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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题人：陈培浩
答题人：王威廉 刘小波 林培源 李德南 杨丹丹 杨汤琛
郑润良 郑焕钊 房 伟 唐诗人 徐兆正 董迎春
一、回望：作为方法的
当代文学关键词
1.从2018年第1期至今，《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已推出23个当代文学关键词，其中哪些给你留下较深的印象？
房伟（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的学科背景、海外华文文学、底层文学、当代文学批评。
王威廉（中山大学博士生、知名作家）：我有幸参与了作家的学科背景、启蒙两个关键词，用自己浅薄的经验表达了相关看法。重写文学史、文化诗学、城市文学等关键词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杨汤琛（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九十年代诗歌、作家的学科背景、海外文学经验与当代文学等。
杨丹丹（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人工智能、底层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民间文学奖等关键词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些关键词既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问题，又能够围绕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李德南（文学博士、知名评论家）：先锋文学、海外经验与当代文学、人工智能、民间文学奖、科幻文学等。
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九十年代诗歌、先锋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海外华文文学、民族文学等。
郑润良（文学博士、出版策划人）：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在场主义、城市文学、新历史主义、重写文学史等关键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词都是近年当代文学现场的高频词。
徐兆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青年评论家）：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译介与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新历史主义、侦探叙事、文学启蒙、人工智能写作等。
刘小波（文学博士、知名评论家）：《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所推出的文学关键词每一个几乎都能给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栏目以及关键词的挑选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论证，每一个关键词其实都提供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加上作者群体构成复杂多元，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年龄结构，不同的知识结构，碰撞出不少有益的思想火花。
唐詩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讲师）：我比较关注的几个是人工智能、城市文学、侦探叙事、多民族文学、海外文学经验、翻译与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文学启蒙、文学批评、底层文学。
郑焕钊（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副教授）：“当代文学关键词”推出的文学关键词，以一种不完全严格意义上的“关键词”，来切入当代文学的不同面向，其中，既有对当代文学的重要概念、理论命题和文学史现象进行讨论，诸如底层文学、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等，还进一步涉及文学的制度性生产的层面，比如谢有顺关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黄礼孩关于“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论述，就开辟了以往文学史论述中较少被关注的层面，并且着重于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文学奖”的视角，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关键词”还注重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个体关系的探究，比如“作家写作的学科背景”（王威廉的《心灵、知识与写作》与房伟的《专业背景与作家的精神世界》），引入作家自我反思的维度，探讨当代创作主体在新的学科知识语境下的创作问题，这在以往的文学史写作中，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背景下的论述，而将其问题化则意味着当代教育学科体制与文学生产关系的新时代特征，成为当代文学史需要去注意的一个视角，同样让人颇感新意。当然，“关键词”栏目还注重当代文学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的全球化维度，比如，具有鲜明印记的“海外华文小说”、华语语系文学（龙扬志《语言的身份》、林培源《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与杨汤琛的《漂泊的诗神，或浮起的橡实：当代海外诗歌的漂流诗学》等），海外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又如“多民族文学”的论述，还有“翻译与当代文学”等等，从一种更为全球、整体、流动的视角，关注到汉语/华语为媒介的文学生长问题，回应了当代中国文学写作的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充分切入到文学书写内在复杂的文化、语言和民族内在的跨界互动与复杂脉络。这些都是当代文学关键词所进行的独特的开拓性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生态的梳描，既充分关注作为文学观念和命题的思想层面的变革及其对当代文学书写创作的影响，也创新性地观察文学所置于其中的体制机制的语境，并着力探讨不被重视的民间机制在文学生长中的作用;既注重客观性的文学思潮与文学体制的意义，也强调教育学科背景与写作者之间个体性的、主观的关系;既抓住关键性的概念与节点，也没有忽视流动的、跨界的文化、语言与民族身份与文学景观之间的内在关联。
2.如果请你推荐5个当代文学关键词，你的推荐是哪些？
房 伟：向内转、现实主义、网络小说、 先锋文学、史诗写作。
王威廉：纯文学、经典化、现实、叙事、未来。文学从没像今天这样被分为网络文学、纯文学，虽然我们可以质疑这样的分类，但是文化意义上的结果已经造成。因而这5个关键词其实便是当代文学的内在焦虑。
杨汤琛：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重写文学史、个人化写作。
林培源（清华大学博士生、青年作家）：土改叙事、十七年、先锋、现代主义、香港文学。
徐兆正：文学史的权力与限制、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当代文学中的对话关系、告别现代主义重回现实主义、当代文学中的“物”与“人”。
杨丹丹：一体化、启蒙、形式主义、世俗化、科技审美。
董迎春：重写文学史、现代诗、创意写作、民族诗学、非虚构文学。
李德南：当代文学主潮、文学制度、国族叙事、新南方写作、多文类写作。
刘小波：历史与新历史、革命与后革命、启蒙与反启蒙、人性与伪人性、乡土与新乡土（城市）。
唐诗人：我推荐重写文学史、文学启蒙、侦探叙事、人工智能、海外文学经验与当代文学。 郑润良：90后写作、非虚构写作、底层文学、截句、官场小说。
郑焕钊：在我看来，第一个是“现实主义”，这是因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甚至文学创作倾向，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内在地构成了当代文学最为主流的面向，这一概念同时也构成当代文学不通过创作思想对话的对象，也成为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竞争与合流的节点，更成为文学权力、体制与意识形态勾连的关键。
第二个是“文学体制”，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息息相关的，文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并由之形成当代文学生产的特殊景观，这一点，正是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同之处。
第三个是“文学媒介”，这个词在当下可能更容易让人想起的是网络文学，由新的互联网媒介所带来的新的文学形态以及其对传统文学整体生态的影响，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现代文学以来都是一种大众媒介出版的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尤其是媒介生态之于当代文学的关系，则它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的讨论还远远不够充分。“媒介”可能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学诸多机制、关系、现象和问题最重要的切入口。20世纪以来，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生产机制和发展环境，内在地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观念、语体文风、审美形态、流派社团、经典形成、传播接受和批评论争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至20世纪末，影视、广播、网络等媒介迭代所带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再一次重构文化和文学的新格局和新形态。
第四个是“代际”，在当代文学中“代际”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原来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的时候，主要还是使用文学流派、思潮这样的词汇来讨论，但是到了当代，我们更多的是代际词汇，特别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不仅在严肃文学领域，代际作家写作构成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在通俗文学领域，代际也成为一个市场眼球的标签。
最后一个词是“文学焦虑”，毫无疑问，文学焦虑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症候，尤其表现为对诺奖的焦虑，这一现象，既起源于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无不避免地处于全球性的文学的焦虑影响之中，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写作所承担着的民族国家文学的身份焦虑问题等等。
我所推荐的五个词，涉及当代文学的观念、制度、媒介、现象与心态。
3.在你看来，用关键词的方式来切入当代文学有什么作用？
房伟：“关键词”的提法，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语汇，寻找它们的起源，考察它们的谱系，特別是“关键词”成为一种文学症候和焦虑点，往往更能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关键问题之所在。
王威廉：关键词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代文学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进行的场域，一切结论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需要浮标、路标的方式把当代文学中的不同向度给标识出来。此外，当代也是一个文学遭遇大变的时代，网络的出现，信息的爆炸，让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而不被信息泡沫所遮蔽，也需要用关键词的方式去考量。因此，关键词是当代文学生成的重要支撑话语。关键词的英文叫keyword，即钥匙，我觉得这便是深意所在——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通向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用语言垒起来的建筑物。文学语言的建筑物的形状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需要无数把钥匙去打开各种各样的门。我们要面向新的关键词，在延续或者研究新的关键词的时候，要关注和回应我们的焦虑：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传播渠道、更好的文学价值，这可能是该栏目在未来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董迎春：关键词，以“点”带“论”，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和表征，很大程度上也是编年的关键词的组合。关键词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问题域和审美话语的研究，无疑是比较符合学术界主流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它以与当代文学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的重点关键词的梳理与呈现，启示我们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风貌。
杨丹丹：从1949年至今，中国当代文学走过70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各种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和文学事件不断涌现，并相互叠加在一起，如何清晰地梳理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面相和真实面貌，是当代文学研究始终存在争议，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当代文学关键词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某个特定的文学概念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方面探究某个文学史概念的起源、发生、实践和演化过程，可以还原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现场;另一方面，对某个文学史概念的阐释，又可以勾连出这一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语境，实现文学和历史的互文。同时，每个文学关键词之间又存在内在的逻辑线索，这个关键词的排列组合，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的概念化表征。最为重要的是，23个当代文学关键词的选择不是一种大的理论性概念的空洞阐释，而是贴近中国当代文学史本身，从其内部生发出来。因此，以关键词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有着学理和现实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杨汤琛：当代文学现象繁复庞杂、支离破碎，意义坐标仍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任何系统的论述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想象，统一论证会在构建一体化的同时无情删除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而关键词研究以散点透视、原子化的方式，破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神话，能够集中捕捉当下文学的敏感点，以点带面展示文学的时代经脉，并部分展现文学的真实场景，正如德里达所言，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郑焕钊：一种系统性的文学史写作，对于文学系谱的梳理与民族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但是总体性、系统性的文学史写作却同时不得不因为整体框架及其体系逻辑而牺牲掉某些重要的问题、现象甚至有趣的节点。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史学界对大写的历史的反思，以及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兴起，正是对此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当然，历史总是在生成中，历史书写也不断地趋于完善，在促使文学史的自我更新与完善的过程中，打捞历史与当下文学中有意义的节点性的概念、问题、现象，在一种更为整体性的视域中，“发现”并“发明”当下文学生长根系脉络内在的复杂的、流动的关系，还原其丰富与鲜活的生态，重构个体精神与时代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讨论主观个性与客观制度的内在联系，以孔窥光，洞悉当代文学的生命与生态，正是“关键词”所具有的意义。 李德南：以关键词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首先可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每一个学科，每一种思想都有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往往是学科或思想的基石，当我们要了解一个学科、一种思想的时候，往往要先对它们的主要概念进行梳理，把大的前提厘清，把范畴划定。这样的运思方式，在哲学中很常见，在其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却经常被忽视。具体到当代文学领域，这样的工作也非常有必要。比如对于当代文学、当代性等概念都需要进行澄清，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也需要进行梳理。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一书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一方面的。另外，借助关键词，尤其是原创性的关键词来切入当代文学，还可以形成独特的阐释当代文学的视角和立场，进而建构相应的文艺理论。这方面，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很有代表性。以关键词切入中国当代文学，还可以做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我认为这是《广州文艺》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主要想做的工作。它主要是以关键词作为一个出发点讨论特定的问题，用意主要不在于形成共识，更强调的是要有问题意识，通过以关键词为起点把相关的问题揭示出来。
林培源：“关键词”的方式既有辞书条目简明扼要的功能，又通过借助不同专家、学者的介入和深度阐释，将词条从抽象变得具体而微，可以说，这一方法的使用，使得关键词（key word）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脉络拓展开来，真正进入到当代文学的批评场域之中，我们不妨将《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视为对“当代文学史”的一种补充和修订方式，它具有“史”的功能，若干年后，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可以从这份由关键词（条目）、批评文章和学术论文所构成的“知识档案”中汲取别样的视角，不仅对我们从微观层面细读文学史有补充作用，而且“当代文学关键词”自身就构成了一次批评视野、知识体系的大碰撞。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份众声喧哗、色彩斑斓的史料。
刘小波：首先，因为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可以进行提炼，对所有的文学现象进行高度提炼，获取相应的主题，进一步理清研究的线索;其次，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分类法，物以类聚，解释的起点其实是分类，只有将具体化的个案归类、分类、整理，才能提高解释的效率。关键词研究方法在中西方文论历史上都取得过一定的成绩，移植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必定能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和阐释视角。最后，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并非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一种及物的研究方法，关键词的来源不是从理论中抓取，而是对时下的文学现场进行大量关照所获得的，可谓一手资料，再回过头去系统梳理，能够有效连接文学现场，将理论批评和文学实践结合起来。
郑润良：当代文学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文学现象、潮流、问题与创作趋向等，这些文学现象、潮流、问题与创作趋向都可以关键词进行标示，进行深度分析，从而一方面记录了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进程，另一方面有效发挥理论对于创作的引领作用，避免不必要的创作误区的出现。
徐兆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青年评论家）：对当代文学七十年之前三十年进行文学关键词研究者操持的方法更近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演示的策略。由于这些语汇深刻地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演进脉络，并且在今天接近于废止不用（成了有待被考察的疑难问题），所以人们势必无法仅仅恢复它们的初始含义;人们在这里还必须将整个文学研究都泛化为一种文化研究，以此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层面同时考察这些词的变异、生成语境以及词与词之间、词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性。按照洪子诚先生的说法，这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考察“当代文学史”如何建构的途径。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即《南方文坛》杂志从199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此后这一批文章又结集为专著《当代文学关键词》出版（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之相反，面对出诸近四十年的文学关键词，也许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语词人们仍在使用，也许是词的诞生距离今天还不算遥远，研究者在使用它們甚或考察它们的时候，也就往往缺少一份审慎态度而大凡处在不言自明的确定感中，进行着演绎与争辩的工作（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纯文学”这个概念已经由不言自明的真理“降格”到某一时期的文学策略，这恰恰是一种历史眼光的开端）。
我们当然应该对此表示同情和理解，因为这一批关键词的内涵与活力还没有被耗尽，也因为人们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突破这次词语的边际。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过去的这几十年还没有成为绝对的历史，研究者使用的关键词，也不过是尽他们所能地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进行论定的尝试。这一方面的成果，见之于书的，寓目所及有以下两种：其一是陈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其二是刘卫东先生的《若现若隐的关键词——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两者的不同表现为前者提及的“关键词”（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以及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均由论者所创，后者使用的“关键词”则多半是为通行学界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前者的工作对于现时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关紧，即如刘卫东先生一书的副标题所示，既然是“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那么也就不必再囿于被广泛使用的几种视角;如果关键词可以作为一种视角，它的价值也无疑在于它切入文学史的新颖、有效和可阐释性——让研究者分析的对象展露其内部的纵深和褶皱，而不是要让它们局限在一个词的框架以内。总而言之，对于前三十年关键词的辨析是为了让一个文学史在对一个词的解读中显露，对于近四十年关键词的使用，则是为了凸显这一时期文学的动态模式和生成性状，它不必求全求新，重要的是一种切入的准确和有效性。《广州文艺》自推出这个栏目以来，尽管与《南方文坛》偏重的历史时期不同，但庶几可以看作是对那个同题栏目的延续。它的意义也在于此。
二 、当代文学70年：通往未来的文学史
1.当代文学70年，你觉得内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丹丹：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内在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变，从“一体化”时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强调，到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审美本体的关注，再到20世纪90年代商业资本对文学的渗入，以至新世纪文学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调整和修正内在发展逻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恒定核心。
房 伟：当代文学70年，中国文学变得更阔大丰富了，也更自信了。中国文学，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化文学，西方文学的衍生物和边缘版图，而成长为更有主体自信的“大国文学”。
王威廉：内在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但这种内在的大变化依然是外在大变化的一种反映，因而中国当代文学依然并未获得自身在知识生产上的主体性。当然，对于最大的内在危机来说，就是文学尺度的失落，评价标准的多元乃至混乱，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从正面意义来说，这也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作家应该大胆创新，写出时代的各种变化。因为所谓的文学尺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是建构在新作品的生成过程之中。
董迎春：小说的发展遮蔽了民族文学和当代诗歌的发展，网络、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重新带动了精英文学的传播。
刘小波：当代文学70年很难说内在发生了变化，改变的只是外部的呈现形式，其实文学有着固有的内核在进行发展，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民族基因在当下的很多作品中仍有继承，很多作品的不同阐释、版本的不断修改都与外部环境的需求相关。所有这些，其实还是基于外部因素的考虑，文学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因素。70年的文学非要说有什么变化，也是外部的刺激，从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需要，再到个体需要与时代需求的共存发展。
李德南：内在的文学性变得更加丰富了，写作手法也变得更为多样。可是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体量在变小，作家的思想视野开始变得日益逼仄。今天的文学界，在思想层面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滞后——在文学向内转之后，阅读好像也跟着向内转了，多数的作家只关心狭义上的写作，只想知道狭义上的同行在关心什么，在写什么，却不再关心那些广义意义上的精神同行，比如哲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同行在关心什么。今天绝大多数的作家在面对现时代的变化时，显得非常的后知后觉，无力于对日益复杂的现实作出准确的判断，更无法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郑润良：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变化，一是文学从宣传的号角回归到“文学是人学”，回归到文学本位;二是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方先锋文学的集中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初步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回到了“写什么”的问题。三是以莫言、阎连科、刘慈欣、曹文轩、郝景芳等人在国际上获奖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焦虑如何“走向世界文学”，而是与西方文学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并且因为“中国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生发出无限的可能。
林培源：文学史通常都将延安文艺（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好像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当代文学70年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充满了裂隙和叠合之处。贺桂梅有个观察，认为“民族形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隐秘的起点，它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勾连、缠绕的知识谱系的关系结构，厘清这一段关系，可以为考察当代文学的话语形式和生产机制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因此，从源头上辨析当代文学70年的“多重”起源，可以更好地思考当代文学内在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作家意志和批评话语的规训、冲突，到全面的文学服从政治，再到文学“去政治化”（某种程度也是“政治化”），最后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离合，这一复杂的演变过程至今仍在继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携带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症候席卷而来，我们的文学场看似多样、分化甚至分裂，但实际上，其内在始终存在“中国”和“世界”的紧张关系，从老舍、沈从文、高行健、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渊源，再到余华、格非、苏童等先锋派作家对拉美文学的借鉴、转化，再到新世代科幻文学的崛起，文学史的边界一再被打破重组，当代文学内在的变化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其未来走向会如何，依靠的并非文学史家框定的那些领域，而是一个个独立、鲜活的作家所写下的作品。
徐兆正：前三十年与近四十年之间的变化不必说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与“新时期”之后的文学，给我的直观感受是评估一部作品时，作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作品的比重正相反;第二点，在“纯文学”浪潮过去之后，当代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恢复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像是后现代作家促成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譬如从通俗文学中采纳“耳目一新”的作品形式，进而书写时代人心的那些小说，他们正是以此打破了现代主义文学作为“神秘终端”的格局。在革新与传统的一反一正之后，文学开始获得它恰如其分的位置，也赋予自身以重新认识世界的自觉。第三点，但是这种自觉由于许多复杂因素（如时间与空间的剧变），又难以即时地印证在作品之中，例如观照城市生活的那些小说，便仍然滞后于它最初设定的目标，且远远没有达到乡土文学的成就。这可能和具体的社会现实有关（迄今迁入城市生活的最多不过三代），但它无疑造成了某种焦躁心态和大批粗制滥造的城市书写。
2.当下的文学史是否让你感到不满足，如果重写你认为应该怎样革新？
唐诗人：肯定有不满之处。我觉得今天“重写文学史”，最忌讳的是想把这项工作当作重新树立权威的途径。文学史写作不需要再用力于求大求全求“厚重”，最需要的是求深度求特色求个性，让不同审美趣味寻找到自己的文学、美学谱系，在不同中实现深度对话。
房 伟：当下的當代文学史书写，依然受到政治的制约比较大，同时，旧的文学史体制，文学史的集体化书写模式，都导致创新的停滞。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个性化文学史的出现，也可以期待有更放松的，更客观的文学史的写作。 王威廉：是的，当下大部分当代文学史都终止于20世纪末，而我们进入新世纪已经即将20年，如何理解新的20年，如何理解未来的文化与文学，又将这种理解代入到对70年乃至百年的理解当中，是我期待看到的当代文学史。
杨丹丹：一部文学史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和完美，但可以体现出特色，当下文学史基本上可以做到宏观、全面和系统，但仍然缺乏特色和个性。如果重写文学史应该从书写者的个体视角和体验重构文学史。
董迎春：小说的发展遮蔽了民族文学和当代诗歌的发展。
刘小波：对当下文学史的书写不能说不满，一个很大的群体在从事这一项工作，产生了数百部相关著作，这其实很令人欣慰，毕竟关注度在提升。至于说不满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面对正在发生着的现象，无法轻易下结论，但是很多文学史研究者在试图盖棺定论，在还没有梳理清楚现象的时候，已经在匆匆下结论了。另外，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个性太过鲜明，各自为政，自说自话。譬如抒情传统、深挖史料，又或者提出一些具有学术创新的话题贯穿文学史著作全篇，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有本质的区别，批评可以有自己的主观色彩，但是文学史应该综合考量，尽量综合全面，保持客观。至于革新的话题，不是动辄就重写、反思，而是弥补一些还未涉及或者考虑到的问题。比如文学史书写的分期问题、边界问题、作家视角中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家研究，等等，最后产生一种综合性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杨汤琛：目前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多采取如下惯习的叙述模式：分期的限定、思潮的概括、流派的梳理等，文学史的编撰者无不意欲建构一个脉络分明、规律清晰的当代文学体系，使之成为体大精深的知识范本。固然，条分缕析的体制建立、言之凿凿的概念定义有利于制作一个明晰的知识谱系，便于向学生传授讲解，然而，体系化的确立在将某些可行的历史纳入的同时，也必然遮蔽了与体系不兼容的“历史”，体系作为一个被制造的构架，它在进行自我建构的同时，也天然对历史进行有效的分离与遮蔽。
当代能否写史一直存在争议。当代史述者与历史的切近像一把双刃剑，既可能陷于种种现实因素的遮蔽中，也能独得局中人才有的历史感觉。如何在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重返历史现场，祛除形形色色历史想象之下的历史之遮蔽？有时，从某一个角度出发所重返的历史，会不会由此带来新一轮的遮蔽？近年来，学界在破解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难题上，获得了一些可贵的共识，其中最具可行性的，莫过于强调当代文献史料的有效引入。近年对当代文学史史料的重视，意味着学界共同体对以往先验性的叙述模式开始了自觉的反思，事实上，早在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成为共识之前，已有一定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问世，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由茅盾作序、众多大专院校合作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另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等史料性质书籍的出版也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梳理早被一些有识之士所重视。十几年前，洪子诚便诚恳地反思了宏观叙事的弊端、呼吁史料的引入。显然，面对某种先验性的历史想象下的文学史叙述，开放的史料引入足以抵御其封闭性，有效解构洪子诚所警惕的主流话语惯性下的宏观叙事。譬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它通过挖掘《无梦楼随笔》等一批未被纳入主流文学叙述的文学史料，呈现了所谓一体化时代的文学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陈思和以大量被遮蔽的当代文献为据，借此所推出的“潜在写作”可谓对彼时固定的一元化的当代文学史叙述进行了有力的解构。洪子诚在论述20世纪50年代一体化文学进程时，也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指出一体化文学形态内部的分裂与矛盾。这些与主流叙述充满对峙与差异化史料的进入，有利于打破一元化的历史叙述的话语霸权，从将历史从权威叙述下解放出来，充分释放历史内面的丰富性。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引入的史料并非被某种话语逻辑所编排的叙事性“史料”，它们是挣脱了先验的理念统治、未经过主观加工与体系化的原始材料，因而，它们的形态往往是片段性、碎片化的存在，这些材料可能相互龃龉，甚至在某一事件上呈现为南辕北辙的事实，但正因如此，它们的引入才充分体现了历史本来的暧昧与丰富，使得当代文学史叙述成为具有生产性的不竭的历史运动。
郑润良：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大都以历时性思维记录文学史的流水账，史述观念上也有所偏颇，我个人比较推崇南帆等人提倡的从关系主义文学史观建构的共时性视野的文学史。关系主义文学史观着眼于文学史的结构、因素、关系，强调文学史的本土结构的特殊性，南帆本人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即是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实践结果。揭示文学史本土结构的特殊性，目的不仅在于还原文学史的复杂面貌，更在于恢复历史的多元图景，“关系主义首先承认历史图景的多元——关系意味了双边的共同存在。‘本质主义’形成的文学观念时常设计一个理论对决：要么审美，要么政治——要么审美骄傲地将政治拒之门外，不闻不问;要么政治无情地吞噬审美，尸骨无存。相反，关系主义倾向于考察二者如何共同存在，并且在抗衡之中相互影响——二者无不因为对方的压力而有所改变，哪怕这种改变是极其微小的。”（南帆、练暑生、王伟：《多维的关系》，《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文学从来不仅仅是文学，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事实上与我们对当下及未来的理解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观分裂的内在因由。启蒙文学史观与新左派文学史观显然都有自己对中国当代历史及走向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性方案。但南帆认为，或左或右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判断显然无力应对中国现代性的复杂症结，正如以“审美”或“政治”的强势一元无力支撑当代文学史的整体结构。关系主义文学史观力图修复当代文学史及相关的当代历史的复杂纹理，目的在于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脉络或者说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提供一份更为可靠的证词。
李德南：我个人觉得，重写文学史的革新不是以一种截然断裂的方式来达成的，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经常体现出一种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即便是意在颠覆、解构以往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著作，也往往无法实现思维方式的绝然断裂。相反，过分强调知识范式或经验的断裂，很可能只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一种偏至走向另一种偏至。历史地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也正是处于一种不断积累经验的状态。前人的思辨，既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参照，也往往以其失败提醒我们有所防范，切勿掉进同一个陷阱。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而大凡有意义的“重写”，常常是建基于经验的积累;“重写”本身也是积累经验的方式。当然，对经验积累的强调，对思维连贯性的强调，并非意在贬低学者们的个人创造。这种强调，恰恰是为了重申个人创造的来之不易，也是为了说明个人的创造何以可能。虽然文学史写作的知识增长或再生产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但是如果没有对已有的、特别那些頗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深入的辨析、参照、反思，那么文学史写作很可能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仅仅是原地踏步，而非另起炉灶或推陈出新。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所创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几乎没有哪一本是没有经历过辩难、参照、反思这些环节的。 重写文学史的革新，还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和阐释框架。文学史写作作为人的一种话语活动，一种存在方式，永远不可能达到经验的最大化。每一代人都是处身于特定的世界与时代之中，由此而获得的经验也总有相对清晰的边界与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问题总会应时而生，甚至是溢出已有的经验范畴。因此，知识观念的流动与变化是必然的，作为理解文学、理解历史、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的文学史写作也永远存在着新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有新的问题意识，有的阐释框架，又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文学史的数量虽然比较多，但真正有所创造的少之又少。也正因如此，重写文学史我觉得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需要有合适的契机。
徐兆正：谈到文学史（能否）正本清源的问题，我总是想起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里说的一段话：“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非理想的折射，而是人类汗水、鲜血、操劳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而他们书写对话与戏剧，打着祖国的幌子，将阴谋变得堂而皇之;他们越过国界、践踏民主、发动战争……古代的历史又怎么评价我们？历史提到特伦斯和普拉图笔下那些狡诈的奴隶们;历史提到保民官格拉古夫兄弟;历史还提到一个奴隶的名字——斯巴达克斯。但被歷史铭记的却是那些书写历史的人，是谋杀犯——西庇阿，是立法者——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我们对伊特拉斯坎人被灭族，迦太基文明的毁灭胡言乱语，对背叛、欺骗与掠夺歌功颂德。还有那罗马法律！没错，今天的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法治！如果德国人赢了战争，世人又会了解我们什么……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与真相，但只属于他们。他们会创立新的宗教。”
这可能不是“重写文学史”就可以根除的缺陷。“重写文学史”所能做的是：（1）对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阐释;（2）弥补经典作家阐释不足之处（被忽视的文本）;（3）发掘那些被根本遮蔽的作家（如民间写作、地下写作）。文学史必然落后于现场的文学批评，但如果文学批评本身是失职、缺席的，无论“重写者”有着怎样的自觉，它都无法将自己的初衷贯彻到底。反过来说，我们又是否对“重写”的效力或“文学史”的呈现曾抱有过高期待？洪子诚先生曾援引瑙曼在《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中的一段话：“最晚从克罗齐以来——倘若不是从狄尔泰以来的话——我们这个学科的理论史就始终是以‘作品’为对象和以‘文学’为对象这两种对象的规定性之间的矛盾中徘徊。”作品带有独创性的烙印，文学则被归属到各个普遍性的文类，换言之，文学史的内在逻辑限制了它对作品“原创性”的表述，这既不得已，又实属必然，否则文学史就不复成史，沦为作品目录一类的文字。至于那些无法被纳入到文学史叙事逻辑的东西，或许只能存在于一种“个人文学史”的写作之中，如近年来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程永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重读八十年代》（朱伟，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在这里，写作者遵循的是个人的阅读记忆，而是历史的叙述逻辑——尽管个人记忆与历史逻辑一样可疑。
3.你有阅读网络小说的习惯吗？你如何评价网络文学的文学性？
王威廉：读过，但没有成为习惯。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虽然在修辞上弱，但在宏大的叙事建构层面还是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毕竟文学性不仅仅是修辞性，还蕴含着文学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我觉得，一些网络文学以千万字来建构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人物繁多，故事也一个紧接一个，这也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性的一种体现。
徐兆正：没有。无法评价。
杨丹丹：偶尔会阅读网络小说，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小说上，对玄幻、商业、言情、科幻等类型化小说关注较少。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传统的纯文学相比较仍然有着明显的差距，商业资本和消费文化的痕迹较为浓重。
董迎春：没有。网络文学离不开文学艺术这个尺度，应该尽量避开从受众传播和商业角度考察网络文学。只有网络文学经历了时间的考察，在语言上具备文学性、在情感上是审美主义态度的，在价值上触及生命的哲理追问。
李德南：网络文学我关注非常有限，没有发言权。
刘小波：没有阅读网络小说习惯，甚至没有接触过。每年成千上万部的纯文学作品都很难读完，个人能力毕竟太有限了。只是关注了一些网络文学发展的新闻，深知那是一块极其丰饶的文学胜地。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也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很多新闻都涉及网络文学的被收编、整体的转型、与纯文学接线的消失，甚至还有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大赛。这种界限的消弭会不会让网络文学固有的特性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种文学？
唐诗人：没怎么读，不习惯网络阅读。网络上还是喜欢看电影、看多媒体作品。网络文学最好是不用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性来评判，否则肯定是无法理解、难以接受的。网络文学创作所探寻的，也不是传统的文学性意义上的美感，它是互联网科技时代的文化产品，它求的是爽感，美也在其中，但不是传统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美”。
郑润良：偶尔有看。我认为网络文学与传统纯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可读性为出发点，后者以文学性为出发点。但是，网络文学以可读性为出发点并不一定就代表它就没有文学性;同样，以文学性为出发点也不排斥可读性。网络文学大都可归入类型文学，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融合也是当今文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日渐分野;或者说，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就是建构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制的知识体系中。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自然极大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但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比如，为人生的严肃的精英文学、纯文学可以不顾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通俗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则必定是品味低下的。在后现代文化的哲学视域中，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的分野也只是一种人为的知识建构，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地具有绝对对立的本性。事实上，像斯蒂芬·金、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作家都创作出了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因素、兼具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在现时代的中国作家中，麦家、蔡骏等都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由此应该可以判定，网络文学也可以产生可读性与文学性俱佳、雅俗共赏的作品。 郑焕钊：以网络小说为主体的网络文學是我的研究对象，因而对网络小说的阅读构成我日常阅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网络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与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媒介性）无法脱离的一个问题。也即是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的时候，网络文学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网络”的媒介性特质对“文学”的形态和本质产生了新的影响，如此才具有网络文学的新特质，否则网络文学只不过是网络载体上的传统文学。当然，当我们从媒介性的角度来思考网络文学的存在状态及其本体价值的变化与可能的时候，我们要摆脱早期网络文学围绕媒介性所进行的讨论的思路，那种将网络视为互文性、后现代性等等极其理想化类型学的思路，而是要从网络媒介及其所带来的人的存在的状态的改变上，比如有学者就认为网络文学的“穿越”“重生”等经验，与网络数字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正是这种数字化生存的经验与体验，内在地改变了网络文学的表意形式及其意义建构的方式。文学性，假如我们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定义，也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网络文学之所以为网络文学，正是对于这种网络时代的生存体验的网络式书写，而这种网络式书写体现了网络媒介的参与方式与互动精神。因此，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经由数字媒介的文化扩容而扩展的文学性，忽视数字媒介的文化扩容，就只是将网络文学视为一种文学的网络传播而已，看不到它新的地方。
房 伟：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保持对网络文学的关注。这些年来，我也养成在网络“追小说”的习惯。一开始看网络小说，是想缓解写博士论文的巨大压力，后来，读的作品多了，慢慢有了一些学术上的思考。2012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担任客座研究员，连续两年担任《中国当代文学年鉴》网络文学的撰稿工作，也更系统地追踪了当代网络文学创作，特别是相关数据的收集。我最喜欢看的网络文学类型，有玄幻类、穿越历史类、盗墓类、灵异类、武侠类、侦探类、废土末日流、洪荒文、现实题材类型等。这些年看下来，我大致“完本地”看过700部以上的网络小说。这些年，我也经常担任一些网络文学奖的评委工作，我的研究方向，也正向网络文学靠拢，写了一些相关论文。
对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的评价，一直是网络文学受到诟病的“原罪”之一。其实，我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个专业语汇时，就天然地在头脑中有了一个来自五四以来形成的“纯文学体系”的规训带来的特殊规定性。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网络文学接续的是中国的通俗文学传统，如果仔细看，与古代文学的三言二拍、四大名著之间的关系，恐怕要大于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应该说，网络文学将“中国故事传统”重新复活了，也给文学发展一条更“宽阔”和“放松”的道路。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当下网络文学没有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当下网络文学受到资本和政治的制约情况，要比纯文学创作还要严重。但是，网络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打通雅俗，树立真正中国故事书写模式，提供了很多机遇和路径，将来中国网络文学是否能出经典之作，能否得到更广泛认可，还要看中国网络作家的努力。
责任编辑：朱亚南
答题人：王威廉 刘小波 林培源 李德南 杨丹丹 杨汤琛
郑润良 郑焕钊 房 伟 唐诗人 徐兆正 董迎春
一、回望：作为方法的
当代文学关键词
1.从2018年第1期至今，《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已推出23个当代文学关键词，其中哪些给你留下较深的印象？
房伟（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的学科背景、海外华文文学、底层文学、当代文学批评。
王威廉（中山大学博士生、知名作家）：我有幸参与了作家的学科背景、启蒙两个关键词，用自己浅薄的经验表达了相关看法。重写文学史、文化诗学、城市文学等关键词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杨汤琛（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九十年代诗歌、作家的学科背景、海外文学经验与当代文学等。
杨丹丹（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人工智能、底层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民间文学奖等关键词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些关键词既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问题，又能够围绕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李德南（文学博士、知名评论家）：先锋文学、海外经验与当代文学、人工智能、民间文学奖、科幻文学等。
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九十年代诗歌、先锋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海外华文文学、民族文学等。
郑润良（文学博士、出版策划人）：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在场主义、城市文学、新历史主义、重写文学史等关键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词都是近年当代文学现场的高频词。
徐兆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青年评论家）：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译介与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新历史主义、侦探叙事、文学启蒙、人工智能写作等。
刘小波（文学博士、知名评论家）：《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所推出的文学关键词每一个几乎都能给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栏目以及关键词的挑选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论证，每一个关键词其实都提供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加上作者群体构成复杂多元，涉及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年龄结构，不同的知识结构，碰撞出不少有益的思想火花。
唐詩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讲师）：我比较关注的几个是人工智能、城市文学、侦探叙事、多民族文学、海外文学经验、翻译与当代文学、重写文学史、文学启蒙、文学批评、底层文学。
郑焕钊（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副教授）：“当代文学关键词”推出的文学关键词，以一种不完全严格意义上的“关键词”，来切入当代文学的不同面向，其中，既有对当代文学的重要概念、理论命题和文学史现象进行讨论，诸如底层文学、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等，还进一步涉及文学的制度性生产的层面，比如谢有顺关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黄礼孩关于“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论述，就开辟了以往文学史论述中较少被关注的层面，并且着重于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文学奖”的视角，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关键词”还注重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个体关系的探究，比如“作家写作的学科背景”（王威廉的《心灵、知识与写作》与房伟的《专业背景与作家的精神世界》），引入作家自我反思的维度，探讨当代创作主体在新的学科知识语境下的创作问题，这在以往的文学史写作中，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背景下的论述，而将其问题化则意味着当代教育学科体制与文学生产关系的新时代特征，成为当代文学史需要去注意的一个视角，同样让人颇感新意。当然，“关键词”栏目还注重当代文学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的全球化维度，比如，具有鲜明印记的“海外华文小说”、华语语系文学（龙扬志《语言的身份》、林培源《诱人的风景：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情结”》与杨汤琛的《漂泊的诗神，或浮起的橡实：当代海外诗歌的漂流诗学》等），海外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又如“多民族文学”的论述，还有“翻译与当代文学”等等，从一种更为全球、整体、流动的视角，关注到汉语/华语为媒介的文学生长问题，回应了当代中国文学写作的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充分切入到文学书写内在复杂的文化、语言和民族内在的跨界互动与复杂脉络。这些都是当代文学关键词所进行的独特的开拓性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生态的梳描，既充分关注作为文学观念和命题的思想层面的变革及其对当代文学书写创作的影响，也创新性地观察文学所置于其中的体制机制的语境，并着力探讨不被重视的民间机制在文学生长中的作用;既注重客观性的文学思潮与文学体制的意义，也强调教育学科背景与写作者之间个体性的、主观的关系;既抓住关键性的概念与节点，也没有忽视流动的、跨界的文化、语言与民族身份与文学景观之间的内在关联。
2.如果请你推荐5个当代文学关键词，你的推荐是哪些？
房 伟：向内转、现实主义、网络小说、 先锋文学、史诗写作。
王威廉：纯文学、经典化、现实、叙事、未来。文学从没像今天这样被分为网络文学、纯文学，虽然我们可以质疑这样的分类，但是文化意义上的结果已经造成。因而这5个关键词其实便是当代文学的内在焦虑。
杨汤琛：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重写文学史、个人化写作。
林培源（清华大学博士生、青年作家）：土改叙事、十七年、先锋、现代主义、香港文学。
徐兆正：文学史的权力与限制、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当代文学中的对话关系、告别现代主义重回现实主义、当代文学中的“物”与“人”。
杨丹丹：一体化、启蒙、形式主义、世俗化、科技审美。
董迎春：重写文学史、现代诗、创意写作、民族诗学、非虚构文学。
李德南：当代文学主潮、文学制度、国族叙事、新南方写作、多文类写作。
刘小波：历史与新历史、革命与后革命、启蒙与反启蒙、人性与伪人性、乡土与新乡土（城市）。
唐诗人：我推荐重写文学史、文学启蒙、侦探叙事、人工智能、海外文学经验与当代文学。 郑润良：90后写作、非虚构写作、底层文学、截句、官场小说。
郑焕钊：在我看来，第一个是“现实主义”，这是因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甚至文学创作倾向，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内在地构成了当代文学最为主流的面向，这一概念同时也构成当代文学不通过创作思想对话的对象，也成为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竞争与合流的节点，更成为文学权力、体制与意识形态勾连的关键。
第二个是“文学体制”，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息息相关的，文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并由之形成当代文学生产的特殊景观，这一点，正是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同之处。
第三个是“文学媒介”，这个词在当下可能更容易让人想起的是网络文学，由新的互联网媒介所带来的新的文学形态以及其对传统文学整体生态的影响，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现代文学以来都是一种大众媒介出版的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尤其是媒介生态之于当代文学的关系，则它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的讨论还远远不够充分。“媒介”可能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学诸多机制、关系、现象和问题最重要的切入口。20世纪以来，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生产机制和发展环境，内在地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观念、语体文风、审美形态、流派社团、经典形成、传播接受和批评论争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至20世纪末，影视、广播、网络等媒介迭代所带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再一次重构文化和文学的新格局和新形态。
第四个是“代际”，在当代文学中“代际”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原来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的时候，主要还是使用文学流派、思潮这样的词汇来讨论，但是到了当代，我们更多的是代际词汇，特别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不仅在严肃文学领域，代际作家写作构成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在通俗文学领域，代际也成为一个市场眼球的标签。
最后一个词是“文学焦虑”，毫无疑问，文学焦虑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症候，尤其表现为对诺奖的焦虑，这一现象，既起源于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无不避免地处于全球性的文学的焦虑影响之中，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写作所承担着的民族国家文学的身份焦虑问题等等。
我所推荐的五个词，涉及当代文学的观念、制度、媒介、现象与心态。
3.在你看来，用关键词的方式来切入当代文学有什么作用？
房伟：“关键词”的提法，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语汇，寻找它们的起源，考察它们的谱系，特別是“关键词”成为一种文学症候和焦虑点，往往更能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关键问题之所在。
王威廉：关键词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代文学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进行的场域，一切结论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需要浮标、路标的方式把当代文学中的不同向度给标识出来。此外，当代也是一个文学遭遇大变的时代，网络的出现，信息的爆炸，让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而不被信息泡沫所遮蔽，也需要用关键词的方式去考量。因此，关键词是当代文学生成的重要支撑话语。关键词的英文叫keyword，即钥匙，我觉得这便是深意所在——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通向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用语言垒起来的建筑物。文学语言的建筑物的形状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需要无数把钥匙去打开各种各样的门。我们要面向新的关键词，在延续或者研究新的关键词的时候，要关注和回应我们的焦虑：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传播渠道、更好的文学价值，这可能是该栏目在未来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董迎春：关键词，以“点”带“论”，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和表征，很大程度上也是编年的关键词的组合。关键词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问题域和审美话语的研究，无疑是比较符合学术界主流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它以与当代文学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的重点关键词的梳理与呈现，启示我们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历史风貌。
杨丹丹：从1949年至今，中国当代文学走过70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各种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和文学事件不断涌现，并相互叠加在一起，如何清晰地梳理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面相和真实面貌，是当代文学研究始终存在争议，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当代文学关键词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某个特定的文学概念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方面探究某个文学史概念的起源、发生、实践和演化过程，可以还原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现场;另一方面，对某个文学史概念的阐释，又可以勾连出这一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语境，实现文学和历史的互文。同时，每个文学关键词之间又存在内在的逻辑线索，这个关键词的排列组合，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的概念化表征。最为重要的是，23个当代文学关键词的选择不是一种大的理论性概念的空洞阐释，而是贴近中国当代文学史本身，从其内部生发出来。因此，以关键词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有着学理和现实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杨汤琛：当代文学现象繁复庞杂、支离破碎，意义坐标仍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任何系统的论述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想象，统一论证会在构建一体化的同时无情删除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而关键词研究以散点透视、原子化的方式，破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神话，能够集中捕捉当下文学的敏感点，以点带面展示文学的时代经脉，并部分展现文学的真实场景，正如德里达所言，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郑焕钊：一种系统性的文学史写作，对于文学系谱的梳理与民族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但是总体性、系统性的文学史写作却同时不得不因为整体框架及其体系逻辑而牺牲掉某些重要的问题、现象甚至有趣的节点。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史学界对大写的历史的反思，以及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兴起，正是对此所进行的“拨乱反正”。当然，历史总是在生成中，历史书写也不断地趋于完善，在促使文学史的自我更新与完善的过程中，打捞历史与当下文学中有意义的节点性的概念、问题、现象，在一种更为整体性的视域中，“发现”并“发明”当下文学生长根系脉络内在的复杂的、流动的关系，还原其丰富与鲜活的生态，重构个体精神与时代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讨论主观个性与客观制度的内在联系，以孔窥光，洞悉当代文学的生命与生态，正是“关键词”所具有的意义。 李德南：以关键词的方式切入当代文学，首先可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每一个学科，每一种思想都有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往往是学科或思想的基石，当我们要了解一个学科、一种思想的时候，往往要先对它们的主要概念进行梳理，把大的前提厘清，把范畴划定。这样的运思方式，在哲学中很常见，在其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却经常被忽视。具体到当代文学领域，这样的工作也非常有必要。比如对于当代文学、当代性等概念都需要进行澄清，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也需要进行梳理。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一书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一方面的。另外，借助关键词，尤其是原创性的关键词来切入当代文学，还可以形成独特的阐释当代文学的视角和立场，进而建构相应的文艺理论。这方面，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很有代表性。以关键词切入中国当代文学，还可以做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我认为这是《广州文艺》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主要想做的工作。它主要是以关键词作为一个出发点讨论特定的问题，用意主要不在于形成共识，更强调的是要有问题意识，通过以关键词为起点把相关的问题揭示出来。
林培源：“关键词”的方式既有辞书条目简明扼要的功能，又通过借助不同专家、学者的介入和深度阐释，将词条从抽象变得具体而微，可以说，这一方法的使用，使得关键词（key word）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脉络拓展开来，真正进入到当代文学的批评场域之中，我们不妨将《广州文艺》“当代文学关键词”视为对“当代文学史”的一种补充和修订方式，它具有“史”的功能，若干年后，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可以从这份由关键词（条目）、批评文章和学术论文所构成的“知识档案”中汲取别样的视角，不仅对我们从微观层面细读文学史有补充作用，而且“当代文学关键词”自身就构成了一次批评视野、知识体系的大碰撞。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份众声喧哗、色彩斑斓的史料。
刘小波：首先，因为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可以进行提炼，对所有的文学现象进行高度提炼，获取相应的主题，进一步理清研究的线索;其次，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分类法，物以类聚，解释的起点其实是分类，只有将具体化的个案归类、分类、整理，才能提高解释的效率。关键词研究方法在中西方文论历史上都取得过一定的成绩，移植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必定能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和阐释视角。最后，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并非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一种及物的研究方法，关键词的来源不是从理论中抓取，而是对时下的文学现场进行大量关照所获得的，可谓一手资料，再回过头去系统梳理，能够有效连接文学现场，将理论批评和文学实践结合起来。
郑润良：当代文学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文学现象、潮流、问题与创作趋向等，这些文学现象、潮流、问题与创作趋向都可以关键词进行标示，进行深度分析，从而一方面记录了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进程，另一方面有效发挥理论对于创作的引领作用，避免不必要的创作误区的出现。
徐兆正（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青年评论家）：对当代文学七十年之前三十年进行文学关键词研究者操持的方法更近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演示的策略。由于这些语汇深刻地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演进脉络，并且在今天接近于废止不用（成了有待被考察的疑难问题），所以人们势必无法仅仅恢复它们的初始含义;人们在这里还必须将整个文学研究都泛化为一种文化研究，以此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层面同时考察这些词的变异、生成语境以及词与词之间、词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性。按照洪子诚先生的说法，这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考察“当代文学史”如何建构的途径。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即《南方文坛》杂志从199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此后这一批文章又结集为专著《当代文学关键词》出版（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之相反，面对出诸近四十年的文学关键词，也许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语词人们仍在使用，也许是词的诞生距离今天还不算遥远，研究者在使用它們甚或考察它们的时候，也就往往缺少一份审慎态度而大凡处在不言自明的确定感中，进行着演绎与争辩的工作（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纯文学”这个概念已经由不言自明的真理“降格”到某一时期的文学策略，这恰恰是一种历史眼光的开端）。
我们当然应该对此表示同情和理解，因为这一批关键词的内涵与活力还没有被耗尽，也因为人们的研究成果还没有突破这次词语的边际。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过去的这几十年还没有成为绝对的历史，研究者使用的关键词，也不过是尽他们所能地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进行论定的尝试。这一方面的成果，见之于书的，寓目所及有以下两种：其一是陈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其二是刘卫东先生的《若现若隐的关键词——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两者的不同表现为前者提及的“关键词”（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以及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均由论者所创，后者使用的“关键词”则多半是为通行学界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前者的工作对于现时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关紧，即如刘卫东先生一书的副标题所示，既然是“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那么也就不必再囿于被广泛使用的几种视角;如果关键词可以作为一种视角，它的价值也无疑在于它切入文学史的新颖、有效和可阐释性——让研究者分析的对象展露其内部的纵深和褶皱，而不是要让它们局限在一个词的框架以内。总而言之，对于前三十年关键词的辨析是为了让一个文学史在对一个词的解读中显露，对于近四十年关键词的使用，则是为了凸显这一时期文学的动态模式和生成性状，它不必求全求新，重要的是一种切入的准确和有效性。《广州文艺》自推出这个栏目以来，尽管与《南方文坛》偏重的历史时期不同，但庶几可以看作是对那个同题栏目的延续。它的意义也在于此。
二 、当代文学70年：通往未来的文学史
1.当代文学70年，你觉得内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丹丹：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内在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变，从“一体化”时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强调，到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审美本体的关注，再到20世纪90年代商业资本对文学的渗入，以至新世纪文学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调整和修正内在发展逻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恒定核心。
房 伟：当代文学70年，中国文学变得更阔大丰富了，也更自信了。中国文学，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化文学，西方文学的衍生物和边缘版图，而成长为更有主体自信的“大国文学”。
王威廉：内在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但这种内在的大变化依然是外在大变化的一种反映，因而中国当代文学依然并未获得自身在知识生产上的主体性。当然，对于最大的内在危机来说，就是文学尺度的失落，评价标准的多元乃至混乱，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从正面意义来说，这也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作家应该大胆创新，写出时代的各种变化。因为所谓的文学尺度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是建构在新作品的生成过程之中。
董迎春：小说的发展遮蔽了民族文学和当代诗歌的发展，网络、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重新带动了精英文学的传播。
刘小波：当代文学70年很难说内在发生了变化，改变的只是外部的呈现形式，其实文学有着固有的内核在进行发展，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民族基因在当下的很多作品中仍有继承，很多作品的不同阐释、版本的不断修改都与外部环境的需求相关。所有这些，其实还是基于外部因素的考虑，文学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因素。70年的文学非要说有什么变化，也是外部的刺激，从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需要，再到个体需要与时代需求的共存发展。
李德南：内在的文学性变得更加丰富了，写作手法也变得更为多样。可是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体量在变小，作家的思想视野开始变得日益逼仄。今天的文学界，在思想层面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滞后——在文学向内转之后，阅读好像也跟着向内转了，多数的作家只关心狭义上的写作，只想知道狭义上的同行在关心什么，在写什么，却不再关心那些广义意义上的精神同行，比如哲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同行在关心什么。今天绝大多数的作家在面对现时代的变化时，显得非常的后知后觉，无力于对日益复杂的现实作出准确的判断，更无法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郑润良：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变化，一是文学从宣传的号角回归到“文学是人学”，回归到文学本位;二是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方先锋文学的集中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初步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回到了“写什么”的问题。三是以莫言、阎连科、刘慈欣、曹文轩、郝景芳等人在国际上获奖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焦虑如何“走向世界文学”，而是与西方文学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并且因为“中国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生发出无限的可能。
林培源：文学史通常都将延安文艺（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好像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当代文学70年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充满了裂隙和叠合之处。贺桂梅有个观察，认为“民族形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隐秘的起点，它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勾连、缠绕的知识谱系的关系结构，厘清这一段关系，可以为考察当代文学的话语形式和生产机制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因此，从源头上辨析当代文学70年的“多重”起源，可以更好地思考当代文学内在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作家意志和批评话语的规训、冲突，到全面的文学服从政治，再到文学“去政治化”（某种程度也是“政治化”），最后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离合，这一复杂的演变过程至今仍在继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携带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症候席卷而来，我们的文学场看似多样、分化甚至分裂，但实际上，其内在始终存在“中国”和“世界”的紧张关系，从老舍、沈从文、高行健、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渊源，再到余华、格非、苏童等先锋派作家对拉美文学的借鉴、转化，再到新世代科幻文学的崛起，文学史的边界一再被打破重组，当代文学内在的变化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其未来走向会如何，依靠的并非文学史家框定的那些领域，而是一个个独立、鲜活的作家所写下的作品。
徐兆正：前三十年与近四十年之间的变化不必说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与“新时期”之后的文学，给我的直观感受是评估一部作品时，作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作品的比重正相反;第二点，在“纯文学”浪潮过去之后，当代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恢复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像是后现代作家促成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譬如从通俗文学中采纳“耳目一新”的作品形式，进而书写时代人心的那些小说，他们正是以此打破了现代主义文学作为“神秘终端”的格局。在革新与传统的一反一正之后，文学开始获得它恰如其分的位置，也赋予自身以重新认识世界的自觉。第三点，但是这种自觉由于许多复杂因素（如时间与空间的剧变），又难以即时地印证在作品之中，例如观照城市生活的那些小说，便仍然滞后于它最初设定的目标，且远远没有达到乡土文学的成就。这可能和具体的社会现实有关（迄今迁入城市生活的最多不过三代），但它无疑造成了某种焦躁心态和大批粗制滥造的城市书写。
2.当下的文学史是否让你感到不满足，如果重写你认为应该怎样革新？
唐诗人：肯定有不满之处。我觉得今天“重写文学史”，最忌讳的是想把这项工作当作重新树立权威的途径。文学史写作不需要再用力于求大求全求“厚重”，最需要的是求深度求特色求个性，让不同审美趣味寻找到自己的文学、美学谱系，在不同中实现深度对话。
房 伟：当下的當代文学史书写，依然受到政治的制约比较大，同时，旧的文学史体制，文学史的集体化书写模式，都导致创新的停滞。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个性化文学史的出现，也可以期待有更放松的，更客观的文学史的写作。 王威廉：是的，当下大部分当代文学史都终止于20世纪末，而我们进入新世纪已经即将20年，如何理解新的20年，如何理解未来的文化与文学，又将这种理解代入到对70年乃至百年的理解当中，是我期待看到的当代文学史。
杨丹丹：一部文学史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善和完美，但可以体现出特色，当下文学史基本上可以做到宏观、全面和系统，但仍然缺乏特色和个性。如果重写文学史应该从书写者的个体视角和体验重构文学史。
董迎春：小说的发展遮蔽了民族文学和当代诗歌的发展。
刘小波：对当下文学史的书写不能说不满，一个很大的群体在从事这一项工作，产生了数百部相关著作，这其实很令人欣慰，毕竟关注度在提升。至于说不满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面对正在发生着的现象，无法轻易下结论，但是很多文学史研究者在试图盖棺定论，在还没有梳理清楚现象的时候，已经在匆匆下结论了。另外，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个性太过鲜明，各自为政，自说自话。譬如抒情传统、深挖史料，又或者提出一些具有学术创新的话题贯穿文学史著作全篇，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有本质的区别，批评可以有自己的主观色彩，但是文学史应该综合考量，尽量综合全面，保持客观。至于革新的话题，不是动辄就重写、反思，而是弥补一些还未涉及或者考虑到的问题。比如文学史书写的分期问题、边界问题、作家视角中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家研究，等等，最后产生一种综合性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杨汤琛：目前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多采取如下惯习的叙述模式：分期的限定、思潮的概括、流派的梳理等，文学史的编撰者无不意欲建构一个脉络分明、规律清晰的当代文学体系，使之成为体大精深的知识范本。固然，条分缕析的体制建立、言之凿凿的概念定义有利于制作一个明晰的知识谱系，便于向学生传授讲解，然而，体系化的确立在将某些可行的历史纳入的同时，也必然遮蔽了与体系不兼容的“历史”，体系作为一个被制造的构架，它在进行自我建构的同时，也天然对历史进行有效的分离与遮蔽。
当代能否写史一直存在争议。当代史述者与历史的切近像一把双刃剑，既可能陷于种种现实因素的遮蔽中，也能独得局中人才有的历史感觉。如何在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重返历史现场，祛除形形色色历史想象之下的历史之遮蔽？有时，从某一个角度出发所重返的历史，会不会由此带来新一轮的遮蔽？近年来，学界在破解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难题上，获得了一些可贵的共识，其中最具可行性的，莫过于强调当代文献史料的有效引入。近年对当代文学史史料的重视，意味着学界共同体对以往先验性的叙述模式开始了自觉的反思，事实上，早在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成为共识之前，已有一定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问世，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由茅盾作序、众多大专院校合作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另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等史料性质书籍的出版也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梳理早被一些有识之士所重视。十几年前，洪子诚便诚恳地反思了宏观叙事的弊端、呼吁史料的引入。显然，面对某种先验性的历史想象下的文学史叙述，开放的史料引入足以抵御其封闭性，有效解构洪子诚所警惕的主流话语惯性下的宏观叙事。譬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它通过挖掘《无梦楼随笔》等一批未被纳入主流文学叙述的文学史料，呈现了所谓一体化时代的文学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陈思和以大量被遮蔽的当代文献为据，借此所推出的“潜在写作”可谓对彼时固定的一元化的当代文学史叙述进行了有力的解构。洪子诚在论述20世纪50年代一体化文学进程时，也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指出一体化文学形态内部的分裂与矛盾。这些与主流叙述充满对峙与差异化史料的进入，有利于打破一元化的历史叙述的话语霸权，从将历史从权威叙述下解放出来，充分释放历史内面的丰富性。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引入的史料并非被某种话语逻辑所编排的叙事性“史料”，它们是挣脱了先验的理念统治、未经过主观加工与体系化的原始材料，因而，它们的形态往往是片段性、碎片化的存在，这些材料可能相互龃龉，甚至在某一事件上呈现为南辕北辙的事实，但正因如此，它们的引入才充分体现了历史本来的暧昧与丰富，使得当代文学史叙述成为具有生产性的不竭的历史运动。
郑润良：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大都以历时性思维记录文学史的流水账，史述观念上也有所偏颇，我个人比较推崇南帆等人提倡的从关系主义文学史观建构的共时性视野的文学史。关系主义文学史观着眼于文学史的结构、因素、关系，强调文学史的本土结构的特殊性，南帆本人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即是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实践结果。揭示文学史本土结构的特殊性，目的不仅在于还原文学史的复杂面貌，更在于恢复历史的多元图景，“关系主义首先承认历史图景的多元——关系意味了双边的共同存在。‘本质主义’形成的文学观念时常设计一个理论对决：要么审美，要么政治——要么审美骄傲地将政治拒之门外，不闻不问;要么政治无情地吞噬审美，尸骨无存。相反，关系主义倾向于考察二者如何共同存在，并且在抗衡之中相互影响——二者无不因为对方的压力而有所改变，哪怕这种改变是极其微小的。”（南帆、练暑生、王伟：《多维的关系》，《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文学从来不仅仅是文学，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事实上与我们对当下及未来的理解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观分裂的内在因由。启蒙文学史观与新左派文学史观显然都有自己对中国当代历史及走向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性方案。但南帆认为，或左或右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判断显然无力应对中国现代性的复杂症结，正如以“审美”或“政治”的强势一元无力支撑当代文学史的整体结构。关系主义文学史观力图修复当代文学史及相关的当代历史的复杂纹理，目的在于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脉络或者说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提供一份更为可靠的证词。
李德南：我个人觉得，重写文学史的革新不是以一种截然断裂的方式来达成的，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经常体现出一种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即便是意在颠覆、解构以往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著作，也往往无法实现思维方式的绝然断裂。相反，过分强调知识范式或经验的断裂，很可能只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一种偏至走向另一种偏至。历史地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也正是处于一种不断积累经验的状态。前人的思辨，既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参照，也往往以其失败提醒我们有所防范，切勿掉进同一个陷阱。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而大凡有意义的“重写”，常常是建基于经验的积累;“重写”本身也是积累经验的方式。当然，对经验积累的强调，对思维连贯性的强调，并非意在贬低学者们的个人创造。这种强调，恰恰是为了重申个人创造的来之不易，也是为了说明个人的创造何以可能。虽然文学史写作的知识增长或再生产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但是如果没有对已有的、特别那些頗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深入的辨析、参照、反思，那么文学史写作很可能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仅仅是原地踏步，而非另起炉灶或推陈出新。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所创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几乎没有哪一本是没有经历过辩难、参照、反思这些环节的。 重写文学史的革新，还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和阐释框架。文学史写作作为人的一种话语活动，一种存在方式，永远不可能达到经验的最大化。每一代人都是处身于特定的世界与时代之中，由此而获得的经验也总有相对清晰的边界与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问题总会应时而生，甚至是溢出已有的经验范畴。因此，知识观念的流动与变化是必然的，作为理解文学、理解历史、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的文学史写作也永远存在着新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有新的问题意识，有的阐释框架，又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文学史的数量虽然比较多，但真正有所创造的少之又少。也正因如此，重写文学史我觉得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需要有合适的契机。
徐兆正：谈到文学史（能否）正本清源的问题，我总是想起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里说的一段话：“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非理想的折射，而是人类汗水、鲜血、操劳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而他们书写对话与戏剧，打着祖国的幌子，将阴谋变得堂而皇之;他们越过国界、践踏民主、发动战争……古代的历史又怎么评价我们？历史提到特伦斯和普拉图笔下那些狡诈的奴隶们;历史提到保民官格拉古夫兄弟;历史还提到一个奴隶的名字——斯巴达克斯。但被歷史铭记的却是那些书写历史的人，是谋杀犯——西庇阿，是立法者——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我们对伊特拉斯坎人被灭族，迦太基文明的毁灭胡言乱语，对背叛、欺骗与掠夺歌功颂德。还有那罗马法律！没错，今天的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法治！如果德国人赢了战争，世人又会了解我们什么……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与真相，但只属于他们。他们会创立新的宗教。”
这可能不是“重写文学史”就可以根除的缺陷。“重写文学史”所能做的是：（1）对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阐释;（2）弥补经典作家阐释不足之处（被忽视的文本）;（3）发掘那些被根本遮蔽的作家（如民间写作、地下写作）。文学史必然落后于现场的文学批评，但如果文学批评本身是失职、缺席的，无论“重写者”有着怎样的自觉，它都无法将自己的初衷贯彻到底。反过来说，我们又是否对“重写”的效力或“文学史”的呈现曾抱有过高期待？洪子诚先生曾援引瑙曼在《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中的一段话：“最晚从克罗齐以来——倘若不是从狄尔泰以来的话——我们这个学科的理论史就始终是以‘作品’为对象和以‘文学’为对象这两种对象的规定性之间的矛盾中徘徊。”作品带有独创性的烙印，文学则被归属到各个普遍性的文类，换言之，文学史的内在逻辑限制了它对作品“原创性”的表述，这既不得已，又实属必然，否则文学史就不复成史，沦为作品目录一类的文字。至于那些无法被纳入到文学史叙事逻辑的东西，或许只能存在于一种“个人文学史”的写作之中，如近年来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程永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重读八十年代》（朱伟，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在这里，写作者遵循的是个人的阅读记忆，而是历史的叙述逻辑——尽管个人记忆与历史逻辑一样可疑。
3.你有阅读网络小说的习惯吗？你如何评价网络文学的文学性？
王威廉：读过，但没有成为习惯。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虽然在修辞上弱，但在宏大的叙事建构层面还是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毕竟文学性不仅仅是修辞性，还蕴含着文学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我觉得，一些网络文学以千万字来建构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人物繁多，故事也一个紧接一个，这也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性的一种体现。
徐兆正：没有。无法评价。
杨丹丹：偶尔会阅读网络小说，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小说上，对玄幻、商业、言情、科幻等类型化小说关注较少。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与传统的纯文学相比较仍然有着明显的差距，商业资本和消费文化的痕迹较为浓重。
董迎春：没有。网络文学离不开文学艺术这个尺度，应该尽量避开从受众传播和商业角度考察网络文学。只有网络文学经历了时间的考察，在语言上具备文学性、在情感上是审美主义态度的，在价值上触及生命的哲理追问。
李德南：网络文学我关注非常有限，没有发言权。
刘小波：没有阅读网络小说习惯，甚至没有接触过。每年成千上万部的纯文学作品都很难读完，个人能力毕竟太有限了。只是关注了一些网络文学发展的新闻，深知那是一块极其丰饶的文学胜地。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也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很多新闻都涉及网络文学的被收编、整体的转型、与纯文学接线的消失，甚至还有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大赛。这种界限的消弭会不会让网络文学固有的特性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种文学？
唐诗人：没怎么读，不习惯网络阅读。网络上还是喜欢看电影、看多媒体作品。网络文学最好是不用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性来评判，否则肯定是无法理解、难以接受的。网络文学创作所探寻的，也不是传统的文学性意义上的美感，它是互联网科技时代的文化产品，它求的是爽感，美也在其中，但不是传统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美”。
郑润良：偶尔有看。我认为网络文学与传统纯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可读性为出发点，后者以文学性为出发点。但是，网络文学以可读性为出发点并不一定就代表它就没有文学性;同样，以文学性为出发点也不排斥可读性。网络文学大都可归入类型文学，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融合也是当今文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日渐分野;或者说，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就是建构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制的知识体系中。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自然极大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但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比如，为人生的严肃的精英文学、纯文学可以不顾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通俗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则必定是品味低下的。在后现代文化的哲学视域中，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的分野也只是一种人为的知识建构，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地具有绝对对立的本性。事实上，像斯蒂芬·金、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作家都创作出了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因素、兼具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在现时代的中国作家中，麦家、蔡骏等都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由此应该可以判定，网络文学也可以产生可读性与文学性俱佳、雅俗共赏的作品。 郑焕钊：以网络小说为主体的网络文學是我的研究对象，因而对网络小说的阅读构成我日常阅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网络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与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媒介性）无法脱离的一个问题。也即是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的时候，网络文学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网络”的媒介性特质对“文学”的形态和本质产生了新的影响，如此才具有网络文学的新特质，否则网络文学只不过是网络载体上的传统文学。当然，当我们从媒介性的角度来思考网络文学的存在状态及其本体价值的变化与可能的时候，我们要摆脱早期网络文学围绕媒介性所进行的讨论的思路，那种将网络视为互文性、后现代性等等极其理想化类型学的思路，而是要从网络媒介及其所带来的人的存在的状态的改变上，比如有学者就认为网络文学的“穿越”“重生”等经验，与网络数字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正是这种数字化生存的经验与体验，内在地改变了网络文学的表意形式及其意义建构的方式。文学性，假如我们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定义，也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网络文学之所以为网络文学，正是对于这种网络时代的生存体验的网络式书写，而这种网络式书写体现了网络媒介的参与方式与互动精神。因此，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经由数字媒介的文化扩容而扩展的文学性，忽视数字媒介的文化扩容，就只是将网络文学视为一种文学的网络传播而已，看不到它新的地方。
房 伟：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保持对网络文学的关注。这些年来，我也养成在网络“追小说”的习惯。一开始看网络小说，是想缓解写博士论文的巨大压力，后来，读的作品多了，慢慢有了一些学术上的思考。2012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担任客座研究员，连续两年担任《中国当代文学年鉴》网络文学的撰稿工作，也更系统地追踪了当代网络文学创作，特别是相关数据的收集。我最喜欢看的网络文学类型，有玄幻类、穿越历史类、盗墓类、灵异类、武侠类、侦探类、废土末日流、洪荒文、现实题材类型等。这些年看下来，我大致“完本地”看过700部以上的网络小说。这些年，我也经常担任一些网络文学奖的评委工作，我的研究方向，也正向网络文学靠拢，写了一些相关论文。
对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的评价，一直是网络文学受到诟病的“原罪”之一。其实，我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个专业语汇时，就天然地在头脑中有了一个来自五四以来形成的“纯文学体系”的规训带来的特殊规定性。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网络文学接续的是中国的通俗文学传统，如果仔细看，与古代文学的三言二拍、四大名著之间的关系，恐怕要大于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应该说，网络文学将“中国故事传统”重新复活了，也给文学发展一条更“宽阔”和“放松”的道路。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当下网络文学没有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当下网络文学受到资本和政治的制约情况，要比纯文学创作还要严重。但是，网络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打通雅俗，树立真正中国故事书写模式，提供了很多机遇和路径，将来中国网络文学是否能出经典之作，能否得到更广泛认可，还要看中国网络作家的努力。
责任编辑：朱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