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开始，南方作为经济与人口的中心，逐渐崛起。哈佛中国史系列《世界性帝国：唐朝》中提到：唐朝之前，“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被描绘成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贬黜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所。虽然在唐代，南方仍然具有这些意象，但在唐人的印象中，仍旧荒蛮的“南方”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岭南唯一的都市广州。在盛唐晚期，它一跃成为经济繁荣、外商云集的城市。
　　广州城里的外国人主要是南方的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还有很多大食人（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和波斯人。广州城较小，再加上外国人都居住生活在固定的区域，伴随着那些远道而来的奇珍异宝，对于漫步于其中的人来说，是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
　　那种奇异的感觉是从港口开始的。广州至今保留有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光塔，据说有着为航行照明和指示风向的作用。《羊城古钞》写，“每岁五、六月，番人望海舶至，以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光塔不远的珠江边上，就是隋唐时期停靠国外船只的码头。当时的人们根据船只的来源，称这些商船为“南海舶”“昆仑舶”“婆罗门舶”等等。其中来自斯里兰卡的“师子舶”惊人的巨大，可以装载六七百人，配置了信鸽，还拖有救生小船。
　　广州城的空气中充满了芬芳。这样的香气源自于城中点缀的植物——比如由海路流传过来的波斯茉莉和印度茉莉，柑橘树和荔枝树也会散发出阵阵清香。香气还来自于那些源源不断到来的珍贵香料。像是檀香、沉香、龙脑香、广藿香等，都通过南中国海运来，这让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香料市场。唐代的皇室和贵族对于香料的渴望没有止境。他们在寝室里焚香，在腰带上佩戴香囊，出行的车辇也要带有香气。《开元天宝遗事》中写宰相杨国忠建造“四香阁”，“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檀香筛土和泥为壁”。
　　唐代的城市要求执行里坊制，市民居住的每个坊（类似今天的小区），都有开关门时间，市场也要有开闭的时间段。对于长安这样的首都，这种限制是在唐末五代时期才慢慢松动。但在对外贸易活跃的广州，这种制度很早就得到了突破，《全唐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無所阙，车徒相望，城底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自足。”它说的是在西侧城门之外设有“蕃坊”，蕃商在那里居住并经营着生意。官方批准城门打开，城里和城外互通有无。这种对商业的开放也进一步加快了城里进行更多的商业布局。
　　广州在唐朝时有蕃坊，外国人都聚居在那里，和今天在广州的外国人喜欢扎堆生活一样。蕃坊之中，各国侨民依照各自的风俗信仰来生活。由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占主要，伊斯兰教最为强盛。蕃长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
　　与此同时，印度来的佛教徒安静地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里还点缀着芳香的蓝睡莲。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8期，题目为编者所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