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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的角色就像家里的妈妈，麻烦事儿多着呢。挑项目，拉赞助，选导演，找演员，定场地，搞发行……手里攥着不多的钱，家里这么多孩子，把周六的吃了，你周日怎么办？
接到那个电话时，徐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昆汀要见她—没错，就是《杀死比尔》的怪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
一切源于她帮朋友做的一篇报道，在这个介绍北京青年生活状态的专栏报道中，描写了徐闻千里迢迢奔去日本学习影视，回国后在国企中的失落，辞职后对梦想的坚持以及对电影的无限向往与迷惘。就是这篇报道，藏身于报纸中，被莫名其妙的甩在了昆汀的车后座上。冥冥中似乎有线牵引，昆汀在等待的百无聊赖中随手翻开了这期报纸，一个女孩的照片出现在他眼前，他认真仔细地读完了这篇报道。
“他跟我说：当我读完这篇报道，我就想，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孩。”徐闻说。于是就有了那通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电话。为此，徐闻曾惴惴不安。“见见他，然后打个招呼，聊聊天就走。我当时就是这样打算的，没有期待太多。”然而，正是昆汀这命运性的一瞥，将徐闻正式带进了电影的世界。以制片协调的身份，她加入了《杀死比尔2》的剧组。“他就像一个上帝，从此，我人生的剧本就被彻底改写。”
1 出于热爱，徐闻一头扎进了电影圈。渐渐的，她才发现制片人工作的不易。有一回，她在北京街头拦车，突然豪车上下来一个人，诧异地问，“徐闻，你在这干嘛呢？”她抬头一看，竟是大学同学。一股沮丧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别人在优雅地享受生活，自己却灰头土脸地在大马路上拦路过的老太太。“会有心里不平衡的时候。现在我还是要拦车，还是会累，还是会有心理上的不平衡。但一下就过去了，只是偶尔会抱怨一下。”
要说及制片人工作琐碎的程度，估计几天几夜都很难讲完。“要跟编剧讨论剧本；紧接着要开始找合作伙伴；找的导演要能理解这些东西；投资商千万别出尔反尔，也别中间尽‘事儿’，别被双规、别破产，别塞女朋友进剧组—女二三号可以，女一号绝对不行；你想要的演员来不了怎么办，不想要的演员得怎么拒绝，或者你相中的演员完全带不来票房，而你弃用的演员到了别的剧里大火怎么办；再来是选景，在北京还是上海拍，要成本低的还是场面大的；然后得弄个拍摄许可证；剧本要怎么修改才能通过审核；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找什么样的宣传和发行公司，跟谁合作；经纪人打电话来了说演员今天吃得不好，沟通得不理想，或者档期有问题，各种各样的抱怨，得去协调—就连相机找不到了，也得找我。片子拍好了，后期在哪儿做，做成IMAX还是3D？宣传方案怎么做，怎么打动宣传、怎么打动发行，在哪个院线，用哪个档期，海报拍成什么样，物料做成什么样，配送给谁，怎么确定发行方案啊，各方利益怎么协调……你还要我说什么？”
徐闻一口气几乎不停顿地说完了这一大堆，半晌又补充：“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她淡淡的说，“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制片人，你必须全都搞定。”
去年拍《与时尚同居》，一场室外戏却不巧遭遇了大雨。徐闻奔赴现场，“从下车走到室内的过程中，就像长镜头一样。”她看到大家都望着阴雨连绵的天，神色凝重。屋子里的人围了一圈在讨论对策，气氛沉重。“所有演员都有工作时间限制，大片可能在时间和资金上比较充足，但是小片不同。我很崩溃，因为钱攥在我手里。我知道今天不拍意味着第二天要拍出两天的戏，不知道得花多少力气才能赶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徐闻，等着她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下雨的缘故，灯泡炸了很多，如果冒雨拍摄，随时会有漏电的危险。她只好决定当天不拍了，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当然，除了她自己。“我立刻后悔了，想自己怎么那么冲动。说完这句话，我还要负责擦屁股。”徐闻只好跟演员的经纪人们交流，要求调整大家的档期。出乎她的意料，大家都很痛快地同意了。“那时，我看到所有人为了电影付出。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2 在高群书的《神探亨特张》里，徐闻第一次客串，体会了一把做演员的感觉，“制片人没法当演员！我当演员特别紧张，不是担心自己演不好，而是想，我这一遍没过，浪费时间，浪费胶片，这可怎么办。我做制片人的时候，演员老NG，就会听到周围人不满意，小声嘟囔‘演得这么烂，还不过’。当我变成演员，这种声音就会回响在我的耳边，我就很紧张，再来一遍时我就快哭死了。”徐闻笑着说，“我还是呆在幕后吧，以前我总笑称自己是‘影后’—电影后边的人，以后我再也不会当演员了。”
“言语无法表达的感受，可以通过电影来表达—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我从小就想做电影，但不想跟人交流。现在我做了制片人，除了跟人打交道，就是跟人打交道。”用她的话说，从拥有几个亿几百个亿的有钱人，到大街上卖水果的阿姨，她都得打交道。“这是我唯一没想到的。”
徐闻认为，中国的制片人体系发展得很不成熟。“在国外，电影开拍之前，你拿着担保就可以申请贷款，拍片上片，发行公司给你出示一个证明—比如大片，拍之前所有院线、档期就都定好了，你的商品还没做出来之前，银行就知道你的销售渠道和差不多的销售结果，它才会贷款给你。在国外有这个科学稳定的系统，电影制片人就是个管理者，比较重要。”但是在国内，制片人体系是“千疮百孔”的，让徐闻苦恼的是，制片人不被信任，“大家认为制片人不那么重要，认为不需要制片人，有钱就投给导演。导演也觉得，我就是制片人了，因为钱是我找来的。即使有名义上的制片人，要么是导演助理，要么是投资人的助理，不是一个独立的制片人。”
这正是徐闻保持独立状态的原因，“我要对电影负责，而不是对导演负责。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没有想‘我要为电影做什么’，而是想，我在电影中是什么位置’。大家不是在做电影，而是都在争抢老大的位置，争抢权力。中国电影好不了，就在这儿。有一天这个体系OK了，制片人才OK了，位置才会重要起来。你在那里拼着命地哭着喊着说大家都不重视制片人，制片人天天受欺负，没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在为这个圈子做贡献，为这个圈子的良性循环和体系做贡献。”
《心灵捕手》的制片人Chris Moore，是徐闻最欣赏的制片人。“中国还没有好的制片人”，至于自己，她笑说还没合格。“要是觉得我合格了，那肯定是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或者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我觉得制片人没有标准，只要在你手里能做出有社会意义又卖座的电影就好。”
徐闻说中国电影圈的专业队伍还不够成熟，她总是希望，能有更多有想象力的人加入到电影这个行业里来。“有些人觉得电影太难了，也有些人觉得电影太简单了—电影？我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么？电影不就是随便拍一拍、剪出来就行了么？还有很多人觉得艺术家才能做电影。去他妈的艺术家！中国电影的供给远远不够，需求也不够成熟，成熟的需求应该是类型化的，就像去书店买书一样，要有明确的目标。”
徐闻时忙时闲—制片人的工作很不规律，“既不要跟随这个市场，也不要离开市场太远，紧跟半步就好了。其实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很简单，但是注意，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我要是说‘爱’就忒他妈的酸了—就是兴趣，你要对电影有兴趣，对这个行业有兴趣，你才有可能做出好东西。”
接到那个电话时，徐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昆汀要见她—没错，就是《杀死比尔》的怪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
一切源于她帮朋友做的一篇报道，在这个介绍北京青年生活状态的专栏报道中，描写了徐闻千里迢迢奔去日本学习影视，回国后在国企中的失落，辞职后对梦想的坚持以及对电影的无限向往与迷惘。就是这篇报道，藏身于报纸中，被莫名其妙的甩在了昆汀的车后座上。冥冥中似乎有线牵引，昆汀在等待的百无聊赖中随手翻开了这期报纸，一个女孩的照片出现在他眼前，他认真仔细地读完了这篇报道。
“他跟我说：当我读完这篇报道，我就想，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孩。”徐闻说。于是就有了那通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电话。为此，徐闻曾惴惴不安。“见见他，然后打个招呼，聊聊天就走。我当时就是这样打算的，没有期待太多。”然而，正是昆汀这命运性的一瞥，将徐闻正式带进了电影的世界。以制片协调的身份，她加入了《杀死比尔2》的剧组。“他就像一个上帝，从此，我人生的剧本就被彻底改写。”
1 出于热爱，徐闻一头扎进了电影圈。渐渐的，她才发现制片人工作的不易。有一回，她在北京街头拦车，突然豪车上下来一个人，诧异地问，“徐闻，你在这干嘛呢？”她抬头一看，竟是大学同学。一股沮丧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别人在优雅地享受生活，自己却灰头土脸地在大马路上拦路过的老太太。“会有心里不平衡的时候。现在我还是要拦车，还是会累，还是会有心理上的不平衡。但一下就过去了，只是偶尔会抱怨一下。”
要说及制片人工作琐碎的程度，估计几天几夜都很难讲完。“要跟编剧讨论剧本；紧接着要开始找合作伙伴；找的导演要能理解这些东西；投资商千万别出尔反尔，也别中间尽‘事儿’，别被双规、别破产，别塞女朋友进剧组—女二三号可以，女一号绝对不行；你想要的演员来不了怎么办，不想要的演员得怎么拒绝，或者你相中的演员完全带不来票房，而你弃用的演员到了别的剧里大火怎么办；再来是选景，在北京还是上海拍，要成本低的还是场面大的；然后得弄个拍摄许可证；剧本要怎么修改才能通过审核；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找什么样的宣传和发行公司，跟谁合作；经纪人打电话来了说演员今天吃得不好，沟通得不理想，或者档期有问题，各种各样的抱怨，得去协调—就连相机找不到了，也得找我。片子拍好了，后期在哪儿做，做成IMAX还是3D？宣传方案怎么做，怎么打动宣传、怎么打动发行，在哪个院线，用哪个档期，海报拍成什么样，物料做成什么样，配送给谁，怎么确定发行方案啊，各方利益怎么协调……你还要我说什么？”
徐闻一口气几乎不停顿地说完了这一大堆，半晌又补充：“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她淡淡的说，“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制片人，你必须全都搞定。”
去年拍《与时尚同居》，一场室外戏却不巧遭遇了大雨。徐闻奔赴现场，“从下车走到室内的过程中，就像长镜头一样。”她看到大家都望着阴雨连绵的天，神色凝重。屋子里的人围了一圈在讨论对策，气氛沉重。“所有演员都有工作时间限制，大片可能在时间和资金上比较充足，但是小片不同。我很崩溃，因为钱攥在我手里。我知道今天不拍意味着第二天要拍出两天的戏，不知道得花多少力气才能赶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徐闻，等着她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下雨的缘故，灯泡炸了很多，如果冒雨拍摄，随时会有漏电的危险。她只好决定当天不拍了，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当然，除了她自己。“我立刻后悔了，想自己怎么那么冲动。说完这句话，我还要负责擦屁股。”徐闻只好跟演员的经纪人们交流，要求调整大家的档期。出乎她的意料，大家都很痛快地同意了。“那时，我看到所有人为了电影付出。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2 在高群书的《神探亨特张》里，徐闻第一次客串，体会了一把做演员的感觉，“制片人没法当演员！我当演员特别紧张，不是担心自己演不好，而是想，我这一遍没过，浪费时间，浪费胶片，这可怎么办。我做制片人的时候，演员老NG，就会听到周围人不满意，小声嘟囔‘演得这么烂，还不过’。当我变成演员，这种声音就会回响在我的耳边，我就很紧张，再来一遍时我就快哭死了。”徐闻笑着说，“我还是呆在幕后吧，以前我总笑称自己是‘影后’—电影后边的人，以后我再也不会当演员了。”
“言语无法表达的感受，可以通过电影来表达—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我从小就想做电影，但不想跟人交流。现在我做了制片人，除了跟人打交道，就是跟人打交道。”用她的话说，从拥有几个亿几百个亿的有钱人，到大街上卖水果的阿姨，她都得打交道。“这是我唯一没想到的。”
徐闻认为，中国的制片人体系发展得很不成熟。“在国外，电影开拍之前，你拿着担保就可以申请贷款，拍片上片，发行公司给你出示一个证明—比如大片，拍之前所有院线、档期就都定好了，你的商品还没做出来之前，银行就知道你的销售渠道和差不多的销售结果，它才会贷款给你。在国外有这个科学稳定的系统，电影制片人就是个管理者，比较重要。”但是在国内，制片人体系是“千疮百孔”的，让徐闻苦恼的是，制片人不被信任，“大家认为制片人不那么重要，认为不需要制片人，有钱就投给导演。导演也觉得，我就是制片人了，因为钱是我找来的。即使有名义上的制片人，要么是导演助理，要么是投资人的助理，不是一个独立的制片人。”
这正是徐闻保持独立状态的原因，“我要对电影负责，而不是对导演负责。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没有想‘我要为电影做什么’，而是想，我在电影中是什么位置’。大家不是在做电影，而是都在争抢老大的位置，争抢权力。中国电影好不了，就在这儿。有一天这个体系OK了，制片人才OK了，位置才会重要起来。你在那里拼着命地哭着喊着说大家都不重视制片人，制片人天天受欺负，没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在为这个圈子做贡献，为这个圈子的良性循环和体系做贡献。”
《心灵捕手》的制片人Chris Moore，是徐闻最欣赏的制片人。“中国还没有好的制片人”，至于自己，她笑说还没合格。“要是觉得我合格了，那肯定是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或者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我觉得制片人没有标准，只要在你手里能做出有社会意义又卖座的电影就好。”
徐闻说中国电影圈的专业队伍还不够成熟，她总是希望，能有更多有想象力的人加入到电影这个行业里来。“有些人觉得电影太难了，也有些人觉得电影太简单了—电影？我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么？电影不就是随便拍一拍、剪出来就行了么？还有很多人觉得艺术家才能做电影。去他妈的艺术家！中国电影的供给远远不够，需求也不够成熟，成熟的需求应该是类型化的，就像去书店买书一样，要有明确的目标。”
徐闻时忙时闲—制片人的工作很不规律，“既不要跟随这个市场，也不要离开市场太远，紧跟半步就好了。其实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很简单，但是注意，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我要是说‘爱’就忒他妈的酸了—就是兴趣，你要对电影有兴趣，对这个行业有兴趣，你才有可能做出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