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资深媒体人）
　　春节，笔者顺序落脚北上广深，中国的四大一线城市。在广州坐地铁，莫名其妙不自在。半天才想明白，原来广州地铁没有安检。在北京和上海，习惯了地铁里的安检程序，突然畅通无阻，反而触发了某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北京到深圳，地铁安检呈现出四种不同形态。北京执行最严格。在上海，虽然世博会后常态化执行，却相当宽松。广州没有安检，而深圳则不定时亦不定站点，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判断，处于安检“非常态”略偏向“常态”的阶段。
　　同是一线城市，地铁安检的严格程度大为不同，让人对其存在的必要性存疑。
　　地铁安全的命题，本身是社会领域的。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曾经举办过地铁安检截获危险品展览。展品从燃气罐、火喷枪、砍刀、各式仿真枪，到烟花、炸药和迫击炮教练弹。如果没有地铁安检，这些潜在的危险品，难道不会变成现实的危险吗？
　　举办这类展览，当然是为了增加“安检常态化”的说服力。但展览再让人心惊肉跳，终究很难让人理解，同为一线发达城市，多数基础条件都非常接近，何以京沪必须要有地铁安检，而深广可以不用？据公开的报道数据，显然不能认为京沪由于有地铁安检系统，得到了比深广更好的治安数据。
　　所以，这里面可能存在更强的逻辑链条。
　　无论社会整体治安状况多好，地铁中的危险因素，终究不可能彻底排除。设立安检并常态化，虽然也不能根绝风险，但不设立安检，一旦出现事故，即使是平均概率内的事故，甚至偶发性的事故，决策者也必然要承担巨大压力。深圳近年来没有地铁内与安检不严相关的事故，但也有安检常态化的冲动，不能排除这一因素。
　　任何安保措施都是需要成本的。有些措施如航空安检，基本上已经国际通行，默认为必要。但一般公交若安检，支持的人就一定很少。地铁安检介于两者之间。对于这一类安检措施，主要的问题，在于投入产出比的权衡上。投入不仅包括安检硬件软件投入，也包括乘客人均付出的时间成本。
　　各种决策体制，都会权衡投入产出比。投入多少用于维护安全稳定，主要取决于财政体制。如前所述，在政府支出限制不是特别严苛的情况下，决策者必然倾向于投入尽可能多的财政支出，用于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理论上，安检措施越严格、覆盖越全面，投入越多，确实也会让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危害减小。
　　但除了决策者基于社会政治角度的考量，地铁安检本身作为“一笔生意”，也是推动地铁安检建设的重要因素。
　　地铁安检的投入，主要是人员与设备。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算过账，仅世博会500多台安检仪的采购成本，按每台20万元计，就已经上亿（1.3亿元），而到2015年，上海还将在该数据基础上增加130多个站点。6500多名安检员的成本，每人每月按照当时上海月最低工资1400元计算，也上亿了。
　　这仅仅是上海一个城市的保守估计数字。对于在政府采购中获得标的的公司来说，这当然是一笔相当大的买卖。
　　由于本身吸收了相当多的就业岗位，一旦地铁安检常态化后，再去解除，无异于解散一个大型企业。在“地铁安检”这个问题上，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互相捆绑，也互相强化。
　　如何对待诸如地铁安检这类投入，可以看出各经济区域间文化的差异。未来二十年，中国将新建大量的轨道交通。对于那些刚迈入“地铁时代”的城市来说，选择就在眼前。而若以不同的选择来判断这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多少也是靠谱的。（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