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清楚，严复究竟是何时开始吸食鸦片的。世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翻译大师以典雅的文辞翻译《天演论》，勉励国人自新自强的同时，自己却仍躺在烟榻上吸食鸦片。事实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过瘾”之后身心舒缓的状态下完成的。
　　不过，据族侄严家理回忆，严复吸食鸦片有一点异于常人，“他老人家……吸完鸦片后，从不久卧烟榻，无论读书写字，总要坐得端端正正。在逝世前一段时间，精神稍好，总是要坐起来，在床上横放一张矮几，扶案看书做事。”当时严家理不满10岁，许多年后他仍记得，严复在烟榻之上还教他读了一段《滕王阁序》。
　　很有可能，严复是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开始吸食鸦片的。据说，上司李鸿章也知道这事，并说，“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以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复对此很感念，鸦片还是照吸。这是他一生中很不得志的阶段。用他的话说，“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上司并不重用他，水师学堂还有严重的南北派系之争。
　　事实上严复的官场经历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不遇。
　　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在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原名宗光，字又陵。身为名医的父亲在他13岁时受病人感染去世，家道从此中落。他不得不放弃科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沈葆桢主持的马尾船政学堂。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学堂是有法语课的制造学堂；他读的是有英语课的后学堂驾驶学堂，学制5年，毕业之后在军舰实习。
　　1877-1879年，作为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严宗光在英国留学两年。归来之后，将名由宗光改为复，将字由又陵改为几道，以示一段新人生的开始。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沈葆桢恰好在这一年去世。严复先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次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学堂，将他调去天津，担任洋文正教习。
　　严复的教学似乎并不成功。后来当过清政府驻美公使的梁诚曾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据他回忆，“我们的总教习，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的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
　　长子严璩在他为父亲撰写的年谱中说，当时官场的习惯是到了道台一级才能担任水师学堂这类机构的长官，严复官阶不够。其实，水师学堂的组织和教学方式，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1891年他升为道员，再过两年，终于当上“总办”（校长）。难以升迁跟不是从“科举正途”出身有关，至少严复是这么看的。1885-1893年，他接連参加4次乡试，均告无功而返。他想过投奔张之洞，后来因为公开批评张的“中体西用”说，这条路也断了。
　　看上去最有希望的是1898年，严复得到急于改弦更张的光绪皇帝的召见。这次会面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事隔一周，光绪就因戊戌变法被慈禧幽禁。对于这场变法，严复多少有一点置身事外。他觉得康、梁太急进，恐难以成事，所以一直专注于翻译《原富》，但后来还是因为被怀疑为“党人”而受到排挤。
　　清政府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严复当过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宪政编查馆、清理财政处的咨议官。1910年，清政府颁授优异留学生进士、举人出身，入选23人中，名列榜首的是詹天佑，56岁的严复次之，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文科进士”。闻讯之后，除具帖向考核官致谢外，他只是让夫人“分告各熟友”。
　　这种远离政治核心的际遇在民国也未改变。同为翻译大家的林纾曾为严复叹惋：“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

凡可以愈愚者，不问中西新旧

　　甲午一战，对严复刺激至巨。中日两国同一时期办海军。1870年代他在扬武号军舰实习，曾经游历日本各口岸，到岸时日本万人围观。二十年后，一胜一败，北洋水师竟全军覆没。殉国的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人，都是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的同学，而他本人又是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精英尽毁，如何不痛？
　　1894年初，战争阴霾渐浓时，严复已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一年之后，战争尚未结束，他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文呼喊改革。
　　严复引介了达尔文的生物学，称《物类宗衍》（《物种起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争自存》《遗宜种》两篇。“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能自存、遗种的，一定是适应天时地利及一切事势的物种。这个法则既适用于动植物，人类亦然。
　　在他看来，中国几十年里祸患频仍，抗拒潮流，持贬斥洋务、驱逐西人之论者，可谓“自灭同种”。“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原因只能是出自私心，而结果可能是国家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严复列举了两种可能会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一种人挽起袖子说，“为什么不让我治理？要是让我治理，马上就可以实现富强，而且民风淳厚。中国之所以不振，不是法不好，而是执行不力。祖宗定好的制度都在，更有力地执行就行了。”严复批评说，天下大势像高处的水流往低处，已经浩浩荡荡成为江河，这样的办法等于是要拦住江河，使其回到山上去。
　　另一种人说，制度就像祭祀用的草狗，只能用一段时间。天下大势已日趋混同，我们想富强，西方富强的制度在那儿，跟着实行就是了。建立民主，开设议院，创办公司，普选，全民练兵，收十分之二的税充实财政。严复批评说，中国就像一个病夫，这是让病夫每天跑马拉松，只不过是让他死得更快罢了。
　　好制度就像草木，需要有合适的环境。海关总署、船政、招商局、制造局、海军、海军衙门、矿务、学堂、铁道、纺织、电报、出使，中国向西方学的都是“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不料“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原因在于中国的民智、民力、民德跟不上。时人只知损彼利己，“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

　　1905年春，严复与孙中山曾在伦敦会面，据闻两人有以下对话。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大不以为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不知当日严复是如何答复的。假如从他文章中找，应该是：“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天演先生”的“第一急务”

　　1899年，严复致信张元济（将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長），认为“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以飨一世人。”
　　严复相当自信，“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翻译《天演论》已获得超乎想象的成功，后来甚至有了“天演先生”的名号。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鲁迅当时在江南水师学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甘冒长辈训斥，“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还在英国时严复就知道达尔文主义，当时他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种革命性的认识，即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富强之道。此后他一直对这类著作保持敏感。他译《天演论》是在1896年，只比原著晚了两三年。尽管自序中说“夏日如年，聊为迻译”，实则他关切的无疑是“自强保种之事”。
　　赫胥黎原著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年初版，次年增补，全书6个部分，严复只译了第一、第二部分，并将书名定为《天演论》，等于原名的一半。他说自己“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难怪鲁迅说他“做”过《天演论》。）此外他还加了许多按语，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如美国学者史华兹所说，按语与原文同样重要。
　　赫胥黎原书宗旨是：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致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而人类社会的伦理与自然法则、生命过程不同。人类社会的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抑制。人类因为有天良，善于感受同情，足可以超越竞争。所以进化论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
　　严复却在按语中说，赫胥黎犯了倒果为因的错。事实上人跟禽兽最初没有分别，个人组成社会是为了安全利益，而不是因为有天良、懂同情。进化过程把能够、善于组织社会的群体挑选出来，懂同情的群体，更有机会组织好社会，得以留存（不懂得同情的人类群体，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适者生存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种族和社会之间。
　　严复念念不忘的命题是“自强保种”。他翻译《天演论》，用意只在激励国人自立自强，争为天择的“适者”。“必其一群之人，……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而后中国才有机会成为“强族大国”，种族和国家都得以保存。多半是因为这种意识，原文不具有的“国族竞争”的意义，《天演论》中却呼之欲出。

《天演论》在当时造成怎样的影响？

　　胡适是这么说的，“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民报》则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不但为救亡图存凝聚了共识，而且还以基于科学的名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宇宙观。

　　当时许多人以《天演论》中语为自己或子弟取名。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说，“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
　　严复灰心丧气过。1900年，致张元济的另一封信中，他“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就在那年，他为避“拳乱”，离开已经生活20年的天津，开始了一段南北奔走、四处谋生的日子。他去上海讲过逻辑学，做过复旦公学的校长；去天津做过开滦煤矿的华人总办；去北京做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又去安庆做过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这些职事，他大多只是应付而已，真正念兹在兹、精神所系的是他的翻译事业。他相信那就是他的救国大业。
　　大约在十年之间，严复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自由论》）和《穆勒名学》（前半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再加上《天演论》，8部译作近两百万字，西方的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有了相对完整的呈现。
　　李泽厚认为，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严复有突出的语言优势。在他译书之前，中国人读到的“西学”，大体是《汽机问答》《格致汇编》《泰西新史揽要》之类。人们费尽心思也难以从中揣摩出西方何以富强。是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的经典原著完整带进了中国。故而目空一切如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严复“中国西学第一”。

筹安会被发起人，不在位老政论家

　　“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写给门生熊纯如的信中，严复如此自解。此时是1916年4月4日，十多天前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
　　列名于筹安会，常被视为严复一生的污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后第三天，杨度第一次来拜访，大谈自己几天前一把麻将赢了上万元，运势难挡，严复没听懂他用意何在。次日，杨度又来，问严复有没有看古德诺的文章，时下的政局与清朝比怎么样，共和是否真的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
　　严复感叹道，辛亥革命之际，清室曾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时他主张学习英国实行“虚君共和制”（清帝国国歌《巩金瓯》是他作词）。要是被接受了，国事不致像现在这么糟。杨度马上说，他即将和几位同志组织一个“筹安会”，专门就中国适合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作学术探讨，想请严复当发起人。
　　严复吃惊地表示，刚才不过聊备一说。国家的改良原本不是一蹴而就的。君主制赖以维系的人君威严已成覆水，贸然改回去只是添乱。“每谓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
　　杨度磨他说，筹安会只不过做研究，搞清楚君主制是否应当恢复，其他的事到时自然会水到渠成。严复就说，他固然认为中国此时仍应行君主制，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
　　没等他说完，杨度就起身告别了。
　　次日，杨度约严复参加晚宴，请柬上其余筹安会发起人之名赫然在列，严复以病推辞。宴散，杨度三度到访吃了闭门羹，怏怏而去，半夜忽然派人送来一封信，明说发起筹安会是“极峰”的意思。发起启事第二天见报，“已代公署名，不及待复示矣”。
　　次日，启事发表，严复名列第三。严家门口多了两个荷枪的壮士，说是长官担心匪徒来相扰，派来警卫。严复自此闭门不出。筹安会找他去议事，便托病推辞。
　　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质疑后，袁世凯派秘书夏寿田带4万元金票去拜见严复，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既没拿钱也没写文章。期间，他曾收到不下二十封信函，都说非驳梁不可，还有以刺杀相威胁的。严复拿着信去找夏寿田，表示，“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
　　世人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其余五人都有“劝进文”，唯独严复没有片言只字。当时有位英国人和朋友议论说，假如袁世凯见识过人，像严复这样的饱学之士，最不应该将其牵连进政治漩涡，以免摧毁国家精英。不过袁氏沒有因为严复不顺从而杀他，比中国古代的奸雄还是好多了。
　　有意味的是，袁世凯撤销帝制当回总统后，独立各省坚持要他退位，严复却不赞成，并说这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以国家为重，“项城此时去，则天下必乱。”
　　严复与袁世凯是旧识。袁氏总督直隶时，屡次请他做幕僚而不得，说过“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的狠话。后来袁氏被免职，议论蜂起，只有严复为他辩护，称赞他的才干“一时无两”。袁氏不免有所动，成为民国元首之后，聘请严复执掌京师大学堂，担任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后来欧战发生，严复曾将外国报刊上的消息社论摘要译成中文，作为袁氏的“参考消息”。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
　　严复评价袁世凯褒中带贬，说他固是一时之杰，可惜“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可叹的是，时无英雄，竟没有人比他更胜任总统一职。
　　严复并不讳言袁世凯当政4年来，“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多行不义，多杀不辜；而于外强内治两言，又复未尝梦到”，军伍不整，财政纷乱，“至其他根本问题，如教育、司法，尤不必论”，简直“毫末无所措注”。不过袁氏尽失民心，一败不可收拾，并不是因为帝制自为，最致命的是财政危机以及暗杀传言。 　　严复认为袁世凯当然有错，但导致他日趋专政的是不良的民主政治。中国党人，无论帝制派或共和派，大多把国事当儿戏。数年间“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以至于袁世凯误以为天命所归。他已有人君之实，却贪慕人君之名，以致得而复失。
　　之后袁世凯病逝，黎元洪取而代之。时人称赏他是忠厚长者，足可平乱息争。严复却说黎道德有余强力不足，君子治国未必不会失败。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之法，“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
　　民国刚建立时，严复就认为民众程度不足、共和时机未到，“天下仍需定于专制”。现在他更觉得“今日最难问题”是如何脱离共和。“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需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国运飘摇之际最需要的是强人，名义上或许不好听，却能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
　　不久北京风传将惩办帝制祸首，好友林纾劝严复乘夜逃亡，严复称自己心中无愧，安然处之。据说，他是被家人按在竹椅中抬上火车才去的天津。事后新政府发布通缉令，“六君子”中唯严复、刘师培不在其列。

委心任化，惟适之安

　　此后，严复再也没有踏入政坛一步。他已年过六十，衰年多病，每到冬天，哮喘便会加剧。欧洲亘古未有的血战令其心境越发暗淡。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赞颂的西方，“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万物流变、演进，自由、平等、博爱，就像庄子说的“仁义”，“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既然如此，又何必向西方去？孔孟之道不是足够好了吗？
　　离开阳岐二十多年，严复乡愁无尽。1918年底，借着为三子严琥办婚事的机会，他终于返乡，还亲自去看了儿子结婚用的房子。大媒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汉文老师陈宝琛，对方是台湾板桥的林家。次年元旦严琥娶亲，酒席摆了30桌，虽是雨天，许多亲友还是来了。
　　不到10天，就是严复的生日。族亲故旧为他祝寿。严复在家门口搭了一台戏，唱了3天，送来太平面的乡亲邻里，都有酒喝。乡亲们都要看一看二十多年没回家乡的他，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向大家表示了谢意。
　　也许是因为连日操劳，1月21日，严复突然发病。此后，他辗转福州、上海、北京求治，几度病危，浑身肌肉都耗尽了，只能勉强支撑。
　　1920年10月末回到福州后，严复一度想补译完《穆勒名学》，因病未果。夜里刚刚入睡，喉咙就发痒咳嗽。
　　次年端午他致信熊纯如：“还乡后，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端午节后虽一度去山上避暑，严复却自认“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7月，他到阳岐鳌头山去看了将来入葬的墓园。
　　10月3日，严复自觉病重，亲手写下遗嘱。他感慨自己“天禀至高，徒以中年倏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辜負了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耳顺之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最后，给子女留下6句赠言，第一句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最后一句是：“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
　　一个月后，严复病逝，除了次女严璆，其余子女未在身边。两个月后，他与原配王夫人合葬于鳌头山，青石围幛上是他生前亲题的4个字：
　　惟适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