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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10月13日第三届中国越剧节研讨会在浙江温州举办，此为茅威涛的发言。略有删节。
从1994年浙江主办中国小百花越剧节到2014年第三届中国越剧节开幕，其间恰好过了20年。20年后的今天，越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媒体时代。在这个新媒体时代，越剧的传播与生存方式完全不同以往。1984年“小百花”刚刚成立时，报纸和广播是传播信息的最主要途径；1994年中国小百花越剧节举办时，电视已经崛起，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而今天，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更多新兴媒介纷纷涌现，迅速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态和日常生活。这些前所未有的传播方式，正在急剧影响和改变着越剧的创作、越剧的观众、演出市场乃至越剧的存在方式。
善用媒体，占领文化制高点
越剧是我们毕生从事的事业，是我们的情感寄托，同时还是我们的生计。面对新媒体时代，越剧当下的兴衰以及越剧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时代的变化。戏剧和观众的关系是个永恒的话题，任何时代的戏剧从业人员都必须面对观众，必须解决戏剧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个关键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可能中国戏曲和剧场、观众的关系，已经在我们从业人员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就如支付宝在悄无声息的时候就“革了银行的命”。在这个新环境里，新媒体的出现，对今天的戏剧人，既是新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戏剧的信息传播方式，同时也迅速扩张了观众欣赏戏剧的途径。我们这代越剧演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越剧热潮中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个年代万人空巷到电影院看越剧《红楼梦》的景象，至今让人怀念。我们在越剧的黄金时代选择了这个行业，对市场的突变，对越剧的新境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某种程度上，越剧乃至于戏曲界面临的所有困难，源于人们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而消费方式改变的背后，是社会大众对文化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于这个时代我们的精神存在方式的理解。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对越剧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艺术欣赏与选择的价值观和趣味发生了变化，好像到剧场里欣赏越剧是一件很低端很土气的事情，人们觉得，好像钢琴、歌剧才高大上，流行歌曲才时髦，好像只有向西方现代派艺术学习中国的传统艺术才有出路。
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艰难的时代，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歧视的眼光中走了过来，而且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用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创作和演出，吸引了不同时代的观众，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敢说我们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我只想说，面对困局，在传统艺术最困难的年代，我们至少保持了越剧的尊严。
越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有前辈艺术家的呵护与哺育，其次是由于始终有一大批热心与痴迷的观众，他们为越剧的魅力所感染，不离不弃，然后还有我们这代越剧人基于对越剧深厚感情的坚守。不过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我们始终在运用新媒体传播越剧方面，有独特优势。
在越剧与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在当下的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最直观地说，每个剧团都面临着演出经营问题，我们浙江小百花在演出营销上，有一些成功尝试的经验。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笼统地介绍这些经验，只是想透露我们浙江小百花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我们在策划每一部作品时都对营销有思考，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的不只是一台戏的营销，而是站在越剧作为一个剧种的生存发展的角度思考，这样的思考，比个别剧目演出经营的成功与否显得更重要，更宏观。剧团和剧目的演出营销自然很重要，但是，对我们而言，营销的目标不只是一两场演出，它更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当我们把优秀的作品送给观众，让观众因为看了你的戏而喜欢你，进而喜欢越剧，喜欢传统艺术，喜欢中国文化，演出就拥有远超越剧团赢利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成功的营销不仅是让这个戏多卖出几张票，也不仅仅是吸引更多的戏迷，而是为了让越剧，让戏曲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态里，在中国人当下的艺术欣赏选择中，获得更多的青睐。
这才是我们这些年真正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些年最重要的努力。当然，这样做很辛苦，很困难。困难就在于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不利的文化环境。美学家蒋勋先生在《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一书中谈到“文化有它的花季，确实，不能不承认，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逐利的商业社会里。也许我们不是文化花季里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做文化的垫脚石，为文化还能够形成下一个花季，做一点默默积淀、薪火相传、铺路搭桥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艺术迅速被边缘化，被打上了落后的标签。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对于包括越剧在内的传统艺术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传统艺术的生存发展，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背后的动力，就在于社会上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更客观、冷静地看待不同的艺术门类，对传统艺术有了更多温情和敬意。尽管要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完全改变一般公众对传统戏曲、对于越剧的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努力，还是获得了回报。
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对越剧的歧视有其复杂的原因，分析这些复杂的原因，是学者们的份内事。我想说的是我们如何努力纠正社会上普遍的歧视。我们不是被动、消极地针对那些具体的观念去做辩论和无望的说服工作，而是把重心放在精心选择有效的传播途径上，尤其是选择有不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媒体。这些重要媒体，首先当然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同时还包括那些在知识界和时尚界有影响的媒体。所以当我们有新的创作和新的重点剧目时，除了要借助官方媒体，同时也很倚重在知识界和时尚界有影响的媒体。所以我们的创作理念和思考，要通过类似《今日先锋》这样的杂志传递给各不同艺术门类的同行，要通过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要通过类似《外滩画报》这样的刊物传递给追逐都市生活的白领阶层。通过这些特定的媒体，我们试图寻找最有效地改变社会各界对越剧文化认识的通道， 通过这样的一些通道，努力改变越剧被边缘化的现状。在今天这个媒体对人们审美选择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代，越剧的创作和演出，不能只是在报纸文化版不起眼的角落里登一篇小豆腐块。我们要在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和全社会分享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立场与观念。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媒体让越剧更受社会关注，同时也让观众改变对越剧的误解，然后，才是通过我们精湛的、代表中国当代舞台艺术水平的创作与演出，让观众接受和喜爱越剧。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发现以往所做的这些还都不够。因为微博、微信等各种新兴的自媒体的出现，越剧的传播又增添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传播方式，如果我们的创作与演出不能很好地利用各类新媒体，那么，越剧完全有可能重新被抛到社会的边缘。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艺术的传播渠道更宽广和多样化，强势媒体的传播效率更强。但是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传播的分众倾向非常明显，简明地说，相对于传统媒体普遍化的传播，新媒体时代的大众被切割成一个又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之外的信息传播是无效的。因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越剧的媒体传播依赖于哪些“朋友圈”，我们应该在哪里出现？对越剧在今天和明天的生存发展而言，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因为当大众被切割成无数“朋友圈”时，不同“朋友圈”的文化内涵与辐射力截然不同，而信息通过哪些“朋友圈”传播，在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在这个时代，哪些艺术样式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能够有最有效的最有力的传播，和我们如何运用新媒体，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们面对的新挑战，但它也是新的机遇。只有自觉地掌握与运用好这些新媒体，越剧才能继续成为当代中国戏曲的领跑者。
重新阐释越剧的文化内涵
越剧是个年轻剧种，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我们既有优势，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对越剧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和京剧、昆曲争一日之短长，而是把越剧放在中国文化这个大格局和大背景中，寻找她的美学定位。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人们对各种不同艺术样式有着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当然和不同艺术的文化含量有关，但是其背后更关键的影响是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文化阐释。社会和公众怎么去阐释我们的艺术，怎样理解和言说越剧，更简明地说，在人们心目中越剧在文化上是什么性质的一门艺术，这些看似离每个具体的剧团和演员很遥远，但它对越剧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我们的创作和演出给公众留下的是什么印象，也决定了社会和公众如何定义越剧。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定义为“传统戏剧”？越剧是不是传统戏剧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些都是文化定义上的方式。社会公众经常不自觉地把越剧称为“传统戏剧”，当我们把越剧定义为“传统戏剧”时，会不会很自然地、本能地排斥和拒绝新的艺术元素的加入？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成功经营者们，经常强调品牌标识的重要性。对越剧而言，我们是否愿意和应该把“传统戏曲”当作我们的品牌标识？就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只要听说剧场在演出传统戏剧就掉头离开，看到中央电视台的11套就马上换台？
我们深受传统戏剧的滋养，而且毕生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但是“传统戏剧”这个符号，这个品牌，在很多年里不仅没有成为我们传播的推动力，反而增添了我们生存发展的困难。
我们当然始终坚信传统戏剧的价值与魅力，对越剧、尤其是越剧的传统，对培养我们成长的前辈艺术家，都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不会一直留在这个领域。我曾经想过，这几十年里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坚持从事越剧事业。这些年我排了几出戏，也有很多演出，做了许多与越剧相关的事情，在我和越剧的关系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坚持下来了。 刚读到国话演员袁泉的一篇题为《别人眼里所谓我的“坚持”》的文章，她这样写道：走进排练场就觉得很踏实，有一种“就是这儿”的亲切感。 怀着这些小小的私心，再来接受大家形容我的“坚守”、“坚持”、“执着”这类高尚的一踏糊涂的词语，我真的会脸红。演戏这件满足了我个人愿望的事，被大家善意地夸大烘托成一种精神，这中间的尴尬真是很难解释啊！
我们这些坚持的同行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深爱舞台，与此同时，还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我无比羡慕袁泉只要演好戏，享受演戏就够了。但是，越剧演员仅仅有理想、有感情还不够，仅仅有一种“就是这儿”的亲切感，仅仅满足个人愿望还不够。越剧要生存，要发展，我们所有越剧人都要考虑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这些怀有对越剧理想情怀的人，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在探索越剧的生存发展之道，我们浙江小百花，浙江其他数以百计的国营和民营的越剧团，上海越剧院，还有福建、南京等地的越剧同行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心怀理想，寻找越剧的生存发展之道，越剧才会有今天。我们超越了越剧经历的种种困难，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当下中国，越剧是生存发展最健康的剧种之一，我们的市场环境比大多数剧种都更良性。记得前几天和马云聊天，他说，一个追求理想顺便挣点钱的人，和一个为了挣钱顺便实现点理想的人，走到最后，一定是前者挣得比后者还要多。我想表明的是，这段话和在这个时代越剧艺术如何生存发展，正好形成了有趣的对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传统戏剧被边缘化的现实，是在坚守，但并不是死守。我常自诩是一老宅子里的长女，“守”是本分，但今天我突然明白，我不能仅仅做到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守着宅子，我企图用宅子开个时下旅游流行的概念——“民宿”。因为胸怀理想，所以我们试图改变，首先就需要思考我们自身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改变。我相信越剧是可以变，应该变的。不是要改变越剧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和精神取向，不是要把越剧改得不像越剧，而是要改变对越剧的文化阐释。
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有它势利的一面，我们无法改变这样残酷的现实。但社会的错误见解是可以矫正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越剧依然经受社会不公待遇，她的魅力和价值没有被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的时代，努力调动媒体的传播效应，让更多人走进剧场，通过对优秀剧目精彩的舞台演绎征服观众，进而让越剧从当代文化的边缘回到中心。
我们多年的努力，就是要改变社会对越剧的文化阐释，改变越剧被边缘化的状态。用优秀的剧目，优秀的表演打动观众只是一方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媒体将观众吸引进剧场；而要吸引观众，根本的问题是对越剧的文化性质、美学价值的理论总结、归纳和文化阐释。越剧需要这样的总结归纳和阐释，只靠优秀的剧目和表演是不够的，没有文化阐释的能力，再好的剧种、剧目和演出，都很难产生影响。这就是媒体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有朋友说，我应该多唱《何文秀》这样的尹派经典剧目，虽然我也能把《何文秀》唱得很好，但是当我演《何文秀》时，我们今天的媒体会知道怎么去评价它吗？用传统的方式演绎传统戏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时代的媒体丧失了对它的阐述能力，所以它才会被边缘化。南京大学吕效平教授在《前沿戏剧》发表的《茅威涛对于现代戏曲的意义》一文中写道：茅威涛并不满足于这种古典戏曲剧场的“综合性”，她要追求的是现代剧场的“综合性”，她希望实现“古典戏剧与时尚元素的融合”。把古典的留给古典，把现代的交给现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排《孔乙己》，排《藏书之家》，排《二泉映月》，排《江南好人》的原因；就是我们推出《西厢记》封箱，定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越剧”的原因；就是30年团庆，定位“三十而立”，推出北上广三大剧院联合祝贺演出，保利院线巡回演出，在30年前起步的香港作收官演出的原因。我们需要给社会、给媒体提供话题，通过这些当代传媒有能力阐释的作品，把越剧带到社会聚光灯的中心位置。 提升越剧的社会能见度
在这个时代，如果要让越剧为更多的人知道、接受和喜欢，首先，是要尽可能完整地继承越剧的本体特色，张扬越剧艺术的魅力，提高创作与演出的艺术水准，这是常识。但我们长期以来比较忽视的，就是如何努力让越剧经常成为社会的关注对象，提升越剧的社会能见度。
当我们初入越剧行业时，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戏剧是文化部门的重中之重，而媒体只有一种声音，越剧受政府高度重视，在媒体上的存在感也一直很强。但是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我们的境遇发生了剧变，今天早就已经不是越剧天然地受关注、受重视的年代，假如我们没有精心的策划，不能提供有内涵的话题，就很难实现提升越剧社会能见度这一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每做一部作品，都能够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我当然知道，业内外对我的评价，茅威涛会折腾，茅威涛永远在制造话题。当我在制造话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艺术的内核，有感染力的表演才能让观众喜欢，才能征服那些走进剧场的观众，但是在这之外，我们还需要想象文化的制高点，站在这样的高度和整个社会对话，站在这样的高度与世界戏剧语境对话。在我心里，越剧观众始终是放在首位的，但是坦诚地说，我的心里不仅仅只有越剧的观众，还有更多没有看过越剧，对越剧不关心、不了解，甚至有误解的大众。只有站在一定的文化高地，才有可能吸引更多人来关心、认识、了解越剧，进而让更多人成为越剧新的爱好者。我觉得在新媒体时代，我的折腾可以让整个越剧界得益。过去，我们不说“折腾”，用的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叫“改革”。记得袁雪芬老师曾经对我说，“小茅你知道吗，搞改革，编剧要改革没有用，导演要改革没有用，院长要改革也没有用，文化厅局长要改革也没有用，必须站在舞台中间的那个人想要改革这才有用。”老人家说得精辟。假如我们这些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不折腾，越剧就很难兴盛。袁雪芬老师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前辈，而且她所处的时代，越剧的市场那么兴旺。袁雪芬老师和她的姐妹们在一个市场环境很好的时候，把越剧折腾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剧种，我们处在一个市场环境很糟的时代，我想，如果没有人折腾，那越剧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只会越来越逼仄，更谈不到光明的前程。
越剧的精髓在舞台上，观众必须在剧场里才能真正体会它的真谛，才能享受到它真正的魅力。最有价值的创作必须体现在演出的过程中。所有媒体都只能间接地传播有关越剧的信息和话题，都不能充分传递越剧的美好与感动。但是假如我们善用媒体，在这个新媒体时代，善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和渠道吸引观众、培养观众，越剧的道路就有可能走得更好。
在新媒体时代，越剧如何完成自己新的美学阐释和文化定位，如何拥有文化高度？我希望可以通过浙江小百花和我个人这个模板做一些解剖。尽管我们最初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和本能的探索，我们并不是为了适应新媒体而做越剧的，很可能最初我们想的只不过是为了剧团的基本生存，但是二十年以后，互联网把世界和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或许我们离蒋勋先生所说的“文化花季”又近了一步。我们只要充分运用各类新媒体，就有可能用最低的成本做最好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越剧的好，越剧的美。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作者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从1994年浙江主办中国小百花越剧节到2014年第三届中国越剧节开幕，其间恰好过了20年。20年后的今天，越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媒体时代。在这个新媒体时代，越剧的传播与生存方式完全不同以往。1984年“小百花”刚刚成立时，报纸和广播是传播信息的最主要途径；1994年中国小百花越剧节举办时，电视已经崛起，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而今天，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更多新兴媒介纷纷涌现，迅速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态和日常生活。这些前所未有的传播方式，正在急剧影响和改变着越剧的创作、越剧的观众、演出市场乃至越剧的存在方式。
善用媒体，占领文化制高点
越剧是我们毕生从事的事业，是我们的情感寄托，同时还是我们的生计。面对新媒体时代，越剧当下的兴衰以及越剧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时代的变化。戏剧和观众的关系是个永恒的话题，任何时代的戏剧从业人员都必须面对观众，必须解决戏剧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个关键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可能中国戏曲和剧场、观众的关系，已经在我们从业人员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就如支付宝在悄无声息的时候就“革了银行的命”。在这个新环境里，新媒体的出现，对今天的戏剧人，既是新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戏剧的信息传播方式，同时也迅速扩张了观众欣赏戏剧的途径。我们这代越剧演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越剧热潮中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个年代万人空巷到电影院看越剧《红楼梦》的景象，至今让人怀念。我们在越剧的黄金时代选择了这个行业，对市场的突变，对越剧的新境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某种程度上，越剧乃至于戏曲界面临的所有困难，源于人们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而消费方式改变的背后，是社会大众对文化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于这个时代我们的精神存在方式的理解。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对越剧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艺术欣赏与选择的价值观和趣味发生了变化，好像到剧场里欣赏越剧是一件很低端很土气的事情，人们觉得，好像钢琴、歌剧才高大上，流行歌曲才时髦，好像只有向西方现代派艺术学习中国的传统艺术才有出路。
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艰难的时代，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歧视的眼光中走了过来，而且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用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创作和演出，吸引了不同时代的观众，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敢说我们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我只想说，面对困局，在传统艺术最困难的年代，我们至少保持了越剧的尊严。
越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有前辈艺术家的呵护与哺育，其次是由于始终有一大批热心与痴迷的观众，他们为越剧的魅力所感染，不离不弃，然后还有我们这代越剧人基于对越剧深厚感情的坚守。不过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我们始终在运用新媒体传播越剧方面，有独特优势。
在越剧与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在当下的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最直观地说，每个剧团都面临着演出经营问题，我们浙江小百花在演出营销上，有一些成功尝试的经验。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笼统地介绍这些经验，只是想透露我们浙江小百花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我们在策划每一部作品时都对营销有思考，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的不只是一台戏的营销，而是站在越剧作为一个剧种的生存发展的角度思考，这样的思考，比个别剧目演出经营的成功与否显得更重要，更宏观。剧团和剧目的演出营销自然很重要，但是，对我们而言，营销的目标不只是一两场演出，它更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当我们把优秀的作品送给观众，让观众因为看了你的戏而喜欢你，进而喜欢越剧，喜欢传统艺术，喜欢中国文化，演出就拥有远超越剧团赢利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成功的营销不仅是让这个戏多卖出几张票，也不仅仅是吸引更多的戏迷，而是为了让越剧，让戏曲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态里，在中国人当下的艺术欣赏选择中，获得更多的青睐。
这才是我们这些年真正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些年最重要的努力。当然，这样做很辛苦，很困难。困难就在于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不利的文化环境。美学家蒋勋先生在《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一书中谈到“文化有它的花季，确实，不能不承认，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逐利的商业社会里。也许我们不是文化花季里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做文化的垫脚石，为文化还能够形成下一个花季，做一点默默积淀、薪火相传、铺路搭桥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艺术迅速被边缘化，被打上了落后的标签。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对于包括越剧在内的传统艺术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传统艺术的生存发展，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背后的动力，就在于社会上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更客观、冷静地看待不同的艺术门类，对传统艺术有了更多温情和敬意。尽管要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完全改变一般公众对传统戏曲、对于越剧的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努力，还是获得了回报。
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对越剧的歧视有其复杂的原因，分析这些复杂的原因，是学者们的份内事。我想说的是我们如何努力纠正社会上普遍的歧视。我们不是被动、消极地针对那些具体的观念去做辩论和无望的说服工作，而是把重心放在精心选择有效的传播途径上，尤其是选择有不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媒体。这些重要媒体，首先当然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同时还包括那些在知识界和时尚界有影响的媒体。所以当我们有新的创作和新的重点剧目时，除了要借助官方媒体，同时也很倚重在知识界和时尚界有影响的媒体。所以我们的创作理念和思考，要通过类似《今日先锋》这样的杂志传递给各不同艺术门类的同行，要通过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要通过类似《外滩画报》这样的刊物传递给追逐都市生活的白领阶层。通过这些特定的媒体，我们试图寻找最有效地改变社会各界对越剧文化认识的通道， 通过这样的一些通道，努力改变越剧被边缘化的现状。在今天这个媒体对人们审美选择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代，越剧的创作和演出，不能只是在报纸文化版不起眼的角落里登一篇小豆腐块。我们要在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和全社会分享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立场与观念。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媒体让越剧更受社会关注，同时也让观众改变对越剧的误解，然后，才是通过我们精湛的、代表中国当代舞台艺术水平的创作与演出，让观众接受和喜爱越剧。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发现以往所做的这些还都不够。因为微博、微信等各种新兴的自媒体的出现，越剧的传播又增添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传播方式，如果我们的创作与演出不能很好地利用各类新媒体，那么，越剧完全有可能重新被抛到社会的边缘。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艺术的传播渠道更宽广和多样化，强势媒体的传播效率更强。但是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传播的分众倾向非常明显，简明地说，相对于传统媒体普遍化的传播，新媒体时代的大众被切割成一个又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之外的信息传播是无效的。因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越剧的媒体传播依赖于哪些“朋友圈”，我们应该在哪里出现？对越剧在今天和明天的生存发展而言，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因为当大众被切割成无数“朋友圈”时，不同“朋友圈”的文化内涵与辐射力截然不同，而信息通过哪些“朋友圈”传播，在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在这个时代，哪些艺术样式占据着文化的制高点，能够有最有效的最有力的传播，和我们如何运用新媒体，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们面对的新挑战，但它也是新的机遇。只有自觉地掌握与运用好这些新媒体，越剧才能继续成为当代中国戏曲的领跑者。
重新阐释越剧的文化内涵
越剧是个年轻剧种，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我们既有优势，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对越剧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和京剧、昆曲争一日之短长，而是把越剧放在中国文化这个大格局和大背景中，寻找她的美学定位。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人们对各种不同艺术样式有着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当然和不同艺术的文化含量有关，但是其背后更关键的影响是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文化阐释。社会和公众怎么去阐释我们的艺术，怎样理解和言说越剧，更简明地说，在人们心目中越剧在文化上是什么性质的一门艺术，这些看似离每个具体的剧团和演员很遥远，但它对越剧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我们的创作和演出给公众留下的是什么印象，也决定了社会和公众如何定义越剧。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定义为“传统戏剧”？越剧是不是传统戏剧的组成部分？其实这些都是文化定义上的方式。社会公众经常不自觉地把越剧称为“传统戏剧”，当我们把越剧定义为“传统戏剧”时，会不会很自然地、本能地排斥和拒绝新的艺术元素的加入？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成功经营者们，经常强调品牌标识的重要性。对越剧而言，我们是否愿意和应该把“传统戏曲”当作我们的品牌标识？就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只要听说剧场在演出传统戏剧就掉头离开，看到中央电视台的11套就马上换台？
我们深受传统戏剧的滋养，而且毕生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但是“传统戏剧”这个符号，这个品牌，在很多年里不仅没有成为我们传播的推动力，反而增添了我们生存发展的困难。
我们当然始终坚信传统戏剧的价值与魅力，对越剧、尤其是越剧的传统，对培养我们成长的前辈艺术家，都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不会一直留在这个领域。我曾经想过，这几十年里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坚持从事越剧事业。这些年我排了几出戏，也有很多演出，做了许多与越剧相关的事情，在我和越剧的关系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坚持下来了。 刚读到国话演员袁泉的一篇题为《别人眼里所谓我的“坚持”》的文章，她这样写道：走进排练场就觉得很踏实，有一种“就是这儿”的亲切感。 怀着这些小小的私心，再来接受大家形容我的“坚守”、“坚持”、“执着”这类高尚的一踏糊涂的词语，我真的会脸红。演戏这件满足了我个人愿望的事，被大家善意地夸大烘托成一种精神，这中间的尴尬真是很难解释啊！
我们这些坚持的同行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深爱舞台，与此同时，还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我无比羡慕袁泉只要演好戏，享受演戏就够了。但是，越剧演员仅仅有理想、有感情还不够，仅仅有一种“就是这儿”的亲切感，仅仅满足个人愿望还不够。越剧要生存，要发展，我们所有越剧人都要考虑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这些怀有对越剧理想情怀的人，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在探索越剧的生存发展之道，我们浙江小百花，浙江其他数以百计的国营和民营的越剧团，上海越剧院，还有福建、南京等地的越剧同行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心怀理想，寻找越剧的生存发展之道，越剧才会有今天。我们超越了越剧经历的种种困难，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当下中国，越剧是生存发展最健康的剧种之一，我们的市场环境比大多数剧种都更良性。记得前几天和马云聊天，他说，一个追求理想顺便挣点钱的人，和一个为了挣钱顺便实现点理想的人，走到最后，一定是前者挣得比后者还要多。我想表明的是，这段话和在这个时代越剧艺术如何生存发展，正好形成了有趣的对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传统戏剧被边缘化的现实，是在坚守，但并不是死守。我常自诩是一老宅子里的长女，“守”是本分，但今天我突然明白，我不能仅仅做到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守着宅子，我企图用宅子开个时下旅游流行的概念——“民宿”。因为胸怀理想，所以我们试图改变，首先就需要思考我们自身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改变。我相信越剧是可以变，应该变的。不是要改变越剧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和精神取向，不是要把越剧改得不像越剧，而是要改变对越剧的文化阐释。
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有它势利的一面，我们无法改变这样残酷的现实。但社会的错误见解是可以矫正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越剧依然经受社会不公待遇，她的魅力和价值没有被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的时代，努力调动媒体的传播效应，让更多人走进剧场，通过对优秀剧目精彩的舞台演绎征服观众，进而让越剧从当代文化的边缘回到中心。
我们多年的努力，就是要改变社会对越剧的文化阐释，改变越剧被边缘化的状态。用优秀的剧目，优秀的表演打动观众只是一方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媒体将观众吸引进剧场；而要吸引观众，根本的问题是对越剧的文化性质、美学价值的理论总结、归纳和文化阐释。越剧需要这样的总结归纳和阐释，只靠优秀的剧目和表演是不够的，没有文化阐释的能力，再好的剧种、剧目和演出，都很难产生影响。这就是媒体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有朋友说，我应该多唱《何文秀》这样的尹派经典剧目，虽然我也能把《何文秀》唱得很好，但是当我演《何文秀》时，我们今天的媒体会知道怎么去评价它吗？用传统的方式演绎传统戏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时代的媒体丧失了对它的阐述能力，所以它才会被边缘化。南京大学吕效平教授在《前沿戏剧》发表的《茅威涛对于现代戏曲的意义》一文中写道：茅威涛并不满足于这种古典戏曲剧场的“综合性”，她要追求的是现代剧场的“综合性”，她希望实现“古典戏剧与时尚元素的融合”。把古典的留给古典，把现代的交给现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排《孔乙己》，排《藏书之家》，排《二泉映月》，排《江南好人》的原因；就是我们推出《西厢记》封箱，定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越剧”的原因；就是30年团庆，定位“三十而立”，推出北上广三大剧院联合祝贺演出，保利院线巡回演出，在30年前起步的香港作收官演出的原因。我们需要给社会、给媒体提供话题，通过这些当代传媒有能力阐释的作品，把越剧带到社会聚光灯的中心位置。 提升越剧的社会能见度
在这个时代，如果要让越剧为更多的人知道、接受和喜欢，首先，是要尽可能完整地继承越剧的本体特色，张扬越剧艺术的魅力，提高创作与演出的艺术水准，这是常识。但我们长期以来比较忽视的，就是如何努力让越剧经常成为社会的关注对象，提升越剧的社会能见度。
当我们初入越剧行业时，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戏剧是文化部门的重中之重，而媒体只有一种声音，越剧受政府高度重视，在媒体上的存在感也一直很强。但是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我们的境遇发生了剧变，今天早就已经不是越剧天然地受关注、受重视的年代，假如我们没有精心的策划，不能提供有内涵的话题，就很难实现提升越剧社会能见度这一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每做一部作品，都能够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我当然知道，业内外对我的评价，茅威涛会折腾，茅威涛永远在制造话题。当我在制造话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艺术的内核，有感染力的表演才能让观众喜欢，才能征服那些走进剧场的观众，但是在这之外，我们还需要想象文化的制高点，站在这样的高度和整个社会对话，站在这样的高度与世界戏剧语境对话。在我心里，越剧观众始终是放在首位的，但是坦诚地说，我的心里不仅仅只有越剧的观众，还有更多没有看过越剧，对越剧不关心、不了解，甚至有误解的大众。只有站在一定的文化高地，才有可能吸引更多人来关心、认识、了解越剧，进而让更多人成为越剧新的爱好者。我觉得在新媒体时代，我的折腾可以让整个越剧界得益。过去，我们不说“折腾”，用的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叫“改革”。记得袁雪芬老师曾经对我说，“小茅你知道吗，搞改革，编剧要改革没有用，导演要改革没有用，院长要改革也没有用，文化厅局长要改革也没有用，必须站在舞台中间的那个人想要改革这才有用。”老人家说得精辟。假如我们这些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不折腾，越剧就很难兴盛。袁雪芬老师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前辈，而且她所处的时代，越剧的市场那么兴旺。袁雪芬老师和她的姐妹们在一个市场环境很好的时候，把越剧折腾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剧种，我们处在一个市场环境很糟的时代，我想，如果没有人折腾，那越剧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只会越来越逼仄，更谈不到光明的前程。
越剧的精髓在舞台上，观众必须在剧场里才能真正体会它的真谛，才能享受到它真正的魅力。最有价值的创作必须体现在演出的过程中。所有媒体都只能间接地传播有关越剧的信息和话题，都不能充分传递越剧的美好与感动。但是假如我们善用媒体，在这个新媒体时代，善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和渠道吸引观众、培养观众，越剧的道路就有可能走得更好。
在新媒体时代，越剧如何完成自己新的美学阐释和文化定位，如何拥有文化高度？我希望可以通过浙江小百花和我个人这个模板做一些解剖。尽管我们最初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和本能的探索，我们并不是为了适应新媒体而做越剧的，很可能最初我们想的只不过是为了剧团的基本生存，但是二十年以后，互联网把世界和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或许我们离蒋勋先生所说的“文化花季”又近了一步。我们只要充分运用各类新媒体，就有可能用最低的成本做最好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越剧的好，越剧的美。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作者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