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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晖来源： 《新京报》
国人传统上就并不是对“强者”多么崇拜的。我们讲的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要就是指中原的农耕文明，以及代表这种文明、打着儒家旗号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被人打败，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绝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败。远的不说，距离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它不就是被满清所灭的吗？其实崇祯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经拥有大半个中国，它也不就是被满清彻底打败了吗？
南明是彻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强“欺负”有很大不同，败得很惨。晚清被西方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大清朝一直还在，虽然“西夷”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据说不知是慑服于“天朝威仪”还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个国家体制并没有被颠覆。如果国人崇拜打败自己的人，大明帝国的人首先应该崇拜满族人才对，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没有兴起学习满族的热潮呢？
相反，那时汉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骄傲，没有人认为我们文化上不如满族。而且，明清之际很多人反思的时候，都说我们之所以败亡，是孔孟之道贯彻不够。尤其像黄宗羲，明亡后大骂一通皇帝，反思非常深刻，说秦以后我们违背了孔孟的很多东西，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与南明相比老实说，败得其实并不是太厉害，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者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就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
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吗？如果说外国人或者说“西夷”只不过就是夺去了朝鲜、越南，就使我们认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满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孔孟还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萨满教呢？
因此，与西方接触后之所以使“传统文化”当时产生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败”了。
胡适与鲁迅：
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吗？
作者：傅国涌 来源：傅国涌博客
胡适与鲁迅，注定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在20世纪前半叶复杂的的历史坐标上，他们早已被符号化。
如果能把鲁迅和胡适放在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在他们的文本之外，从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中国动荡历史的关系，来看待这两个人物的选择，他们的影响，可能我们会获得许多新的感受。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对国民党的历史，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等等都没有获得可靠的事实，就轻易下了判断，这样的判断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会相去甚远。即使只将他放在思想史上来审视，光是停留在文本解读，恐怕也会显得简单了些。
在胡适与鲁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两种不同的精神资源，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当年胡适可以容得下鲁迅，我相信今天热爱胡适的人们，也不会容不下鲁迅。在鲁迅和胡适之间，说到底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人批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只是“教条自由主义”，而在胡适那里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生活，不是用来划地为牢，或者论战时用来攻守的武器，换言之，不是一堆死的概念、说辞。要向胡适学习，仅仅靠读书、靠学术研究是学不到自由主义真髓的。胡适一生也没有像西方那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那样，写出有什么系统的自由主义专著来。
鲁迅的文风和胡适的文风，鲁迅的为人和胡适的为人，甚至鲁迅的面容和胡适的面容，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点。前者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后者则提供普世价值。本来，这两个人，他们提供的不同价值，不成为问题，只有当胡适被否定、鲁迅被放大成万能的知识分子之神之后，这才成为问题，现在要做的是还原真实的胡适和真实的鲁迅。只有回到历史的本身，看清楚他们曾走过的脚印，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胡鲁之争，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
学人从政的糊涂与尴尬
作者：范泓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历史看，学人从政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文化生态现象。若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现实政治，其政治上的理想以及试图担负起救亡御侮的历史使命，或许成为文人学者从政的一种催化剂。
进入权力后，如何实现其政治理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否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或相反，其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仅以民国著名学人朱家骅为例，或许能看出一个从政学人在权力中某些时候的糊涂与尴尬。
朱家骅先后做过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自北伐期间，弃学从政，历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省主席、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考试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等职。
应当说，朱氏从政自非为做官而来，而是“于国家，
于革命，皆有深刻的认识与抱负，其放弃教学，当然非一般教书匠可比，或自鸣清高，甚至又在宦场干干票友之流”（王东原语），只是对于权力则未能始终坚持独立而清醒的立场，以致干下一件有名的“糊涂事”。
1943年，蒋介石有一次参加中央训练团纪念周，在休息室里发现了九只镀金大鼎。“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实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作者注）策划工会铸造，献予蒋公的。蒋公大发雷霆，当面痛骂朱家骅，说他糊涂，把他当作皇帝看待，真是岂有此理，骂得朱氏无地可容”。
恪守忠恕之道，固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传统，但作为公权力中的一员，“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黄宗羲旷世名作《明夷待访录》中的一段话，比照之下，此次献鼎则有明显的封建“陈旧意识”（陈布雷语）。
朱家骅献鼎，可说是“一念之差”，只是此念“差”得太远，在历史上留下有诟病。学人从政在任何时候或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其自身而言，远离学术上的优势，置身于强大的政治集团势力范围，很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之症候，或如胡适当年对傅斯年所说的，弄不好就“成了政府的尾巴”。尤其在当年国难时期，国家出现危机或社会运行发生重大变革时，政府放低其姿态，调整其政策，与知识精英在政治上保持某种互动，但并不意味权力的开放，说到底，仍是权力自身的一种需要。
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
作者：罗志田 来源：罗志田文集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中国读书人影响最大者，不能不说是梁启超。《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梁启超。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有些不合人之常情的“师敌”现象非常值得探究。
“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在当时也是流行的观念，但仿效的过程自然包括意识层面的更易和无意中的失真，仿效者本身在此进程中也会形成其带有新特色的文化学说。对“坐而食之”的中国学习者而言，被仿效者或者也可说就是“日本学”（时人多称“倭学”）。
毫无疑问，甲午庚子期间的中国人最初的确是想“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但“倭学”本身的地位也逐渐提高。
在倭学走向正面的同时，一些真正从日本传入的事物却变成了中国传统的负面象征。由日本人创造的人力车由曾居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但后来人力车常被更晚来华的西人视为中国的特征，和另一舶来品鸦片一起成为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许多次，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的日本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的形象甚至本体在这一过程中恐怕也有不少“异化”吧。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试图揭示的是作为世界近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东亚近代文明圈”怎样层累地形成在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日本式输入”之上；梁启超经日本而输入的西方文明向以“浅薄”著称，这也是更早“日本式输入”的特点，两者其实都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当年日本和中国所要求的并不是学问上严谨的论文，而是对政治甚至文化变革能发挥刺激作用的文字。
国人传统上就并不是对“强者”多么崇拜的。我们讲的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要就是指中原的农耕文明，以及代表这种文明、打着儒家旗号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被人打败，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绝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败。远的不说，距离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它不就是被满清所灭的吗？其实崇祯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经拥有大半个中国，它也不就是被满清彻底打败了吗？
南明是彻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强“欺负”有很大不同，败得很惨。晚清被西方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大清朝一直还在，虽然“西夷”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据说不知是慑服于“天朝威仪”还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个国家体制并没有被颠覆。如果国人崇拜打败自己的人，大明帝国的人首先应该崇拜满族人才对，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没有兴起学习满族的热潮呢？
相反，那时汉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骄傲，没有人认为我们文化上不如满族。而且，明清之际很多人反思的时候，都说我们之所以败亡，是孔孟之道贯彻不够。尤其像黄宗羲，明亡后大骂一通皇帝，反思非常深刻，说秦以后我们违背了孔孟的很多东西，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与南明相比老实说，败得其实并不是太厉害，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者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就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
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吗？如果说外国人或者说“西夷”只不过就是夺去了朝鲜、越南，就使我们认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满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孔孟还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萨满教呢？
因此，与西方接触后之所以使“传统文化”当时产生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败”了。
胡适与鲁迅：
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吗？
作者：傅国涌 来源：傅国涌博客
胡适与鲁迅，注定是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在20世纪前半叶复杂的的历史坐标上，他们早已被符号化。
如果能把鲁迅和胡适放在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在他们的文本之外，从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中国动荡历史的关系，来看待这两个人物的选择，他们的影响，可能我们会获得许多新的感受。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对国民党的历史，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等等都没有获得可靠的事实，就轻易下了判断，这样的判断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会相去甚远。即使只将他放在思想史上来审视，光是停留在文本解读，恐怕也会显得简单了些。
在胡适与鲁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两种不同的精神资源，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当年胡适可以容得下鲁迅，我相信今天热爱胡适的人们，也不会容不下鲁迅。在鲁迅和胡适之间，说到底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人批评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只是“教条自由主义”，而在胡适那里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生活，不是用来划地为牢，或者论战时用来攻守的武器，换言之，不是一堆死的概念、说辞。要向胡适学习，仅仅靠读书、靠学术研究是学不到自由主义真髓的。胡适一生也没有像西方那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那样，写出有什么系统的自由主义专著来。
鲁迅的文风和胡适的文风，鲁迅的为人和胡适的为人，甚至鲁迅的面容和胡适的面容，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点。前者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后者则提供普世价值。本来，这两个人，他们提供的不同价值，不成为问题，只有当胡适被否定、鲁迅被放大成万能的知识分子之神之后，这才成为问题，现在要做的是还原真实的胡适和真实的鲁迅。只有回到历史的本身，看清楚他们曾走过的脚印，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胡鲁之争，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
学人从政的糊涂与尴尬
作者：范泓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历史看，学人从政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文化生态现象。若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现实政治，其政治上的理想以及试图担负起救亡御侮的历史使命，或许成为文人学者从政的一种催化剂。
进入权力后，如何实现其政治理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否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或相反，其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仅以民国著名学人朱家骅为例，或许能看出一个从政学人在权力中某些时候的糊涂与尴尬。
朱家骅先后做过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自北伐期间，弃学从政，历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省主席、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考试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等职。
应当说，朱氏从政自非为做官而来，而是“于国家，
于革命，皆有深刻的认识与抱负，其放弃教学，当然非一般教书匠可比，或自鸣清高，甚至又在宦场干干票友之流”（王东原语），只是对于权力则未能始终坚持独立而清醒的立场，以致干下一件有名的“糊涂事”。
1943年，蒋介石有一次参加中央训练团纪念周，在休息室里发现了九只镀金大鼎。“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实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作者注）策划工会铸造，献予蒋公的。蒋公大发雷霆，当面痛骂朱家骅，说他糊涂，把他当作皇帝看待，真是岂有此理，骂得朱氏无地可容”。
恪守忠恕之道，固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传统，但作为公权力中的一员，“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黄宗羲旷世名作《明夷待访录》中的一段话，比照之下，此次献鼎则有明显的封建“陈旧意识”（陈布雷语）。
朱家骅献鼎，可说是“一念之差”，只是此念“差”得太远，在历史上留下有诟病。学人从政在任何时候或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其自身而言，远离学术上的优势，置身于强大的政治集团势力范围，很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之症候，或如胡适当年对傅斯年所说的，弄不好就“成了政府的尾巴”。尤其在当年国难时期，国家出现危机或社会运行发生重大变革时，政府放低其姿态，调整其政策，与知识精英在政治上保持某种互动，但并不意味权力的开放，说到底，仍是权力自身的一种需要。
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
作者：罗志田 来源：罗志田文集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中国读书人影响最大者，不能不说是梁启超。《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梁启超。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有些不合人之常情的“师敌”现象非常值得探究。
“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在当时也是流行的观念，但仿效的过程自然包括意识层面的更易和无意中的失真，仿效者本身在此进程中也会形成其带有新特色的文化学说。对“坐而食之”的中国学习者而言，被仿效者或者也可说就是“日本学”（时人多称“倭学”）。
毫无疑问，甲午庚子期间的中国人最初的确是想“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但“倭学”本身的地位也逐渐提高。
在倭学走向正面的同时，一些真正从日本传入的事物却变成了中国传统的负面象征。由日本人创造的人力车由曾居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但后来人力车常被更晚来华的西人视为中国的特征，和另一舶来品鸦片一起成为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许多次，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的日本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的形象甚至本体在这一过程中恐怕也有不少“异化”吧。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试图揭示的是作为世界近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东亚近代文明圈”怎样层累地形成在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日本式输入”之上；梁启超经日本而输入的西方文明向以“浅薄”著称，这也是更早“日本式输入”的特点，两者其实都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当年日本和中国所要求的并不是学问上严谨的论文，而是对政治甚至文化变革能发挥刺激作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