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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并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
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在东京赤坂离宫，年仅22岁的裕仁摄政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宾主言欢之际，一阵猛烈的、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地底深处传来；在摇晃的大地、叮当作响的碗筷与目瞪口呆的来宾间，裕仁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山崩地陷般的图景。
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东京一下子显得低矮、空旷了，只有嘈杂的人群、鼎沸的声息和渐渐冲天的火光，连接着孤岛一般的赤坂离宫与遭逢灭顶之灾的日本。众多传记作家后来纷纷写道，在余震不断的离宫大院里，裕仁表情木讷、“呆呆出神”。
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幢抗震建筑，这一天，赤坂离宫只遭受了轻微损伤；而在几百里外的日光小城，天皇与皇后也安然无恙。然而，对这个年轻的皇储、此后六十余年间始终代表着日本的“人间之神”来说，这场被称为“关东大地震”的灾难，仿佛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所留下的长长阴影，使这一天裕仁的呆滞表情，几千万日本国民的狂乱身影，定格而为此后二十几年的日本历史。
瞬间
大地震来临前，从东京到横滨，关东大平原一派升平景象。
在繁忙、安宁的气息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按照故旧相传的说法，每年9月1日是大凶之日，正如西方的13号加上星期五。直到11时57分，“皇后号”又一次鸣笛时，美国学者、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科克里尔还在甲板上频频挥手；而前来为亲友送行的琼-詹森也记得，她在码头上不断挥舞手帕。一切依旧是平静、从容、基调欢快的。
仅仅一分钟以后，科克里尔目睹了一种可怕的、恍若幻觉的景象：港口骤然上升，码头也如同面团一般急剧扭曲、变形着。他后来告诉记者：“开始时，我们全懵了。后来有人喊着‘地震’、‘地震’，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往远处看，城市上空尘雾蔽天……”
与科克里尔相比，琼-詹森的印象更为深刻。后来，她在《瞭望》杂志上写道：“来自地底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被抛向天空。象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相互碰撞后，我们掉进了水里。……船坞两头也沉入了水里，护海堤有一半倒塌。”
何止是码头、船坞、护海堤？几乎同一瞬间，一个西方游客目睹了耸人听闻的一幕：“一大片森林以快逾火车、大约六十英里的速度，几近平移地从丹泽山上冲下！”在越过一个村庄和一条铁路后，它裹挟着几百村民与无数巨石直冲入海；片刻之后，“几平方英里的水域都变成了血红色”。
11时58分，也就是大地震来临的那一刻，一列开往真鹤、载员二百余人的火车缓缓开进了根川府车站。几乎还来不及停稳，铺天盖地的泥石流就汹涌而来。轻易地吞噬了这列火车后，泥石流缓缓流向东京湾，与它同时消失的还有根川府的几个村庄。
这个瞬间，从横滨港、东京湾到广漠的日本海，八千余艘船只顷刻沉没；在城镇林立、人烟稠密的关东大平原，“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十余万间房屋轰然倒塌外，这场里氏7.9级、震源在东京西南方向九十公里外相模湾的大地震，让中央气象台、东京帝国大学的科学家们惊呆了：地震仪先是狂乱颤动，继而指针全部被震飞了；除一台进口仪器能勉强监测外，日本找不出另一架完好的地震仪；由于强度太大，此后几十年，人们为这场地震是7.9级还是8.2级争论不休……
与万余名瞬间丧命者相比，琼-詹森颇显幸运。掉进水里、受了一点轻伤后，她赶上了退潮。在左右摇晃的海水里，她勉强站了起来，并慢慢蹚水走上陆地。而在她惊恐、不知所措的目光前方，是无数被夷为废墟的城镇与村庄，是几百万来不及哭泣、犹如无头苍蝇般的地震灾民。
火殇
关东大地震是罕见的、次生灾害远大于地震本身的浩劫。几乎是大地刚刚开始摇晃，千百万居住在频震区、从小就学会如何逃生的居民，匆忙离开了自己的居所。然而，在他们的身影背后，不仅有塌陷的房屋，还有倾倒了的、正煮着午餐的碳炉。片刻之间，一百三十余处起火点出现了。
《东京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后来写道：“一些人跑到街上，虽逃离了震魔，又遇上了火妖。他们倒在地上，浑身都是火烫的血泡。比起那些被烧得只剩一把灰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是幸运的。那一堆堆、一片片的灰烬，究竟包含着多少生命呢？没有人知道。……”
成千上万人在火中化为焦炭。这名记者亲眼看到，在运河一带，“数百名逃生者被烧死在那儿”。从这里开始，尸臭味久久不散，“几十里外都可以闻见”；在余震不断的东京与横滨，大火成为无数街区的主人。
当天下午，三场火殇让日本民众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大约午后2点钟，大火席卷了整个横滨。这个居住着五十万市民，被称为“外国人的乐园”、“充满异国情调与冒险精神”的不夜港，渐渐地成为一个大熔炉了。科克里尔教授看到，几千名逃生者不顾一切、跳入大海，“他们一边游离酷热的海岸，一边高喊救命”；仅仅是“皇后号”邮轮就救起了两千余人。
地震爆发后，无数市民纷纷渡过隅田河，到河东地带避难；大约四万四千人聚集在陆军被服厂的空地上。然而，午后四时许，一阵龙卷风携来了几点火星，并燃着了市民携带的行李，以及被服厂一堆又一堆的军装。除了十几名幸存者，大约44，030人被烧死。
被服厂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一场“水上的火葬”也在进行着。当火势愈演愈烈之际，近万名无法忍受灼热的灾民，干脆跳进了东京湾；他们或抓住船舷、或依托着一块木板，漂浮在水面。《东京纪事报》记者后来写道：“他们以为这样又好受、又保险。”
但他们忽略了不远处的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油库。傍晚前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十几万吨石油泄入东京湾，并引起了熊熊烈焰。火在水上燃烧！更要命的是，东京湾附近海域被烧沸了！侥幸躲避开大火的灾民，也无一例外地被活活烫死。后来，亨利-金尼以“水深火热”的字样，来描述这种最可怕的景象……
入夜时分，近百万神情漠然、心如死灰的东京灾民，聚集在宫前广场、日比谷公园与上野公园一带。其中皇宫附近聚集了约50万人，上野公园也聚集了近40万人。他们疲惫、麻木、如同无头苍蝇；而在他们的窃窃私议中，不仅夹杂着“大海啸要来”、“富士山将喷发”的谣言，更多的人还想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只有天皇立即逊位，灾难才会停止、余震和大火才能过去。
表情
或许，这样的议论声，正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注脚之一？它能够解释裕仁以及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反常手笔？几十年以后，法国学者爱德华-贝尔写道：“大地震来临时，几乎一切政府的自然反应，都是向世界通报灾情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援助。……日本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的传播。他们干扰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直到实在无法隐瞒真相之前，他们始终否认发生了任何异常事件……”
又何止是封锁消息！几个月以后，《泛太平洋》杂志编辑亨利-金尼就发表了一份地震手记。这份手记完整地展现了官吏们的无能、颟顸、冷漠、残暴，日本民众的消极、麻木、绝望、听天由命。它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见证。在后来的年月，这份手记被不断转载、反复引用。
他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几近人间地狱的关东平原：大部分工厂被夷为平地之外，在瓦砾和废墟间，“残肢断臂处处可见”；昔日繁华的川崎镇，“没有看见一处幸存的房屋”；而散落在残破家园附近的幸存者们，也一个个面如死灰、表情呆滞。亨利-金尼后来感慨说：“他们让我想起了一句日本话：一切都完了”……
让亨利-金尼最感不可思议的，则是十几万人遭遇灭顶之灾、几百万人在残垣断壁间嗷嗷待救之际，政府不见了！他多少有些愤怒地写道：“男人们呆呆地席地而坐，看着火焰慢慢吞噬着一切。如果有人来稍稍领导一下，他们也许能挽救整个街区。日本官员平时几乎无处不在，事无巨细都要施展一下他们的权力，此时却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甚至连警察也踪影皆无……”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个历来强势、权力无边无际的政府，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仅仅因为那个古老的传说、“天皇逊位”的惯例，他们就毫不作为、任凭千百万人自生自灭？
亨利-金尼知道，仅仅七天以前，加藤友三郎首相刚刚病逝，山本权兵卫虽然得到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支持，但他遭遇了政党的普遍反对，内阁迟迟难产。与此同时，先天弱智、被视为“白痴”的大正天皇自然不能指望了，年轻的裕仁摄政也难免经验不足。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关头，在朝野深孚众望的西园寺元老又病倒在床；而没有他的表态，平素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党与藩阀，都是不会出面的。他们担心自己的救灾手笔，会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
换而言之，日本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无政府状态。它使大难之日的日本雪上添霜、如同一盘散沙。但，它并不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全部。
如果说，对那个曾经廉洁、负责、极具社会动员能力的政府的沉沦，亨利-金尼早有觉察的话，那么，这一天，这个以勤勉、忠诚、不仅重礼仪而且爱互助的著称的民族，它的民众的反应，也让金尼深感意外。在手记里，他不断追问，为什么活下来的人，都脸色冷漠，不仅看不到庆幸，甚至看不到悲伤呢？为什么明明是举手之劳，他们却无动于衷，不肯去救护自己的家园和其他的受难者呢？……
作为“日本通”，这一天，亨利-金尼似乎百思不得其解。而更出乎他意料的，则是接下去日本政要的种种手笔。
骚乱
几乎是地震刚刚发生，成千上万的灾民就涌向赤坂离宫。他们不仅前来寻求庇护；他们的沉默与严肃，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逊位，政府必须立即组建。无论“鲇鱼翻身”的说法是否迷信，这不仅是千百年来的惯例，对于安抚人心、稳定灾民、动员官吏、组织救灾，它都有莫大的好处。
然而，对裕仁来说，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地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却护住自己的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了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他才得到这个国家权力的象征。不难想象，倘若逼迫天皇逊位，这个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呜呼……
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甚至，他还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他决心转移民众的视线，不仅是逊位传统的不了了之，他还要以这个手笔，掩饰自己的无能，并顺带地为日渐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洗脱罪责……
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平息了。
9月2日，在裕仁与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山本权兵卫内阁匆促宣告成立。在政党依旧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山本自己身兼首相、外相、文相、法相四职。而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自然灾难就这样演变为社会事件了。
与此同时，在街头巷尾，无数青年、退伍军人组织了自警团。他们设立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大刀、竹枪与棍棒的武装中，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但，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就这样，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皇室危机，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在一个多月的屠杀、逮捕和宣泄之后，日本民众沉默地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在这场大地震中，共有99331人死亡，43476人失踪，另有103733人负伤。然而，除了活着的人眼神渐渐暴戾、性情日显乖张之外，它什么都没有留下。无数的死难没有激发至善与大爱，恰恰相反，它通往了1931年的满洲、1937年的卢沟桥和1941年的珍珠港。至少可以断言，在八年后征服满洲的那场战争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关东大地震的阴影。经历了深痛巨创的日本人如此向往新大陆，以至于不惜诉诸军刀。
关东大地震的日本表情，就这样定格了。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勤劳、友善、无比坚忍的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或许，只有站在时光的后头，人们才能读懂1923年日本特殊的地震表情。
“烦闷”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与“明治精神”对立，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洋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另一个则是东方的、村社的、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
与青年军人们相比，他们优越、富有学识、饱受社会青睐。以他们为载体，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然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从原敬内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几乎可以说，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以几任首相为例，他们大多出身军人，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党魁乃至整个现代政党，也迅速沦落进弊案不断、贪污腐败、卖身投靠、派系林立的泥潭。他们是上一代人，他们的欧美观念，不过是漂泛在水上的一层油花；他们有着欧美的言辞、杂交的大脑，但左右着他们的言辞与观念的，依旧是古老的日本之心……
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无比“烦闷”、始终烦闷。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并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也是它的尾声那样，1923年，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而关东大地震之后，迅速崛起的，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永田铁山以及石原莞尔。
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在东京赤坂离宫，年仅22岁的裕仁摄政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宾主言欢之际，一阵猛烈的、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地底深处传来；在摇晃的大地、叮当作响的碗筷与目瞪口呆的来宾间，裕仁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山崩地陷般的图景。
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东京一下子显得低矮、空旷了，只有嘈杂的人群、鼎沸的声息和渐渐冲天的火光，连接着孤岛一般的赤坂离宫与遭逢灭顶之灾的日本。众多传记作家后来纷纷写道，在余震不断的离宫大院里，裕仁表情木讷、“呆呆出神”。
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幢抗震建筑，这一天，赤坂离宫只遭受了轻微损伤；而在几百里外的日光小城，天皇与皇后也安然无恙。然而，对这个年轻的皇储、此后六十余年间始终代表着日本的“人间之神”来说，这场被称为“关东大地震”的灾难，仿佛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所留下的长长阴影，使这一天裕仁的呆滞表情，几千万日本国民的狂乱身影，定格而为此后二十几年的日本历史。
瞬间
大地震来临前，从东京到横滨，关东大平原一派升平景象。
在繁忙、安宁的气息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按照故旧相传的说法，每年9月1日是大凶之日，正如西方的13号加上星期五。直到11时57分，“皇后号”又一次鸣笛时，美国学者、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科克里尔还在甲板上频频挥手；而前来为亲友送行的琼-詹森也记得，她在码头上不断挥舞手帕。一切依旧是平静、从容、基调欢快的。
仅仅一分钟以后，科克里尔目睹了一种可怕的、恍若幻觉的景象：港口骤然上升，码头也如同面团一般急剧扭曲、变形着。他后来告诉记者：“开始时，我们全懵了。后来有人喊着‘地震’、‘地震’，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往远处看，城市上空尘雾蔽天……”
与科克里尔相比，琼-詹森的印象更为深刻。后来，她在《瞭望》杂志上写道：“来自地底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被抛向天空。象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相互碰撞后，我们掉进了水里。……船坞两头也沉入了水里，护海堤有一半倒塌。”
何止是码头、船坞、护海堤？几乎同一瞬间，一个西方游客目睹了耸人听闻的一幕：“一大片森林以快逾火车、大约六十英里的速度，几近平移地从丹泽山上冲下！”在越过一个村庄和一条铁路后，它裹挟着几百村民与无数巨石直冲入海；片刻之后，“几平方英里的水域都变成了血红色”。
11时58分，也就是大地震来临的那一刻，一列开往真鹤、载员二百余人的火车缓缓开进了根川府车站。几乎还来不及停稳，铺天盖地的泥石流就汹涌而来。轻易地吞噬了这列火车后，泥石流缓缓流向东京湾，与它同时消失的还有根川府的几个村庄。
这个瞬间，从横滨港、东京湾到广漠的日本海，八千余艘船只顷刻沉没；在城镇林立、人烟稠密的关东大平原，“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十余万间房屋轰然倒塌外，这场里氏7.9级、震源在东京西南方向九十公里外相模湾的大地震，让中央气象台、东京帝国大学的科学家们惊呆了：地震仪先是狂乱颤动，继而指针全部被震飞了；除一台进口仪器能勉强监测外，日本找不出另一架完好的地震仪；由于强度太大，此后几十年，人们为这场地震是7.9级还是8.2级争论不休……
与万余名瞬间丧命者相比，琼-詹森颇显幸运。掉进水里、受了一点轻伤后，她赶上了退潮。在左右摇晃的海水里，她勉强站了起来，并慢慢蹚水走上陆地。而在她惊恐、不知所措的目光前方，是无数被夷为废墟的城镇与村庄，是几百万来不及哭泣、犹如无头苍蝇般的地震灾民。
火殇
关东大地震是罕见的、次生灾害远大于地震本身的浩劫。几乎是大地刚刚开始摇晃，千百万居住在频震区、从小就学会如何逃生的居民，匆忙离开了自己的居所。然而，在他们的身影背后，不仅有塌陷的房屋，还有倾倒了的、正煮着午餐的碳炉。片刻之间，一百三十余处起火点出现了。
《东京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后来写道：“一些人跑到街上，虽逃离了震魔，又遇上了火妖。他们倒在地上，浑身都是火烫的血泡。比起那些被烧得只剩一把灰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是幸运的。那一堆堆、一片片的灰烬，究竟包含着多少生命呢？没有人知道。……”
成千上万人在火中化为焦炭。这名记者亲眼看到，在运河一带，“数百名逃生者被烧死在那儿”。从这里开始，尸臭味久久不散，“几十里外都可以闻见”；在余震不断的东京与横滨，大火成为无数街区的主人。
当天下午，三场火殇让日本民众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大约午后2点钟，大火席卷了整个横滨。这个居住着五十万市民，被称为“外国人的乐园”、“充满异国情调与冒险精神”的不夜港，渐渐地成为一个大熔炉了。科克里尔教授看到，几千名逃生者不顾一切、跳入大海，“他们一边游离酷热的海岸，一边高喊救命”；仅仅是“皇后号”邮轮就救起了两千余人。
地震爆发后，无数市民纷纷渡过隅田河，到河东地带避难；大约四万四千人聚集在陆军被服厂的空地上。然而，午后四时许，一阵龙卷风携来了几点火星，并燃着了市民携带的行李，以及被服厂一堆又一堆的军装。除了十几名幸存者，大约44，030人被烧死。
被服厂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一场“水上的火葬”也在进行着。当火势愈演愈烈之际，近万名无法忍受灼热的灾民，干脆跳进了东京湾；他们或抓住船舷、或依托着一块木板，漂浮在水面。《东京纪事报》记者后来写道：“他们以为这样又好受、又保险。”
但他们忽略了不远处的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油库。傍晚前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十几万吨石油泄入东京湾，并引起了熊熊烈焰。火在水上燃烧！更要命的是，东京湾附近海域被烧沸了！侥幸躲避开大火的灾民，也无一例外地被活活烫死。后来，亨利-金尼以“水深火热”的字样，来描述这种最可怕的景象……
入夜时分，近百万神情漠然、心如死灰的东京灾民，聚集在宫前广场、日比谷公园与上野公园一带。其中皇宫附近聚集了约50万人，上野公园也聚集了近40万人。他们疲惫、麻木、如同无头苍蝇；而在他们的窃窃私议中，不仅夹杂着“大海啸要来”、“富士山将喷发”的谣言，更多的人还想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只有天皇立即逊位，灾难才会停止、余震和大火才能过去。
表情
或许，这样的议论声，正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注脚之一？它能够解释裕仁以及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反常手笔？几十年以后，法国学者爱德华-贝尔写道：“大地震来临时，几乎一切政府的自然反应，都是向世界通报灾情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援助。……日本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的传播。他们干扰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直到实在无法隐瞒真相之前，他们始终否认发生了任何异常事件……”
又何止是封锁消息！几个月以后，《泛太平洋》杂志编辑亨利-金尼就发表了一份地震手记。这份手记完整地展现了官吏们的无能、颟顸、冷漠、残暴，日本民众的消极、麻木、绝望、听天由命。它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见证。在后来的年月，这份手记被不断转载、反复引用。
他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几近人间地狱的关东平原：大部分工厂被夷为平地之外，在瓦砾和废墟间，“残肢断臂处处可见”；昔日繁华的川崎镇，“没有看见一处幸存的房屋”；而散落在残破家园附近的幸存者们，也一个个面如死灰、表情呆滞。亨利-金尼后来感慨说：“他们让我想起了一句日本话：一切都完了”……
让亨利-金尼最感不可思议的，则是十几万人遭遇灭顶之灾、几百万人在残垣断壁间嗷嗷待救之际，政府不见了！他多少有些愤怒地写道：“男人们呆呆地席地而坐，看着火焰慢慢吞噬着一切。如果有人来稍稍领导一下，他们也许能挽救整个街区。日本官员平时几乎无处不在，事无巨细都要施展一下他们的权力，此时却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甚至连警察也踪影皆无……”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个历来强势、权力无边无际的政府，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仅仅因为那个古老的传说、“天皇逊位”的惯例，他们就毫不作为、任凭千百万人自生自灭？
亨利-金尼知道，仅仅七天以前，加藤友三郎首相刚刚病逝，山本权兵卫虽然得到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支持，但他遭遇了政党的普遍反对，内阁迟迟难产。与此同时，先天弱智、被视为“白痴”的大正天皇自然不能指望了，年轻的裕仁摄政也难免经验不足。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关头，在朝野深孚众望的西园寺元老又病倒在床；而没有他的表态，平素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党与藩阀，都是不会出面的。他们担心自己的救灾手笔，会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
换而言之，日本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无政府状态。它使大难之日的日本雪上添霜、如同一盘散沙。但，它并不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全部。
如果说，对那个曾经廉洁、负责、极具社会动员能力的政府的沉沦，亨利-金尼早有觉察的话，那么，这一天，这个以勤勉、忠诚、不仅重礼仪而且爱互助的著称的民族，它的民众的反应，也让金尼深感意外。在手记里，他不断追问，为什么活下来的人，都脸色冷漠，不仅看不到庆幸，甚至看不到悲伤呢？为什么明明是举手之劳，他们却无动于衷，不肯去救护自己的家园和其他的受难者呢？……
作为“日本通”，这一天，亨利-金尼似乎百思不得其解。而更出乎他意料的，则是接下去日本政要的种种手笔。
骚乱
几乎是地震刚刚发生，成千上万的灾民就涌向赤坂离宫。他们不仅前来寻求庇护；他们的沉默与严肃，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逊位，政府必须立即组建。无论“鲇鱼翻身”的说法是否迷信，这不仅是千百年来的惯例，对于安抚人心、稳定灾民、动员官吏、组织救灾，它都有莫大的好处。
然而，对裕仁来说，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地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却护住自己的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了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他才得到这个国家权力的象征。不难想象，倘若逼迫天皇逊位，这个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呜呼……
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甚至，他还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他决心转移民众的视线，不仅是逊位传统的不了了之，他还要以这个手笔，掩饰自己的无能，并顺带地为日渐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洗脱罪责……
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平息了。
9月2日，在裕仁与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山本权兵卫内阁匆促宣告成立。在政党依旧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山本自己身兼首相、外相、文相、法相四职。而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自然灾难就这样演变为社会事件了。
与此同时，在街头巷尾，无数青年、退伍军人组织了自警团。他们设立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大刀、竹枪与棍棒的武装中，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但，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就这样，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皇室危机，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在一个多月的屠杀、逮捕和宣泄之后，日本民众沉默地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在这场大地震中，共有99331人死亡，43476人失踪，另有103733人负伤。然而，除了活着的人眼神渐渐暴戾、性情日显乖张之外，它什么都没有留下。无数的死难没有激发至善与大爱，恰恰相反，它通往了1931年的满洲、1937年的卢沟桥和1941年的珍珠港。至少可以断言，在八年后征服满洲的那场战争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关东大地震的阴影。经历了深痛巨创的日本人如此向往新大陆，以至于不惜诉诸军刀。
关东大地震的日本表情，就这样定格了。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勤劳、友善、无比坚忍的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或许，只有站在时光的后头，人们才能读懂1923年日本特殊的地震表情。
“烦闷”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与“明治精神”对立，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洋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另一个则是东方的、村社的、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
与青年军人们相比，他们优越、富有学识、饱受社会青睐。以他们为载体，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然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从原敬内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几乎可以说，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以几任首相为例，他们大多出身军人，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党魁乃至整个现代政党，也迅速沦落进弊案不断、贪污腐败、卖身投靠、派系林立的泥潭。他们是上一代人，他们的欧美观念，不过是漂泛在水上的一层油花；他们有着欧美的言辞、杂交的大脑，但左右着他们的言辞与观念的，依旧是古老的日本之心……
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无比“烦闷”、始终烦闷。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并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也是它的尾声那样，1923年，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而关东大地震之后，迅速崛起的，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永田铁山以及石原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