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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俄罗斯作家的特别关注。多个世纪以来，由于受多神教万物有灵观的影响，俄罗斯人对自然母亲表现出了无限的敬仰与热爱。这一点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随着对少数民族了解的深入，他们的野蛮与粗俗使他意识到，“文明”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必然性。于是，在作家后期的一些作品中，其自然观便呈现出矛盾的一面。这是他对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进行思索的结果，体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人与自然 和谐 对立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直接继承人，凭借一首《诗人之死》，莱蒙托夫迅速红遍整个文坛。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他在继承普希金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同于普希金的地方。在普希金的笔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虽然他也在对自然进行讴歌，对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之美进行赞颂，但在其后期的一些作品中，却出现了自然与文明相对立的一面。这样，莱蒙托夫的自然观便呈现出了矛盾的一面。在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他这种矛盾的自然观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一直都提倡亲近自然，爱护自然，他们将自然视作生身母亲。这份对自然的浓厚之情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了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身上，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之中。早在12世纪末，由佚名作者所创作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及自然对人类的庇护关系便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到了19世纪，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俄罗斯作家与诗人更是以自然为主题，通过浪漫主义笔法对自然的雄伟与壮丽进行讴歌。莱蒙托夫正是其中的一员。
在《我爱那层峦叠嶂的青山……》一诗中，通过对明月、云彩、骏马、草原等意象的描写，莱蒙托夫在热情讴歌自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在作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深受拜伦的影响。1830年，在读完拜伦的传记后，莱蒙托夫写下了《致……》一诗。在该诗中，他在对“山间夕照”、“风卷飞涛”、“呼号的风暴”等自然景色进行描写的同时，也表达了渴望为自由而献身的决心。拜伦死于1824年为捍卫希腊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中，在该诗中，莱蒙托夫直言：“我是多么想要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心灵和苦痛，啊，但愿也会有相同的命运……”
对于乡村与自然，莱蒙托夫有着无限的眷恋。正是这份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使他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的每一份美。在写给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莱蒙托夫写道：“每到景色秀丽之处，我都疾手画下它的美景。”对于他的这项独特才能，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于自然的描写未必有哪一位作家能超过莱蒙托夫，至少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莱蒙托夫对自然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塔尔罕内庄园和高加索的生活与经历。
作为陪伴作家度过整个童年时光的地方，塔尔罕内庄园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父母不幸的婚姻使幼年的莱蒙托夫极其孤单，正是塔尔罕内庄园的自然美景像母亲一般，以博大的胸怀与无限的柔情抚慰了他幼小的心灵，从而对其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后，虽因一首《诗人之死》而迅速走红，但他也因此遭到了流放的惩罚。特殊的时代背景使莱蒙托夫的才华无法得到发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家乡和自然的热爱。即使是在流放时期，他仍没有忘记故乡，没有忘记塔尔罕内庄园。在1837年所写的一首无题诗中，通过对“田野”，“麦浪”，“树林”，“山谷”等意象的描写，诗人成功地表达了对家乡，对塔尔罕内庄园的思念。塔尔罕内庄园的自然景色使莱蒙托夫的心灵主动去探寻神奇之感，为其后来作品中的景色描写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地域广阔、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的区域，高加索以其特有的自然与人文风情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与旅行者。但它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出现在文学中，则始于普希金。在《高加索的俘虏》一诗中，普希金首次将高加索壮丽的自然景色及独特的人文风俗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对高加索有了初步的认识。作为普希金的直接继承人，高加索主题在莱蒙托夫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高加索，这是普希金的诗歌摇篮，后来也成了莱蒙托夫的诗歌摇篮”。
在长诗《童僧》和《恶魔》中，莱蒙托夫对高加索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作为高加索的子民，童僧充分展现了高加索人民对自然的热爱及对自由的渴望。在生命垂危之际，出逃期间所见到的自然景色与所获得的自由使童僧迸发出无限的激情。他“强打起最后一点精神”，向人们讲述了高加索的峭壁是如何的高耸入云，人们是如何的自由。在对往昔高加索的回忆中，童僧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回忆莱蒙托夫首次朗读《童僧》时，A·H·穆拉维约夫说：“聆听着他的朗诵，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他从高加索生活的一个棱面上截取了一个含意深刻的场景，并赋予它以赏心悦目的生动形象。从来也没有任何一首叙事诗对我产生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后来，我把《童僧》重读多次，但已没有诗人本人第一次传神朗读的那种色彩斑斓的新鲜感。”
《童僧》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独白的叙事方式，而《恶魔》采取的则是戏剧性对白的叙事方式。在该诗中，诗人通过恶魔的眼睛，对高加索的自然景象进行了描绘。在对该诗进行评论时，别林斯基指出，莱蒙托夫的恶魔“否定是为了肯定，破坏是为了建设；他使人产生怀疑，但怀疑的实际上不是作为真理的真理，作为美的美、作为幸福的幸福，而是这种真理、这种美、这种幸福。他没有说，真理、美、幸福——是人类病态的想象产生的幻影，而是说，人们认作真理、美和幸福的东西，并非全是真理、美和幸福……这是一个运动着的、永恒更新着的、永远复苏着的恶魔……”
在莱蒙托夫以高加索为主题的作品中，《当代英雄》当属佼佼者。在小说中，他的高加索情结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毕巧林的身上，而且在叙述者“我”的叙述话语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贝拉》一章的开篇处，作家通过“我”之口，对高加索壮丽的自然景观进行了描述。在描绘完自然景象后，主人公毕巧林开始进入“我”的叙述视野。在随后的叙述中，诗人时而从叙述者“我”的角度，时而从毕巧林的角度出发，对高加索的自然景观进行描绘。在被美景所吸引时，“我”发出了“真想在这儿永远呆下去”的感慨。这不仅是“我”的真实感受，也是诗人的内心独白。第一次被流放到高加索后，在外婆的多方努力下，沙皇才特许莱蒙托夫回到彼得堡。对此莱蒙托夫并未感到喜悦，他说：“如果不是外祖母，那么，凭良心说，我情愿留在这里……” 二 文明与自然相冲突
作为陪伴莱蒙托夫走过人生最痛苦时期的两个地方，塔尔罕内庄园与高加索在其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美为莱蒙托夫的自然描写提供了广阔的素材，使他得以对自然进行讴歌。但在后期的某些作品中，诗人在对自然进行讴歌的同时，却又展现了文明与自然相冲突的一面。这样，他的自然观便表现出了矛盾的一面。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莱蒙托夫一向以进步的文明人自居，因此高加索山民身上的野蛮与落后令他极为失望。在《伊斯梅尔——贝》中，诗人写道：“那些深谷大壑的种族是蛮勇的/他们生于秘密的抢劫中/长在残酷、不寻常纷争中。”对于高加索人靠抢劫为生，通过匕首和子弹的威胁来换取食物的生活方式，莱蒙托夫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在《当代英雄》中，以毕巧林为代表的“文明人”一方与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自然人”一方发生了数次冲突，最终获胜的都是“文明人”。毕巧林凭借聪明得到了贝拉，而“自然人”则纷纷败下阵来。阿扎马特不但失去亲人与以往平静、自由的生活，而且从此将永远过着流亡的生活；卡兹比奇在失去爱马与爱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死在了“文明人”的枪下；贝拉虽引起了“文明人”的关注与爱，但最终却因“文明人”而失去了生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自认为与“文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文明人”的冷漠却使他倍受打击。在《童僧》中，诗人直接指出了“文明人”对“自然人”的入侵及对其命运的支配。“文明人”凭借意愿，使童僧离开了家乡与亲人，被禁锢在狭小封闭的寺院里。在莱蒙托夫看来，“文明”对“自然”的介入，“文明人”对“自然人”的干预乃是上帝的恩泽。它是上帝赋予俄罗斯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莱蒙托夫这种俄罗斯至上的观点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他的爱国主义情结的影响，也有其对俄罗斯历史使命及东西方问题的看法的影响。“М·Ю·莱蒙托夫为祖国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思想不只是对祖国，对‘慈父不幸’的爱，还是某种弥赛亚思想，某种对祖国具有特殊历史命运的信仰。不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莱蒙托夫都是一位爱国的公民。”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思想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便是东西方问题。为了平衡它们之间的对立，需要找到一个中间点，以平衡这种对立。这样，在东西方对立面的上方，莱蒙托夫设置了北方——俄罗斯这样一个点，这便使俄罗斯—东方—西方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这样俄罗斯的出现便使整个世界体系得到了稳定。俄罗斯研究莱蒙托夫的专家洛特曼在谈到莱蒙托夫作品中的东西方问题时曾指出：“‘俄罗斯——西方——东方’这一类型化的三角形对于莱蒙托夫而言具有特殊的模式：他不可避免地要被引入19世纪30年代波兰与高加索间的尖锐问题之中。”针对莱蒙托夫这种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情结，阿斯穆斯指出：“莱蒙托夫虽然不喜欢抽象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为真实的行动，仍旧只是抽象的。正是对于作为俄罗斯的思想家与作家的莱蒙托夫而言，这一抽象思想才具有深厚的民族特征。”在这种对东西方问题的独特看法及俄罗斯历史使命问题的影响下，莱蒙托夫创作完成了《争辩》一诗。在该诗中，诗人通过加兹贝克山与沙特山之间的争论，以发展的观点阐释了“文明”对“自然”进行介入的必然性。虽然“文明”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使自幼便热爱自然、视自然为母亲的莱蒙托夫痛心不已，但他深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文明”的大军向“自然”挺进时，忧郁的加兹别克山选择了沉默。
三 结语
作为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笔下，作家常常寄情于景，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表达他对自然母亲的热爱。但后来，随着对少数民族了解的不断深入，莱蒙托夫清醒地意识到，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自然”进行介入与征服的必然性。虽然“文明”的介入与征服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作家在对自然母亲进行歌颂，对自然景色进行描绘的同时，也展现了自然惨遭破坏，“自然人”惨遭失败的一面。这样，作家的自然观便出现了矛盾的一面。但这恰是作家的伟大之处，是其作品受后人推崇的原因。对于莱蒙托夫的创作及其笔下的自然，波金什杰特写道：“有别于自己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我们的诗人（莱蒙托夫）将诗作中更加宽广的空间赋予了自然，这使他站在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上……”
注：本文系2012年度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名称：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号：YJSCX2012-276HLJ。
参考文献：
[1] 刘文飞：《莱蒙托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顾蕴璞：《莱蒙托夫》，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维·马努伊洛夫，刘伦振译：《莱蒙托夫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陈新宇：《莱蒙托夫的高加索情结》，《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6] 王学、马俊丽、权千发：《莱蒙托夫高加索主题创作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家》（下半月），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董冬雪，女，1983—，黑龙江宾县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关键词：人与自然 和谐 对立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直接继承人，凭借一首《诗人之死》，莱蒙托夫迅速红遍整个文坛。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他在继承普希金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同于普希金的地方。在普希金的笔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虽然他也在对自然进行讴歌，对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之美进行赞颂，但在其后期的一些作品中，却出现了自然与文明相对立的一面。这样，莱蒙托夫的自然观便呈现出了矛盾的一面。在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他这种矛盾的自然观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一直都提倡亲近自然，爱护自然，他们将自然视作生身母亲。这份对自然的浓厚之情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了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身上，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之中。早在12世纪末，由佚名作者所创作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及自然对人类的庇护关系便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到了19世纪，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俄罗斯作家与诗人更是以自然为主题，通过浪漫主义笔法对自然的雄伟与壮丽进行讴歌。莱蒙托夫正是其中的一员。
在《我爱那层峦叠嶂的青山……》一诗中，通过对明月、云彩、骏马、草原等意象的描写，莱蒙托夫在热情讴歌自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在作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深受拜伦的影响。1830年，在读完拜伦的传记后，莱蒙托夫写下了《致……》一诗。在该诗中，他在对“山间夕照”、“风卷飞涛”、“呼号的风暴”等自然景色进行描写的同时，也表达了渴望为自由而献身的决心。拜伦死于1824年为捍卫希腊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中，在该诗中，莱蒙托夫直言：“我是多么想要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心灵和苦痛，啊，但愿也会有相同的命运……”
对于乡村与自然，莱蒙托夫有着无限的眷恋。正是这份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使他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的每一份美。在写给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莱蒙托夫写道：“每到景色秀丽之处，我都疾手画下它的美景。”对于他的这项独特才能，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于自然的描写未必有哪一位作家能超过莱蒙托夫，至少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莱蒙托夫对自然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塔尔罕内庄园和高加索的生活与经历。
作为陪伴作家度过整个童年时光的地方，塔尔罕内庄园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父母不幸的婚姻使幼年的莱蒙托夫极其孤单，正是塔尔罕内庄园的自然美景像母亲一般，以博大的胸怀与无限的柔情抚慰了他幼小的心灵，从而对其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后，虽因一首《诗人之死》而迅速走红，但他也因此遭到了流放的惩罚。特殊的时代背景使莱蒙托夫的才华无法得到发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家乡和自然的热爱。即使是在流放时期，他仍没有忘记故乡，没有忘记塔尔罕内庄园。在1837年所写的一首无题诗中，通过对“田野”，“麦浪”，“树林”，“山谷”等意象的描写，诗人成功地表达了对家乡，对塔尔罕内庄园的思念。塔尔罕内庄园的自然景色使莱蒙托夫的心灵主动去探寻神奇之感，为其后来作品中的景色描写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地域广阔、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的区域，高加索以其特有的自然与人文风情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与旅行者。但它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出现在文学中，则始于普希金。在《高加索的俘虏》一诗中，普希金首次将高加索壮丽的自然景色及独特的人文风俗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对高加索有了初步的认识。作为普希金的直接继承人，高加索主题在莱蒙托夫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高加索，这是普希金的诗歌摇篮，后来也成了莱蒙托夫的诗歌摇篮”。
在长诗《童僧》和《恶魔》中，莱蒙托夫对高加索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作为高加索的子民，童僧充分展现了高加索人民对自然的热爱及对自由的渴望。在生命垂危之际，出逃期间所见到的自然景色与所获得的自由使童僧迸发出无限的激情。他“强打起最后一点精神”，向人们讲述了高加索的峭壁是如何的高耸入云，人们是如何的自由。在对往昔高加索的回忆中，童僧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回忆莱蒙托夫首次朗读《童僧》时，A·H·穆拉维约夫说：“聆听着他的朗诵，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他从高加索生活的一个棱面上截取了一个含意深刻的场景，并赋予它以赏心悦目的生动形象。从来也没有任何一首叙事诗对我产生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后来，我把《童僧》重读多次，但已没有诗人本人第一次传神朗读的那种色彩斑斓的新鲜感。”
《童僧》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独白的叙事方式，而《恶魔》采取的则是戏剧性对白的叙事方式。在该诗中，诗人通过恶魔的眼睛，对高加索的自然景象进行了描绘。在对该诗进行评论时，别林斯基指出，莱蒙托夫的恶魔“否定是为了肯定，破坏是为了建设；他使人产生怀疑，但怀疑的实际上不是作为真理的真理，作为美的美、作为幸福的幸福，而是这种真理、这种美、这种幸福。他没有说，真理、美、幸福——是人类病态的想象产生的幻影，而是说，人们认作真理、美和幸福的东西，并非全是真理、美和幸福……这是一个运动着的、永恒更新着的、永远复苏着的恶魔……”
在莱蒙托夫以高加索为主题的作品中，《当代英雄》当属佼佼者。在小说中，他的高加索情结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毕巧林的身上，而且在叙述者“我”的叙述话语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贝拉》一章的开篇处，作家通过“我”之口，对高加索壮丽的自然景观进行了描述。在描绘完自然景象后，主人公毕巧林开始进入“我”的叙述视野。在随后的叙述中，诗人时而从叙述者“我”的角度，时而从毕巧林的角度出发，对高加索的自然景观进行描绘。在被美景所吸引时，“我”发出了“真想在这儿永远呆下去”的感慨。这不仅是“我”的真实感受，也是诗人的内心独白。第一次被流放到高加索后，在外婆的多方努力下，沙皇才特许莱蒙托夫回到彼得堡。对此莱蒙托夫并未感到喜悦，他说：“如果不是外祖母，那么，凭良心说，我情愿留在这里……” 二 文明与自然相冲突
作为陪伴莱蒙托夫走过人生最痛苦时期的两个地方，塔尔罕内庄园与高加索在其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美为莱蒙托夫的自然描写提供了广阔的素材，使他得以对自然进行讴歌。但在后期的某些作品中，诗人在对自然进行讴歌的同时，却又展现了文明与自然相冲突的一面。这样，他的自然观便表现出了矛盾的一面。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莱蒙托夫一向以进步的文明人自居，因此高加索山民身上的野蛮与落后令他极为失望。在《伊斯梅尔——贝》中，诗人写道：“那些深谷大壑的种族是蛮勇的/他们生于秘密的抢劫中/长在残酷、不寻常纷争中。”对于高加索人靠抢劫为生，通过匕首和子弹的威胁来换取食物的生活方式，莱蒙托夫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在《当代英雄》中，以毕巧林为代表的“文明人”一方与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自然人”一方发生了数次冲突，最终获胜的都是“文明人”。毕巧林凭借聪明得到了贝拉，而“自然人”则纷纷败下阵来。阿扎马特不但失去亲人与以往平静、自由的生活，而且从此将永远过着流亡的生活；卡兹比奇在失去爱马与爱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死在了“文明人”的枪下；贝拉虽引起了“文明人”的关注与爱，但最终却因“文明人”而失去了生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自认为与“文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文明人”的冷漠却使他倍受打击。在《童僧》中，诗人直接指出了“文明人”对“自然人”的入侵及对其命运的支配。“文明人”凭借意愿，使童僧离开了家乡与亲人，被禁锢在狭小封闭的寺院里。在莱蒙托夫看来，“文明”对“自然”的介入，“文明人”对“自然人”的干预乃是上帝的恩泽。它是上帝赋予俄罗斯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莱蒙托夫这种俄罗斯至上的观点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他的爱国主义情结的影响，也有其对俄罗斯历史使命及东西方问题的看法的影响。“М·Ю·莱蒙托夫为祖国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思想不只是对祖国，对‘慈父不幸’的爱，还是某种弥赛亚思想，某种对祖国具有特殊历史命运的信仰。不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莱蒙托夫都是一位爱国的公民。”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思想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便是东西方问题。为了平衡它们之间的对立，需要找到一个中间点，以平衡这种对立。这样，在东西方对立面的上方，莱蒙托夫设置了北方——俄罗斯这样一个点，这便使俄罗斯—东方—西方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这样俄罗斯的出现便使整个世界体系得到了稳定。俄罗斯研究莱蒙托夫的专家洛特曼在谈到莱蒙托夫作品中的东西方问题时曾指出：“‘俄罗斯——西方——东方’这一类型化的三角形对于莱蒙托夫而言具有特殊的模式：他不可避免地要被引入19世纪30年代波兰与高加索间的尖锐问题之中。”针对莱蒙托夫这种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情结，阿斯穆斯指出：“莱蒙托夫虽然不喜欢抽象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为真实的行动，仍旧只是抽象的。正是对于作为俄罗斯的思想家与作家的莱蒙托夫而言，这一抽象思想才具有深厚的民族特征。”在这种对东西方问题的独特看法及俄罗斯历史使命问题的影响下，莱蒙托夫创作完成了《争辩》一诗。在该诗中，诗人通过加兹贝克山与沙特山之间的争论，以发展的观点阐释了“文明”对“自然”进行介入的必然性。虽然“文明”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使自幼便热爱自然、视自然为母亲的莱蒙托夫痛心不已，但他深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文明”的大军向“自然”挺进时，忧郁的加兹别克山选择了沉默。
三 结语
作为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笔下，作家常常寄情于景，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表达他对自然母亲的热爱。但后来，随着对少数民族了解的不断深入，莱蒙托夫清醒地意识到，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自然”进行介入与征服的必然性。虽然“文明”的介入与征服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作家在对自然母亲进行歌颂，对自然景色进行描绘的同时，也展现了自然惨遭破坏，“自然人”惨遭失败的一面。这样，作家的自然观便出现了矛盾的一面。但这恰是作家的伟大之处，是其作品受后人推崇的原因。对于莱蒙托夫的创作及其笔下的自然，波金什杰特写道：“有别于自己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我们的诗人（莱蒙托夫）将诗作中更加宽广的空间赋予了自然，这使他站在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上……”
注：本文系2012年度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名称：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号：YJSCX2012-276HLJ。
参考文献：
[1] 刘文飞：《莱蒙托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顾蕴璞：《莱蒙托夫》，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维·马努伊洛夫，刘伦振译：《莱蒙托夫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陈新宇：《莱蒙托夫的高加索情结》，《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6] 王学、马俊丽、权千发：《莱蒙托夫高加索主题创作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家》（下半月），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董冬雪，女，1983—，黑龙江宾县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