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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参与电影、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太多角色被凝聚在“制片人”这个身份之上。近年来,制片人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重量。我们找到了他们—以韩国电影为典范、坚持走国际化运营操作之路的陈伟明,走出体制、开拓商业电影并大获成功的庞洪,怀着一腔热情杀进电影圈、被大导演昆汀钦点的徐闻。他们并不能组成中国制片人的全貌,但却能昭示中国电影的未来。
造梦者陈伟明 等待电影格局的洗牌
《教父》是陈伟明最喜欢的电影。他做梦都想拍上这么一部纯爷们的电影。“这不是一部普通的黑帮片,除了情与义,里头讲述的东西,更包含忠诚、奉献等许多西方人文思想,巧的是,这跟东方所推崇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在陈伟明的眼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失落了不少可贵的东西。“最应该推崇的不是金钱和财富,需要的是文化传统—诸如儒家、道家传承数千年的价值观。”
“每一个男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江湖。”陈伟明说,“无论是日韩,还是港台,也拍过很多黑帮片—但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无法震撼心灵。”他渴望有朝一日,自己的手上也能诞生一部中国版《教父》式的作品—他渴望在电影里描绘这种等待喷发的荷尔蒙,更渴望以此唤起人们对于当下现实的反思。
1 陈伟明大概是中国最早一批涉足电影的人。创立北京中博时代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是在1997年,当时,中国内地的民营电影公司刚刚起步。处身国营电影厂垄断市场的大环境下,观念的超前并没有赢得更多的便利,反而让他们的地位更加尴尬—没有基础,没有资源,也没有可借鉴的成功案例,一切只能靠陈伟明自行摸索。
但他从来就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在转行从事电影行业之前,他在广东做过贸易,在海南玩过房地产,在大连还承包过体育频道。在体育频道,陈伟明不仅要负责节目内容、节目流程、节目制作,甚至还要研究市场,了解客户的广告需求……正是因为在管理体育频道时积累下来的综合能力,让陈伟明很快地在电影圈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制片人必须是多面手,体育频道的训练,给我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在很多人眼里,陈伟明的电影江湖,是从《鬼子来了》开始的。创立中博的第二年,他投资制作了姜文自导自演的电影《鬼子来了》,这也是他在电影市场上打响的第一枪。然而,这部后来备受好评、并一举拿下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当时却由于违规操作,没有得到在国内公映的机会。为此,陈伟明天天写检查,整整上了一周的检讨课。
让陈伟明真正灰心的,是尚未出击就已经惨败的票房—导演姜文的鲁莽,让电影在国内的发行一败涂地,陈伟明只能靠海外发行勉强收回成本,局面可谓惨淡。同样年轻气盛的他与姜文大吵一架,几乎决裂。多年过去,两人都没再继续合作。但说起姜文,陈伟明至今依然赞许有加。“他的电影没得说,肯定是一流的。而且看到他现在终于成为一个能同时兼顾艺术价值和市场票房的导演,还是非常高兴的。至少说明,当年我的眼光非常准,他确实是个优秀的导演。”陈伟明顿了顿,笑了,“我很清楚,好的制片人需要经验的积累。失败不重要,任何一次失败,都有可能把他带向下一个成功。”
《鬼子来了》上遭受的挫败,让陈伟明衍生了要到国外学习电影制作的想法。他选择了韩国作为学习参考的对象。“好莱坞电影的发展很成熟,跟中国电影相比差距太大,可望不可及,无从借鉴。而当年的日本电影,学的是欧洲电影文化的路数,不适合中国。只有韩国电影,和中国一样,拥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在国际市场上也开始声名鹊起。”
就这样,陈伟明把心一横,来到了韩国。然而,他没有任何韩国电影圈的人脉,甚至连半个熟人都没有。他突然想起了当时的韩国影协主席申贤泽,两人曾经在国外的影展上打过照面,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但申贤泽不愿意见他—人家早已经把这个仅仅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国电影人给忘了。陈伟明没有因拜访遭拒一蹶不振,他来到申贤泽办公室的大门口,足足等了一个礼拜。当时正是冬天,天气寒冷。门卫八点上班,他八点准时出现在大门口;中午肚子饿了,便买个盒饭边吃边等……“我看着申贤泽坐着车从大门口一次次的经过。当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一根筋的等。”直到第七天,正当陈伟明准备放弃之际,申贤泽唤人把他召了进来。
正是这次聊天,让陈伟明和韩国电影圈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申贤泽的引荐,陈伟明得以认识很多韩国导演、电影人,也有了后来一次次的中韩合作,而电影《英雄》、《无极》、《十面埋伏》等,也是有了陈伟明的带路,才在韩国电影市场上大放异彩。
2 《十面埋伏》在韩国发行的时候,张艺谋让陈伟明安排了一次饭局,“他让我把韩国当下最牛的导演都请来,见面吃饭,聊一聊。”花了好一番力气,才把韩国当下的一线导演请来。结果上了饭桌,张艺谋一看,懵了—怎么都是一大帮年轻的“小孩”?
“中国的电影圈,总是不愿意给新人机会,也不愿意培养新的导演。”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影圈被第五代导演所垄断。如今,在中国电影的重重迷雾里,陈伟明却看到了一丝曙光。“就拿《画皮2》来说,执导的不是什么大牌导演,而是新生代导演乌尔善。结果呢?卖了7亿!这是多好的例子。不认老脸,也能做出好电影。”在陈伟明看来,更多传统理念上的颠覆和试水,是中国电影格局重新洗牌的希望所在。
“电影行业从来不缺钱—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一直如此。缺的是专业能力。”在韩国的经历,让陈伟明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电影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对于电影圈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韩国,电影的专业化是不分贵贱的。即便是每年一度的电影大奖,也会给年度最佳场务设一个奖项—要知道,一个好的场务,能给剧组解决多少麻烦!” 陈伟明皱了皱眉头,“但很遗憾,很多中国的电影人不明白这一点。”单单拿拉线这件简单的事情来说,专业的场务训练有素,不仅清楚拉线的每个步骤,就连线圈的收放都有讲究,效率极高。“但在中国,场务组拉个线,就一团乱。就连要个工具,就得找个半天。”
“在美国,学习导演只要5年,而学习制片则需要1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必修课上,还专门有一个课程是‘如何对你的投资人负责’。”因此,陈伟明要求自己务必要做个真正专业的制片人。“观众们看的是这部戏好看不好看,自己付出的票价值不值。导演看的是这部戏是否让自己满意,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价值观有没有得到体现。而制片人看的是如何能在保证市场和观众的前提下,还能有文学性和艺术性。”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在陈伟明眼里,制片人就是那金刚钻。就拿刚刚跟着陈伟明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参展的电影《危险关系》为例。这部电影,是陈伟明精心策划了12年的作品。由于原作曾经屡次改编成电影、舞台剧,更拿下过奥斯卡奖项,因此中国版电影的亮相势必要有新的尝试。改编剧本是第一步。陈伟明花了不少力气,邀来不轻易出山的严歌苓担任编剧。“她有很强的文字功力,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善于描述当代人的情感。”然后是导演。曾与陈伟明合作过的许秦豪成为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阴谋爱情大片,并不是许秦豪擅长的类型,但陈伟明很笃定。“之所以选择许秦豪,是因为我看到他有转型的能力,而他自己也有想要转型的欲望。”最难的一步,还要数演员—章子怡、张东健、张柏芝,要把这样的三个大腕聚到一起演戏,不仅要适合的档期,更要好的创意和剧本。陈伟明一次又一次和他们交流剧本、角色,最后终于把三人都敲定。
然而,这仅仅是电影制作人工作的开始。“制片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麻烦在等着你。对文学剧本,要有判断能力;对拍摄现场,要有把控能力;要和导演、演员良好的互动沟通,要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要解决任何人之间的矛盾和需求,还要灵活运用宣传手段、掌握市场动向、盯紧流程,控制成本,不能耽误每一天的拍摄任务……”陈伟明笑说,多亏了这个制片人的身份,让自己练就了一身理性分析的好本领,更学会了妥协和让步。
“卖梦想的人”,陈伟明这么形容自己。“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空壳,你要用意念、创作力、影像、文字把它填满。”陈伟明享受这个过程。无论环境是好是坏,他会把电影事业一直做下去。“我自己明白,那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信念和梦想。追求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那个年代,做电影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没有牌照、没有渠道、没有资源,唯一有的就是脑袋,还有梦想。
把梦想卖给你,这就是那么多年来,我做电影的价值。
造梦者陈伟明 等待电影格局的洗牌
《教父》是陈伟明最喜欢的电影。他做梦都想拍上这么一部纯爷们的电影。“这不是一部普通的黑帮片,除了情与义,里头讲述的东西,更包含忠诚、奉献等许多西方人文思想,巧的是,这跟东方所推崇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在陈伟明的眼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失落了不少可贵的东西。“最应该推崇的不是金钱和财富,需要的是文化传统—诸如儒家、道家传承数千年的价值观。”
“每一个男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江湖。”陈伟明说,“无论是日韩,还是港台,也拍过很多黑帮片—但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无法震撼心灵。”他渴望有朝一日,自己的手上也能诞生一部中国版《教父》式的作品—他渴望在电影里描绘这种等待喷发的荷尔蒙,更渴望以此唤起人们对于当下现实的反思。
1 陈伟明大概是中国最早一批涉足电影的人。创立北京中博时代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是在1997年,当时,中国内地的民营电影公司刚刚起步。处身国营电影厂垄断市场的大环境下,观念的超前并没有赢得更多的便利,反而让他们的地位更加尴尬—没有基础,没有资源,也没有可借鉴的成功案例,一切只能靠陈伟明自行摸索。
但他从来就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在转行从事电影行业之前,他在广东做过贸易,在海南玩过房地产,在大连还承包过体育频道。在体育频道,陈伟明不仅要负责节目内容、节目流程、节目制作,甚至还要研究市场,了解客户的广告需求……正是因为在管理体育频道时积累下来的综合能力,让陈伟明很快地在电影圈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制片人必须是多面手,体育频道的训练,给我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在很多人眼里,陈伟明的电影江湖,是从《鬼子来了》开始的。创立中博的第二年,他投资制作了姜文自导自演的电影《鬼子来了》,这也是他在电影市场上打响的第一枪。然而,这部后来备受好评、并一举拿下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当时却由于违规操作,没有得到在国内公映的机会。为此,陈伟明天天写检查,整整上了一周的检讨课。
让陈伟明真正灰心的,是尚未出击就已经惨败的票房—导演姜文的鲁莽,让电影在国内的发行一败涂地,陈伟明只能靠海外发行勉强收回成本,局面可谓惨淡。同样年轻气盛的他与姜文大吵一架,几乎决裂。多年过去,两人都没再继续合作。但说起姜文,陈伟明至今依然赞许有加。“他的电影没得说,肯定是一流的。而且看到他现在终于成为一个能同时兼顾艺术价值和市场票房的导演,还是非常高兴的。至少说明,当年我的眼光非常准,他确实是个优秀的导演。”陈伟明顿了顿,笑了,“我很清楚,好的制片人需要经验的积累。失败不重要,任何一次失败,都有可能把他带向下一个成功。”
《鬼子来了》上遭受的挫败,让陈伟明衍生了要到国外学习电影制作的想法。他选择了韩国作为学习参考的对象。“好莱坞电影的发展很成熟,跟中国电影相比差距太大,可望不可及,无从借鉴。而当年的日本电影,学的是欧洲电影文化的路数,不适合中国。只有韩国电影,和中国一样,拥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在国际市场上也开始声名鹊起。”
就这样,陈伟明把心一横,来到了韩国。然而,他没有任何韩国电影圈的人脉,甚至连半个熟人都没有。他突然想起了当时的韩国影协主席申贤泽,两人曾经在国外的影展上打过照面,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但申贤泽不愿意见他—人家早已经把这个仅仅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国电影人给忘了。陈伟明没有因拜访遭拒一蹶不振,他来到申贤泽办公室的大门口,足足等了一个礼拜。当时正是冬天,天气寒冷。门卫八点上班,他八点准时出现在大门口;中午肚子饿了,便买个盒饭边吃边等……“我看着申贤泽坐着车从大门口一次次的经过。当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一根筋的等。”直到第七天,正当陈伟明准备放弃之际,申贤泽唤人把他召了进来。
正是这次聊天,让陈伟明和韩国电影圈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了申贤泽的引荐,陈伟明得以认识很多韩国导演、电影人,也有了后来一次次的中韩合作,而电影《英雄》、《无极》、《十面埋伏》等,也是有了陈伟明的带路,才在韩国电影市场上大放异彩。
2 《十面埋伏》在韩国发行的时候,张艺谋让陈伟明安排了一次饭局,“他让我把韩国当下最牛的导演都请来,见面吃饭,聊一聊。”花了好一番力气,才把韩国当下的一线导演请来。结果上了饭桌,张艺谋一看,懵了—怎么都是一大帮年轻的“小孩”?
“中国的电影圈,总是不愿意给新人机会,也不愿意培养新的导演。”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电影圈被第五代导演所垄断。如今,在中国电影的重重迷雾里,陈伟明却看到了一丝曙光。“就拿《画皮2》来说,执导的不是什么大牌导演,而是新生代导演乌尔善。结果呢?卖了7亿!这是多好的例子。不认老脸,也能做出好电影。”在陈伟明看来,更多传统理念上的颠覆和试水,是中国电影格局重新洗牌的希望所在。
“电影行业从来不缺钱—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一直如此。缺的是专业能力。”在韩国的经历,让陈伟明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电影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对于电影圈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韩国,电影的专业化是不分贵贱的。即便是每年一度的电影大奖,也会给年度最佳场务设一个奖项—要知道,一个好的场务,能给剧组解决多少麻烦!” 陈伟明皱了皱眉头,“但很遗憾,很多中国的电影人不明白这一点。”单单拿拉线这件简单的事情来说,专业的场务训练有素,不仅清楚拉线的每个步骤,就连线圈的收放都有讲究,效率极高。“但在中国,场务组拉个线,就一团乱。就连要个工具,就得找个半天。”
“在美国,学习导演只要5年,而学习制片则需要1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必修课上,还专门有一个课程是‘如何对你的投资人负责’。”因此,陈伟明要求自己务必要做个真正专业的制片人。“观众们看的是这部戏好看不好看,自己付出的票价值不值。导演看的是这部戏是否让自己满意,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价值观有没有得到体现。而制片人看的是如何能在保证市场和观众的前提下,还能有文学性和艺术性。”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在陈伟明眼里,制片人就是那金刚钻。就拿刚刚跟着陈伟明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参展的电影《危险关系》为例。这部电影,是陈伟明精心策划了12年的作品。由于原作曾经屡次改编成电影、舞台剧,更拿下过奥斯卡奖项,因此中国版电影的亮相势必要有新的尝试。改编剧本是第一步。陈伟明花了不少力气,邀来不轻易出山的严歌苓担任编剧。“她有很强的文字功力,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善于描述当代人的情感。”然后是导演。曾与陈伟明合作过的许秦豪成为他心目中的不二人选。阴谋爱情大片,并不是许秦豪擅长的类型,但陈伟明很笃定。“之所以选择许秦豪,是因为我看到他有转型的能力,而他自己也有想要转型的欲望。”最难的一步,还要数演员—章子怡、张东健、张柏芝,要把这样的三个大腕聚到一起演戏,不仅要适合的档期,更要好的创意和剧本。陈伟明一次又一次和他们交流剧本、角色,最后终于把三人都敲定。
然而,这仅仅是电影制作人工作的开始。“制片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麻烦在等着你。对文学剧本,要有判断能力;对拍摄现场,要有把控能力;要和导演、演员良好的互动沟通,要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要解决任何人之间的矛盾和需求,还要灵活运用宣传手段、掌握市场动向、盯紧流程,控制成本,不能耽误每一天的拍摄任务……”陈伟明笑说,多亏了这个制片人的身份,让自己练就了一身理性分析的好本领,更学会了妥协和让步。
“卖梦想的人”,陈伟明这么形容自己。“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空壳,你要用意念、创作力、影像、文字把它填满。”陈伟明享受这个过程。无论环境是好是坏,他会把电影事业一直做下去。“我自己明白,那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信念和梦想。追求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那个年代,做电影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没有牌照、没有渠道、没有资源,唯一有的就是脑袋,还有梦想。
把梦想卖给你,这就是那么多年来,我做电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