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朋克”一词走出音乐，被后过程考古学“借用”，用于彰显其“主张思想的开放而充满批判性，蔑视规则而崇尚个性”。后过程考古学可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将社会理论引入考古学中的考古学”，其反对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以及把理论与材料分开的观点，同时也对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持批判态度;后过程考古学提出应当对科学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反思，并主张对个体与规范、结构与过程、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进行整合;同时主张在研究中引入对考古学家自身背景更多的关注，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有机联系;运用批评式的研究使得后过程考古学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得考古学在与其它学科间的有效联系中加强自身建设。脱胎于后现代思潮下的后过程考古学是将考古学置于一种多元的、批判的环境之下，并最终使过去的历史进程与当代社会达到某种平衡。
关键词：朋克;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伊恩·霍德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4-0141-04
朋克（Punk）一词，本专属于音乐领域。这种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车库摇滚，最初是由一个简单悦耳的主旋律以及三个和弦组成。直到1972年被首次确定为“朋克摇滚”。朋克音乐不太讲究音乐技巧，更加倾向于思想解放和反主流的个性体现。自70年代起逐渐成熟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这与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有诸多相同之处。
后过程考古学一般认为以伊恩·霍德（Ian Hodder）以及司格特·哈特森（Scott Hutson）的著作《阅读过去》为肇始。但其萌芽远远早于此，被称为后过程考古学早期阶段的阐述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便是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影响下产生的。阐述考古学尤其注意对意义与文本的关注，而结构主义早在19世纪末期便已出现，并最早运用于语言学的阐释上。
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在《考古学理论导论》中对过程考古学的理论进行了简明的归纳：（1）拒绝理论与材料的对立，而应通过理论的尘雾观察资料;（2）解释总是释义，考古学的“科学验证，只是含蓄地假设了存在于古人头脑中的含义和价值观念”;（3）拒绝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对立;（4）“移情”思考，主张应该研究过去的思想与价值;（5）强调个人的存在，即个人是能动的，考古学家应着眼于那些不仅被遵循而且应该由社会行为者创造性操纵的规则;（6）物质文化是文本，其含义因人而异且被能动地控制，故否定提出能解释“所有事情”的最终结论的必要性，主张进行多种解释的实验;（7）要注意背景关联（context，或称情境）;（8）考古学的判断是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的混合物，而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含义常常存在于当代政治之中，且常常有政治上的共鸣，解释过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科学的中立性是一个神话[1]。
关于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源于后过程主义反对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以及把理论与材料分开的观点，同时也伴随着其对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批判。实证主义的发展漫长而又庞大，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其最基本的检验命题方法还是“假设—演绎”法。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产生来源于“某种观念的情境”，而考古材料的作用则是后期的演绎;同时，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必须遵循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考古学也应当走向一条自然科学之路[1]。这正是新考古学派所秉持的理念。
“后过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有时也被称作阐释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2]。阐释考古学注重对于意义以及文本的关注。关于如何解释物质文化，后过程考古学则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霍德的《阅读过去》花费了一章来专门介绍结构主义考古学，更说明两者之间密切的联系。结构主义发轫于19世纪的语言学领域，一般认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创立，其形成学派则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影响下。施特劳斯认为：“所谓的‘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3]5。这正成为结构主义考古学最广为流传的证实过程：即证明在同样的历史情境中各種不同的资料后面存在着同样的问题[4]。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的思想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在这其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而对立的两种成分在分开后又独立为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进一步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如此成几何式的排列。这种成分，或者说符号所构成的象征体系，便是施特劳斯所认为的文化。后过程考古学汲取了结构主义中关于意义与文本的理念，认为所谓理解“并非原始过程的简单复苏，而是通过翻译者（或者说认知者）所理解的方式进行文本的再创造”[4]。而这种再创造，便是阐释考古学的基础。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文本”，本身就具有多种的解读方法。霍德在《阅读过去》中以英国朋克中安全别针（一种朋克个性体现的元素，多用于服装中）的使用为例。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针对于某个特定事物的文本解释，这种解释不存在对错。它们都是对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文本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做出的解释。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的研究路径[5]。
同时霍德亦认为，考古学家据此所推断的文化意义并非是个体的有意识的思维，而是“一种在实践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观念”。社会群体制度化的实践活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秩序，进而产生一种被不断重复的模式，这种模式便是考古学家所关注到的社会观念。这种实践活动的重复性和人类认知结构的普遍，作为考古学家解读考古材料的钥匙，似乎与过程考古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霍德的《阅读过去》书中也多次提到结构主义者的代表——列维-施特劳斯。在汲取了结构主义的营养以后，与反对新考古学中运用广泛式的研究方法而将个人能动性置于社会理论之外一样，霍德反对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中更注重一般性问题而忽视特定的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丰富故事[4]。列维-施特劳斯在自己的神话研究曾汲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研究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他曾宣称自己有三位“缪斯”：即地质学中的地层构造、马克思的社会构造以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构造。而这种意识构造，也明显地被运用于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之中。 在历史观念方面，霍德深受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影响。科林伍德在自己的自传中总结历史哲学的三条定理：“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實世界中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着的那些思想在他们自己心灵里的重演”和“历史知识乃是对囊括于现今思想氛围中的过去思想重演，现今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对照而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6]。总结为一句话，便是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科林伍德看来：一方面历史是在不断重写的，其本质就是历史学家的自我觉醒，是将主观的意义植入到历史的背景中;另一方面历史进程中物质因素的作用是置于思想的支配之下的。
后过程主义者直接继承了这种观念。后过程主义者极其反对过程考古学中客观主义的方法，认为我们是不能通过物质基础来决定意识形态的，因为我们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来了解物质基础的[4]。后过程考古学反对过程考古学所秉持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人所存在的世界是融入了人的认识与改造的，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关联的，不能脱离这些来研究人类活动，否则便是偏颇的，是“一种维护既有权力关系的顺从行为”。陈胜前认为这在不同程度上偏向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立场[7]。
基于此，后过程考古学提出应当对科学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反思，并将其称之为“反身（Re?xive）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尤其强调对于研究者主观意识的关注，并通过他们来实现过去与现在的连接。在田野发掘中，考古学家除尽可能多地发现各种信息并进行各种阐释外，亦当注意“对记录过程的记录”，用来记录记录者在做记录时的内心想法。相应的，考古学家是在自己的知识构架中将零散的考古材料组织起来，即“移情”（Empathy）思考。仿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话来说，便是“考古学家与发现的考古材料（更准确来说应该是过往历史过程所遗留下的物质材料）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
除了对于研究者个体本身的关注，后过程考古学亦关注被研究者中个体的意识以及行为。
在个体的能动性方面，霍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中意识形态理论（Ideology Theory）的影响。霍德虽然对其多有批判，但依然借助其对于权力的论述将权力概念引入文化结构之中，并由此阐释意识形态理论[8]。“意识形态是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它密切参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对权力的妥协的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化意义和象征符号被用在权力策略和对社会控制的妥协之中，但同时它们也构成那些策略”。除此之外，后过程主义者主张考察行为体（agency），尤其是社会规则的叛逆者乃至破坏者，他们批判以往考古学研究中忽视个体而将普通民众描绘成盲目遵从社会规则的被动的受利用者[1]108。有趣的是，朋克群体正属于后过程考古学所着重关注的对象。基于此种观点，后过程主义者尤其关注社会“自下而上”的观点以及冲突而非共识的社会模式。
伊恩-霍德曾将后过程考古学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将社会理论引入考古学中的考古学”[2]。可以看出，后过程考古学一经诞生，就与社会学发展的联系在一起。后过程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同朋克一样，皆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潮流。后过程考古学希冀通过考古学的力量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不论是从女权主义、反体制的街头运动，还是到后殖民主义的反思等，后过程考古学皆尝试在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作用。“美国的后过程考古学……更侧重种族、女权、性别以及阶级等社会关系的研究”[9]。“考古学家需要对世界各地不同群体的利益做出更加积极的回应。考古学需要一种更为反身的、更具历史的、更具自我批判的方法”[2]。同时，与社会学联合起来的考古学，自然地提倡到社会公众对于考古学的意义，考古学应当与社会大众有着更多地交融，并依此激发考古学发展的活力。
马修-约翰逊在《考古学理论导论》中总结到后现代主义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共性时认为：两者都有对科学的信心丧失，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强调解读的多样性以及内含确定性的缺失。但是他反对将两者等同起来，后过程考古学中所蕴含的20世纪末期思想的变化，只是更为广泛的整个人文科学变化中的一例。然而，后现代主义在关注打破学科界限的同时，同样暗示了考古工作中不再存在“正确的”或“错误的”方法。依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考古学需要广泛使用“考古学”或“科学”范畴之外的其他形式的知识。考古学家即使不同意那些未依据严格的考古学规则且不符合考古学方法程序的观点，也应该仔细且严肃地加以思考而不能简单地予以排斥。
这无疑是考古学家的噩梦。后现代主义的质疑比后过程考古学来得更为猛烈，它反对科学的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考古学家只是在虚构任何符合他们的素材，以满足当今政治的需要。但即便如此，融入社会学理论的考古学，自始至终也摆脱不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陈胜前在谈及后过程考古学的背景关联时，提到了三个方面：后现代社会状况、后现代思潮的哲学基础以及后现代的科学。“后现代思想不仅仅构成后过程考古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启发了后过程考古学的形成”[7]。
基于结构主义考古学的“文化是由意义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帮助认识“行为者如何体验世界以及如何构成世界的主题”、历史学中“如何长时段抵抗变化或发生变化以及行为者的行为如何有助于转换或保持长时段意义结构的理解”这三个贡献，霍德提出了考古学中的“背景”（contest，又称情境）概念。这是考古学科关键性和定义性的特征，后过程考古学因此又被称为“情境考古学”。所谓情境，便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或环境群中各种客体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霍德认为，考古学的本质正是由其对于情境的关注，而对于任何缺乏情境的信息的器物的研究，都属于器物学而非考古学[4]148。因此，后过程考古学要求尽可能多地了解材料，并逐步以材料验证理论并将其与情境信息互换，以发现更有意义的阐释。“要审视那些用来研究的考古材料产生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考古材料的情境，即我们从什么地方、在哪里得到了这些材料样品。我坚定地认为，一个更加注重情境的考古学方法能够指导大型的考古队进行更加细腻、发掘时间更长的、更加深入的研究”[2]。基于此，多学科的融合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对于考古学来说就更加不可避免了。 霍德在对“情境”的解释中提到了三种类型：一种指行为的环境、技术和行为情境，即在对一个客体理解时应将其置于更大的功能性整体之中。这正是新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所擅長的，但霍德提醒亦应当结合一些因时而变的突发事件的情境考量。第二种则被理解为“文本之中”。霍德将“文本”定义为一种与物质文化和语言都截然不同的符号类型，但文本又不局限于符号，可能也是客体（如书或者报纸），它是特定目的的具体产物，也是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文本在发现时，因为时间间距的逐步扩大，考古学家已经无法去寻找文本的创造者原始的情境，而对于文本的解读，则更依赖于文本被阅读时的情境。这便是霍德所强调的第三种情境——即考古学家自身特定的情境。
但因为所处时代的影响，考古学家的阐释可能是有偏见的，但霍德仍然认为是“正确”且有效的。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需要了解观点的来源以及为何要用特定的办法去重建过去。因此，霍德把批判性和开放性充分引入了后过程考古学。他认为，过去在用现在的词汇阐释时，同时也在用过去批判和挑战现在。而考古学家在接受多种主观情境的同时，也在批判性地检验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对意义结构的普遍性的观点都需要接受批判性地评估。霍德主张资料是不存在主观与客观之分的，两者皆为真实的，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的衡量工具。后过程考古学意图打破公认的教条学说，并敞开对于规范和个体、过程和结构、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大门。后过程考古学尽管提出了阐释学的方法，但并未也未打算提出某种统一的方法论。相反，后过程考古学中包含了社会理论和社会群体的参与，也意图与其他学科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且融入更多的探索模式，并最终最大程度地参与社会事务[4]。
后过程考古学将物质意义定义为三种形态：作为物质、作为符号和作为使用情境。只有将这三种形态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讨论后过程考古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即规范和个体、过程和结构、思维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最后，即使意图参与社会的变革，考古学仍要成为一门不断探索其独立的方法和理论的独立学科，即“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考古因为关注物质遗存的情境而成为考古学，且与器物学相区分;考古学又因其阅读物质文化材料的特性，所需要形成用于阅读特属于考古学的资料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又因其覆盖长时段的人类文化活动资料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学科，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使得对后过程考古学中的问题不断地形成新的认识。
张海将霍德所提出后过程考古学的意义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体与规范、结构与过程、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整合，这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一次革命。其次是在研究中引入对考古学家自身背景更多的关注，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有机联系，进而产生了本土考古学、女权主义考古学、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形式的当代西方考古学等新的领域。再次，批评式的研究使得后过程考古学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得考古学在与其它学科间的有效联系中加强自身建设。最后，考古学有助于使自身成为长时段人类文化行为的证据，能够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是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8]。
正如伊恩-霍德所说：“对各种考古学派的考古学家而言，对自身所属的学派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2]。这种模糊的边缘，或许正是后过程考古学所带来的“景观”。考古学理论的构建，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有着相当的延迟性。脱胎于后现代思潮下的后过程考古学，其意义并非在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部分创新，而是将考古学置于一种多元的、批判的环境之下，并最终使过去的历史进程与当代社会达到某种平衡。对于考古材料的解读，或者是考古报告的阐述，并非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使这种平衡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相对于过程主义所主张的不断接近于客观历史过程的观点，这也应当是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主张思想的开放而充满批判性，蔑视规则而崇尚个性，重视个体的参与而忽视技巧的运用。最重要的是，对于还原历史客观毫无兴趣，从这些方面来说，同为后现代思潮下的产物，后过程考古学很朋克了。
参考文献：
[1]（英）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M].魏峻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
[2]（英）伊安-霍德，刘岩，杨旭.伊安-霍德教授访谈录[J].南方文物，2016（1）.
[3]（日）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M].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英）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M].徐坚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
[5]陈畅.结构主义重构社会组织的考古学探索[J].江汉考古，2019（1）.
[6]（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M].陈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陈胜前.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J].东南文化，2013（10）.
[8]张海.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形成——读伊恩-霍德《解读过去》[J].东南文化，2003（11）.
[9]（加拿大）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M].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胡选奇（1996—），男，汉族，河南南阳人，单位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朋克;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伊恩·霍德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4-0141-04
朋克（Punk）一词，本专属于音乐领域。这种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车库摇滚，最初是由一个简单悦耳的主旋律以及三个和弦组成。直到1972年被首次确定为“朋克摇滚”。朋克音乐不太讲究音乐技巧，更加倾向于思想解放和反主流的个性体现。自70年代起逐渐成熟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这与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有诸多相同之处。
后过程考古学一般认为以伊恩·霍德（Ian Hodder）以及司格特·哈特森（Scott Hutson）的著作《阅读过去》为肇始。但其萌芽远远早于此，被称为后过程考古学早期阶段的阐述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便是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影响下产生的。阐述考古学尤其注意对意义与文本的关注，而结构主义早在19世纪末期便已出现，并最早运用于语言学的阐释上。
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在《考古学理论导论》中对过程考古学的理论进行了简明的归纳：（1）拒绝理论与材料的对立，而应通过理论的尘雾观察资料;（2）解释总是释义，考古学的“科学验证，只是含蓄地假设了存在于古人头脑中的含义和价值观念”;（3）拒绝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对立;（4）“移情”思考，主张应该研究过去的思想与价值;（5）强调个人的存在，即个人是能动的，考古学家应着眼于那些不仅被遵循而且应该由社会行为者创造性操纵的规则;（6）物质文化是文本，其含义因人而异且被能动地控制，故否定提出能解释“所有事情”的最终结论的必要性，主张进行多种解释的实验;（7）要注意背景关联（context，或称情境）;（8）考古学的判断是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的混合物，而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含义常常存在于当代政治之中，且常常有政治上的共鸣，解释过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科学的中立性是一个神话[1]。
关于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源于后过程主义反对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以及把理论与材料分开的观点，同时也伴随着其对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批判。实证主义的发展漫长而又庞大，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但其最基本的检验命题方法还是“假设—演绎”法。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产生来源于“某种观念的情境”，而考古材料的作用则是后期的演绎;同时，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必须遵循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考古学也应当走向一条自然科学之路[1]。这正是新考古学派所秉持的理念。
“后过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有时也被称作阐释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2]。阐释考古学注重对于意义以及文本的关注。关于如何解释物质文化，后过程考古学则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霍德的《阅读过去》花费了一章来专门介绍结构主义考古学，更说明两者之间密切的联系。结构主义发轫于19世纪的语言学领域，一般认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创立，其形成学派则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影响下。施特劳斯认为：“所谓的‘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3]5。这正成为结构主义考古学最广为流传的证实过程：即证明在同样的历史情境中各種不同的资料后面存在着同样的问题[4]。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的思想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在这其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而对立的两种成分在分开后又独立为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进一步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如此成几何式的排列。这种成分，或者说符号所构成的象征体系，便是施特劳斯所认为的文化。后过程考古学汲取了结构主义中关于意义与文本的理念，认为所谓理解“并非原始过程的简单复苏，而是通过翻译者（或者说认知者）所理解的方式进行文本的再创造”[4]。而这种再创造，便是阐释考古学的基础。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文本”，本身就具有多种的解读方法。霍德在《阅读过去》中以英国朋克中安全别针（一种朋克个性体现的元素，多用于服装中）的使用为例。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针对于某个特定事物的文本解释，这种解释不存在对错。它们都是对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文本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做出的解释。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的研究路径[5]。
同时霍德亦认为，考古学家据此所推断的文化意义并非是个体的有意识的思维，而是“一种在实践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观念”。社会群体制度化的实践活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秩序，进而产生一种被不断重复的模式，这种模式便是考古学家所关注到的社会观念。这种实践活动的重复性和人类认知结构的普遍，作为考古学家解读考古材料的钥匙，似乎与过程考古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霍德的《阅读过去》书中也多次提到结构主义者的代表——列维-施特劳斯。在汲取了结构主义的营养以后，与反对新考古学中运用广泛式的研究方法而将个人能动性置于社会理论之外一样，霍德反对列维-施特劳斯在研究中更注重一般性问题而忽视特定的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丰富故事[4]。列维-施特劳斯在自己的神话研究曾汲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研究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他曾宣称自己有三位“缪斯”：即地质学中的地层构造、马克思的社会构造以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构造。而这种意识构造，也明显地被运用于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之中。 在历史观念方面，霍德深受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影响。科林伍德在自己的自传中总结历史哲学的三条定理：“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實世界中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着的那些思想在他们自己心灵里的重演”和“历史知识乃是对囊括于现今思想氛围中的过去思想重演，现今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对照而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6]。总结为一句话，便是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科林伍德看来：一方面历史是在不断重写的，其本质就是历史学家的自我觉醒，是将主观的意义植入到历史的背景中;另一方面历史进程中物质因素的作用是置于思想的支配之下的。
后过程主义者直接继承了这种观念。后过程主义者极其反对过程考古学中客观主义的方法，认为我们是不能通过物质基础来决定意识形态的，因为我们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来了解物质基础的[4]。后过程考古学反对过程考古学所秉持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人所存在的世界是融入了人的认识与改造的，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关联的，不能脱离这些来研究人类活动，否则便是偏颇的，是“一种维护既有权力关系的顺从行为”。陈胜前认为这在不同程度上偏向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立场[7]。
基于此，后过程考古学提出应当对科学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反思，并将其称之为“反身（Re?xive）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尤其强调对于研究者主观意识的关注，并通过他们来实现过去与现在的连接。在田野发掘中，考古学家除尽可能多地发现各种信息并进行各种阐释外，亦当注意“对记录过程的记录”，用来记录记录者在做记录时的内心想法。相应的，考古学家是在自己的知识构架中将零散的考古材料组织起来，即“移情”（Empathy）思考。仿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话来说，便是“考古学家与发现的考古材料（更准确来说应该是过往历史过程所遗留下的物质材料）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
除了对于研究者个体本身的关注，后过程考古学亦关注被研究者中个体的意识以及行为。
在个体的能动性方面，霍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中意识形态理论（Ideology Theory）的影响。霍德虽然对其多有批判，但依然借助其对于权力的论述将权力概念引入文化结构之中，并由此阐释意识形态理论[8]。“意识形态是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它密切参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对权力的妥协的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化意义和象征符号被用在权力策略和对社会控制的妥协之中，但同时它们也构成那些策略”。除此之外，后过程主义者主张考察行为体（agency），尤其是社会规则的叛逆者乃至破坏者，他们批判以往考古学研究中忽视个体而将普通民众描绘成盲目遵从社会规则的被动的受利用者[1]108。有趣的是，朋克群体正属于后过程考古学所着重关注的对象。基于此种观点，后过程主义者尤其关注社会“自下而上”的观点以及冲突而非共识的社会模式。
伊恩-霍德曾将后过程考古学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将社会理论引入考古学中的考古学”[2]。可以看出，后过程考古学一经诞生，就与社会学发展的联系在一起。后过程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同朋克一样，皆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诸多社会潮流。后过程考古学希冀通过考古学的力量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不论是从女权主义、反体制的街头运动，还是到后殖民主义的反思等，后过程考古学皆尝试在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作用。“美国的后过程考古学……更侧重种族、女权、性别以及阶级等社会关系的研究”[9]。“考古学家需要对世界各地不同群体的利益做出更加积极的回应。考古学需要一种更为反身的、更具历史的、更具自我批判的方法”[2]。同时，与社会学联合起来的考古学，自然地提倡到社会公众对于考古学的意义，考古学应当与社会大众有着更多地交融，并依此激发考古学发展的活力。
马修-约翰逊在《考古学理论导论》中总结到后现代主义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共性时认为：两者都有对科学的信心丧失，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强调解读的多样性以及内含确定性的缺失。但是他反对将两者等同起来，后过程考古学中所蕴含的20世纪末期思想的变化，只是更为广泛的整个人文科学变化中的一例。然而，后现代主义在关注打破学科界限的同时，同样暗示了考古工作中不再存在“正确的”或“错误的”方法。依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考古学需要广泛使用“考古学”或“科学”范畴之外的其他形式的知识。考古学家即使不同意那些未依据严格的考古学规则且不符合考古学方法程序的观点，也应该仔细且严肃地加以思考而不能简单地予以排斥。
这无疑是考古学家的噩梦。后现代主义的质疑比后过程考古学来得更为猛烈，它反对科学的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考古学家只是在虚构任何符合他们的素材，以满足当今政治的需要。但即便如此，融入社会学理论的考古学，自始至终也摆脱不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陈胜前在谈及后过程考古学的背景关联时，提到了三个方面：后现代社会状况、后现代思潮的哲学基础以及后现代的科学。“后现代思想不仅仅构成后过程考古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启发了后过程考古学的形成”[7]。
基于结构主义考古学的“文化是由意义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帮助认识“行为者如何体验世界以及如何构成世界的主题”、历史学中“如何长时段抵抗变化或发生变化以及行为者的行为如何有助于转换或保持长时段意义结构的理解”这三个贡献，霍德提出了考古学中的“背景”（contest，又称情境）概念。这是考古学科关键性和定义性的特征，后过程考古学因此又被称为“情境考古学”。所谓情境，便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或环境群中各种客体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霍德认为，考古学的本质正是由其对于情境的关注，而对于任何缺乏情境的信息的器物的研究，都属于器物学而非考古学[4]148。因此，后过程考古学要求尽可能多地了解材料，并逐步以材料验证理论并将其与情境信息互换，以发现更有意义的阐释。“要审视那些用来研究的考古材料产生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考古材料的情境，即我们从什么地方、在哪里得到了这些材料样品。我坚定地认为，一个更加注重情境的考古学方法能够指导大型的考古队进行更加细腻、发掘时间更长的、更加深入的研究”[2]。基于此，多学科的融合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对于考古学来说就更加不可避免了。 霍德在对“情境”的解释中提到了三种类型：一种指行为的环境、技术和行为情境，即在对一个客体理解时应将其置于更大的功能性整体之中。这正是新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所擅長的，但霍德提醒亦应当结合一些因时而变的突发事件的情境考量。第二种则被理解为“文本之中”。霍德将“文本”定义为一种与物质文化和语言都截然不同的符号类型，但文本又不局限于符号，可能也是客体（如书或者报纸），它是特定目的的具体产物，也是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文本在发现时，因为时间间距的逐步扩大，考古学家已经无法去寻找文本的创造者原始的情境，而对于文本的解读，则更依赖于文本被阅读时的情境。这便是霍德所强调的第三种情境——即考古学家自身特定的情境。
但因为所处时代的影响，考古学家的阐释可能是有偏见的，但霍德仍然认为是“正确”且有效的。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需要了解观点的来源以及为何要用特定的办法去重建过去。因此，霍德把批判性和开放性充分引入了后过程考古学。他认为，过去在用现在的词汇阐释时，同时也在用过去批判和挑战现在。而考古学家在接受多种主观情境的同时，也在批判性地检验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对意义结构的普遍性的观点都需要接受批判性地评估。霍德主张资料是不存在主观与客观之分的，两者皆为真实的，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的衡量工具。后过程考古学意图打破公认的教条学说，并敞开对于规范和个体、过程和结构、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大门。后过程考古学尽管提出了阐释学的方法，但并未也未打算提出某种统一的方法论。相反，后过程考古学中包含了社会理论和社会群体的参与，也意图与其他学科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且融入更多的探索模式，并最终最大程度地参与社会事务[4]。
后过程考古学将物质意义定义为三种形态：作为物质、作为符号和作为使用情境。只有将这三种形态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讨论后过程考古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即规范和个体、过程和结构、思维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最后，即使意图参与社会的变革，考古学仍要成为一门不断探索其独立的方法和理论的独立学科，即“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考古因为关注物质遗存的情境而成为考古学，且与器物学相区分;考古学又因其阅读物质文化材料的特性，所需要形成用于阅读特属于考古学的资料的理论与方法;考古学又因其覆盖长时段的人类文化活动资料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学科，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使得对后过程考古学中的问题不断地形成新的认识。
张海将霍德所提出后过程考古学的意义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体与规范、结构与过程、意识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整合，这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一次革命。其次是在研究中引入对考古学家自身背景更多的关注，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有机联系，进而产生了本土考古学、女权主义考古学、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形式的当代西方考古学等新的领域。再次，批评式的研究使得后过程考古学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得考古学在与其它学科间的有效联系中加强自身建设。最后，考古学有助于使自身成为长时段人类文化行为的证据，能够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是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8]。
正如伊恩-霍德所说：“对各种考古学派的考古学家而言，对自身所属的学派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2]。这种模糊的边缘，或许正是后过程考古学所带来的“景观”。考古学理论的构建，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有着相当的延迟性。脱胎于后现代思潮下的后过程考古学，其意义并非在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部分创新，而是将考古学置于一种多元的、批判的环境之下，并最终使过去的历史进程与当代社会达到某种平衡。对于考古材料的解读，或者是考古报告的阐述，并非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使这种平衡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相对于过程主义所主张的不断接近于客观历史过程的观点，这也应当是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主张思想的开放而充满批判性，蔑视规则而崇尚个性，重视个体的参与而忽视技巧的运用。最重要的是，对于还原历史客观毫无兴趣，从这些方面来说，同为后现代思潮下的产物，后过程考古学很朋克了。
参考文献：
[1]（英）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M].魏峻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
[2]（英）伊安-霍德，刘岩，杨旭.伊安-霍德教授访谈录[J].南方文物，2016（1）.
[3]（日）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M].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英）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M].徐坚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
[5]陈畅.结构主义重构社会组织的考古学探索[J].江汉考古，2019（1）.
[6]（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M].陈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陈胜前.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J].东南文化，2013（10）.
[8]张海.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形成——读伊恩-霍德《解读过去》[J].东南文化，2003（11）.
[9]（加拿大）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M].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胡选奇（1996—），男，汉族，河南南阳人，单位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