头片尾，唱片的装潢，商品的价格标签等。”[3]根据以上的定义，副文本属于文本的框架因素，往往落在文本边缘上，从表面上看起来《我是歌手》中无所不在的真人秀镜头不属于副文本的归类，因为它没有在框架上，而是穿插于内容中。但是仔细研读就会发现，《我是歌手》中的这些真人秀片段和所举之例“电影的片头片尾”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电影的片头片尾播放电影制作公司、演员、拍摄花絮，把花絮放在片尾播出是为了不破坏电影文本的完整性。《我是歌手》中的真人秀片段，它只是换了一种播放“花絮”的形式，将整个比赛过程中的一些和比赛文本不太相关的真人秀镜头穿插在节目文本中间。因此，笔者认为，副文本所谓的“框架因素”并不是一种实指，副文本并不是只能落在文本边缘上，而是指在对整个文本的构成框架来说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是附着于主干文本之上的一些细枝末节。因此，真人秀镜头属于《我是歌手》这一歌手音乐对决文本的副文本。
二、《我是歌手》中真人秀（副文本）的过分安排
以上已经谈到副文本只是附着于文本的细枝末节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框架因素”，但《我是歌手》的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真人秀镜头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越了节目文本。
《我是歌手》宣称是“歌手音乐对决综艺秀”，这句话概括了《我是歌手》的文本。然而在节目当中，真正关乎歌手音乐对决这一文本的内容并不多。经过大致测算，一期《我是歌手》总时长90分钟，演唱时间最多35分钟，主持人、观众、专家团的时间最多10分钟，因此最多只有45分钟的时间才是关乎歌唱对决的纯文本。剩下接近一半的时间从节目顺序可以给一个大致的总结排列。
节目序幕的拉开基本都是从外景引入，歌手赶往现场、专车上的镜头片段等大环境，到了第三季真人秀愈演愈烈，开始直接从歌手的生活镜头引入，比如第三季第8期一开始就是张靓颖在家做饭的真人秀镜头……接着来到竞演当天歌手在车上的场景；之后是歌手进入候机厅的准备环节，包括抽签、相互鼓励等，第一季抽签环节基本上是用盒子抽球决定，第三季出现了不同的玩法，比如歌手互相投票等，真人秀的内容不断更新、增长；接着是每个歌手在上场之前到舞台后面的过程，其中包括与经纪人的对话、自己的心情表露；直到真正出场，镜头才从后台切换到舞台，在走向舞台的几步路当中还会穿插一小段歌手对歌曲理解的采访片段；在演唱中镜头会不时切换到其他歌手的房间，时间大概只有几秒，会播放他们的反应，比如“它的节奏很特别”、“改编得太棒了”之类的感叹；歌唱完毕之后，镜头会有十几秒跟随歌手的脚步到演播厅外，呈现歌手唱完之后的真实状态；直至所有歌手唱毕，回到后台房间，这时会播出歌手之间的对话；接着镜头会切换到场外观众的投票、采访以及统票情况；在演播厅里，导演每一次宣布排名都会用各种方法拖延以“折磨”歌手；最后是歌手采访片段。 以上是每一期《我是歌手》真人秀镜头的大致安排，这些副文本构架起了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看到，真人秀镜头都是尽量按照时间真实记录，将同时发生的事件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安排，让观众的眼睛全方位地观察到节目的台前幕后，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节目，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让其情绪和节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也带来了值得考量的地方，那就是节目文本和真人秀镜头的副文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带来的错位问题。
三、《我是歌手》的“伴随文本执着”问题
《我是歌手》是一个歌唱竞技类的节目，它的文本正如自己宣称的那样属于歌手音乐对决，但是真正的音乐对决文本只占了小部分，大部分内容是属于真人秀副文本。和传统的综艺节目相比，其文本和副文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副文本在意义解释当中的分量已经早已超越了文本，观众们的关注点也多数放在了副文本之上。制片人都艳说：“真人秀是构成节目的核心之一。我们还为此成立了人的专业编剧团队为真人秀部分服务。”[4]可见，节目组对真人秀镜头的重视程度。
细观现在的综艺节目在文本和副文本的比重之间都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中国好声音》这类很火的歌唱比赛类节目都涉及到真人秀镜头，而事实证明，观众所关注的点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是以舞台镜头为主，即使需要播放真人秀纪录片，都是在节目已经播完之后，以另一节目形式专门播放。但是，这样的形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胃口，观众需要的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式地无限度曝光镜头。
副文本在解释上所占的比重过多，会引起“伴随文本执着”。赵毅衡认为“在接收这一端，伴随文本更有可能喧宾夺主，甚至接管了符号接收者的解释努力，这种情况可以称为‘伴随文本执着’”[5]。也就是观众把关注的焦点过于地放在真人秀镜头所属的副文本部分，就会引起对歌手对决的忽视。这就让洪涛导演宣称的想要引起观众对音乐的致敬，做一档将音乐神圣感极致化纯粹的节目很难实现。从《我是歌手》播出的反响来看，不管是微博上还是新闻上，出现的焦点词汇更多的是关于歌手之间的关系、歌手在节目中的八卦点、现场听众的眼泪秀。当真人秀的副文本出现了被观众过度关注、过度解释的时候，原本只是附着在文本上的副文本反倒喧宾夺主了，文本的真正意义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当下的综艺节目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趋势，就是真人秀同质化现象，比如同样引进韩国版权的《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这些节目本身标榜的就是真人秀，因此它的文本也是纯娱乐，观众对它的解释也放在真人秀娱乐上，并没有出现“伴随文本执着”问题。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并不是真人秀节目的节目来说，《我是歌手》虽然获得了较高收视率，但是由于真人秀镜头的过度安排，导致了节目对音乐本身的部分偏离，在自身意义实现方面，经过观众对副文本的过度解释之后，显得十分薄弱。
真人秀镜头的穿插原本只是为了让观众更了解整首歌的台前幕后，但是过度的副文本安排并没能恰当地发挥价值。“伴随文本执着”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节目文本和副文本关系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当下观众对节目文本和副文本的接受和解释问题，观众之所以对真人秀这样的副文本产生过度解释，是因为在当下物质热潮中，只有找到能消费的娱乐爆点，观众才会产生心理快感。而这种快感，相对于纯粹的音乐竞技文本带来的快感来说也许更具冲击力。
在全民娱乐时代，像《我是歌手》一类的并不是纯真人秀，纯娱乐性的综艺节目的存在非常有必要，它有音乐追求、导向，但是在处理文本和副文本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应该有适当的内容安排；其次，在观众的解释导向上，真人秀镜头部分尽量避免低级趣味，引导观众将副文本还原到其合适的解释限区，让真人秀副文本为节目文本所追求的音乐纯粹性性提供一些应有的支持。这也许才是在综艺节目都逃脱不了真人秀镜头的当下，能保持节目音乐价值的最好选择。
注释：
[1]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2]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3]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4]鸿鹄、刘梦、赵肠旸：《是什么成就了<我是歌手>？》，载于《南都周刊》2013年第12期。
[5]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常阳：《<我是歌手>叙事节探析》，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9期。
[2]鸿鹄、刘梦、赵肠旸：《是什么成就了<我是歌手>？》，载《南都周刊》2013年第12期。
[3]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赵毅衡：《论伴随文本》，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6]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