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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代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遇有重大事件时，当事人要亲自铸铜像以占否泰。尤其是每当在册立皇后的时候，将被册立的数名候选妃子们都要铸造一尊铜像，以铸像的成败来决定册立大事。
关于此风俗，清赵翼在《卄二史札记》“后魏以铸像卜休咎”中论之甚详
《北史》后妃传序云，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否则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宠，帝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为后。后崩，又宠刘氏，以铸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铸金人不成，未登尊位，然帝礼之如后，崩，遂赠为后。
《卄二史札记》的这段话的出处可见《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
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道武皇后慕容氏，宝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皇后，帝从群臣议，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告于郊庙。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以铸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女也，舆封西平长公主。太宗以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
可见在北魏时此程序是册立皇后时朝廷不移的铁律，不可违背。
金人者，铜鎏金像，所谓手铸金人，想来应该是工匠们将一切铸造工序都已准备齐全的情况下，由后妃在工匠的扶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
除了后妃册立皇后必须铸像以卜成否外，权臣觊觎王位者也往往铸像以验天意。尔朱荣以明帝崩，将有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铸像独就”乃迎立之（《魏书·尔朱荣传》）。
及至河阴之战，尔朱荣欲僭帝位，”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占卜，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乃止（《魏书·尔朱荣传》）。
北齐高洋也欲僭位，群臣皆意为不可，于是铸像卜之，一写而成，遂决意僭位（《卄二史札记》）。
这里的“ 写” 即“模写” 之意，模写的原意是用模翻制雕塑，后来也泛指临摹平面的绘画。一写即一次铸成。
上文所说的尔朱荣“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和后文的“铸金为己像”，实际上不可理解为铸造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和本人的肖像，只能理解为是心中发愿为某人铸像，以铸造成败来验证某事是否可行的占卜手段，包括上文的册立皇后铸造金人也仅仅是个发愿用的铜人形像，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某人肖像雕塑。
纵观我国古代雕塑史，可以说历代（不包括清代末期的泥人张等）雕塑作品中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特定性的肖像雕塑几乎没有遗存。四川成都都江堰的汉代李冰石像（东汉建宁元年－168年）也仅是个手持农具的纪念碑式的象征性人物立像，面孔是概念化的表现，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肖像。
至于汉代画像石上众多的先贤和名士侠客都只不过是个侧面剪影、人物符号，全凭榜题上的名字才知道表现的是何人。
虽然秦始皇兵马俑的将士刻划得真实入微，据考证可能使用了真人为模特，但他所表现的也只是没有特定名姓的广泛意义上的军人。
在中国的雕刻史上，截至今天所发现的唯一的例外，只有五代成都前蜀王建（847－918）永陵中出土的王建石雕坐像（高86厘米），衣饰和面相是用写实手法刻划的，很可能逼近王建本人，可以说是限定性的写实的肖像雕刻，除此之外尚无二例。（图1）
所谓金人，就是鎏金的铜像，但并非专指佛像，否则史书上为什么只云“金人”而不说“佛像”呢？《魏书》记尔朱荣铸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和尔朱荣铸金为己像时并没有点明是佛像，但《洛阳伽兰记》记述尔朱荣以铜铸孝文帝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
(尔朱荣与并州刺史元天穆等） 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洛阳伽兰记》 卷— “城内”）
长乐王子攸即孝庄帝，为澎城王勰子，初封长乐王。这里特意记载“光相具足，端严特妙”，则显然指的是佛像。《洛阳伽兰记》记载的主要是佛教史迹，杨玄之对佛像自当关心，如果“光相具足，端严特妙 ”之句不是杨玄之从佛教的角度妄加的，纵观北魏此时佛教已流行于士庶，占卜铸像自然可以是佛像了。（图2－4）
然铸像以卜的风俗并非始于北魏，早在北魏之前已经有了。据《晋书》载，十六国后赵的大将冉闵（？—352）杀石鉴称帝后，遣常炜出使前燕的慕容儁（319—360），慕容儁令封裕问常炜：听说冉闵为自己铸像，屡铸不成，怎么还能自称有天命呢？常炜说，没有这回事。此段记载中也没有说明铸的是佛像，但可以知道，铸像的习俗并非鲜卑族独有，而且铸像的仪式一定很隆重，故而铸像的成败与否风闻远近。
冉闵是汉族人，其父冉瞻为后赵石虎（295—349）养子，石虎是羯族，故可推知，冉闵铸像的习俗是从羯族而来的，并且这也是北方许多少数民族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俗。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中原之初，生产力低下，铸像的技术并非游牧民族所擅长，说不定还没有铸像的习俗。很可能是定居中原后，从已经入居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受到了侵染。故赵翼也认为“此乃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盛之也”。
于上可知，此风俗应该在佛教流行之前就存在于北方某些少数民族之中，所以当时的铜像并不一定是佛像。鲜畁人初入中原时是不信佛教的，如果有铸像的风俗，那时所铸的像，不可能是佛像，说不定是类似原始宗教的某位神祗，例如匈奴族也崇奉祭天的金人。若依杨玄之的记载佛像，很可能是此后当佛教被鲜卑族认可后，铸造的金人已经用佛像代替了。
但遍查今天存遗的铜佛像的铭文，都是为合家、己身安康为亡者祈福升天带有佛教色彩的内容，至今还没有发现为某个事件占卜而铸造的佛像。
从上述许多铸像的例子还可以知道，铜像铸造的工艺复杂精密，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成败与否，有很大的风险性，所以才将铸像作为占卜的手段之一。由于铸造佛像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重大事件的决策，因此也客观上促进了佛像铸造技术的提高。北朝一代，铜佛像普遍制作精美，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图5－6）
关于此风俗，清赵翼在《卄二史札记》“后魏以铸像卜休咎”中论之甚详
《北史》后妃传序云，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否则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宠，帝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为后。后崩，又宠刘氏，以铸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铸金人不成，未登尊位，然帝礼之如后，崩，遂赠为后。
《卄二史札记》的这段话的出处可见《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
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道武皇后慕容氏，宝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皇后，帝从群臣议，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告于郊庙。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以铸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女也，舆封西平长公主。太宗以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
可见在北魏时此程序是册立皇后时朝廷不移的铁律，不可违背。
金人者，铜鎏金像，所谓手铸金人，想来应该是工匠们将一切铸造工序都已准备齐全的情况下，由后妃在工匠的扶助下将铜液灌入模具。
除了后妃册立皇后必须铸像以卜成否外，权臣觊觎王位者也往往铸像以验天意。尔朱荣以明帝崩，将有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铸像独就”乃迎立之（《魏书·尔朱荣传》）。
及至河阴之战，尔朱荣欲僭帝位，”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占卜，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乃止（《魏书·尔朱荣传》）。
北齐高洋也欲僭位，群臣皆意为不可，于是铸像卜之，一写而成，遂决意僭位（《卄二史札记》）。
这里的“ 写” 即“模写” 之意，模写的原意是用模翻制雕塑，后来也泛指临摹平面的绘画。一写即一次铸成。
上文所说的尔朱荣“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和后文的“铸金为己像”，实际上不可理解为铸造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和本人的肖像，只能理解为是心中发愿为某人铸像，以铸造成败来验证某事是否可行的占卜手段，包括上文的册立皇后铸造金人也仅仅是个发愿用的铜人形像，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某人肖像雕塑。
纵观我国古代雕塑史，可以说历代（不包括清代末期的泥人张等）雕塑作品中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特定性的肖像雕塑几乎没有遗存。四川成都都江堰的汉代李冰石像（东汉建宁元年－168年）也仅是个手持农具的纪念碑式的象征性人物立像，面孔是概念化的表现，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肖像。
至于汉代画像石上众多的先贤和名士侠客都只不过是个侧面剪影、人物符号，全凭榜题上的名字才知道表现的是何人。
虽然秦始皇兵马俑的将士刻划得真实入微，据考证可能使用了真人为模特，但他所表现的也只是没有特定名姓的广泛意义上的军人。
在中国的雕刻史上，截至今天所发现的唯一的例外，只有五代成都前蜀王建（847－918）永陵中出土的王建石雕坐像（高86厘米），衣饰和面相是用写实手法刻划的，很可能逼近王建本人，可以说是限定性的写实的肖像雕刻，除此之外尚无二例。（图1）
所谓金人，就是鎏金的铜像，但并非专指佛像，否则史书上为什么只云“金人”而不说“佛像”呢？《魏书》记尔朱荣铸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和尔朱荣铸金为己像时并没有点明是佛像，但《洛阳伽兰记》记述尔朱荣以铜铸孝文帝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
(尔朱荣与并州刺史元天穆等） 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洛阳伽兰记》 卷— “城内”）
长乐王子攸即孝庄帝，为澎城王勰子，初封长乐王。这里特意记载“光相具足，端严特妙”，则显然指的是佛像。《洛阳伽兰记》记载的主要是佛教史迹，杨玄之对佛像自当关心，如果“光相具足，端严特妙 ”之句不是杨玄之从佛教的角度妄加的，纵观北魏此时佛教已流行于士庶，占卜铸像自然可以是佛像了。（图2－4）
然铸像以卜的风俗并非始于北魏，早在北魏之前已经有了。据《晋书》载，十六国后赵的大将冉闵（？—352）杀石鉴称帝后，遣常炜出使前燕的慕容儁（319—360），慕容儁令封裕问常炜：听说冉闵为自己铸像，屡铸不成，怎么还能自称有天命呢？常炜说，没有这回事。此段记载中也没有说明铸的是佛像，但可以知道，铸像的习俗并非鲜卑族独有，而且铸像的仪式一定很隆重，故而铸像的成败与否风闻远近。
冉闵是汉族人，其父冉瞻为后赵石虎（295—349）养子，石虎是羯族，故可推知，冉闵铸像的习俗是从羯族而来的，并且这也是北方许多少数民族普遍流行的一种风俗。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中原之初，生产力低下，铸像的技术并非游牧民族所擅长，说不定还没有铸像的习俗。很可能是定居中原后，从已经入居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受到了侵染。故赵翼也认为“此乃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盛之也”。
于上可知，此风俗应该在佛教流行之前就存在于北方某些少数民族之中，所以当时的铜像并不一定是佛像。鲜畁人初入中原时是不信佛教的，如果有铸像的风俗，那时所铸的像，不可能是佛像，说不定是类似原始宗教的某位神祗，例如匈奴族也崇奉祭天的金人。若依杨玄之的记载佛像，很可能是此后当佛教被鲜卑族认可后，铸造的金人已经用佛像代替了。
但遍查今天存遗的铜佛像的铭文，都是为合家、己身安康为亡者祈福升天带有佛教色彩的内容，至今还没有发现为某个事件占卜而铸造的佛像。
从上述许多铸像的例子还可以知道，铜像铸造的工艺复杂精密，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成败与否，有很大的风险性，所以才将铸像作为占卜的手段之一。由于铸造佛像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重大事件的决策，因此也客观上促进了佛像铸造技术的提高。北朝一代，铜佛像普遍制作精美，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图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