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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史料的浩瀚无边。对于近代文学与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报刊。如果要做原创性研究，也要对其他未经开发的史料有一种发现的眼光。为此，除了善用数据库，还需要阅读各种近代的图书目录，或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
关键词：近代文学 史料 原创性 研究思路
如何为最后一门课做总结，实在是很为难的事。已经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本来就带有总结的意味，所以在讲课中，也会展示研究的面向、进入的路径和其间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在第一讲“导言”中，曾概要说明了“近代文学的历史图景与研究策略”，这样，关于研究方法，感觉已经没有太多可说的。当然，也可以为自己进入近代文学学科三十多年的研究做自我评价，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做，还是分派给陈老师比较合适（备注：陈平原随后做演讲“作为学科的近代文学与作为学者的夏晓虹”）。思虑再三，我想还是以举例的方式，谈一点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关于史料阅读的体会。
首先需要说明，这门课程的名称虽然是“近代文学研究”，但我个人的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近代史。我也认为，近代文学研究不能与近代史研究切割开来，理由在第一次课上也讲到过，即由于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不同，报刊文学兴起，使率意写作成为主流，纯粹的文学鉴赏批评在此类作品上并不适用，需要观其大略，确定这些作品的尝试价值，并引进史学研究的方法，考察其间蕴含的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的意义。并且，即使从学科本身来说，近代文学研究也属于一种历史研究，它所处理的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史料。
另外，我也想说明，我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做原创性的研究。这个目标本来也不能说太高，因为如果一篇论文没有能够在史料上有新发现，或者是在论述上有新推进，在我看来确实可以不必写。当然，我还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以后做相关课题的人，都不可能绕过我的研究。如何做到这一点？我想还是从史料说起，因为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而搜集、阅读本身，应该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过程，而应当是一种有高度主动精神的发现的过程。对近代文学、史学研究而言，史料就是你搭建论文的基本材料。而你采用了哪些史料，实际也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创造性。
相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史料的浩瀚无边。第一次课我就讲过，近代报刊文学的兴起，使得研究者必须阅读的资料已不限于单本的小说、戏曲或作家的诗文集，还有大量原初发表在报刊上并未搜集的作品，这还没说到巨量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史料。所以，资料搜集的最高境界——“竭泽而渔”，在古代文学研究或许还有望实现，在近代文学研究几乎绝无可能。不过，史料的浩繁，一方面会给研究带来困扰（起码在时间上要比古代文学研究投入多得多），但也会因保留了大量丰富的细节，而让你的研究变得更丰满，更有乐趣。举个例子，我写作《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对国人自办的最早一所有影响的女校，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这个面向上进行了考察。后来主要利用报刊广告，我又写过《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希望“深入到学校实际操作的细节层面”，“更贴近地展现晚清女学初办时期面临的种种问题”，所以对校名变迁的意义、校区的设置、教员的聘任与授课、经费的来源与使用以及对于捐款人的情况都做了仔细考证，使得这所女学堂的历史年轮变得清晰可见。
对于近代文学与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报刊。报刊阅读对于返回历史现场，会有一种氛围的体验和认知；其次，报刊也是一个巨大的史料库。关于如何利用报刊进行研究，第一次课和以前专门开设的“近代报刊研究”以及陈平原老师的文章都进行过讨论，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肯定，比较早地阅读和使用报刊资料，确实让我在学界能够领先一步，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题目。最明顯的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书出版后，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长闵杰写过书评，题目就叫《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因为闵杰也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变迁，所以我读他的这些评论很有知音之感：“这些以专题形式讲述的人和事，竟然多半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甚至妇女史学界同人闻所未闻，而在晚清社会中，这些又确是知名的人著名的事，在一段时期或某个地区内甚至是风云人物，例如惠兴女士，例如屈彊事件。”“作者发现了这些人和事，而我们没有发现，是读报与不读报之故。”实际上，这里说的不只是阅读报刊，而是指出，在资料的取材路径上需要有新的开拓。
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对报刊研究的路数很熟悉，而且，随着《申报》和其他越来越多报刊数据库的出现，对近代报刊的使用已经比过去方便了许多。需要警惕的反而是过于依赖数据库。目前这些全文数据库确实提供了检索的便捷，以前必须逐张翻查的报纸或杂志，现在输入检索词，基本就能轻易获得。但由此也会忽略对于整本杂志或整份报纸的阅读，以致遗漏很多相关甚至是必要的资讯。相对说来，电子书的形式好一些，但扫描本多半没有彩图，而且，对原刊的物质形态少了感性的体认。因此，数据库和电子书还是不应完全取代对原刊的阅读，起码在我的感觉中，自己读来的资料比检索出来的电子文本，更多了一种发现的乐趣。
而除了报刊这个巨大的资料库，如果要做原创性研究，也要对其他未经开发的史料有一种发现的眼光。要获取这些资料，读各种近代的图书目录是一个办法。要了解近代的出版情况，最先应该翻阅的是当时印行的书目。如周振鹤编的《晚清营业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近代译书目》等。我写《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时，就利用了梁启超1896年编的《西学书目表》以及徐维则辑、顾燮光补、1903年印行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因此可以发现当代人所编的《中国烹饪文献提要》里没有记录的《西法食谱》一书。另外，有收藏爱好的学者的藏书目录也值得关注，像我翻过阿英和唐弢的藏书目录，都很有收获。 翻书目之外，我自己更喜欢的一种方式是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当然，在目前中国境内，入库读书还有一定的限制。北大虽然已经有一些开放的文学、社科、港台图书或报刊阅览室，但大库里学生还是不能进入。其实对我来说，真要浏览大库的图书也比较困难，因为数量太多，书也太杂，包括了各种层次的读物。所以，我的入库读书的经验，多半得自境外的图书馆。那里的书数量不那么多，但相对来说，挑选比较精，更加专业。而让我受益最多的图书馆，除北大之外，其实是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海德堡大学。而且，有时，比如在东京大学检索目录比较麻烦，我会选择直接入库，一架一架地翻看，熟悉各类书籍的存放位置。
因为我曾经在东京大学讲学两年，所以像文学部的汉籍中心、文学部与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室以及学校的综合图书馆四处都可以自由入库；并且，和文学部每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老师一样，我也拥有一把汉籍中心的钥匙，能够随时进库（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两个月，我也有那个图书室的钥匙），所以对那里，尤其是前三处的藏书相当熟悉。在上次讲“都市研究：晚清上海片影”时，我已提到在东洋文化研究所阅读《申报》和其他关于晚清上海的图书，为我和陈老师编选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配资料的情况。起码很多《点石斋画报》原刊以及《（新增）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与《新辑海上青楼图记》，都是在那里发现的。这对我撰写《晚清上海片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具有关键作用。
我也相信，有些史料的发现需要契机，这当然也关联着研究的展开。其实，正是因为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的收藏覆盖了整个东亚，我在里面翻查的时候，发现了古代朝鲜的《承政院日记》（1623—1910年的王朝记录）和一套“韩国史料丛书”，加上我在汉籍中心看到“小仓文库”收藏的一册用“在朝鲜国元山港”“日本总领事馆”的稿纸抄录的黄遵宪《朝鲜策略》，才会写作《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写作与接受》（2000年）。那时，各种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获取，所以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近代史所的杨天石先生在我之前六年，已经就这个题目发表过论文。不过，这篇文章对我个人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让我在近代研究中，不但关注来自日本的影响，也会感觉到朝鲜的重要性。
順便说一下，在外面读书的一个经验是，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特别的资料做研究。比如关于《朝鲜策略》的论文，如果不是在东大的机缘，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写作冲动。还有收入《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的《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也是如此，因为伍庄晚年居住香港，他的著作在香港保存最多，我在香港期间写成此文，这让我有机会借助考察梁启超与伍庄的关系，也了解到康有为创建的保皇会的最后归宿。
再回到近代史料的问题，刚才提到的来自日本的影响是近代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所谓“西学东渐”，在清末民初主要体现为明治文化与文学的输入。这在现在也已成为常识。不过，在我做梁启超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明治文献的使用还非常稀少。由于梁启超在谈到“文界革命”时提到德富苏峰，并且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也作为梁启超的译作收在《饮冰室合集》中，由此引起我对这些日文原作的追踪。北大图书馆的日文书收藏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富的，这确实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诸如《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日本近代文学大系》《近代文学评论大系》这类大套的丛书都有购买，并且，虽然馆藏只有一本，那时却可以随便借出。因此，我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最为日本学界看重的，就是下半部讨论日本明治文化、文学与梁启超的关系。这也可以算是新资料的阅读引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而由于日本众多图书馆数据库的开放，特别是国会图书馆中近代电子图书馆里大量的明治时期读物，为我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我自己虽然电脑水平不高，但在2005年去美国莱斯（Rice）大学开会时，听一位汉学家说到日本国会图书馆电子书的开放，便留了心。这也可以说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交流的一个好处吧。不过，真正开始动用这份资源，还要到2011年撰写《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一文，那时花了很多时间，十张十张地下载了十几本明治年间出版的西方女杰传。当然，2000年前后，我在日本两年期间，也已经复印了德富芦花编的《世界古今名妇鉴》，这本书也是过了八九年，在写作《〈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时才用上。
相对说来，近代知名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还比较容易得到，我的感觉反而是，越是当年印刷量大的书，后世越难找到。因为此类文本大多属于通俗读物或应用性较强的书籍，使用者看过后多半会丢掉，似乎没有收藏价值，图书馆或个人藏家也都对它缺乏兴趣。不过，这类读本对了解普通知识或曰常识在社会的传播状况很有用处。当然，我关注的主要是其中与新思想相关的部分，这些读本恰好承担了将知识精英的思想向大众普及的功能。在近代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研究这类带有普及国民常识性质的启蒙读物，可以让我们知道现代思想是如何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所以，我对这些常识读本很看重。而在查找的时候却很费劲。以我在《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讨论的七本中外女杰传为例，其中三本——《外国列女传》《祖国女界伟人传》《祖国女界文豪谱》为北大图书馆已有；其他如《世界十二女杰》，先从《新民丛报》广告中得知此书，却一直未寻到，最终是从钟少华先生那里复印来，而这是他父亲钟敬文的收藏；《世界十女杰》在《苏报》上看到广告，北京没找到，上海图书馆有藏，我的复印件还是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刘慧英送的；《女子新读本》是根据《女子世界》杂志所刊该书《导言》和“拟目”得知，最后从首都图书馆找到；而《（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也是在《女子世界》看到广告，从唐弢藏书目录中发现居然有收藏，才从现代文学馆访到。本来还打算做晚清女子修身教科书研究，但查找教科书的难度更高，所以一直未能上手。 此外，对新公布的史料也应该有一种敏感，它会产生刺激效应，激发你对既有史料的重新认识，这样，新的研究题目会被带出来。我自己的感触是，2009年嘉德拍卖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一批信，2012年匡时拍卖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书信与文稿，都勾起了我研究与利用的欲望，据此分别各写出三篇论文，即《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与《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与《梁启超与父亲》。这种研究其实是新史料帶动了我先前的积累，提供了一个书写的契机。
而调动积累，也就是在新史料与旧史料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情况可能更经常发生。比如，我最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书库中看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出版的《〈申报〉康梁事迹汇抄》时，立刻感觉此书应该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有关系，而此书《出版说明》说的是：“从成书的情况看，该书似是在梁启超逝世后，某人因某种需要辑录而成的。”我在这个学期完成的一篇论文《〈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材源考》中，借助中华书局去年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即《长编》的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比对文字，证实了这册抄本确实是为编写梁谱而请人专门从《申报》摘抄的相关史料。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在史学界卓有声誉的年谱是如何编写完成的。
此外，新史料的进入也会引起对已有论述的修正。也举一例：这次课上讲到欧榘甲的《新广东》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时题为《〈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发现这层以前未认知的关系，对于这部政治小说中两位主要人物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论争会有一个新的理解，也会对梁启超中断小说写作的原因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即不只是因为1903年的美国之行使梁启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主张，实际上，在小说第三回的黄、李论战中，由黄克强所代表的康有为的意见，已经使“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脱离了原先设定的轨道，小说因此写不下去了。
以上依据个人的研究所得，对近代文学史料的发现和使用做了零散的介绍。傅斯年曾经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这类名言，对这个说法学界虽有争议，但起码史料功夫确实是一个做近代文学与历史研究的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而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当然，新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也离不开新的研究思路或曰新眼光的照亮，这也可以说是个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问题吧。
2016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上最后一门课程的终课讲稿
关键词：近代文学 史料 原创性 研究思路
如何为最后一门课做总结，实在是很为难的事。已经讲了一个学期的课，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本来就带有总结的意味，所以在讲课中，也会展示研究的面向、进入的路径和其间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在第一讲“导言”中，曾概要说明了“近代文学的历史图景与研究策略”，这样，关于研究方法，感觉已经没有太多可说的。当然，也可以为自己进入近代文学学科三十多年的研究做自我评价，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做，还是分派给陈老师比较合适（备注：陈平原随后做演讲“作为学科的近代文学与作为学者的夏晓虹”）。思虑再三，我想还是以举例的方式，谈一点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关于史料阅读的体会。
首先需要说明，这门课程的名称虽然是“近代文学研究”，但我个人的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近代史。我也认为，近代文学研究不能与近代史研究切割开来，理由在第一次课上也讲到过，即由于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不同，报刊文学兴起，使率意写作成为主流，纯粹的文学鉴赏批评在此类作品上并不适用，需要观其大略，确定这些作品的尝试价值，并引进史学研究的方法，考察其间蕴含的社会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的意义。并且，即使从学科本身来说，近代文学研究也属于一种历史研究，它所处理的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史料。
另外，我也想说明，我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做原创性的研究。这个目标本来也不能说太高，因为如果一篇论文没有能够在史料上有新发现，或者是在论述上有新推进，在我看来确实可以不必写。当然，我还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以后做相关课题的人，都不可能绕过我的研究。如何做到这一点？我想还是从史料说起，因为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而搜集、阅读本身，应该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过程，而应当是一种有高度主动精神的发现的过程。对近代文学、史学研究而言，史料就是你搭建论文的基本材料。而你采用了哪些史料，实际也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创造性。
相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近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史料的浩瀚无边。第一次课我就讲过，近代报刊文学的兴起，使得研究者必须阅读的资料已不限于单本的小说、戏曲或作家的诗文集，还有大量原初发表在报刊上并未搜集的作品，这还没说到巨量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史料。所以，资料搜集的最高境界——“竭泽而渔”，在古代文学研究或许还有望实现，在近代文学研究几乎绝无可能。不过，史料的浩繁，一方面会给研究带来困扰（起码在时间上要比古代文学研究投入多得多），但也会因保留了大量丰富的细节，而让你的研究变得更丰满，更有乐趣。举个例子，我写作《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对国人自办的最早一所有影响的女校，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这个面向上进行了考察。后来主要利用报刊广告，我又写过《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希望“深入到学校实际操作的细节层面”，“更贴近地展现晚清女学初办时期面临的种种问题”，所以对校名变迁的意义、校区的设置、教员的聘任与授课、经费的来源与使用以及对于捐款人的情况都做了仔细考证，使得这所女学堂的历史年轮变得清晰可见。
对于近代文学与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报刊。报刊阅读对于返回历史现场，会有一种氛围的体验和认知；其次，报刊也是一个巨大的史料库。关于如何利用报刊进行研究，第一次课和以前专门开设的“近代报刊研究”以及陈平原老师的文章都进行过讨论，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肯定，比较早地阅读和使用报刊资料，确实让我在学界能够领先一步，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题目。最明顯的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书出版后，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馆长闵杰写过书评，题目就叫《晚清报刊与妇女史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因为闵杰也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变迁，所以我读他的这些评论很有知音之感：“这些以专题形式讲述的人和事，竟然多半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甚至妇女史学界同人闻所未闻，而在晚清社会中，这些又确是知名的人著名的事，在一段时期或某个地区内甚至是风云人物，例如惠兴女士，例如屈彊事件。”“作者发现了这些人和事，而我们没有发现，是读报与不读报之故。”实际上，这里说的不只是阅读报刊，而是指出，在资料的取材路径上需要有新的开拓。
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对报刊研究的路数很熟悉，而且，随着《申报》和其他越来越多报刊数据库的出现，对近代报刊的使用已经比过去方便了许多。需要警惕的反而是过于依赖数据库。目前这些全文数据库确实提供了检索的便捷，以前必须逐张翻查的报纸或杂志，现在输入检索词，基本就能轻易获得。但由此也会忽略对于整本杂志或整份报纸的阅读，以致遗漏很多相关甚至是必要的资讯。相对说来，电子书的形式好一些，但扫描本多半没有彩图，而且，对原刊的物质形态少了感性的体认。因此，数据库和电子书还是不应完全取代对原刊的阅读，起码在我的感觉中，自己读来的资料比检索出来的电子文本，更多了一种发现的乐趣。
而除了报刊这个巨大的资料库，如果要做原创性研究，也要对其他未经开发的史料有一种发现的眼光。要获取这些资料，读各种近代的图书目录是一个办法。要了解近代的出版情况，最先应该翻阅的是当时印行的书目。如周振鹤编的《晚清营业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近代译书目》等。我写《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时，就利用了梁启超1896年编的《西学书目表》以及徐维则辑、顾燮光补、1903年印行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因此可以发现当代人所编的《中国烹饪文献提要》里没有记录的《西法食谱》一书。另外，有收藏爱好的学者的藏书目录也值得关注，像我翻过阿英和唐弢的藏书目录，都很有收获。 翻书目之外，我自己更喜欢的一种方式是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当然，在目前中国境内，入库读书还有一定的限制。北大虽然已经有一些开放的文学、社科、港台图书或报刊阅览室，但大库里学生还是不能进入。其实对我来说，真要浏览大库的图书也比较困难，因为数量太多，书也太杂，包括了各种层次的读物。所以，我的入库读书的经验，多半得自境外的图书馆。那里的书数量不那么多，但相对来说，挑选比较精，更加专业。而让我受益最多的图书馆，除北大之外，其实是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海德堡大学。而且，有时，比如在东京大学检索目录比较麻烦，我会选择直接入库，一架一架地翻看，熟悉各类书籍的存放位置。
因为我曾经在东京大学讲学两年，所以像文学部的汉籍中心、文学部与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室以及学校的综合图书馆四处都可以自由入库；并且，和文学部每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老师一样，我也拥有一把汉籍中心的钥匙，能够随时进库（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两个月，我也有那个图书室的钥匙），所以对那里，尤其是前三处的藏书相当熟悉。在上次讲“都市研究：晚清上海片影”时，我已提到在东洋文化研究所阅读《申报》和其他关于晚清上海的图书，为我和陈老师编选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配资料的情况。起码很多《点石斋画报》原刊以及《（新增）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与《新辑海上青楼图记》，都是在那里发现的。这对我撰写《晚清上海片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具有关键作用。
我也相信，有些史料的发现需要契机，这当然也关联着研究的展开。其实，正是因为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的收藏覆盖了整个东亚，我在里面翻查的时候，发现了古代朝鲜的《承政院日记》（1623—1910年的王朝记录）和一套“韩国史料丛书”，加上我在汉籍中心看到“小仓文库”收藏的一册用“在朝鲜国元山港”“日本总领事馆”的稿纸抄录的黄遵宪《朝鲜策略》，才会写作《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写作与接受》（2000年）。那时，各种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获取，所以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近代史所的杨天石先生在我之前六年，已经就这个题目发表过论文。不过，这篇文章对我个人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让我在近代研究中，不但关注来自日本的影响，也会感觉到朝鲜的重要性。
順便说一下，在外面读书的一个经验是，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特别的资料做研究。比如关于《朝鲜策略》的论文，如果不是在东大的机缘，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写作冲动。还有收入《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的《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也是如此，因为伍庄晚年居住香港，他的著作在香港保存最多，我在香港期间写成此文，这让我有机会借助考察梁启超与伍庄的关系，也了解到康有为创建的保皇会的最后归宿。
再回到近代史料的问题，刚才提到的来自日本的影响是近代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所谓“西学东渐”，在清末民初主要体现为明治文化与文学的输入。这在现在也已成为常识。不过，在我做梁启超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明治文献的使用还非常稀少。由于梁启超在谈到“文界革命”时提到德富苏峰，并且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也作为梁启超的译作收在《饮冰室合集》中，由此引起我对这些日文原作的追踪。北大图书馆的日文书收藏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富的，这确实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诸如《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日本近代文学大系》《近代文学评论大系》这类大套的丛书都有购买，并且，虽然馆藏只有一本，那时却可以随便借出。因此，我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最为日本学界看重的，就是下半部讨论日本明治文化、文学与梁启超的关系。这也可以算是新资料的阅读引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而由于日本众多图书馆数据库的开放，特别是国会图书馆中近代电子图书馆里大量的明治时期读物，为我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我自己虽然电脑水平不高，但在2005年去美国莱斯（Rice）大学开会时，听一位汉学家说到日本国会图书馆电子书的开放，便留了心。这也可以说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交流的一个好处吧。不过，真正开始动用这份资源，还要到2011年撰写《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一文，那时花了很多时间，十张十张地下载了十几本明治年间出版的西方女杰传。当然，2000年前后，我在日本两年期间，也已经复印了德富芦花编的《世界古今名妇鉴》，这本书也是过了八九年，在写作《〈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时才用上。
相对说来，近代知名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还比较容易得到，我的感觉反而是，越是当年印刷量大的书，后世越难找到。因为此类文本大多属于通俗读物或应用性较强的书籍，使用者看过后多半会丢掉，似乎没有收藏价值，图书馆或个人藏家也都对它缺乏兴趣。不过，这类读本对了解普通知识或曰常识在社会的传播状况很有用处。当然，我关注的主要是其中与新思想相关的部分，这些读本恰好承担了将知识精英的思想向大众普及的功能。在近代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研究这类带有普及国民常识性质的启蒙读物，可以让我们知道现代思想是如何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所以，我对这些常识读本很看重。而在查找的时候却很费劲。以我在《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讨论的七本中外女杰传为例，其中三本——《外国列女传》《祖国女界伟人传》《祖国女界文豪谱》为北大图书馆已有；其他如《世界十二女杰》，先从《新民丛报》广告中得知此书，却一直未寻到，最终是从钟少华先生那里复印来，而这是他父亲钟敬文的收藏；《世界十女杰》在《苏报》上看到广告，北京没找到，上海图书馆有藏，我的复印件还是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刘慧英送的；《女子新读本》是根据《女子世界》杂志所刊该书《导言》和“拟目”得知，最后从首都图书馆找到；而《（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也是在《女子世界》看到广告，从唐弢藏书目录中发现居然有收藏，才从现代文学馆访到。本来还打算做晚清女子修身教科书研究，但查找教科书的难度更高，所以一直未能上手。 此外，对新公布的史料也应该有一种敏感，它会产生刺激效应，激发你对既有史料的重新认识，这样，新的研究题目会被带出来。我自己的感触是，2009年嘉德拍卖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一批信，2012年匡时拍卖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书信与文稿，都勾起了我研究与利用的欲望，据此分别各写出三篇论文，即《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与《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与《梁启超与父亲》。这种研究其实是新史料帶动了我先前的积累，提供了一个书写的契机。
而调动积累，也就是在新史料与旧史料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情况可能更经常发生。比如，我最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书库中看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出版的《〈申报〉康梁事迹汇抄》时，立刻感觉此书应该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有关系，而此书《出版说明》说的是：“从成书的情况看，该书似是在梁启超逝世后，某人因某种需要辑录而成的。”我在这个学期完成的一篇论文《〈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材源考》中，借助中华书局去年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即《长编》的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比对文字，证实了这册抄本确实是为编写梁谱而请人专门从《申报》摘抄的相关史料。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在史学界卓有声誉的年谱是如何编写完成的。
此外，新史料的进入也会引起对已有论述的修正。也举一例：这次课上讲到欧榘甲的《新广东》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表时题为《〈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发现这层以前未认知的关系，对于这部政治小说中两位主要人物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论争会有一个新的理解，也会对梁启超中断小说写作的原因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即不只是因为1903年的美国之行使梁启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主张，实际上，在小说第三回的黄、李论战中，由黄克强所代表的康有为的意见，已经使“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脱离了原先设定的轨道，小说因此写不下去了。
以上依据个人的研究所得，对近代文学史料的发现和使用做了零散的介绍。傅斯年曾经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这类名言，对这个说法学界虽有争议，但起码史料功夫确实是一个做近代文学与历史研究的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而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当然，新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也离不开新的研究思路或曰新眼光的照亮，这也可以说是个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问题吧。
2016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为作者2016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上最后一门课程的终课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