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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渝泡了他从台湾带来的白茶给大家喝。
叶片很大，不规则，是野放茶，他分几次装入壶内，把多余的、掉在桌上的，又仔细装回袋子里。他看了看现场人数，准备了5个公道杯。等出汤的空檔，他表情严肃，什么都不做，就盯着茶壶。之后迅速出汤，每一泡都倾尽壶底，汤色由均匀透亮变深最后回归平色，大概泡了七八泡。
他泡茶和讲话、写书法一样，下手潇洒流畅，不拖泥带水，没有刻意追求那份慢，但也未失从容。像《天龙八部》里逍遥派的功夫。最后他收拾好器具，抬头看看大家，说“这泡茶结束了。”
茶里见性情。周渝的朋友评论他，用八个字：“温柔敦厚，侠风义胆。”温柔敦厚，来自他的家学浸润、美学自觉和他本人对茶道的领会，侠风义胆，是他性格里自带的坦诚和率真。周渝在茶路上没有师承，年轻时边喝茶边玩，1981年把家变为紫藤庐茶馆，紫藤庐是台湾民主运动和文化聚会的场所，文化界人士曾给予评价：台北有58家星巴克，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6 600家星巴克，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
1970年代的剧团
周渝出生在重庆沙坪坝，母亲是重庆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跟我们交谈用的都是川话，他说他思考、写作脑袋里还是幼年故乡的乡音。那时他的父亲在中央大学教书，一家人就住在学校宿舍的老房子里。父亲周德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生，是理想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也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希望建一番成就。周渝一生受父亲的影响。
1948年，2岁半的周渝随父母离开重庆，于南京、上海、广州短暂停留后在香港待了一年，1950年9月，全家搬至台北，住在如今紫藤庐所在的房子里。幼时与茶初遇，童眼观茶汤的美感，在周渝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有客人，大人会端几杯茶上来，顺便也给他一杯。“那时我不是爱喝茶，是喜欢看茶叶在水里慢慢展开的状态。”
年轻时的周渝并不是茶痴，也不是正统意义上的乖小孩，迷惘困惑折腾，换了很多工作。上大学后，他买了第一把小茶壶开始自己泡茶，也经常和高中老师去爬山，有时经过茶农的家，花几百新台币买一罐茶农的茶。那时候喝茶是爱好，并不是职业。
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去《联合报》做了记者，因为在大学经济系念了两年，转外文系毕业，加之父亲是经济学家，报社认为他应该做经济记者。“做了5个月，我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每天要交很多稿。我喜欢把一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总是陷进去，深度专题做得不错，但不可能很快给许多稿件出来。后来就辞职了。”
那段时间，周渝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无所事事，不务正业。20世纪70年代初，他和朋友做过生意，在广告公司当过文案，弄了很多花样，1975年，父亲离开台湾到美国写回忆录，把房子交给他。那个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步，很多人做生意，从早忙到晚，他很苦闷，觉得自己丧失了对命运反思的能力，于是秋冬之际，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耕莘实验剧团。他觉得戏剧能反映现实。
“我们每个礼拜放两场70年代西方的新电影，结束后请各种艺术家、文学家来对谈。”周渝说，当时在台湾，戏剧剧本的大多内容都是和现实社会脱节的，所以他们的剧团，自己编剧，希望它能反映社会真相。过了两年，因为各种压力，他选择了放弃。
彼时，台湾新生代文化艺术也在萌发，他对有创造性的、自由的东西天然亲近，所以做音乐、艺术、戏剧的朋友常常跑来找他玩，大家混在那个后来被称作“紫藤庐”的老房子里。
1980年代的茶馆
混到没钱了，周渝把父亲走前留给他的齐白石的画也卖掉了，朋友开玩笑说，“你一天到晚闲着请人喝茶，干脆开个茶馆算了。”1981年1月，他把家改成了茶馆，因为院子里有三颗紫藤树，遂取名为紫藤庐。当初也不清楚自己会不会做生意，他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地方弄得很舒服，自己喜欢，别人也一定会喜欢。
“我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总在茶馆呆着，放我喜欢的音乐，艺文界的朋友来来往往，聊天泡茶。我也支持些艺术家，帮他办展览，帮音乐家发表新的作品，还收了一些当时完全没名气的年轻画家的画。很多人都喜欢在这边混，紫藤庐开到半夜门不关，很自由。”周渝介绍，1980年代的台湾，乡间有喝茶的风气，比如淡水河边，外省人或退伍军人开的店，一杯高杯茶，一个茶座，称不上茶馆。喝茶的习俗保持得很好，但不是茶文化。
社会发达、经济繁荣的都市，才会蔓生茶馆文化，比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金陵，茶馆有说唱、书画等各种人文活动。上世纪80年代台北已经变成一个工商社会，还驻扎好几千美军，外商谈生意，军人休假进市区，需要的不是传统茶馆，而是咖啡厅和酒廊。那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大家普遍焦虑浮躁，希望在忙中偷闲，找寻自我。
1981年，周渝开茶馆，差不多同时代，台湾开始发展茶艺馆和茶文化。台湾的茶是从闽南和潮汕地区传过去的功夫茶，用小壶泡。“我们不太会像潮汕那样，把茶壶里装满茶叶，冲出很浓郁的味道，我们会放少一些茶叶，这样香气就可以优雅舒展。”周渝说那个时候茶器也简单，茶盘、茶壶杯子都是圆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不锈钢和塑胶材质的茶盘，所以开茶馆两三个月，他放弃茶盘，改用方形的布。
30年前，地摊上太多古董汤碗和器物，周渝淘来倒废水。他定了壶承、素方和洁方出来，一块布，几个茶碗，就这么开始自己的茶路。“来茶馆，第一个工作，是铺方的茶布，正正地铺布，身体就会很严肃地面对，基因被唤起，当下就是一个正的开始。然后布置茶席，小心且认真地放器物。简朴而有美感，每样东西都是一个完美的小世界。”
台湾社会逐渐富裕，人开始放松，探寻休闲和娱乐的方式，真正的文化基因开始逐渐恢复和滋养。周渝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茶路。他没有刻意从哲学上去推敲，而是在寻找老茶、布置器物、聆听音乐和泡茶中，把儒释道和美学自觉融入其中，思索人与自然生命的关联。
70岁的新书
周渝曾经在文章中细致准确地区分什么是有机茶、自然生态茶和野放茶。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六堡茶的制作工艺，他回答，“我没有见过，书上写写我就来讲，这不是好的状态。写的人是不是真的懂？除非真的到产地去，看他们怎么做，但只看一次，不做深入了解，也不对……这个问题我没法作答。”周渝的茶理中有“自己没想透，绝不乱言”的大诚恳。然后敬茶，从茶气、茶汤的自由中去创造，和生命做深切沟通，从茶里体会老庄，也重新诠释《易经》。
“之前研究茶，没有专心去写作，出版社找过我想出书，我拒绝了。”周渝在这方面很传统，也很坚持，文章千古事，如果自己的理念没有成熟，写出来也不诚恳。“我一直觉得中国的茶文化绝不是孤立的，它应该能接到华夏民族的精神和传统天人哲学，还能面对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发展。”这几年，周渝陆续写了《此岸彼岸》《茁与拙》《太和》《直方大》《礼，乐》等文章，梳理了自己的茶理，也能用一盏茶的时间，讲清楚自己“正静清圆”的思考。在他看来，华夏民族是追求圆满的，茶道最后的精神，就是追求圆满。
周渝说他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是唯生命论。他也在一篇文章中写，“茁，是自然，是生生，是创造;拙，是浑朴含蓄中隐现动势。拙近母体而茁即不自生而生。东方的人文应是一种永续的回归与创造。”70岁时，周渝觉得自己的整个思想成熟了，下接地气，上接天气，开始着手自己的新书。
周渝说，老茶带着历史讯息，特别容易带人回到过去，喝到这个茶，能想到老房子、老井、祖母的衣服……喝老茶，用东方最高的慈悲精神，重新去看待世界，宽恕它，与之和解，并超越它。
叶片很大，不规则，是野放茶，他分几次装入壶内，把多余的、掉在桌上的，又仔细装回袋子里。他看了看现场人数，准备了5个公道杯。等出汤的空檔，他表情严肃，什么都不做，就盯着茶壶。之后迅速出汤，每一泡都倾尽壶底，汤色由均匀透亮变深最后回归平色，大概泡了七八泡。
他泡茶和讲话、写书法一样，下手潇洒流畅，不拖泥带水，没有刻意追求那份慢，但也未失从容。像《天龙八部》里逍遥派的功夫。最后他收拾好器具，抬头看看大家，说“这泡茶结束了。”
茶里见性情。周渝的朋友评论他，用八个字：“温柔敦厚，侠风义胆。”温柔敦厚，来自他的家学浸润、美学自觉和他本人对茶道的领会，侠风义胆，是他性格里自带的坦诚和率真。周渝在茶路上没有师承，年轻时边喝茶边玩，1981年把家变为紫藤庐茶馆，紫藤庐是台湾民主运动和文化聚会的场所，文化界人士曾给予评价：台北有58家星巴克，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6 600家星巴克，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
1970年代的剧团
周渝出生在重庆沙坪坝，母亲是重庆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跟我们交谈用的都是川话，他说他思考、写作脑袋里还是幼年故乡的乡音。那时他的父亲在中央大学教书，一家人就住在学校宿舍的老房子里。父亲周德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生，是理想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也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希望建一番成就。周渝一生受父亲的影响。
1948年，2岁半的周渝随父母离开重庆，于南京、上海、广州短暂停留后在香港待了一年，1950年9月，全家搬至台北，住在如今紫藤庐所在的房子里。幼时与茶初遇，童眼观茶汤的美感，在周渝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有客人，大人会端几杯茶上来，顺便也给他一杯。“那时我不是爱喝茶，是喜欢看茶叶在水里慢慢展开的状态。”
年轻时的周渝并不是茶痴，也不是正统意义上的乖小孩，迷惘困惑折腾，换了很多工作。上大学后，他买了第一把小茶壶开始自己泡茶，也经常和高中老师去爬山，有时经过茶农的家，花几百新台币买一罐茶农的茶。那时候喝茶是爱好，并不是职业。
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去《联合报》做了记者，因为在大学经济系念了两年，转外文系毕业，加之父亲是经济学家，报社认为他应该做经济记者。“做了5个月，我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每天要交很多稿。我喜欢把一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总是陷进去，深度专题做得不错，但不可能很快给许多稿件出来。后来就辞职了。”
那段时间，周渝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无所事事，不务正业。20世纪70年代初，他和朋友做过生意，在广告公司当过文案，弄了很多花样，1975年，父亲离开台湾到美国写回忆录，把房子交给他。那个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步，很多人做生意，从早忙到晚，他很苦闷，觉得自己丧失了对命运反思的能力，于是秋冬之际，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耕莘实验剧团。他觉得戏剧能反映现实。
“我们每个礼拜放两场70年代西方的新电影，结束后请各种艺术家、文学家来对谈。”周渝说，当时在台湾，戏剧剧本的大多内容都是和现实社会脱节的，所以他们的剧团，自己编剧，希望它能反映社会真相。过了两年，因为各种压力，他选择了放弃。
彼时，台湾新生代文化艺术也在萌发，他对有创造性的、自由的东西天然亲近，所以做音乐、艺术、戏剧的朋友常常跑来找他玩，大家混在那个后来被称作“紫藤庐”的老房子里。
1980年代的茶馆
混到没钱了，周渝把父亲走前留给他的齐白石的画也卖掉了，朋友开玩笑说，“你一天到晚闲着请人喝茶，干脆开个茶馆算了。”1981年1月，他把家改成了茶馆，因为院子里有三颗紫藤树，遂取名为紫藤庐。当初也不清楚自己会不会做生意，他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地方弄得很舒服，自己喜欢，别人也一定会喜欢。
“我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总在茶馆呆着，放我喜欢的音乐，艺文界的朋友来来往往，聊天泡茶。我也支持些艺术家，帮他办展览，帮音乐家发表新的作品，还收了一些当时完全没名气的年轻画家的画。很多人都喜欢在这边混，紫藤庐开到半夜门不关，很自由。”周渝介绍，1980年代的台湾，乡间有喝茶的风气，比如淡水河边，外省人或退伍军人开的店，一杯高杯茶，一个茶座，称不上茶馆。喝茶的习俗保持得很好，但不是茶文化。
社会发达、经济繁荣的都市，才会蔓生茶馆文化，比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金陵，茶馆有说唱、书画等各种人文活动。上世纪80年代台北已经变成一个工商社会，还驻扎好几千美军，外商谈生意，军人休假进市区，需要的不是传统茶馆，而是咖啡厅和酒廊。那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大家普遍焦虑浮躁，希望在忙中偷闲，找寻自我。
1981年，周渝开茶馆，差不多同时代，台湾开始发展茶艺馆和茶文化。台湾的茶是从闽南和潮汕地区传过去的功夫茶，用小壶泡。“我们不太会像潮汕那样，把茶壶里装满茶叶，冲出很浓郁的味道，我们会放少一些茶叶，这样香气就可以优雅舒展。”周渝说那个时候茶器也简单，茶盘、茶壶杯子都是圆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不锈钢和塑胶材质的茶盘，所以开茶馆两三个月，他放弃茶盘，改用方形的布。
30年前，地摊上太多古董汤碗和器物，周渝淘来倒废水。他定了壶承、素方和洁方出来，一块布，几个茶碗，就这么开始自己的茶路。“来茶馆，第一个工作，是铺方的茶布，正正地铺布，身体就会很严肃地面对，基因被唤起，当下就是一个正的开始。然后布置茶席，小心且认真地放器物。简朴而有美感，每样东西都是一个完美的小世界。”
台湾社会逐渐富裕，人开始放松，探寻休闲和娱乐的方式，真正的文化基因开始逐渐恢复和滋养。周渝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茶路。他没有刻意从哲学上去推敲，而是在寻找老茶、布置器物、聆听音乐和泡茶中，把儒释道和美学自觉融入其中，思索人与自然生命的关联。
70岁的新书
周渝曾经在文章中细致准确地区分什么是有机茶、自然生态茶和野放茶。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六堡茶的制作工艺，他回答，“我没有见过，书上写写我就来讲，这不是好的状态。写的人是不是真的懂？除非真的到产地去，看他们怎么做，但只看一次，不做深入了解，也不对……这个问题我没法作答。”周渝的茶理中有“自己没想透，绝不乱言”的大诚恳。然后敬茶，从茶气、茶汤的自由中去创造，和生命做深切沟通，从茶里体会老庄，也重新诠释《易经》。
“之前研究茶，没有专心去写作，出版社找过我想出书，我拒绝了。”周渝在这方面很传统，也很坚持，文章千古事，如果自己的理念没有成熟，写出来也不诚恳。“我一直觉得中国的茶文化绝不是孤立的，它应该能接到华夏民族的精神和传统天人哲学，还能面对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发展。”这几年，周渝陆续写了《此岸彼岸》《茁与拙》《太和》《直方大》《礼，乐》等文章，梳理了自己的茶理，也能用一盏茶的时间，讲清楚自己“正静清圆”的思考。在他看来，华夏民族是追求圆满的，茶道最后的精神，就是追求圆满。
周渝说他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是唯生命论。他也在一篇文章中写，“茁，是自然，是生生，是创造;拙，是浑朴含蓄中隐现动势。拙近母体而茁即不自生而生。东方的人文应是一种永续的回归与创造。”70岁时，周渝觉得自己的整个思想成熟了，下接地气，上接天气，开始着手自己的新书。
周渝说，老茶带着历史讯息，特别容易带人回到过去，喝到这个茶，能想到老房子、老井、祖母的衣服……喝老茶，用东方最高的慈悲精神，重新去看待世界，宽恕它，与之和解，并超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