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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机降落到台北桃园机场时，刘旎的心一下放松了，看着窗外熟悉的低矮古旧房屋，她默念一句：台湾，我回来了。
这是她来台湾的第四年，按照预定的计划，这一年，她要实习、找工作、离开台湾、回到大陆。作为2011年首批赴台读本科的742个学生之一，刘旎的计划是这批学生常见的选择。
3年前，台湾高校首次面向大陆招生，台湾公立大学只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私立大学和离岛的金门大学及澎湖科大，可以招收大学部学生。在台湾，他们被统一称作“陆生”，2011年也被称为“陆生元年”。
来台之前的暑假，刘旎曾计划和母亲到台湾毕业旅行，没想到，她被世新大学录取，未竟的旅行挪了两个月后，持续了4年。
当被问及“如果没有‘三限六不’，你会不会留在台湾”时，刘旎的答案和大多数陆生一样，犹豫一下，摇头：“我还是会回家。”
台湾，终究不是第二个家。
高考完填志愿，父亲顺口提到台湾今年计划招生，一家人在废纸篓里翻到了旧报纸，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写明招生基本信息，截止日期正是当晚12点。刘旎匆忙填了5个志愿交上去。
查结果的时候，录取页面没有任何修饰，中间一个对话框写着“恭喜你，你已被世新大学新闻系录取”，光顾着高兴的她没在意简陋的录取系统。她打电话问班主任意见，班主任惊讶地说：“啊？可以去台湾了？我不知道啊，你自己拿捏吧。”
拿捏的结果是冒一次险。去之前刘旎试着了解学校基本情况，台湾学校刚开放招生，资料信息很少且良莠不齐。一个网友评论：世新，都是有钱人上的，别去。刘旎忐忑，脑袋里飘过的是《流星花园》的画面。
忐忑劲儿没过，台办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那年韶关去台湾的陆生只有刘旎一人，广州台办特意赶去她的高中，对她进行一番思想教育：“你是去读书的，不要碰政治。你是第一届陆生，你代表的是大陆学生，你的行为会被很多人注意。你是文化使者，你要宣传大陆的好。如果有人要你当间谍，千万不要。”
刘旎愣了：“我就是一个读书的，为什么要担负这么大的历史重任啊。间谍？台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在她的想象中，台湾有很多明星、很多文人，美食处处有。台湾很自由，电视上会放议员吵架，扔鞋砸脸，“感觉好有趣”。台办的谈话让她的期待变成了害怕。
录取通知书寄来了，与刘旎预想中光鲜亮丽的塑封硬纸不同，世新大学的通知书是一张软软的A4纸，在信封中跨越海峡几经转手，被揉出褶皱。母亲看着抱怨：大学通知书，人生就一次，还做这么烂。刘旎开玩笑地说道：“幸好是彩色不是黑白的，不然就不去了。”
对被父亲抓着填完志愿的张一童来说，高雄义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则让他与幻想的距离一下拉近了：看完电视剧《痞子英雄》，他一直疯狂地想去高雄看看。
赴台的准备并不轻松，除去详细的全身体检，还要办理各种文件。由于是第一届，政策又刚出台，连办事处都不知道一些证明该如何办。刘旎到韶关办证处，办事人员刚巧收到传真机发来的赴台文件细则，手一摸还是热的。刘旎第一次体会到“和政策同步”的感觉。
忙活了一个暑假，不少陆生几乎是在开学前两天才办完了全套手续，被漫长时间和冗杂手续拉长的海峡一下缩短了。初到台湾，这批高中毕业生体会到了比空间和时间更遥远的距离。
就读于中原大学的杜仑到了机场便坐上学校的迎新大巴一路奔驰，顺着车窗往外看，道路窄，房子矮，一点点撕碎了杜仑想象中“像上海一样繁华的感觉”，“怎么都旧旧的，像乡下。”
范柏轩是打车到铭传大学的，他的校区在台北市北郊的一座小山上，山下是台北著名的士林夜市。车开到一处平地上停下了，范柏轩以为还在半山腰，探头问司机：“这就是了？”司机说：“这就是了。”“哇靠，不是吧！”看着并不豪华的校园，范柏轩半是无奈，半是失落。校园沿着山路往上建，从底走到顶也不过10分钟。
在陆生赴台之前，台湾人对大陆学生的印象停留在交换生身上。这批在台停留半年的学生，大多抱着旅游心态去，一到台湾便买了机车以方便玩乐。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期末为了拿到学分，考试甚至会作弊。在媒体的报道中，偶尔在课堂上出现的交换生被贴上了“僵化、严肃、古板”的标签。大陆学生像大陆游客一样，在台湾并不受欢迎。同时由于交流不多，台湾学生并没有因交换生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
和杜仑、范柏轩一样，张一童刚到台湾时，被问得最多的便是“你们厕所有没有门？”“你们家里是不是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你们乱说领导人坏话会不会有人来抓你？”他总是无奈地笑笑，“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台办的谈话让刘旎心里充满警惕：“我挂着陆生的头衔去，矫情一点说背负着国家的重任。我会在乎自己的说话和行为，怕台湾学生觉得，哦，你这样做，所有陆生都是这样，那大陆人也都是这样。我怕自己代表了一些东西。”同学谈论大陆腐败，问到刘旎，她会挑着说一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是“也有不腐败的”这类无关痛痒的话，而不会讲自己真实的想法。
一次上英文课做题，一道“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刘旎打了个叉，旁边同学看到，生气地说：“你现在不是在台湾吗！”刘旎一下反应过来，两岸关系在彼此青年眼中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台湾就是大陆的。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在他们眼里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觉得，台湾是自己的，我们还是外来的。”
刘旎慢慢意识到她并不能代表大陆：“他们会自己观察，我刚来的时候太单纯了，以为他们会通过我的眼了解大陆。其实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的代表。”想法转变的过程，花了整整两年。
刘旎
范柏轩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张一童和台湾朋友上街，看到穿着和台湾学生明显不同的路人时，台湾朋友会侧过头说：“诶，穿那样，一定是大陆的。”他们也时常会跟张一童说：“同学，你长着一张大陆人的脸。”张一童至今不明白，大陆人的脸究竟是怎样。
“陆生的脸明显是沉重的。”刘旎说。大三下学期，她和一些陆生聚会已经开始讨论毕业的动向，实习哪里找，课业怎么办？考研还是工作，出国还是回大陆？“我们会很紧张，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生活。比如我想要回广州，有一套房子，把爸妈接过来一起住。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会想。台湾的青年不会，即使是大四了，还是满嘴吃喝玩乐，不会对未来担忧。相比起我们，感觉他们不思进取。”
在张一童眼中，同龄的台湾青年上课很不认真，打工和玩乐是生活的主旋律，课堂人数从大一到大四递减，有时十几个学生一起去看电影，课堂空掉一半。义守大学在半山上，没有住校的同学需要骑摩托车上学，一些同学起不来就不上课了。班上超过50名同学，常规逃课人数为五六人到十五六人。
玩乐的首选是骑摩托车，深夜骑车去某个地方看日出或是吃东西，他们叫“夜冲”。张一童去过一次，从高雄到台南。他坐在后座打瞌睡，脑袋不停撞朋友的头盔。朋友说：“诶，不要睡。”他强睁眼睛，试着看周围的风景。高雄到台南的路在台湾西部，路的两边是千篇一律的草地和民房。北回归线以南的风和煦温暖，吹来阵阵睡意，他实在没撑住。
好不容易到了台南，一群人去夜市，吃了碗豆奶宗，又骑两小时摩托车回到高雄的出租屋睡觉，第二天玩游戏，晚上重复。
“他们管这叫热血。我觉得是闲得没事做。每天想着去哪里吃，去哪里玩，动不动骑摩托车去阿里山看日出。凌晨两点多说：‘走，去阿里山。’受不了，一晚上头都疼了。”
除了夜冲，热血的方式还有夜唱和夜店。夜唱是通宵唱K，夜店是喝酒跳舞。张一童去过一次广州的夜店，舞池里所有人站着，只有边上的大叔呜呜啊啊摇晃着发福的身子。台湾的夜店很放得开，所有人都下舞池，一起跳。
“玩嘛，这礼拜夜冲过了，下礼拜夜唱，下下礼拜去夜店，轮着来。白天就睡觉，醒了玩游戏。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热血，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台湾90年代以来广设大学，现在超过170所，升学率几乎100%。当人人都能上大学时，竞争力就会下降，他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学习。”辅仁大学的夏逸平分析，“而且台湾环境比较自由，老师不敢对学生提太多要求，学生也更加随意。”
刘旎也是到了台湾才明白，为什么录取通知书会那么简陋。“招我们就是为了填补大学招生的空隙，台湾的大学多的是，志愿可以填几百个，很多学生填到最后都是乱填的。他们不会觉得这决定了命运，不会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大事，更不会觉得通知书有多重要。”
夏逸平很喜欢台湾的高校资源，他所在的辅仁大学，有80%的课会用到英文教材，有不少老师是海外留学回来，加上环境自由，他收获很大。“陆生会更用心，来之前都是在激烈的环境中打拼，来台湾之后可以轻松应对，我们更有竞争意识。”
范柏轩班上的同学都喜欢打工，对未来没有规划，拿个文凭就行了。一次去淡水，范柏轩看到景点的炸鸡店招聘启事，店长月薪六万六台币，一月4休，招应届生。他算了算，一个月一万五左右。“人家大学毕业，在炸鸡店收入都可以过万了，还认真学习做什么？”
“我们早早就担忧自己不能得到想要的生活，但是台湾学生好像觉得，未来即使只有22K，只有温饱，但以后的事，我踏入社会再想吧。对于我们来说，未来就是眼前的事情，一比较就会觉得，他们太慵懒。”刘旎说。她现在已经能清晰分辨出哪些脸是台湾学生，哪些脸是陆生了。
第一节课自我介绍，刘旎的陆生朋友告诉她，班上一个男生拿着照片对全班说，大家好，这是我男朋友。刘旎吃了一惊，原来台湾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可当她看到满屏幕的娱乐节目和岛内新闻时，又会讶异，他们的思维怎么这么封闭？
钓鱼岛事件时，台北游行，刘旎去凑了凑热闹，现场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两千，同期台湾新北市的贡寮建立第四座核电厂，当地数次反核游行，人数多次上万。这对刘旎是个冲击：“他们不觉得钓鱼岛明天不在台湾了，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不像大陆，钓鱼岛划到日本就像家门被人砸了一样。”
范柏轩认为，台湾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他们不关心外面。就过自己的生活，彼此关心，觉得自己幸福度高就可以了。”
“世外桃源”正是很多陆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台湾更像一个隐匿的小镇，有着淳朴的民风，在这里生活，并不需要考虑太多。没戒心、不功利、热情、善良……他们愿意用更多赞美之词形容台湾人。
刘旎刚到台湾，在台北迷了路，东张西望不知怎么办。路人看见了，主动问，“你迷路了吗？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吧。”范柏轩在捷运打电话找同学，手机正好没钱了，问路人借电话，顺利打完说谢谢，这在台湾是很平常的事。而当他回广州在机场借电话，路人问：“你干嘛？我干嘛要借给你？你找别人。”类似的例子每个陆生都能举出一串。
“到台湾来之后，有种把自己心房打开的感觉。大陆，防人之心不可无。台湾会让人没有戒心。我也愿意对别人敞开心扉吧。”杜仑说。 夏逸平喜欢参加台湾的街头沙龙，在某间咖啡馆和教授或是艺术家讨论人文科学的议题，面面俱到，收获很大。
张一童觉得台湾人很安逸，甚至到了闲散的地步，宁愿衰落停滞也不想接受挑战。电视里的八卦新闻他们会觉得很好玩，今天这家闹鬼了，明天黑社会老大被抓了。任何小事，第二天去吃饭，周围的人都在聊。天天琢磨吃什么，无论去哪里玩都会逛夜市，一条街一条街地吃：“他们知道每个地方夜市最好吃的是什么，但对我来说，味道都一样。我觉得很难理解。”
在张一童的印象中，台湾人的生活是没有政治的，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有人挑起政治的话题，他们会特别愤慨，极易被煽动。但是即便是被煽动的人，很多也只是凑热闹，并不会弄清楚事件的原貌。今年的太阳花学运，他的台湾朋友参加游行，给他感觉是为了举个牌子拍张照，发上Facebook炫耀，根本不知道服贸协议在讲什么。
在夏逸平看来，反服贸游行根本上是对大陆某些政策不满的表现。“如果只是反黑箱，那我们按程序来，他们愿意吗？单纯反服贸，台湾又怎么会跟新加坡、新西兰签类似的协定？我并不愿意这么想，可很容易感受到。”
刘旎则因此感觉到，原来台湾也是自卑的：“骨子里是有一种优越感的，我们‘自由’、我们‘平等’，比你们强，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接受大陆经济实力比他们强的现实，大陆的东西往这边渗透，于是他们会恐惧，会自卑。他们觉得台湾是一块独立的土地，是净土，他们了解的大陆很腐败、封闭。但大陆人又很有钱。他们一方面在享受我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一方面又不希望思想变成我们的样子，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所谓的民主，台湾可以公投，他们觉得那就是民主，”范柏轩说，“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投票，我们可以上YouTube，我们没有墙，我们就是民主的。”
台湾人的高素质与根深蒂固的岛民思维在陆生心中同步增长，二者合力构筑了他们心中完整的台湾。
由于“三限六不”政策的限制，对未计划在台湾读研的陆生来说，大四将是他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年。陆生们很难总结台湾的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更没法说清，自己对两岸关系有什么作用。
当所有陆生在大三甚至大二便开始考虑毕业出路时，他们发现大陆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来台湾前的18年教化中了。在台湾读大学的4年，更多的是体验，而不是生命的转折点。或许这更像一次拉长到4年的环岛旅行，旅行结束了，留恋也好，不满也好，都该回家了。
夏逸平打算做些实际的事，他和朋友筹划了一本《到台湾读书去》，介绍赴台就学事宜，希望能够帮助之后的陆生更快适应新生活。张一童和范柏轩则计划着用最后一年去台湾更多地方旅游看看，毕竟不知下次来台湾会是何时。
之前读《乡愁》时，刘旎会觉得很矫情。而现在看到“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她一下明白了那种既远又近的感觉。如果不来台湾，她觉得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感受到。
在台湾，刘旎也有过追求者，但最后还是没能成就“跨海恋”。比起台湾男生关心吃喝玩乐，刘旎更愿意关心工作和家庭。末了她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思维仍是大陆视角，台湾的生活，只是体验，饱含情感，但没有融合。
一次她送别一个大陆的交换生，俩人在酒吧喝酒，出来已是半夜，走在路上看台湾的巷子，安静到能听见午夜的声响。朋友说：“我不想走，不想离开这里。”刘旎想：此刻你是过客，我也会是过客。我走的时候，就是现在的你吧。
她幻想过自己离开台湾的场景：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回头，留恋张望，心里说一句：“我走了，再见。”
“那时候我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很多情感想表达，我会把这些感情都写出来。”刘旎说，“也许那时候，我会变成一个诗人。”
（感谢万晓华、余泽霖在采访中提供的帮助）
夏逸平
这是她来台湾的第四年，按照预定的计划，这一年，她要实习、找工作、离开台湾、回到大陆。作为2011年首批赴台读本科的742个学生之一，刘旎的计划是这批学生常见的选择。
3年前，台湾高校首次面向大陆招生，台湾公立大学只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私立大学和离岛的金门大学及澎湖科大，可以招收大学部学生。在台湾，他们被统一称作“陆生”，2011年也被称为“陆生元年”。
来台之前的暑假，刘旎曾计划和母亲到台湾毕业旅行，没想到，她被世新大学录取，未竟的旅行挪了两个月后，持续了4年。
当被问及“如果没有‘三限六不’，你会不会留在台湾”时，刘旎的答案和大多数陆生一样，犹豫一下，摇头：“我还是会回家。”
台湾，终究不是第二个家。
海峡很浅，很近也很远
高考完填志愿，父亲顺口提到台湾今年计划招生，一家人在废纸篓里翻到了旧报纸，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写明招生基本信息，截止日期正是当晚12点。刘旎匆忙填了5个志愿交上去。
查结果的时候，录取页面没有任何修饰，中间一个对话框写着“恭喜你，你已被世新大学新闻系录取”，光顾着高兴的她没在意简陋的录取系统。她打电话问班主任意见，班主任惊讶地说：“啊？可以去台湾了？我不知道啊，你自己拿捏吧。”
拿捏的结果是冒一次险。去之前刘旎试着了解学校基本情况，台湾学校刚开放招生，资料信息很少且良莠不齐。一个网友评论：世新，都是有钱人上的，别去。刘旎忐忑，脑袋里飘过的是《流星花园》的画面。
忐忑劲儿没过，台办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那年韶关去台湾的陆生只有刘旎一人，广州台办特意赶去她的高中，对她进行一番思想教育：“你是去读书的，不要碰政治。你是第一届陆生，你代表的是大陆学生，你的行为会被很多人注意。你是文化使者，你要宣传大陆的好。如果有人要你当间谍，千万不要。”
刘旎愣了：“我就是一个读书的，为什么要担负这么大的历史重任啊。间谍？台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在她的想象中，台湾有很多明星、很多文人，美食处处有。台湾很自由，电视上会放议员吵架，扔鞋砸脸，“感觉好有趣”。台办的谈话让她的期待变成了害怕。
录取通知书寄来了，与刘旎预想中光鲜亮丽的塑封硬纸不同，世新大学的通知书是一张软软的A4纸，在信封中跨越海峡几经转手，被揉出褶皱。母亲看着抱怨：大学通知书，人生就一次，还做这么烂。刘旎开玩笑地说道：“幸好是彩色不是黑白的，不然就不去了。”
对被父亲抓着填完志愿的张一童来说，高雄义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则让他与幻想的距离一下拉近了：看完电视剧《痞子英雄》，他一直疯狂地想去高雄看看。
赴台的准备并不轻松，除去详细的全身体检，还要办理各种文件。由于是第一届，政策又刚出台，连办事处都不知道一些证明该如何办。刘旎到韶关办证处，办事人员刚巧收到传真机发来的赴台文件细则，手一摸还是热的。刘旎第一次体会到“和政策同步”的感觉。
忙活了一个暑假，不少陆生几乎是在开学前两天才办完了全套手续，被漫长时间和冗杂手续拉长的海峡一下缩短了。初到台湾，这批高中毕业生体会到了比空间和时间更遥远的距离。
就读于中原大学的杜仑到了机场便坐上学校的迎新大巴一路奔驰，顺着车窗往外看，道路窄，房子矮，一点点撕碎了杜仑想象中“像上海一样繁华的感觉”，“怎么都旧旧的，像乡下。”
范柏轩是打车到铭传大学的，他的校区在台北市北郊的一座小山上，山下是台北著名的士林夜市。车开到一处平地上停下了，范柏轩以为还在半山腰，探头问司机：“这就是了？”司机说：“这就是了。”“哇靠，不是吧！”看着并不豪华的校园，范柏轩半是无奈，半是失落。校园沿着山路往上建，从底走到顶也不过10分钟。
在陆生赴台之前，台湾人对大陆学生的印象停留在交换生身上。这批在台停留半年的学生，大多抱着旅游心态去，一到台湾便买了机车以方便玩乐。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期末为了拿到学分，考试甚至会作弊。在媒体的报道中，偶尔在课堂上出现的交换生被贴上了“僵化、严肃、古板”的标签。大陆学生像大陆游客一样，在台湾并不受欢迎。同时由于交流不多，台湾学生并没有因交换生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
和杜仑、范柏轩一样，张一童刚到台湾时，被问得最多的便是“你们厕所有没有门？”“你们家里是不是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你们乱说领导人坏话会不会有人来抓你？”他总是无奈地笑笑，“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台办的谈话让刘旎心里充满警惕：“我挂着陆生的头衔去，矫情一点说背负着国家的重任。我会在乎自己的说话和行为，怕台湾学生觉得，哦，你这样做，所有陆生都是这样，那大陆人也都是这样。我怕自己代表了一些东西。”同学谈论大陆腐败，问到刘旎，她会挑着说一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是“也有不腐败的”这类无关痛痒的话，而不会讲自己真实的想法。
一次上英文课做题，一道“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刘旎打了个叉，旁边同学看到，生气地说：“你现在不是在台湾吗！”刘旎一下反应过来，两岸关系在彼此青年眼中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台湾就是大陆的。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在他们眼里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觉得，台湾是自己的，我们还是外来的。”
刘旎慢慢意识到她并不能代表大陆：“他们会自己观察，我刚来的时候太单纯了，以为他们会通过我的眼了解大陆。其实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的代表。”想法转变的过程，花了整整两年。
同学，你有张大陆人的脸
张一童和台湾朋友上街，看到穿着和台湾学生明显不同的路人时，台湾朋友会侧过头说：“诶，穿那样，一定是大陆的。”他们也时常会跟张一童说：“同学，你长着一张大陆人的脸。”张一童至今不明白，大陆人的脸究竟是怎样。
“陆生的脸明显是沉重的。”刘旎说。大三下学期，她和一些陆生聚会已经开始讨论毕业的动向，实习哪里找，课业怎么办？考研还是工作，出国还是回大陆？“我们会很紧张，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生活。比如我想要回广州，有一套房子，把爸妈接过来一起住。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会想。台湾的青年不会，即使是大四了，还是满嘴吃喝玩乐，不会对未来担忧。相比起我们，感觉他们不思进取。”
在张一童眼中，同龄的台湾青年上课很不认真，打工和玩乐是生活的主旋律，课堂人数从大一到大四递减，有时十几个学生一起去看电影，课堂空掉一半。义守大学在半山上，没有住校的同学需要骑摩托车上学，一些同学起不来就不上课了。班上超过50名同学，常规逃课人数为五六人到十五六人。
玩乐的首选是骑摩托车，深夜骑车去某个地方看日出或是吃东西，他们叫“夜冲”。张一童去过一次，从高雄到台南。他坐在后座打瞌睡，脑袋不停撞朋友的头盔。朋友说：“诶，不要睡。”他强睁眼睛，试着看周围的风景。高雄到台南的路在台湾西部，路的两边是千篇一律的草地和民房。北回归线以南的风和煦温暖，吹来阵阵睡意，他实在没撑住。
好不容易到了台南，一群人去夜市，吃了碗豆奶宗，又骑两小时摩托车回到高雄的出租屋睡觉，第二天玩游戏，晚上重复。
“他们管这叫热血。我觉得是闲得没事做。每天想着去哪里吃，去哪里玩，动不动骑摩托车去阿里山看日出。凌晨两点多说：‘走，去阿里山。’受不了，一晚上头都疼了。”
除了夜冲，热血的方式还有夜唱和夜店。夜唱是通宵唱K，夜店是喝酒跳舞。张一童去过一次广州的夜店，舞池里所有人站着，只有边上的大叔呜呜啊啊摇晃着发福的身子。台湾的夜店很放得开，所有人都下舞池，一起跳。
“玩嘛，这礼拜夜冲过了，下礼拜夜唱，下下礼拜去夜店，轮着来。白天就睡觉，醒了玩游戏。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热血，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台湾90年代以来广设大学，现在超过170所，升学率几乎100%。当人人都能上大学时，竞争力就会下降，他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学习。”辅仁大学的夏逸平分析，“而且台湾环境比较自由，老师不敢对学生提太多要求，学生也更加随意。”
刘旎也是到了台湾才明白，为什么录取通知书会那么简陋。“招我们就是为了填补大学招生的空隙，台湾的大学多的是，志愿可以填几百个，很多学生填到最后都是乱填的。他们不会觉得这决定了命运，不会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大事，更不会觉得通知书有多重要。”
夏逸平很喜欢台湾的高校资源，他所在的辅仁大学，有80%的课会用到英文教材，有不少老师是海外留学回来，加上环境自由，他收获很大。“陆生会更用心，来之前都是在激烈的环境中打拼，来台湾之后可以轻松应对，我们更有竞争意识。”
范柏轩班上的同学都喜欢打工，对未来没有规划，拿个文凭就行了。一次去淡水，范柏轩看到景点的炸鸡店招聘启事，店长月薪六万六台币，一月4休，招应届生。他算了算，一个月一万五左右。“人家大学毕业，在炸鸡店收入都可以过万了，还认真学习做什么？”
“我们早早就担忧自己不能得到想要的生活，但是台湾学生好像觉得，未来即使只有22K，只有温饱，但以后的事，我踏入社会再想吧。对于我们来说，未来就是眼前的事情，一比较就会觉得，他们太慵懒。”刘旎说。她现在已经能清晰分辨出哪些脸是台湾学生，哪些脸是陆生了。
小镇生活指南
第一节课自我介绍，刘旎的陆生朋友告诉她，班上一个男生拿着照片对全班说，大家好，这是我男朋友。刘旎吃了一惊，原来台湾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可当她看到满屏幕的娱乐节目和岛内新闻时，又会讶异，他们的思维怎么这么封闭？
钓鱼岛事件时，台北游行，刘旎去凑了凑热闹，现场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两千，同期台湾新北市的贡寮建立第四座核电厂，当地数次反核游行，人数多次上万。这对刘旎是个冲击：“他们不觉得钓鱼岛明天不在台湾了，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不像大陆，钓鱼岛划到日本就像家门被人砸了一样。”
范柏轩认为，台湾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他们不关心外面。就过自己的生活，彼此关心，觉得自己幸福度高就可以了。”
“世外桃源”正是很多陆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台湾更像一个隐匿的小镇，有着淳朴的民风，在这里生活，并不需要考虑太多。没戒心、不功利、热情、善良……他们愿意用更多赞美之词形容台湾人。
刘旎刚到台湾，在台北迷了路，东张西望不知怎么办。路人看见了，主动问，“你迷路了吗？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吧。”范柏轩在捷运打电话找同学，手机正好没钱了，问路人借电话，顺利打完说谢谢，这在台湾是很平常的事。而当他回广州在机场借电话，路人问：“你干嘛？我干嘛要借给你？你找别人。”类似的例子每个陆生都能举出一串。
“到台湾来之后，有种把自己心房打开的感觉。大陆，防人之心不可无。台湾会让人没有戒心。我也愿意对别人敞开心扉吧。”杜仑说。 夏逸平喜欢参加台湾的街头沙龙，在某间咖啡馆和教授或是艺术家讨论人文科学的议题，面面俱到，收获很大。
张一童觉得台湾人很安逸，甚至到了闲散的地步，宁愿衰落停滞也不想接受挑战。电视里的八卦新闻他们会觉得很好玩，今天这家闹鬼了，明天黑社会老大被抓了。任何小事，第二天去吃饭，周围的人都在聊。天天琢磨吃什么，无论去哪里玩都会逛夜市，一条街一条街地吃：“他们知道每个地方夜市最好吃的是什么，但对我来说，味道都一样。我觉得很难理解。”
在张一童的印象中，台湾人的生活是没有政治的，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有人挑起政治的话题，他们会特别愤慨，极易被煽动。但是即便是被煽动的人，很多也只是凑热闹，并不会弄清楚事件的原貌。今年的太阳花学运，他的台湾朋友参加游行，给他感觉是为了举个牌子拍张照，发上Facebook炫耀，根本不知道服贸协议在讲什么。
在夏逸平看来，反服贸游行根本上是对大陆某些政策不满的表现。“如果只是反黑箱，那我们按程序来，他们愿意吗？单纯反服贸，台湾又怎么会跟新加坡、新西兰签类似的协定？我并不愿意这么想，可很容易感受到。”
刘旎则因此感觉到，原来台湾也是自卑的：“骨子里是有一种优越感的，我们‘自由’、我们‘平等’，比你们强，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接受大陆经济实力比他们强的现实，大陆的东西往这边渗透，于是他们会恐惧，会自卑。他们觉得台湾是一块独立的土地，是净土，他们了解的大陆很腐败、封闭。但大陆人又很有钱。他们一方面在享受我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一方面又不希望思想变成我们的样子，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所谓的民主，台湾可以公投，他们觉得那就是民主，”范柏轩说，“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投票，我们可以上YouTube，我们没有墙，我们就是民主的。”
台湾人的高素质与根深蒂固的岛民思维在陆生心中同步增长，二者合力构筑了他们心中完整的台湾。
我是过客，也会是归人
由于“三限六不”政策的限制，对未计划在台湾读研的陆生来说，大四将是他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年。陆生们很难总结台湾的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更没法说清，自己对两岸关系有什么作用。
当所有陆生在大三甚至大二便开始考虑毕业出路时，他们发现大陆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来台湾前的18年教化中了。在台湾读大学的4年，更多的是体验，而不是生命的转折点。或许这更像一次拉长到4年的环岛旅行，旅行结束了，留恋也好，不满也好，都该回家了。
夏逸平打算做些实际的事，他和朋友筹划了一本《到台湾读书去》，介绍赴台就学事宜，希望能够帮助之后的陆生更快适应新生活。张一童和范柏轩则计划着用最后一年去台湾更多地方旅游看看，毕竟不知下次来台湾会是何时。
之前读《乡愁》时，刘旎会觉得很矫情。而现在看到“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她一下明白了那种既远又近的感觉。如果不来台湾，她觉得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感受到。
在台湾，刘旎也有过追求者，但最后还是没能成就“跨海恋”。比起台湾男生关心吃喝玩乐，刘旎更愿意关心工作和家庭。末了她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思维仍是大陆视角，台湾的生活，只是体验，饱含情感，但没有融合。
一次她送别一个大陆的交换生，俩人在酒吧喝酒，出来已是半夜，走在路上看台湾的巷子，安静到能听见午夜的声响。朋友说：“我不想走，不想离开这里。”刘旎想：此刻你是过客，我也会是过客。我走的时候，就是现在的你吧。
她幻想过自己离开台湾的场景：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回头，留恋张望，心里说一句：“我走了，再见。”
“那时候我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很多情感想表达，我会把这些感情都写出来。”刘旎说，“也许那时候，我会变成一个诗人。”
（感谢万晓华、余泽霖在采访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