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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范国平
为了活着回家，坦尼充当了位于日本本土的大牟田煤矿17号战俘营的地下秩序管理者，在这里，他是最成功的黑市交易商，也是集中营的“歌舞大王”。苦熬三年，他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来了无比珍贵的“自由”。
最成功的黑市交易商
我是17号战俘营中最成功的黑市交易商。休利特医生是我的好友，在药物和医疗器械短缺的情况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了很多兄弟的生命。他一直想留下一些治疗记录，好帮助兄弟们在战后恢复健康。怎么帮他弄到用于记录的纸呢？我想到了铤而走险进行黑市交易。
几天之后，生意上门了。一个日本监工知道我会说些日语，在我铲煤的时候，问我能不能帮他搞到一支美国牙膏。我会心一笑，问他用什么交换。他说：“香烟吧。10包、20包，30包也行啊。”我乘机要了一些纸。他一口答应了。
我在全营搜寻了几天，终于在一个爪哇战俘那里发现一支原包装的未拆封的高露洁牙膏，他开价10包烟。那时在营里，1碗米饭值3包烟，牙膏这玩意儿已不是生活必需品。
我和日本新朋友本先生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找到了牙膏，但是它的主人想要20包香烟——差额就是我的利润，因为我承担着高风险，一旦发现就会被处死。本眼睛都没眨，说：“好的。我明天把烟带来，还给你带礼物。”我们商定等我凌晨4点回去的那一班交换，那个时候守卫都快要睡着了，检查比较马虎。
交易的日子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把牙膏藏在黄色炸药里带到井下。工作结束后，本悄悄地把我叫到一个黑暗的角落。他解开制服露出20包香烟，每10盒用一个大包裹着。我们迅速完成了交易。本没有食言，给了我两个小笔记本。本子很小，大约有3英寸宽5英寸长，我想都没想就把它们装进夹克的口袋里。我用导火索把烟绑在大腿内侧，但守卫还是发现了笔记本。我紧张得汗流浃背。幸好他翻了一下，说了句“里艾欧-卡嫩（没有钱）”，就放我进去了。
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接下来我又为一个日本矿工弄到了一双8号的鞋，他愿出50包香烟。一个爪哇人主动和我联系，带来双新鞋。我穿着这双8号的鞋步行3英里到煤矿完成了这笔交易。我的脚是10号半的，我以脚上磨出好几个水泡的代价，赚了20包烟和1本笔记本。我坚持每笔交易都必须有一些能够写字的纸作为我的报酬的一部分付给我。
尽管我经常做生意，但是在很多日子里我仍然在挨饿。我们的交换对象是提供给日本看守和矿工的多余的米饭，或者当天剩余的米饭。厨师是我们主要的交易对象，当我们能够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时候，我们就能获得额外的食物。即使如此，我在大牟田840天的日子里，有90％的时间都吃不饱。
在做了一年的交易人之后，我手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香烟。我决定策划一次抽奖，奖品是一个完整的红十字包裹。我支付了420包香烟，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收集齐红十字包裹里的物品。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倒卖彩票，彩票是从一个日本矿工手里卖的，绝对正规，正面是日文，背面是阿拉伯数字，战俘们没办法复制。每一张彩票都有机会获得一整套红十字包裹，一包香烟买一张彩票，没有一整包香烟的人可以和他人合伙下注。兄弟们热情很高，每个人都知道，获得了那个红十字药箱，就等于获得了生存的机会。红十字药箱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可以交换食物的硬通货。
抽奖在一个轮休日举行，拥有彩票的兄弟们悄悄地聚到食堂。我派出了两个望风的人，嘱咐大家千万别出声。当那个号码抽出来的时候，那个幸运儿高兴得跳上了饭桌，他大声叫道：“感谢上帝，我有机会活下去啦!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胜利，第一次是被征兵！”
我也大赚了一笔，通过卖彩票得到了675包香烟，净赚205包。兄弟们手里的香烟基本上被我“收缴”上来了。我给了休利特医生一百多包香烟，让他分给生病的兄弟们。剩下的香烟有些与兄弟们分享了，还留了一些作为交易的资本。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我的交易对象扩展到日本士兵身上时，我被发现了。但日本人并没有因此砍掉我的头，而是把我关进了禁闭室挨饿。我在集中营之所以能够大难不死，与我在1944年组织的战俘戏剧表演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表演，是我和约翰·梅诺将军商量的结果。将军认为，可以通过娱乐活动来振奋士气，他鼓励我去和集中营指挥官交涉这个事情。想不到指挥官竟然同意了，允许我在晚上点名时当众宣布这个事情。
报名的人很多，大概有30个人。在这些极具创造性的天才当中，有两人会弹钢琴，六人会表演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4人能够表演四重唱，有五个人喜欢扮演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女人，剩下的人大都善于表演和讲故事。我是导演兼编剧，我分析了大家的特长，立刻想到了“歌舞大王齐格菲”，我们可以演一部类似的滑稽剧。
日本人的开恩有限，我们必须像以往一样在矿井里工作。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琢磨这出戏，去煤矿的路上在想，回营的路上也想，吃饭的时候在想，甚至铲煤的时候也在想：诙谐的音乐，跳舞的“女孩”，惹人注意的舞台布景，发人深思的诗歌朗诵，精彩的独唱，还有富有感染力能够拨动我们回忆的四重唱。在伙伴们的帮助下，“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格菲”剧本成形了。
演员有了，剧本有了，但是我们缺乏器材，城田中佐几乎没弄到我们所需要的乐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鼓手用空箱子做出了鼓，他那对时髦的鼓槌是用我们在矿井里发现的硬木头做成的，铙钹是用废金属做的。没有钢琴，我们从战俘当中找到了一把口琴。
最犯愁的是，如何使那些跳舞的“女孩子们”看起来像女孩子。没有女性的衣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穿得少一些，并戴上巨大的头饰。我们跟日本人要了一些废纸板和一些破碎的彩色玻璃瓶，跟厨房要了两杯生米。我们把纸板裁成钻石型、心型、圆形、三角形等等，每个头饰大概有十五到十八英尺高，八到十二英尺宽。我们碾碎生米，加进一些水做成米糊，用这些米糊涂满头饰，然后把那些闪闪发光的玻璃小颗粒撒在涂满米糊的纸板上，这样闪闪发光的头饰就做成了。
那些想扮演跳舞女孩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有八个人。以前，很多个夜晚，我看到他们拥抱、相互爱抚、调情，我的胃会一阵阵地翻腾，感到恶心。但是排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我们都是风雨同舟的患难兄弟。我们抽出每一分空余的时间来排练。这部滑稽剧驱散了萦绕在我们头脑中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无望。最终，一切都准备就绪。
演出的那个晚上，我像热铁皮上的猫一样紧张。这部滑稽剧在“一个美丽女孩”的歌声中拉开帷幕。当那些“女孩子们”穿着像真正的齐格菲女郎们的衣服出来跳舞时，笑声简直要震倒了房子。观众们都站了起来，慷概地把掌声、口哨声和尖叫声献给了我们节目。城田中佐还邀请了一些东京的高层官员和三井男爵来观看我们的表演。三井男爵是三井家族的首领，大牟田煤矿的老板。
演出一结束，我就被介绍给了三井。我们体面而庄严地接受了表扬。三井给予了我一个特别的奖赏：我可以写一封信给家里人，他们会在电台中广播我写的信，只要美国方面收到这个讯息，我还活着的消息就会传递给我的家人。1945年6月17日，我的父母收到了美国宪兵司令部拍发的电报，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在日本福冈。
当“歌舞大王齐格菲”这部滑稽剧谢幕之后，我们的剧团没有解散，在以后的十四个月里，我们又上演了十三部舞台剧，至少六部是音乐剧，所有的兄弟们都能够跟着表演者一起唱。我仍然做着我的生意，因为生存下去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
战争结束了
1945年8月9日，我们和往常一样,黎明起床，草草地吃一些米饭，然后走向煤矿。快到矿井的时候,不寻常的情况发生了。在17号战俘营东南方向，大约35英里外的长崎，升起了一个巨大的浮云，底部呈现茎干状，扁平的顶部看上去就像个大煎饼。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尽早结束战争，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我有幸成为目睹这一过程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
第二天，我们受到了日本卫兵和矿工的毒打，他们往死里打我们。他们的狂暴告诉我们，战争就要结束，小日本猖狂不了几天了。
果然，8月15日早上，当我们整装待发，准备继续为天皇铲煤时，日本看守却说了一句“雅苏米、康多”（休息时间）。日本人没有任何解释，很快我们被迫返回营房，兴奋的情绪在我们心头滋长。
中午，我们来到食堂，厨师居然把我们的饭盒装满了，并且一直把米饭塞到装不下为止。汤也发生了变化，居然有蔬菜了。我看了一眼其它几个伙伴，咧嘴笑了笑。我们的兴奋感逐渐达到了颠狂的程度，尽管还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
不久，日本人命令我们到操场列队。就在我们立正紧绷着身体时，突然来过来一个车队。一共是七辆车，车顶上架着机枪，踏板和车厢里都站满了日本兵。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日本人要干什么，他们一直虐待我们，很多兄弟被他们杀害，他们是不是想把我们都杀了，毁灭罪证？
指挥官以惯常的神气十足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到中间，仿佛是日本刚刚赢得了战争，而他是专门来炫耀胜利的。站定后，他清了清嗓子，说道：“美国和日本现在已是朋友，战争已经结束了！”随后他跳上了第一辆卡车的踏板，用拳头锤了一下车顶，喊道：“由卡！”（出发），就驶离了操场。
他话音未落，操场上已经沸腾了。我们自由了！战争结束了！我们终于赢了！我终于可以回家，见到我亲爱的劳拉！天哪！我兴奋得差点晕倒！
很多兄弟，决定进城去找出那些在过去三年里曾经无情摧残过我们的日本监工，以牙还牙！很多监工早已闻风而逃，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些，用拳头回敬了他们。我们还在17号战俘营里搜出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日本看守。那些曾经屠杀过我们的兄弟的看守，全都死于我们愤怒的拳头底下。
8月18日中午，一架我从没见过的大飞机出现在我们营地上空，大量降落伞从炸弹舱飘下，下面捆着宝贵的物资。当第一顶伞触到地面时，三个装满罐装水果沙拉的箱子砸开，罐头滚落了一地。我们飞奔而去，迫不及待拣起来打开，用手捞着吃。
当第二架飞机飞到我们上空时，机舱里的人向外抛出了一个圆柱形的黑色皮革制品。在那里面我们发现了长崎、熊本、大牟田的地图，以及我们集中营所处的位置。还有一张字条，上面说美国已对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第二颗投放到了长崎，要不是因为天气缘故，我们这将会成为轰炸目标。因为大牟田有大量的矿藏以及庞大的船只货容量。老天保佑！我们太幸运了！
寻找美军
9月11日的一大早，我和鲍勃·马丁悄悄离开了17营，去寻找美国的大部队。现在想来，我们出现在日本大街上的情形真是十分滑稽，神气十足的我们穿着日本囚服，身无分文，在大街上遇到日本人就问。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当时的做法真的很愚蠢，弄不好就会被杀或是再次被送回牢房。
有日本人把通往鹿屋的火车班次告诉了我们，并且提醒我们，在这一趟车的终点必须换乘。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小时，火车刚进站，我们就上了车。到这趟列车的终点后，小站站长亲自接待我们，迎接我们的是礼貌的鞠躬、善意的微笑以及香浓的热茶。他告诉我们，要去鹿屋第二天早上才有。他坚持安排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内屋住宿，慷慨地派人送来了一餐美味的家常饭，还有一大瓶的米酒。就在同一时刻，两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朝我们鞠了个躬，然后解下了腰间的刀鞘和佩刀，递给了我们，以示日本的战败。晚些时候，站长又给我们送来了枕头和毯子。说完又礼貌地鞠了个躬，向后退了四步，然后走出了房间。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日本人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十天前他们还是凶神恶煞的主子，今天就成为了站长宣称的“美国人的好朋友”。
次日大清早，站长给我们送来了早餐，一小杯米酒，一大碗米饭，两小份炸鱼块，一碗蔬菜热汤，当然，还有少不了的热茶。鲍勃呆呆看着我，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笑出声来，这不是在做梦吧？这是真实的吗？就在几星期前我还被打得死去活来，而今天他们却把我视为上宾。
上车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座位了，车里挤满了人，还有一队日本兵。我发现在站在扶梯上的是个军官。为了证实昨晚和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做梦，不仅仅是一部分日本人想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我靠近他，用日语说道：“把你的剑给我，我们是胜利者。”只见他毫不犹豫地走到我面前，解下他的佩剑和腰带，双手奉上。然后朝我一个鞠躬，用日本话说道：“我们感到很抱歉，就把这个作为友谊的象征吧。”说完又回到扶梯上，一个人哭了起来。我感到有些内疚，但我不能把武士刀还给他。
折腾了半天我们总算到了鹿屋。可能是怕我们受挤，列车长把我们带到了司机室。三个小时后，火车减速了。我们以为快到鹿屋了。很快火车就嘎然而止，司机笑着对我们鞠了个躬，然后来了个立正的姿势，用手指向东方，说道：“这里就是鹿儿岛县了，往那边向东走六英里便是鹿屋市。”这意味着我们要过海，穿越6英里的海面到鹿屋。
下车后，我们碰到了5个同伴，他们也是从集中营里面出来找美国部队的。大家兴奋地打着招呼，结伴而行。很快，我们找到了一条船。船长跟我们要20日元，大家都没钱，好在我身上还有做生意剩下的10包香烟。看他的神情有些不愿意，我决定吓吓他，说要把武士刀也给他作为船费。考虑到自身处境，他二话不说，立即开船。
渔船到岸时，兄弟们哭的哭，笑的笑，我高声喊道：“自由了！终于自由了！”
为了活着回家，坦尼充当了位于日本本土的大牟田煤矿17号战俘营的地下秩序管理者，在这里，他是最成功的黑市交易商，也是集中营的“歌舞大王”。苦熬三年，他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迎来了无比珍贵的“自由”。
最成功的黑市交易商
我是17号战俘营中最成功的黑市交易商。休利特医生是我的好友，在药物和医疗器械短缺的情况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了很多兄弟的生命。他一直想留下一些治疗记录，好帮助兄弟们在战后恢复健康。怎么帮他弄到用于记录的纸呢？我想到了铤而走险进行黑市交易。
几天之后，生意上门了。一个日本监工知道我会说些日语，在我铲煤的时候，问我能不能帮他搞到一支美国牙膏。我会心一笑，问他用什么交换。他说：“香烟吧。10包、20包，30包也行啊。”我乘机要了一些纸。他一口答应了。
我在全营搜寻了几天，终于在一个爪哇战俘那里发现一支原包装的未拆封的高露洁牙膏，他开价10包烟。那时在营里，1碗米饭值3包烟，牙膏这玩意儿已不是生活必需品。
我和日本新朋友本先生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找到了牙膏，但是它的主人想要20包香烟——差额就是我的利润，因为我承担着高风险，一旦发现就会被处死。本眼睛都没眨，说：“好的。我明天把烟带来，还给你带礼物。”我们商定等我凌晨4点回去的那一班交换，那个时候守卫都快要睡着了，检查比较马虎。
交易的日子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把牙膏藏在黄色炸药里带到井下。工作结束后，本悄悄地把我叫到一个黑暗的角落。他解开制服露出20包香烟，每10盒用一个大包裹着。我们迅速完成了交易。本没有食言，给了我两个小笔记本。本子很小，大约有3英寸宽5英寸长，我想都没想就把它们装进夹克的口袋里。我用导火索把烟绑在大腿内侧，但守卫还是发现了笔记本。我紧张得汗流浃背。幸好他翻了一下，说了句“里艾欧-卡嫩（没有钱）”，就放我进去了。
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接下来我又为一个日本矿工弄到了一双8号的鞋，他愿出50包香烟。一个爪哇人主动和我联系，带来双新鞋。我穿着这双8号的鞋步行3英里到煤矿完成了这笔交易。我的脚是10号半的，我以脚上磨出好几个水泡的代价，赚了20包烟和1本笔记本。我坚持每笔交易都必须有一些能够写字的纸作为我的报酬的一部分付给我。
尽管我经常做生意，但是在很多日子里我仍然在挨饿。我们的交换对象是提供给日本看守和矿工的多余的米饭，或者当天剩余的米饭。厨师是我们主要的交易对象，当我们能够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时候，我们就能获得额外的食物。即使如此，我在大牟田840天的日子里，有90％的时间都吃不饱。
在做了一年的交易人之后，我手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香烟。我决定策划一次抽奖，奖品是一个完整的红十字包裹。我支付了420包香烟，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收集齐红十字包裹里的物品。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倒卖彩票，彩票是从一个日本矿工手里卖的，绝对正规，正面是日文，背面是阿拉伯数字，战俘们没办法复制。每一张彩票都有机会获得一整套红十字包裹，一包香烟买一张彩票，没有一整包香烟的人可以和他人合伙下注。兄弟们热情很高，每个人都知道，获得了那个红十字药箱，就等于获得了生存的机会。红十字药箱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可以交换食物的硬通货。
抽奖在一个轮休日举行，拥有彩票的兄弟们悄悄地聚到食堂。我派出了两个望风的人，嘱咐大家千万别出声。当那个号码抽出来的时候，那个幸运儿高兴得跳上了饭桌，他大声叫道：“感谢上帝，我有机会活下去啦!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胜利，第一次是被征兵！”
我也大赚了一笔，通过卖彩票得到了675包香烟，净赚205包。兄弟们手里的香烟基本上被我“收缴”上来了。我给了休利特医生一百多包香烟，让他分给生病的兄弟们。剩下的香烟有些与兄弟们分享了，还留了一些作为交易的资本。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我的交易对象扩展到日本士兵身上时，我被发现了。但日本人并没有因此砍掉我的头，而是把我关进了禁闭室挨饿。我在集中营之所以能够大难不死，与我在1944年组织的战俘戏剧表演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表演，是我和约翰·梅诺将军商量的结果。将军认为，可以通过娱乐活动来振奋士气，他鼓励我去和集中营指挥官交涉这个事情。想不到指挥官竟然同意了，允许我在晚上点名时当众宣布这个事情。
报名的人很多，大概有30个人。在这些极具创造性的天才当中，有两人会弹钢琴，六人会表演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4人能够表演四重唱，有五个人喜欢扮演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女人，剩下的人大都善于表演和讲故事。我是导演兼编剧，我分析了大家的特长，立刻想到了“歌舞大王齐格菲”，我们可以演一部类似的滑稽剧。
日本人的开恩有限，我们必须像以往一样在矿井里工作。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琢磨这出戏，去煤矿的路上在想，回营的路上也想，吃饭的时候在想，甚至铲煤的时候也在想：诙谐的音乐，跳舞的“女孩”，惹人注意的舞台布景，发人深思的诗歌朗诵，精彩的独唱，还有富有感染力能够拨动我们回忆的四重唱。在伙伴们的帮助下，“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格菲”剧本成形了。
演员有了，剧本有了，但是我们缺乏器材，城田中佐几乎没弄到我们所需要的乐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鼓手用空箱子做出了鼓，他那对时髦的鼓槌是用我们在矿井里发现的硬木头做成的，铙钹是用废金属做的。没有钢琴，我们从战俘当中找到了一把口琴。
最犯愁的是，如何使那些跳舞的“女孩子们”看起来像女孩子。没有女性的衣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穿得少一些，并戴上巨大的头饰。我们跟日本人要了一些废纸板和一些破碎的彩色玻璃瓶，跟厨房要了两杯生米。我们把纸板裁成钻石型、心型、圆形、三角形等等，每个头饰大概有十五到十八英尺高，八到十二英尺宽。我们碾碎生米，加进一些水做成米糊，用这些米糊涂满头饰，然后把那些闪闪发光的玻璃小颗粒撒在涂满米糊的纸板上，这样闪闪发光的头饰就做成了。
那些想扮演跳舞女孩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有八个人。以前，很多个夜晚，我看到他们拥抱、相互爱抚、调情，我的胃会一阵阵地翻腾，感到恶心。但是排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我们都是风雨同舟的患难兄弟。我们抽出每一分空余的时间来排练。这部滑稽剧驱散了萦绕在我们头脑中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无望。最终，一切都准备就绪。
演出的那个晚上，我像热铁皮上的猫一样紧张。这部滑稽剧在“一个美丽女孩”的歌声中拉开帷幕。当那些“女孩子们”穿着像真正的齐格菲女郎们的衣服出来跳舞时，笑声简直要震倒了房子。观众们都站了起来，慷概地把掌声、口哨声和尖叫声献给了我们节目。城田中佐还邀请了一些东京的高层官员和三井男爵来观看我们的表演。三井男爵是三井家族的首领，大牟田煤矿的老板。
演出一结束，我就被介绍给了三井。我们体面而庄严地接受了表扬。三井给予了我一个特别的奖赏：我可以写一封信给家里人，他们会在电台中广播我写的信，只要美国方面收到这个讯息，我还活着的消息就会传递给我的家人。1945年6月17日，我的父母收到了美国宪兵司令部拍发的电报，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在日本福冈。
当“歌舞大王齐格菲”这部滑稽剧谢幕之后，我们的剧团没有解散，在以后的十四个月里，我们又上演了十三部舞台剧，至少六部是音乐剧，所有的兄弟们都能够跟着表演者一起唱。我仍然做着我的生意，因为生存下去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
战争结束了
1945年8月9日，我们和往常一样,黎明起床，草草地吃一些米饭，然后走向煤矿。快到矿井的时候,不寻常的情况发生了。在17号战俘营东南方向，大约35英里外的长崎，升起了一个巨大的浮云，底部呈现茎干状，扁平的顶部看上去就像个大煎饼。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尽早结束战争，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我有幸成为目睹这一过程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
第二天，我们受到了日本卫兵和矿工的毒打，他们往死里打我们。他们的狂暴告诉我们，战争就要结束，小日本猖狂不了几天了。
果然，8月15日早上，当我们整装待发，准备继续为天皇铲煤时，日本看守却说了一句“雅苏米、康多”（休息时间）。日本人没有任何解释，很快我们被迫返回营房，兴奋的情绪在我们心头滋长。
中午，我们来到食堂，厨师居然把我们的饭盒装满了，并且一直把米饭塞到装不下为止。汤也发生了变化，居然有蔬菜了。我看了一眼其它几个伙伴，咧嘴笑了笑。我们的兴奋感逐渐达到了颠狂的程度，尽管还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
不久，日本人命令我们到操场列队。就在我们立正紧绷着身体时，突然来过来一个车队。一共是七辆车，车顶上架着机枪，踏板和车厢里都站满了日本兵。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日本人要干什么，他们一直虐待我们，很多兄弟被他们杀害，他们是不是想把我们都杀了，毁灭罪证？
指挥官以惯常的神气十足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到中间，仿佛是日本刚刚赢得了战争，而他是专门来炫耀胜利的。站定后，他清了清嗓子，说道：“美国和日本现在已是朋友，战争已经结束了！”随后他跳上了第一辆卡车的踏板，用拳头锤了一下车顶，喊道：“由卡！”（出发），就驶离了操场。
他话音未落，操场上已经沸腾了。我们自由了！战争结束了！我们终于赢了！我终于可以回家，见到我亲爱的劳拉！天哪！我兴奋得差点晕倒！
很多兄弟，决定进城去找出那些在过去三年里曾经无情摧残过我们的日本监工，以牙还牙！很多监工早已闻风而逃，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些，用拳头回敬了他们。我们还在17号战俘营里搜出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日本看守。那些曾经屠杀过我们的兄弟的看守，全都死于我们愤怒的拳头底下。
8月18日中午，一架我从没见过的大飞机出现在我们营地上空，大量降落伞从炸弹舱飘下，下面捆着宝贵的物资。当第一顶伞触到地面时，三个装满罐装水果沙拉的箱子砸开，罐头滚落了一地。我们飞奔而去，迫不及待拣起来打开，用手捞着吃。
当第二架飞机飞到我们上空时，机舱里的人向外抛出了一个圆柱形的黑色皮革制品。在那里面我们发现了长崎、熊本、大牟田的地图，以及我们集中营所处的位置。还有一张字条，上面说美国已对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第二颗投放到了长崎，要不是因为天气缘故，我们这将会成为轰炸目标。因为大牟田有大量的矿藏以及庞大的船只货容量。老天保佑！我们太幸运了！
寻找美军
9月11日的一大早，我和鲍勃·马丁悄悄离开了17营，去寻找美国的大部队。现在想来，我们出现在日本大街上的情形真是十分滑稽，神气十足的我们穿着日本囚服，身无分文，在大街上遇到日本人就问。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当时的做法真的很愚蠢，弄不好就会被杀或是再次被送回牢房。
有日本人把通往鹿屋的火车班次告诉了我们，并且提醒我们，在这一趟车的终点必须换乘。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小时，火车刚进站，我们就上了车。到这趟列车的终点后，小站站长亲自接待我们，迎接我们的是礼貌的鞠躬、善意的微笑以及香浓的热茶。他告诉我们，要去鹿屋第二天早上才有。他坚持安排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内屋住宿，慷慨地派人送来了一餐美味的家常饭，还有一大瓶的米酒。就在同一时刻，两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朝我们鞠了个躬，然后解下了腰间的刀鞘和佩刀，递给了我们，以示日本的战败。晚些时候，站长又给我们送来了枕头和毯子。说完又礼貌地鞠了个躬，向后退了四步，然后走出了房间。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日本人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十天前他们还是凶神恶煞的主子，今天就成为了站长宣称的“美国人的好朋友”。
次日大清早，站长给我们送来了早餐，一小杯米酒，一大碗米饭，两小份炸鱼块，一碗蔬菜热汤，当然，还有少不了的热茶。鲍勃呆呆看着我，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笑出声来，这不是在做梦吧？这是真实的吗？就在几星期前我还被打得死去活来，而今天他们却把我视为上宾。
上车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座位了，车里挤满了人，还有一队日本兵。我发现在站在扶梯上的是个军官。为了证实昨晚和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做梦，不仅仅是一部分日本人想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我靠近他，用日语说道：“把你的剑给我，我们是胜利者。”只见他毫不犹豫地走到我面前，解下他的佩剑和腰带，双手奉上。然后朝我一个鞠躬，用日本话说道：“我们感到很抱歉，就把这个作为友谊的象征吧。”说完又回到扶梯上，一个人哭了起来。我感到有些内疚，但我不能把武士刀还给他。
折腾了半天我们总算到了鹿屋。可能是怕我们受挤，列车长把我们带到了司机室。三个小时后，火车减速了。我们以为快到鹿屋了。很快火车就嘎然而止，司机笑着对我们鞠了个躬，然后来了个立正的姿势，用手指向东方，说道：“这里就是鹿儿岛县了，往那边向东走六英里便是鹿屋市。”这意味着我们要过海，穿越6英里的海面到鹿屋。
下车后，我们碰到了5个同伴，他们也是从集中营里面出来找美国部队的。大家兴奋地打着招呼，结伴而行。很快，我们找到了一条船。船长跟我们要20日元，大家都没钱，好在我身上还有做生意剩下的10包香烟。看他的神情有些不愿意，我决定吓吓他，说要把武士刀也给他作为船费。考虑到自身处境，他二话不说，立即开船。
渔船到岸时，兄弟们哭的哭，笑的笑，我高声喊道：“自由了！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