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项南对“包”字情有独钟，颇感兴趣。他认为，这个“包”字是改革的动力，开放的活力，也是治疗“左”的思维的一剂“良药”，更是力促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项南为什么对“包”字寄予希望呢？因为当时企业存在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他提出要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努力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让“包”字进城，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项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盛赞“包”字下了乡，农村大变样；“包”字进了城，市情有大成。在会议上受到代表们的喝彩，认为是推进城市改革的一大“金点子”。项南很受鼓舞，根据自己发言的思路，连夜为《福建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让“包”字进城》，刊登在5月18日《福建日报》一版显著版面。
福建省许多企业在“松绑”放权后，让“包”字进厂当家，实行多种承包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企业经济效益也明显增加。55位厂长、经理之一的厦门卷烟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刘维灿，在参与发出《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后，心里惴惴不安，万万未料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给予大力支持。项南赞誉55位厂长、经理是“企业改革的先驱者”，成为敢为天下先、敢当“出头鸟”的企业家。
正是在项南批示的鼓励下，厦门卷烟厂请“包”字进厂，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机制改革。精简机构，优化劳动组织，分配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与贡献挂钩，促进生产力发展。回首过去的岁月，虽然顶着阻力改革国有企业，让刘维灿吃尽苦头，但她无怨无悔，事实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在改革时代，为振兴民族工业，她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使厦门卷烟厂发展了自己，占领了市场，靠技术和实力与国内同行分享效益。
该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思索着如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振兴我国的烟草行业。1980年，厦门卷烟厂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第一家和美国雷诺士烟草公司合作加工“骆驼”牌香烟的外资合作企业。这在改革之初的海防前线城市厦门，燃起了一把大火，“烧着了”许多人的眉毛。随后，围绕着合作加工美国香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骆驼”牌是黑样板，打击了民族工业；有人说这是“卖国主义”，比李鸿章还有过之无不及。当时，作为该厂带头人，刘维灿觉得，真是乌云压顶难抬头。
1982年4月6日夜，刘维灿和身患重病的厦门市原进出口办副主任谢崇永被迫写检查直到深夜。然而，刘维灿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想做点事又错在哪里呢？
1982年4月7日，省委领导来厂调研，刘维灿做梦也想不到项南握着她的手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党创企业不要怕担风险，顶着就是好汉。你们干，比不干的人好几十倍、几千倍！我会为你口头和书面平反。”他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沁人心田。此刻，不知怎地，这位厂长热泪盈眶。
6月，省召开工业交通会议，省政府特邀刘维灿参加大会，指名要她在会上发言。她发言之后，项南在会上说：“坚持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干部，要比那些光说不干的人好几千倍，几万倍。”随后刘维灿详细向他汇报与雷诺士合作的过程，并向他倾诉了心中所受的委屈。
阳光终会穿透阴霾。在厦门卷烟厂最困难，刘维灿这位厂长压力最大的时刻，省委书记给她支持和力量，使她对企业改革充满了信心。项南不但口头给她平反，而且在省委刊物《经济动态》发表的《一场争论》一文中，为这位厂长撑腰、鼓气，并派新华社福建分社的记者到厦门卷烟厂实地调查，编写情况材料向中央反映，使厦门卷烟厂与美商合作的项目顺利进行，这是刘维灿永志不忘的。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合作项目是成功的，利远大于弊。从加工生产“骆驼”牌香烟起步到合资开办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厂与雷诺士公司的合作不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并作为一个对外经贸合作的样板，向全国烟草行业辐射，为国家创税利20多亿元。
“松绑”放权，请“包”字进城，也促进了招商引资。1984年6月，项南在会见日立工机株式会社社长高桥丰吉时，态度明确地说：“福建与日立的合作是成功的，希望今后能长久合作下去。”
项南把福建与日立合作开办福日公司（全称“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作为第一个“里程碑”，把闽日在电动工具方面的合作，当作第二个“里程碑”。他希望并建议福建与日立可以进行更全面、更广泛的合作，树立第三个“里程碑”。日方非常赞同项南的想法，表示一定要跟福建进行更加全面、广泛的合作。
福建省的这家中外合资公司，是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事情的发展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作为前线，30年没有大建设。中央给福建的投资只占全国总额的0.8%，国家建设规划的大中型项目没有一个在福建落户。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和广东更无法相比。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订立通过。从当年7月到年底，合资项目全国总共才批准了六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可见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合资经营还有很大的风险和潜力。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夺得一场又一场攻坚战的胜利。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福日公司也不例外。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订立法规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左”的思想迷雾重重，外界对这个新鲜事物毁誉参半。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项南的高明之处令人肃然起敬，他在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关于“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成为他排除千难万阻的精神动力。项南用“不争论”的方式，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最有力的支持。 福日公司还是有福气的，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1982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福建视察工作，随行的有胡启立、谷牧、郝建秀、杨德中、李鹏、江泽民等。胡耀邦沿途对福建省的各项工作都作了重要指示，提出福建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列。还说，福建在对外开放上是积极的，但前段时间进展不快，不能完全怪福建，中央有关部门认识不一致，支持不够，也是个原因。胡耀邦专门就福日公司问题发表讲话，指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胡耀邦的话增强了大家搞好合资企业的信心，但争论并未因此平息下来。
倔强的项南更是挺起腰杆支持福日公司。但反对者也变本加厉，极尽打击、陷害之能事。可恨的是，上自某些中央有关领导，下至省内省外，都有人批评福日公司在搞“卖国主义”，是“殖民地经济”。见项南和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省长张遗不肯低头认错，有人干脆指示国家计委不承认福日公司的生产计划，商业、工商管理部门通知福日公司，电视机向省外出售，须报经批准发准运证，否则按走私论处。
为了保住福日电视机生产线引进这个改革开放成果，项南不惜乌纱帽，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顶住压力，坚决不让福日停产，而是生产更多更优的产品，保证市场需要。
这时，好在“松绑”放权的春风吹来，企业家有了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再加上“包”字进城，企业家心胆也更壮了，争着为项南分忧。现状是福日公司被“卡死”，不被列入生产计划，就没有外汇购买必需的配套元器件，造成生产没保证，生产出的产品又大量积压。项南积极支持给予变通的办法。从现有库存中，先安排数万台彩电以人民币在省内出售，然后按外汇平均成本计算，由计委安排平衡外汇450万美元。这样，减轻了福日公司的库存积压，加快了货币回笼，稳定了市场和帮助工厂保持了正常生产，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项南知道，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合资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厦门卷烟厂和美国雷诺士合作生产“骆驼”牌香烟，引进了一些先进机械和技术，各种议论也纷然而至。有人认为这个引进搞得很糟，甚至添油加醋地说，都像厦门这么搞，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把大门打开了，连关税也没有了，生产的香烟不是运销国外，而是在国内销售，净赚本国人的钱。
在火烧眉头的关键时刻，项南站出来说话：大搞“三来一补”，没有什么风险。他又提及厦门烟厂与外资合作，我们没花什么钱，把技术引进来，把设备引进来，原材料也拿到了，工人得到了培训，国家收了税，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增加了市场商品。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丢掉了什么？有什么风险呢？厦门烟厂不到一年就达到设计要求，就能掌握技术，就能赚到钱。坏处在哪里？
项南举一反三，从这件事引申开去，把那些人的无理攻击挡了回去。他说，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过分苛求，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我们确定一个项目要慎重，但出了点问题，大家要互相体谅，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十分爱护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他们冒风险来干，即使犯了一点错误，也应该体谅他们。对外经济活动，我们缺乏经验，难免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发展经济，犯一点错误，要体谅他，支持他，当然也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项南还说，过去有支战歌，叫《开路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不怕关山万千重”，大家都要有开路先锋的精神，做改革开放的先锋、闯将。
（摘自《项南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有删改）
项南为什么对“包”字寄予希望呢？因为当时企业存在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他提出要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努力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让“包”字进城，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项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盛赞“包”字下了乡，农村大变样；“包”字进了城，市情有大成。在会议上受到代表们的喝彩，认为是推进城市改革的一大“金点子”。项南很受鼓舞，根据自己发言的思路，连夜为《福建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让“包”字进城》，刊登在5月18日《福建日报》一版显著版面。
福建省许多企业在“松绑”放权后，让“包”字进厂当家，实行多种承包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企业经济效益也明显增加。55位厂长、经理之一的厦门卷烟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刘维灿，在参与发出《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后，心里惴惴不安，万万未料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给予大力支持。项南赞誉55位厂长、经理是“企业改革的先驱者”，成为敢为天下先、敢当“出头鸟”的企业家。
正是在项南批示的鼓励下，厦门卷烟厂请“包”字进厂，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机制改革。精简机构，优化劳动组织，分配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与贡献挂钩，促进生产力发展。回首过去的岁月，虽然顶着阻力改革国有企业，让刘维灿吃尽苦头，但她无怨无悔，事实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在改革时代，为振兴民族工业，她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使厦门卷烟厂发展了自己，占领了市场，靠技术和实力与国内同行分享效益。
该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思索着如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振兴我国的烟草行业。1980年，厦门卷烟厂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第一家和美国雷诺士烟草公司合作加工“骆驼”牌香烟的外资合作企业。这在改革之初的海防前线城市厦门，燃起了一把大火，“烧着了”许多人的眉毛。随后，围绕着合作加工美国香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骆驼”牌是黑样板，打击了民族工业；有人说这是“卖国主义”，比李鸿章还有过之无不及。当时，作为该厂带头人，刘维灿觉得，真是乌云压顶难抬头。
1982年4月6日夜，刘维灿和身患重病的厦门市原进出口办副主任谢崇永被迫写检查直到深夜。然而，刘维灿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想做点事又错在哪里呢？
1982年4月7日，省委领导来厂调研，刘维灿做梦也想不到项南握着她的手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党创企业不要怕担风险，顶着就是好汉。你们干，比不干的人好几十倍、几千倍！我会为你口头和书面平反。”他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沁人心田。此刻，不知怎地，这位厂长热泪盈眶。
6月，省召开工业交通会议，省政府特邀刘维灿参加大会，指名要她在会上发言。她发言之后，项南在会上说：“坚持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干部，要比那些光说不干的人好几千倍，几万倍。”随后刘维灿详细向他汇报与雷诺士合作的过程，并向他倾诉了心中所受的委屈。
阳光终会穿透阴霾。在厦门卷烟厂最困难，刘维灿这位厂长压力最大的时刻，省委书记给她支持和力量，使她对企业改革充满了信心。项南不但口头给她平反，而且在省委刊物《经济动态》发表的《一场争论》一文中，为这位厂长撑腰、鼓气，并派新华社福建分社的记者到厦门卷烟厂实地调查，编写情况材料向中央反映，使厦门卷烟厂与美商合作的项目顺利进行，这是刘维灿永志不忘的。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合作项目是成功的，利远大于弊。从加工生产“骆驼”牌香烟起步到合资开办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厂与雷诺士公司的合作不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并作为一个对外经贸合作的样板，向全国烟草行业辐射，为国家创税利20多亿元。
“松绑”放权，请“包”字进城，也促进了招商引资。1984年6月，项南在会见日立工机株式会社社长高桥丰吉时，态度明确地说：“福建与日立的合作是成功的，希望今后能长久合作下去。”
项南把福建与日立合作开办福日公司（全称“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作为第一个“里程碑”，把闽日在电动工具方面的合作，当作第二个“里程碑”。他希望并建议福建与日立可以进行更全面、更广泛的合作，树立第三个“里程碑”。日方非常赞同项南的想法，表示一定要跟福建进行更加全面、广泛的合作。
福建省的这家中外合资公司，是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的。事情的发展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作为前线，30年没有大建设。中央给福建的投资只占全国总额的0.8%，国家建设规划的大中型项目没有一个在福建落户。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和广东更无法相比。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订立通过。从当年7月到年底，合资项目全国总共才批准了六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可见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合资经营还有很大的风险和潜力。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夺得一场又一场攻坚战的胜利。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福日公司也不例外。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订立法规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左”的思想迷雾重重，外界对这个新鲜事物毁誉参半。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项南的高明之处令人肃然起敬，他在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想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关于“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成为他排除千难万阻的精神动力。项南用“不争论”的方式，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最有力的支持。 福日公司还是有福气的，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1982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福建视察工作，随行的有胡启立、谷牧、郝建秀、杨德中、李鹏、江泽民等。胡耀邦沿途对福建省的各项工作都作了重要指示，提出福建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列。还说，福建在对外开放上是积极的，但前段时间进展不快，不能完全怪福建，中央有关部门认识不一致，支持不够，也是个原因。胡耀邦专门就福日公司问题发表讲话，指出：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胡耀邦的话增强了大家搞好合资企业的信心，但争论并未因此平息下来。
倔强的项南更是挺起腰杆支持福日公司。但反对者也变本加厉，极尽打击、陷害之能事。可恨的是，上自某些中央有关领导，下至省内省外，都有人批评福日公司在搞“卖国主义”，是“殖民地经济”。见项南和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省长张遗不肯低头认错，有人干脆指示国家计委不承认福日公司的生产计划，商业、工商管理部门通知福日公司，电视机向省外出售，须报经批准发准运证，否则按走私论处。
为了保住福日电视机生产线引进这个改革开放成果，项南不惜乌纱帽，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顶住压力，坚决不让福日停产，而是生产更多更优的产品，保证市场需要。
这时，好在“松绑”放权的春风吹来，企业家有了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再加上“包”字进城，企业家心胆也更壮了，争着为项南分忧。现状是福日公司被“卡死”，不被列入生产计划，就没有外汇购买必需的配套元器件，造成生产没保证，生产出的产品又大量积压。项南积极支持给予变通的办法。从现有库存中，先安排数万台彩电以人民币在省内出售，然后按外汇平均成本计算，由计委安排平衡外汇450万美元。这样，减轻了福日公司的库存积压，加快了货币回笼，稳定了市场和帮助工厂保持了正常生产，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项南知道，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合资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厦门卷烟厂和美国雷诺士合作生产“骆驼”牌香烟，引进了一些先进机械和技术，各种议论也纷然而至。有人认为这个引进搞得很糟，甚至添油加醋地说，都像厦门这么搞，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把大门打开了，连关税也没有了，生产的香烟不是运销国外，而是在国内销售，净赚本国人的钱。
在火烧眉头的关键时刻，项南站出来说话：大搞“三来一补”，没有什么风险。他又提及厦门烟厂与外资合作，我们没花什么钱，把技术引进来，把设备引进来，原材料也拿到了，工人得到了培训，国家收了税，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增加了市场商品。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丢掉了什么？有什么风险呢？厦门烟厂不到一年就达到设计要求，就能掌握技术，就能赚到钱。坏处在哪里？
项南举一反三，从这件事引申开去，把那些人的无理攻击挡了回去。他说，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过分苛求，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我们确定一个项目要慎重，但出了点问题，大家要互相体谅，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十分爱护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他们冒风险来干，即使犯了一点错误，也应该体谅他们。对外经济活动，我们缺乏经验，难免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发展经济，犯一点错误，要体谅他，支持他，当然也要帮助他改正错误。
项南还说，过去有支战歌，叫《开路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不怕关山万千重”，大家都要有开路先锋的精神，做改革开放的先锋、闯将。
（摘自《项南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