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马丁·费多编著的上下两册《西方犯罪200年》在我书柜里已经安静地摆放了6年，最近我才拿出来翻阅。说翻阅是比较准确的，该书图文并茂，将1800年至1993年之间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轰动一时的案件以简洁的新闻体陈述给读者，不管案件多么复杂、多么离奇乃至多么凶残，一般也就是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有的甚至惜墨如金，区区二三百字便陈述完毕。比较满足阅读者的是，每一案件都附有相关涉案人员的照片，有的不仅有罪犯的照片还有受害者的照片甚至案发地点的照片。所以这本书的阅读对于我来说是标准的“翻阅”，有点像小时候看小人书，在连绵图画的翻看中，领略近代西方的犯罪种种。
　　我就这样不经意地翻阅着，以为也就两三天，这本书就将重新被我束之高阁，列入“已经阅读”的范畴。然而，当我翻阅至本书257页时，我阅读的步伐缓慢了下来，因为罪犯照片的熟悉，以及标题的醒目。这一页陈述的是1895年发生的罪行，标题是：“奥斯卡·王尔德不是‘鸡奸犯’”，标题在鸡奸犯上加了引号，就成了双重否定，也就变成了肯定和确认。容貌端正秀雅的王尔德在那个赫然的题目下，穿着深色西装，条纹长裤端坐在一张雕花方凳上，在他西装的左上口袋，一方折叠的白手帕优雅地显露着，一只装饰的花型胸针扣在领口边，发型、领，带、面部表情乃至坐姿，一切都无可挑剔，呈现出一种极致的优雅。这张照片使我想起在阅读王尔德的好友弗兰克·哈里斯撰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时，印在这本书封底上的鲁迅的话：“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这张照片是鲁迅这段话的最好诠释。
　　我之所以将本文的标题写成“曾经的罪行随风而逝”，是因为当时致使王尔德入狱的是他和年轻的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异乎寻常的友谊，按现在的说法不过就是寻常的同性恋，王尔德当时的所谓犯罪放到现在只是寻常的个人隐私而已!然而由“罪行”变为“隐私”，需要时间漫长的过滤，才华横溢的王尔德只能悲叹自己生不逢时。《西方犯罪200年》即使遭遇了大名鼎鼎的王尔德，依然惜墨如金，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西方传媒是如何报道这一事件的：
　　“伦敦最有成就的喜剧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现在成了一个丧失名誉的囚犯。3年前，奥斯卡·王尔德和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勋爵间轻率的友谊，使艾尔夫雷德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感到焦虑。作为一名使拳击规范合法化而作出很大贡献的体育爱好者，侯爵对自己的儿子一点也没有男子气而感到吃惊。而当王尔德先生的魅力似乎使侯爵平静时， 艾尔夫雷德勋爵却又煽动了不调和。今年2月，正当《真理的重要》一剧上演时，侯爵去詹姆士大街剧院挑起了一场骚动。离开时，他气冲冲地去了王尔德先生的俱乐部，丢下一张题名拼写错误的卡片，题名为‘给鸡奸者奥斯卡·王尔德’，既愚蠢又好打官司的道格拉斯怂恿王尔德以诽谤罪控告侯爵。
　　11月审理此案时，王尔德先生不能解释他的过分行为。由于他认识到那些与他搞同性恋关系的人将就他们的下流行为出庭作证时，王尔德不得不停止打官司，撤回诉讼。
　　那天晚上，他自首了，指控自己犯有行为不当罪。两次审讯后，他被判两年监禁。这可能是最长的判决。法官韦尔斯相信，所有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个判决对这些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竟然互相玩弄生殖器的人来说实在是不过分的。”
　　在这篇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它和我曾经阅读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也互为印证。是的，艾尔夫雷德勋爵和他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彼此憎恨，在王尔德和侯爵似乎达到某种谅解时，艾尔夫雷德却又煽动王尔德以诽谤罪控告侯爵，由此引发了王尔德后来的入狱。所以当时的报道提到艾尔夫雷德时，用了“既愚蠢又好打官司”这样的定语。而在报道中，王尔德却显露了他的侠义和高贵气质，为了避免自己的同性恋朋友出庭作证，他选择了撤回诉讼。 在王尔德生活的年代，人们还耻于提到“同性恋”一词，涉及到此种事情，人们只是用“不道德的行为”来指称。当时，仅凭指认一个人是同性恋，法庭就可以将其判罪，而信件和诗歌都可被当作重要的罪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两首诗，曾在法庭上宣读，以证明王尔德有罪。诗歌写得很美，能证明他们之间感情暧昧的也就是这么几句：
　　花园对面走过来一个青年，他一只手举起／遮挡阳光，风儿吹动头发飘然欲飞，／上面扎满花朵，他另一只手拿着／一串爆裂的紫色葡萄，双目／明如水晶；由于浑身赤裸，／他就像是不见路径的寒山上的白雪；／他的双唇红似葡萄酒溅出／撒在大理石地板上，还有玉髓般的前额。／他直伸着嘴巴，向我走近，／和蔼地拉起我的手、亲吻了我的双唇，／他给我葡萄品尝，并且说：“甜蜜的朋友”……
　　上述诗句被法庭作为证据而采用，这是英国19世纪后叶历史真实的一页。
　　作为英国唯美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在诗歌、小说、剧作、童话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以一幅精美传神的肖像画作镜子，映照出人心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与斗争，尽管小说情节荒诞离奇，远离现实生活，但它所揭示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却能给读者以启发；他的童话《快乐王子》，显示了他内心的同情与怜悯心；他的剧本《莎乐美》、《少奶奶的扇子》描绘了上流社会的庸俗生活与道德危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在被关押至雷丁监狱时，王尔德写作了著名的《雷丁监狱之歌》，而雷丁监狱因为关押过王尔德以及这首诗歌现在已经成为雷丁城最著名的景点。
　　弗兰克·哈里斯在《奥斯卡·王尔德传》中指出：“是监狱医生的不人道待遇和英国的监狱制度害死了王尔德。在那个星期天早上，他在旺兹斯监狱礼拜堂晕倒后耳朵里受了伤，后来变肿流脓，成了最后死亡的根源。”1900年底，王尔德与世长逝，在他和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的异乎寻常的友谊中，王尔德一直是和蔼的宽厚的，无休止地满足艾尔夫雷德倒可过分的要求，包括金钱上的。在后来的几年，由于艾尔夫雷德的原因，两人联系一度中断。弗兰克·哈里斯在写作《奥斯卡·王尔德传》时，因为内心一直对艾尔夫雷德怀有厌恶，所以担心自己落笔可能对他有不公正之处，因而特意在书中摘录了艾尔夫雷德在王尔德死后写的“死去的诗人”，弗兰克·哈里斯说：“他在这首诗中证明，他对奥斯卡·王尔德拥有一种真正的爱慕和敬仰。”我还是用艾尔夫雷德的诗作为本文结束吧：
　　“昨夜梦到他，我看到他的面孔／闪烁着喜悦的红光，不见一丝悲伤；／我听到他的金嗓子，像往昔一样／唱出无与伦比的歌曲；我注视着他的仪容／在平常之物掩映下隐约摆动／并且从虚空里制造奇迹异象，／直到低贱之物覆上美丽，如同换了衣裳，／整个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狂欢的魔域。／忽然，我意识到在紧闭的大门之外，／我正在为无法记录下来的词句而悲泣，／已被遗忘的故事，以及似讲未讲的神秘，／有可能已经描画出来的奇迹异态，／还有像被暗杀的歌唱之鸟一样的无声思绪；／就这样，我醒来了，才知道他已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