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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券理论是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55年在其《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首次提出。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一些地方进行试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州市正式实施，迄今已有三个州和一个城市推行了教育券政策。[1]教育券在美国的实践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经验和做法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如哥伦比亚、智利、孟加拉、莱索托、中国等，并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中国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赴美考察后受到启示，于2001年9月开启了我国内地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先河，随后，湖北的监利、山东的淄博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教育券实验，并有了一定的成效。论“教育券”实验最早，时间最长，最有成效的要数浙江省长兴县。它的教育券制度的思想虽源于美国，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国情、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状况不同，长兴县的教育券与美国教育券的实践仍有众多差异。本文拟对美国和中国（以长兴县为例实施教育券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希望揭示出两国教育券制度实施的共同规律及问题所在，并提供给我国教育改革
者思考和借鉴。
一、中美教育券制度实施结果的比较分析
教育券，是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学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学生凭学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学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学券到政府部门换取教育经费。中美两国教育券的实施因其背景、政府导向和教育体制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1.对学校发展前景的影响
我们先来了解中国长兴县实施教育券五年来的情况。长兴县最初实施教育券的对象是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根据刘晓蔓的调查得知，长兴县根据不同的学校给予不同面额的教育券，有100元、300元、500元不等。发放教育券的全部经费占县教育经费比例仅占0.7％、1.8％和2.3％。如长兴县职业高中的学生，每个人所能获得的教育券补贴占生均经费比例不足10％，占其个人所应支付的三年学费总额的比例不足4％[2]。虽然教育券的发放额度不大，经费并不充足，但是实施了教育券制度后，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因为教育券的补贴而有效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并显示出其潜在的光明前景，使原本学生数较少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教育券制度成为长兴县政府扩大这两类学校学生数和提高当地教育供给的有力措施之一。也就是说，长兴县教育券在保证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投入充足的基础上把一部分教育经费转移到普职和民办教育，借以扶持这两类教育的发展。
与之相比，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教育券表面上是帮助公立学校重树形象，实际上是允许经费更多地流入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原本美国的学券额度较大，相当于每个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单位成本，如密尔沃基的家长选择计划中，每个学生所能获得的学券金额与州平均补助学生的金额大致相近。[3]但是，家长往往选择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而忽视教育券面值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最后，政府根据在校注册新生的教育券总额予以拨款，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把原本计划投给公立学校的经费转而投到私立学校，从而促进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可见，中美两国虽然在教育券的发放对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体现了两国政府对各级教育和各层次学校的重视、信任及援助的力度不同。由于两国政府在其中都成功地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所以，中美两国在实施了教育券制度的地区或大或小地促进了某类学校的发展。中国浙江省的长兴县近年来有较大发展的是获得教育券配额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美国的私立学校则得到更多的教育券制度带来的益处。
2.对学校教育质量的影响
美国持券者认为学校间的竞争会促使办学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美国教育券实施结果的有关调查表明，不管在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比以前下降，公立学校并没有像其预期目标那样提高了教育质量。据哈佛大学Paul Peterson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使用教育券的家庭中，50％的父母对子女就读学校（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相当满意；相比之下，只有30％的父母对子女所在的公立学校满意（Bresler，2002）[4]。
与之不同的是，浙江省长兴县因为教育券而得到扶持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并朝着预期的计划，健康、良好地发展。公立学校并没有因为教育资源向民办、职业学校的流入而降低办学水平。相反，由于民办学校、职业学校的蓬勃发展及时解决了基础教育入学紧张的局势，从而促使公立学校有更大的空间和时间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加强自身的建设。
3.对教育公平目标实现的影响
中美两国虽然在教育券制度的具体操作上存在差异，但是两国都试图通过教育券发放的形式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校的发展，同时在较大程度上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然而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以资助学生对象入学为例，中国教育券的资助对象是由政府决定，选择的范围极其有限，人数也不多。以长兴县二界岭乡中心学校为例，该学校有55个学生被列入教育券资助名单，但一直有21人未得到资助。学校反映教育券的发放量太少，仍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处于失学边缘。同一户贫困家庭的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人享受教育券。[5]在美国，教育券的发放的对象虽然不分富裕贫困，但是美国的教育券发放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自由择校性，这就使得那些本可以通过就近入学到质量好的学校的贫困生，因许多持券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入该校占去名额，而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上学，从而造成许多交通费用的增长和时间的浪费，更严重地增加了贫困生的负担，有些学生甚至因此造成学业的下降。可见，无论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教育券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下阶层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也没有真正体现教育券制度实施的教育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的原则。
二、中美教育券制度实施引发的思考
从上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得知，中美两国在教育券的实施远上未达到它所设想的目标，然而，它毕竟给两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中国自浙江省长兴县第一个实施了教育券制度以后，现已得到全国若干省份以不同方式的响应。但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并不能照搬照套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在引进外来模式的同时要以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式验证其是否具有真正的“普适性”，以期适应我国的经济文化背景。以教育券制度为例，在引进或推广之前应做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1.教育券制度是否适应我国国情并促进学校进行良性、有利的竞争
为学校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制度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弗里德曼最初提出教育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允许家长和学生在私立和公立学校之间择校。中国长兴县的教育券则是扶持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同种类的学校发放教育券的面值不同，由学生根据券的面值来选择学校。由于得到政府的扶持和信任，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很快就红红火火的发展起来。学校拥有越多的持券学生，得到政府的经费投入就越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好的学校生源不断增加，经费充足。而条件相对差的学校在这种竞争机制中有可能陷入经费危机，倒闭的边缘。难道这是实施教育券所要产生的结果吗？殊不知，如果某所学校，因为收到的教育券数量少而面临生源和经费危机，那就会影响那些选择就近入学或选择进该校就读的学生的权利。从而使得部分学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交通费到更远的学校上学。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教育券能否在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广泛推行？能否成功地推进各校之间良性的竞争？能否有效解决中国这一人口大国的基础教育普及问题？
美国教育券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能成功，而长兴县教育券的成功，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实施不一定富有成效。关键是政府要发挥宏观导向作用，根据本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来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使政府决策目标与券的发行协调一致。否则，任何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实现全民教育的协调发展的说法只是一句空话。
2.教育券并未解决教育经费总量增加的问题，如何寻找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的方法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如上所述，政府根据教育券的面额拨款给学校，其范围是公立学校、民办学校或职业学校。但是，有人提出质疑：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对许多公立学校的投入尚且不足，如何还能把有限的经费资源挤出来投入给公立以外的学校？如果某些地区把本身就有限的经费资源投入到非公立的民办学校，这势必会造成原本就经费紧张的公立学校因投入经费不足而越发困难，最终也将影响其教育质量的提高。这与教育券提出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经费从何来，应该如何有效的分配使用是政府决策部门应该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由政府根据教育券拨款外，还要通过政府适当的导向政策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入教育领域，以全方位，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方式，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系。
3.长兴教育券成功的经验可否作为全国教育券制度实施的基础仍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改革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改革的思路，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理论界对教育券制度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美国教育券制度的理解和分析上，目前尚未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券制度实施的理论体系。因此，教育券能否在全国大范围内实施仍需要进一步考察。
我们不认为单纯地引进一些外国的理论或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教育实践就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我们应该在引入外国成功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对外来的理论及其实践经验进行批判性地分析和研究，最后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提出真正具有操作意义的改革理论与措施。我国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实施，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育券制度在东部局部地区实施的范例。目前由于我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 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全面实施教育券制度仍缺乏现实的经济、文化基础。现阶段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是尽量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学校教育的差距，最大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而并非盲目地 “学外”，搞教育创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教育券好或不好，而应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切切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1]刘亚荣. 对长兴“教育券”政策设计的几种社会期待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72.
[2][3]刘晓蔓. 对浙江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调研报告[J]. 教育发展研究，2005（6）：20-25.
[4]陈东，綦建红，王建，邓蕊. 关于教育券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0）：78.
[5]张奇志，柴骥程. 令人耳目一新的教育券[J].瞭望新闻周刊2002（12）：49.
中国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赴美考察后受到启示，于2001年9月开启了我国内地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先河，随后，湖北的监利、山东的淄博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教育券实验，并有了一定的成效。论“教育券”实验最早，时间最长，最有成效的要数浙江省长兴县。它的教育券制度的思想虽源于美国，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国情、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状况不同，长兴县的教育券与美国教育券的实践仍有众多差异。本文拟对美国和中国（以长兴县为例实施教育券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希望揭示出两国教育券制度实施的共同规律及问题所在，并提供给我国教育改革
者思考和借鉴。
一、中美教育券制度实施结果的比较分析
教育券，是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学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学生凭学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学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学券到政府部门换取教育经费。中美两国教育券的实施因其背景、政府导向和教育体制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1.对学校发展前景的影响
我们先来了解中国长兴县实施教育券五年来的情况。长兴县最初实施教育券的对象是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根据刘晓蔓的调查得知，长兴县根据不同的学校给予不同面额的教育券，有100元、300元、500元不等。发放教育券的全部经费占县教育经费比例仅占0.7％、1.8％和2.3％。如长兴县职业高中的学生，每个人所能获得的教育券补贴占生均经费比例不足10％，占其个人所应支付的三年学费总额的比例不足4％[2]。虽然教育券的发放额度不大，经费并不充足，但是实施了教育券制度后，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因为教育券的补贴而有效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并显示出其潜在的光明前景，使原本学生数较少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教育券制度成为长兴县政府扩大这两类学校学生数和提高当地教育供给的有力措施之一。也就是说，长兴县教育券在保证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投入充足的基础上把一部分教育经费转移到普职和民办教育，借以扶持这两类教育的发展。
与之相比，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教育券表面上是帮助公立学校重树形象，实际上是允许经费更多地流入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原本美国的学券额度较大，相当于每个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单位成本，如密尔沃基的家长选择计划中，每个学生所能获得的学券金额与州平均补助学生的金额大致相近。[3]但是，家长往往选择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而忽视教育券面值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最后，政府根据在校注册新生的教育券总额予以拨款，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把原本计划投给公立学校的经费转而投到私立学校，从而促进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可见，中美两国虽然在教育券的发放对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体现了两国政府对各级教育和各层次学校的重视、信任及援助的力度不同。由于两国政府在其中都成功地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所以，中美两国在实施了教育券制度的地区或大或小地促进了某类学校的发展。中国浙江省的长兴县近年来有较大发展的是获得教育券配额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美国的私立学校则得到更多的教育券制度带来的益处。
2.对学校教育质量的影响
美国持券者认为学校间的竞争会促使办学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美国教育券实施结果的有关调查表明，不管在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比以前下降，公立学校并没有像其预期目标那样提高了教育质量。据哈佛大学Paul Peterson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使用教育券的家庭中，50％的父母对子女就读学校（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相当满意；相比之下，只有30％的父母对子女所在的公立学校满意（Bresler，2002）[4]。
与之不同的是，浙江省长兴县因为教育券而得到扶持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并朝着预期的计划，健康、良好地发展。公立学校并没有因为教育资源向民办、职业学校的流入而降低办学水平。相反，由于民办学校、职业学校的蓬勃发展及时解决了基础教育入学紧张的局势，从而促使公立学校有更大的空间和时间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加强自身的建设。
3.对教育公平目标实现的影响
中美两国虽然在教育券制度的具体操作上存在差异，但是两国都试图通过教育券发放的形式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校的发展，同时在较大程度上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然而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以资助学生对象入学为例，中国教育券的资助对象是由政府决定，选择的范围极其有限，人数也不多。以长兴县二界岭乡中心学校为例，该学校有55个学生被列入教育券资助名单，但一直有21人未得到资助。学校反映教育券的发放量太少，仍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处于失学边缘。同一户贫困家庭的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人享受教育券。[5]在美国，教育券的发放的对象虽然不分富裕贫困，但是美国的教育券发放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自由择校性，这就使得那些本可以通过就近入学到质量好的学校的贫困生，因许多持券的富裕家庭的学生入该校占去名额，而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上学，从而造成许多交通费用的增长和时间的浪费，更严重地增加了贫困生的负担，有些学生甚至因此造成学业的下降。可见，无论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教育券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下阶层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也没有真正体现教育券制度实施的教育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的原则。
二、中美教育券制度实施引发的思考
从上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得知，中美两国在教育券的实施远上未达到它所设想的目标，然而，它毕竟给两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中国自浙江省长兴县第一个实施了教育券制度以后，现已得到全国若干省份以不同方式的响应。但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我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并不能照搬照套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在引进外来模式的同时要以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式验证其是否具有真正的“普适性”，以期适应我国的经济文化背景。以教育券制度为例，在引进或推广之前应做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1.教育券制度是否适应我国国情并促进学校进行良性、有利的竞争
为学校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制度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弗里德曼最初提出教育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允许家长和学生在私立和公立学校之间择校。中国长兴县的教育券则是扶持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同种类的学校发放教育券的面值不同，由学生根据券的面值来选择学校。由于得到政府的扶持和信任，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很快就红红火火的发展起来。学校拥有越多的持券学生，得到政府的经费投入就越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好的学校生源不断增加，经费充足。而条件相对差的学校在这种竞争机制中有可能陷入经费危机，倒闭的边缘。难道这是实施教育券所要产生的结果吗？殊不知，如果某所学校，因为收到的教育券数量少而面临生源和经费危机，那就会影响那些选择就近入学或选择进该校就读的学生的权利。从而使得部分学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交通费到更远的学校上学。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教育券能否在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广泛推行？能否成功地推进各校之间良性的竞争？能否有效解决中国这一人口大国的基础教育普及问题？
美国教育券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能成功，而长兴县教育券的成功，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实施不一定富有成效。关键是政府要发挥宏观导向作用，根据本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来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使政府决策目标与券的发行协调一致。否则，任何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实现全民教育的协调发展的说法只是一句空话。
2.教育券并未解决教育经费总量增加的问题，如何寻找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的方法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如上所述，政府根据教育券的面额拨款给学校，其范围是公立学校、民办学校或职业学校。但是，有人提出质疑：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对许多公立学校的投入尚且不足，如何还能把有限的经费资源挤出来投入给公立以外的学校？如果某些地区把本身就有限的经费资源投入到非公立的民办学校，这势必会造成原本就经费紧张的公立学校因投入经费不足而越发困难，最终也将影响其教育质量的提高。这与教育券提出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经费从何来，应该如何有效的分配使用是政府决策部门应该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由政府根据教育券拨款外，还要通过政府适当的导向政策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入教育领域，以全方位，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方式，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系。
3.长兴教育券成功的经验可否作为全国教育券制度实施的基础仍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改革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改革的思路，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理论界对教育券制度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美国教育券制度的理解和分析上，目前尚未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券制度实施的理论体系。因此，教育券能否在全国大范围内实施仍需要进一步考察。
我们不认为单纯地引进一些外国的理论或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教育实践就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我们应该在引入外国成功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对外来的理论及其实践经验进行批判性地分析和研究，最后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提出真正具有操作意义的改革理论与措施。我国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实施，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育券制度在东部局部地区实施的范例。目前由于我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 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全面实施教育券制度仍缺乏现实的经济、文化基础。现阶段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是尽量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学校教育的差距，最大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而并非盲目地 “学外”，搞教育创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教育券好或不好，而应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切切实实地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1]刘亚荣. 对长兴“教育券”政策设计的几种社会期待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72.
[2][3]刘晓蔓. 对浙江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调研报告[J]. 教育发展研究，2005（6）：20-25.
[4]陈东，綦建红，王建，邓蕊. 关于教育券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0）：78.
[5]张奇志，柴骥程. 令人耳目一新的教育券[J].瞭望新闻周刊2002（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