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方舟子，已是3个月后。这期间所发生的那起骇人听闻的肖传国买凶追杀事件，至此得到了某种阶段性平息。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难免偶有波澜，生活终会归于平静，但对于方舟子，这却难说得很。
　　“对我的影响，就是在生活上更加不自由。”他说，“所以也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3个月前，这些话是没有任何可能从方舟子嘴巴里说出来的。3个月后，这些话由他本人说出来，依然让人缺乏心理准备。我们的谈话地点，也已经改换过。自从袭击发生后，他一改与人在外面茶馆会晤的习惯，不再随随便便走动。
　　人身安全上的不确定性，也就增加了方舟子是否仍然一如继往坚持打假事务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在方舟子那里是没有确切答案的，他自己同样显得迷茫和困惑。虽然支持者早就劝他移居国外，除此而外似乎别无良策，但這无疑是最后一个选项，一旦实施起来，尽管完全不能说明是他在“落败”后的“仓皇辞庙”，至少也显示出了某种无可奈何。所以这就不无矛盾了。
　　方舟子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如果有人一定坚持不这么认为，那么好吧，这样一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你认为划得来吗?真实的情况是，他只是恰巧做了一件他能力范围里的事情。所以，他并不希望别人将他脸谱化。如果我们只将视线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是极肤浅的事情。
　　必须看到，肖传国事件所揭示出来的方舟子个人对于学术诚信建设的推动及其困境，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一切个体语境上的逻辑。大家都在考察和关切，此事对于中国的学术环境治理与净化是否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
　　法院判决之后，国家职能部门先后重申了对肖传国现象的“零容忍”态度和立场，卫生主管部门同时还对肖氏发明的那种“先进”的手术予以否定，指其还没有在临床使用的安全有效性的循证医学证据，不应在临床上使用。这个表态，方舟子已经等了好几年，它不仅有助于叫停这些害人的手术，还有利于受害者对肖提起后续诉讼。这自然也称得上是一种进步，“总比一直保持沉默要好。”
　　10年来，方舟子那里就像一个举报中心，这帮助他一点一点地深入场券认识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学术界。回顾一下，他也承认，比之于10年前，目前的状况是有所好转的。
　　“造假泛滥，是大家相互学的，胆子大的在前面搞，胆子小的在后面学。有我们这样的网站存在，一些胆子小的就会被吓住，发现有可能被揭露，就不敢了，所以相应会减少。盖子揭开了，社会关注了，大家了解学术造假问题，政府部门也认为造假是普遍现象，所以制定条例，成立机构，也能起一定教育作用。”
　　凡事总是循序渐进的，改变的希望也许会在后面。现在应该认真思考并寻找一种好的学术规范机制。在方舟子眼里，好的机制是这样的：涉及学术造假行为，凡有人举报，不论来自何种渠道，均应有专门部门受理，然后进行调查，公布结果，属实的则要作出处理，进行揭露打击。
　　有此吁求，不能说是他的自信不够，而是说在这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摆在方舟子面前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即便方舟子的效应是集10年摸索从微末中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已经很大，但直到今天，依旧不能保证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
　　因而，在相关机制尚不健全时，像方这样的自发机制若要取得优势，就必须成其规模与体系，否则不会有可持续性和连贯性。我曾与方及他周围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样欢迎有更多“方舟子”出现，但这有难处。方的情况，有其不可复制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具备专业眼光的人，不一定愿意得罪人，也不一定坚持下来，可能有人管着你，有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所以我很理解国内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出来说话，不超脱，中国人有这种传统，总觉得和为贵，总想留—条路。”
　　不过，这并不说明方舟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期待。
　　“我觉得你作为知识分子，至少要做到不同流合污，至少要洁身自好。其次是力所能及地来抗击、反击丑恶现象。我并不是说你什么事都要管，有必要用到你的知识的时候，你应该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