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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备受关注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曾锦春尚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等人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看望他，并与他进行了数次长谈。
曾经霸气张扬的纪委书记曾锦春，狱中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羸弱老人。在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贪曾锦春》一书中，王明高这样描述：“他脸色苍老而憔悴，眼光麻木而呆滞，双手和双脚都加着沉重的铁镣，每挪一步，身体都要随之左右晃动，显得十分艰难。”从看守所第三道铁门到审讯室不足50米的距离，他走了近5分钟。
作为曾经的纪委书记、如今的死刑犯，曾锦春的忏悔与辩解，于反腐制度建设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如何监督纪委书记，他说，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而其他监督则流于形式。他坚持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一定要异地交流，后悔换届时让他当政协主席他却没去，也后悔要他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因为在新地方，他不敢大胆捞钱。
在对话中，曾锦春对一审判决里的一句话——“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表示不满。他不断询问上诉改判死缓的机会有多大，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坐立不安。
他仍然期望“组织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亲。他说，如果他能重新选择职业，仍然想当纪委书记，“反更多的腐败”，现在他“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第一次访问后，王明高等人专程去了曾锦春的老家汝城，看望了他86岁高龄的老母亲。昔日门庭若市的曾家四层楼房，如今门庭冷落，屋里一座一人高的豪华大钟，早已停止了摆动。得知儿子因贪污入狱后，曾母的眼睛哭瞎了。她专程托王明高一行，给曾锦春带去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红薯干。
看守所里写小说
行贿人“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
王明高：你的身体还好吧，吃住都怎么样？
曾锦春：身体还好，只是有时候有点三叉神经痛，老毛病了，吃住都好。
王明高：廉洁从政有三大忌：揽功、贪色、争名利。走到今天，你心里有些什么感触？
曾锦春：我给纪委干部上课时说，人如果能战胜自己，天下无敌。2000年我提出这句话，当时的初衷是纪委干部首先管好自己。我当时已经是贪官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王明高：在看守所里，你还做了哪些思考？有没有写一些日记和回忆录警示后人？
曾锦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省看守所里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定为《贿孽》，有35万字，内容主要是写我的受贿情况和情妇生活。看守所有人看了，说比《青瓷》写得好。
王明高：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
曾锦春：我是1966年3月29日入党的，大二的时候，那一天我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个想法：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处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
王明高：到现在，你认为心中最对不住的人是谁？
曾锦春：最对不住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她老人家住在农村里，86岁了，我一天也没尽孝。我母亲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她总认为我是好人。现在要是还给我一次机会，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孝顺母亲。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
王明高：能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一步步变质、走向犯罪的吗？
曾锦春：不义之财不可取，侥幸之心不可有。送钱的老板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不是害你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你拿了钱，替他办了事，他都讲出来了。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有事，按正规程序搞，不要搞私人感情、幕后交易。搞幕后交易，他就有办法对付你，结果连我没有的事他都讲有。
“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
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有钱的。我想现在搞点钱，以后可以扶助他们。名利思想也影响了我。2001年我到桂阳去观光，看到古代一个三品官，当地老百姓为他竖碑立传，千古流芳。我也想多搞些钱，等退休后到家乡投资搞建设，让百姓为我立碑，流芳百世。
王明高：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变腐败，老婆也有一定责任。她还代我收了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了我走向犯罪。老板也是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他就通过我儿子送钱，求我办事。他们收的钱很多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
捷径可能是最坏的
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
王明高：你平常都是怎么花钱的？平时在家里用钱奢侈吗？
曾锦春：我家连用自来水都是非常节约的，洗完脸的水要留着冲厕所，纸巾都要两面用，家里都很朴素。我的钱都投到矿里去了，家里现金存款总共才二十多万。
王明高：你一共有几个情妇？她们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利用我的关系，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因为她父亲曾是我的老领导，临终前要我照顾好他女儿，我还了这个愿，以后就再没有来往了。
王明高：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个性？这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影响？
曾锦春：我对想做的事不惜一切代价。我特别争强好斗，我讲话一定算数的。事情搞成了很高兴，哪怕付出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
王明高：你从县委书记到国土局局长、农办副主任，到1995年当纪委书记，是不是过于顺利了？
曾锦春：那时候我确实干得好、有点成绩。回想起来也确实太顺了。这让我骄傲自满，心理极度膨胀。走走弯路也好。现在想来，人生的捷径可能就是最坏的路。
王明高：听说当时有朋友提醒你，反映你问题的人很多，要你在工作上注意。
曾锦春：好朋友对我提意见，我知道是对我好。我当时还是警醒自己，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应付上级检查方面会更加注意。
王明高：你老家建别墅，你出了多少钱？
曾锦春：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建房我只出了6万块钱。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出钱的，当时我要他们出钱，所以他们恨我。本想等我把矿开好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我没有给家人太多好处，只安排好了他们的小孩子参加工作，但直接的好处没有。
红包上交都是“做做样子”
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王明高：关于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锦春：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称自己和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李大伦不清楚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他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卖房，要单位拨款。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
王明高：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锦春：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
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王明高：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
曾锦春：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就我的教训来说，一是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二是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我后悔换届的时候要我去当政协主席而没去，也后悔要我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如果去的话，新地方我不熟，不会大胆去收钱。
上级纪委应该直接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郴州市委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也是流于形式，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人都是有感情的，对提意见的人一般很反感，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的工作提意见。
腐败确实是大问题，但腐败不是一个人在搞，只要稍微有点权，都会去搞。我想，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王明高：你认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怎么样？
曾锦春：有作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真正做到领导干部财产必须申报。我的钱绝大多数都投在矿里，是以亲戚名义投的，申报时不会讲出去。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
王明高：你对自己的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曾锦春：第一点，我想让组织考虑我的立功，举报了郴州市工商局原局长。但检察官说，纪委书记举报，不算立功。说我引起的民愤极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这点我不认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怎么能叫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我查处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有150多个，正科级干部上千个，肯定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有怨言。有个农民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说我支持他们村里的矿山，完全没有这回事。后来一些人还组成了“举报联盟”，到处讲我的坏话，我被抓后，他们从北京打电话，组织郴州的一些人放鞭炮，组织腰鼓队，写标语，请记者。这些人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呢？我老家村里还有三百多农民写联名信替我求情，这又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呢？
王明高：外界传闻说一些矿山和企业交40万元，就能得到纪委挂牌保护？
曾锦春：那都是造谣。牌子是有的，但是省里要求的，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钱。
王明高：你动用“双规”是否都是按程序走的？
曾锦春：绝对都是按程序走的，有档案可查的。
王明高：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怎样选择？
曾锦春：我还是会选择当纪委书记，可以为民做很多实事，只要不谋私的话，我可以反更多的腐败。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人事调动。人事调动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也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王明高：有没有关系好的人找你帮忙，但没有任何回报的，你帮过这种忙吗？
曾锦春：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除非找我的人对我有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王明高：有人说你在位时上班都很忙，办公室门口经常要排长队？
曾锦春：上班时我办公室像赶集一样，真的是门庭若市！找我帮忙的人不少。
每次收了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
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
王明高：一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书籍曾经影响过你？
曾锦春：有些权术思想影响了我。第一，当官要学会用权的艺术。我当书记三年内把乡党委书记和科局一把手都调整了，重要岗位都安排自己的人。郴县有个计生委主任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换到工会当主席去了。第二，笼络人心，尽量多说好话，带目的地去关心别人。郴州市招标办主任因赌博被公安局抓了，我保护他，没有追究他。招标办主任抓住了，整个招标工作我就得心应手了。
我当纪委书记后，每个干部每年发7000元福利，纪委常委每人一台专车。纪委地位提高了，提拔干部也有了便利。
上世纪90年代我去邻省一个区考察。当时我们闲谈时，他们一个副书记说：“红包收得多，说明我与群众关系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原本是去考察他们纪委工作先进经验的，反而助长了我大胆收红包的心理。
王明高：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曾锦春：我每天都在希望和等待中度过，希望改判。只能听天由命。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经济犯不判死刑”。
王明高：你迷信吗，算过命吗？
曾锦春：其实每次收了人家的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喜鹊叫好，乌鸦叫祸。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我血压高也是长期担惊受怕所导致。
王明高：你还有什么要求？
曾锦春：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我就回到老家，到农村去，侍奉我的老母亲。
曾锦春自述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猛烈冲击着社会，打开窗户，苍蝇、蚊子也随空气乘虚而入。当时我给市纪委干部上课，强调”管住自己，天下无敌”。可惜我自己反倒没有管住自己。
有一次我去看望1970年代的临武县老县委书记，我当过他秘书，由于在位时，他的三个小孩子都没安排好工作，现在都下岗了。他只得请我帮忙，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想我不能像他，有权便要用足，不要过期作废，再来后悔。早些年我都要去给原郴州地区一位老领导拜年。我了解他和子女的经济状况，他的子女因为没有钱经常吵架，闹得家庭不和睦。
每年的全市老干部座谈会我都参加，有时会个别与他们交谈，当谈到在位时门庭若市，离退休后冷冷清清，真是人走茶凉。我想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我退休后要去赚钱，去开矿，可到有股份的地方当顾问，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997年春节，临武县统战部一个副部长到我家拜年，拿来一个1000元的红包。我和我老婆开始不肯收。他说：“两瓶酒、两条烟，超过1000元。你不吃酒，不抽烟，送你还不好处理。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在理，收下了红包。缺口一打开，几年来便收了红包礼金一百多万。
郴州是全国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对党政干部参股办矿、办企业，中央、省市也有规定，可我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自己懂点采矿的知识，挖空心思在7个地方参股办矿，有时自已去看地形，出谋划策。为了办矿收受大额贿赂，投资2007万办矿，分红利达1000多万元。每年全市都要搞矿山整顿，可我查别人，不查自己，认为虽然违纪，但客观上起了推动矿上开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最开始时，我也曾经抵制住了一些诱惑。记得在花塘公社当党委书记时，一次下大队工作，有个当招待的女孩，二十五六岁，长得很漂亮，对我明显就有那种意思，给我送茶时，时常在我手上捏两下，有事没事常到公社办公室找我。有次我在驻点的村子里，她又找来，坐在床上，还说没事就不能来坐一坐啊。我知道她的意思，态度强硬地把她赶走了。
1993年，我在郴县当县长时，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是我在临武县蹲点时的大队队长，说在酒店房间里等我。当年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如今楚楚动人，她想请我帮忙调动一下工作，由县文化馆调到县劳动局，接下来她讲自己感情生活失败，离婚后孤身一人。之后经常来找我，眉目传情，但我都拒绝了。
为什么那时自己能约束自己，抵住各种诱惑呢？主要是当时有理想，有抱负，思想纯真，身在基层，想干出一番事业，得到领导和组织肯定，从而升到更高位置。可随着职位升迁，手中权力越来越大，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
2001年底，我参加郴州在深圳的招商引资会，晚上被邀请参加一家高科技公司董事长的宴席，吃的是鲍鱼龙虾，喝的是路易十三，饭后又去桑拿，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之后还去卡拉OK，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三万多。再看那些老板，坐的不是奔驰就是宝马，身边还有漂亮的“小蜜”，大大方方，毫无压抑的感觉，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我当时心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上的开销。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要退了。回到郴州后，我收钱的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不久就收了几个矿老板和建筑商的几百万元。
纪委对党内干部有随时监督的权力，郴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谁有问题，市纪委可以直接向省纪委汇报，所以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和市纪委都有惧怕心理，一般不管市纪委的事，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样，市纪委就成了一个除上级纪委外无人敢管的特权部门。
送钱给我的干部，我可以让他们升职，对那些不听招呼，妨碍我利益的干部，我也可以利用权力予以打击，排除异己。法纪变成我谋取私利的工具，变成打击对立面的威力无比的武器。权力出租最后演绎成官商勾结、官色勾结。我的情妇有哪个是有真感情的？我的几个干儿子有谁真正是拿我当爹的，还有那么多老板、朋友，甚至亲戚，又有谁真正会为我两肋插刀呢？我出事后，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基本上都把刀插到我的两肋来了。（摘自《南方周末》2011.3.24)B①
备受关注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于2010年12月30日被执行枪决。曾锦春尚在狱中等待判决的时候，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等人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看望他，并与他进行了数次长谈。
曾经霸气张扬的纪委书记曾锦春，狱中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羸弱老人。在即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贪曾锦春》一书中，王明高这样描述：“他脸色苍老而憔悴，眼光麻木而呆滞，双手和双脚都加着沉重的铁镣，每挪一步，身体都要随之左右晃动，显得十分艰难。”从看守所第三道铁门到审讯室不足50米的距离，他走了近5分钟。
作为曾经的纪委书记、如今的死刑犯，曾锦春的忏悔与辩解，于反腐制度建设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如何监督纪委书记，他说，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而其他监督则流于形式。他坚持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一定要异地交流，后悔换届时让他当政协主席他却没去，也后悔要他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因为在新地方，他不敢大胆捞钱。
在对话中，曾锦春对一审判决里的一句话——“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表示不满。他不断询问上诉改判死缓的机会有多大，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坐立不安。
他仍然期望“组织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亲。他说，如果他能重新选择职业，仍然想当纪委书记，“反更多的腐败”，现在他“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第一次访问后，王明高等人专程去了曾锦春的老家汝城，看望了他86岁高龄的老母亲。昔日门庭若市的曾家四层楼房，如今门庭冷落，屋里一座一人高的豪华大钟，早已停止了摆动。得知儿子因贪污入狱后，曾母的眼睛哭瞎了。她专程托王明高一行，给曾锦春带去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红薯干。
看守所里写小说
行贿人“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
王明高：你的身体还好吧，吃住都怎么样？
曾锦春：身体还好，只是有时候有点三叉神经痛，老毛病了，吃住都好。
王明高：廉洁从政有三大忌：揽功、贪色、争名利。走到今天，你心里有些什么感触？
曾锦春：我给纪委干部上课时说，人如果能战胜自己，天下无敌。2000年我提出这句话，当时的初衷是纪委干部首先管好自己。我当时已经是贪官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王明高：在看守所里，你还做了哪些思考？有没有写一些日记和回忆录警示后人？
曾锦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省看守所里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定为《贿孽》，有35万字，内容主要是写我的受贿情况和情妇生活。看守所有人看了，说比《青瓷》写得好。
王明高：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
曾锦春：我是1966年3月29日入党的，大二的时候，那一天我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个想法：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处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
王明高：到现在，你认为心中最对不住的人是谁？
曾锦春：最对不住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她老人家住在农村里，86岁了，我一天也没尽孝。我母亲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她总认为我是好人。现在要是还给我一次机会，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孝顺母亲。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
王明高：能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一步步变质、走向犯罪的吗？
曾锦春：不义之财不可取，侥幸之心不可有。送钱的老板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不是害你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你拿了钱，替他办了事，他都讲出来了。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有事，按正规程序搞，不要搞私人感情、幕后交易。搞幕后交易，他就有办法对付你，结果连我没有的事他都讲有。
“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
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有钱的。我想现在搞点钱，以后可以扶助他们。名利思想也影响了我。2001年我到桂阳去观光，看到古代一个三品官，当地老百姓为他竖碑立传，千古流芳。我也想多搞些钱，等退休后到家乡投资搞建设，让百姓为我立碑，流芳百世。
王明高：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变腐败，老婆也有一定责任。她还代我收了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了我走向犯罪。老板也是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他就通过我儿子送钱，求我办事。他们收的钱很多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
捷径可能是最坏的
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
王明高：你平常都是怎么花钱的？平时在家里用钱奢侈吗？
曾锦春：我家连用自来水都是非常节约的，洗完脸的水要留着冲厕所，纸巾都要两面用，家里都很朴素。我的钱都投到矿里去了，家里现金存款总共才二十多万。
王明高：你一共有几个情妇？她们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利用我的关系，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因为她父亲曾是我的老领导，临终前要我照顾好他女儿，我还了这个愿，以后就再没有来往了。
王明高：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个性？这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影响？
曾锦春：我对想做的事不惜一切代价。我特别争强好斗，我讲话一定算数的。事情搞成了很高兴，哪怕付出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
王明高：你从县委书记到国土局局长、农办副主任，到1995年当纪委书记，是不是过于顺利了？
曾锦春：那时候我确实干得好、有点成绩。回想起来也确实太顺了。这让我骄傲自满，心理极度膨胀。走走弯路也好。现在想来，人生的捷径可能就是最坏的路。
王明高：听说当时有朋友提醒你，反映你问题的人很多，要你在工作上注意。
曾锦春：好朋友对我提意见，我知道是对我好。我当时还是警醒自己，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应付上级检查方面会更加注意。
王明高：你老家建别墅，你出了多少钱？
曾锦春：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建房我只出了6万块钱。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出钱的，当时我要他们出钱，所以他们恨我。本想等我把矿开好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我没有给家人太多好处，只安排好了他们的小孩子参加工作，但直接的好处没有。
红包上交都是“做做样子”
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王明高：关于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锦春：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称自己和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李大伦不清楚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他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卖房，要单位拨款。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
王明高：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锦春：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
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王明高：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
曾锦春：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就我的教训来说，一是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二是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我后悔换届的时候要我去当政协主席而没去，也后悔要我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如果去的话，新地方我不熟，不会大胆去收钱。
上级纪委应该直接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郴州市委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也是流于形式，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人都是有感情的，对提意见的人一般很反感，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的工作提意见。
腐败确实是大问题，但腐败不是一个人在搞，只要稍微有点权，都会去搞。我想，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王明高：你认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怎么样？
曾锦春：有作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真正做到领导干部财产必须申报。我的钱绝大多数都投在矿里，是以亲戚名义投的，申报时不会讲出去。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
王明高：你对自己的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曾锦春：第一点，我想让组织考虑我的立功，举报了郴州市工商局原局长。但检察官说，纪委书记举报，不算立功。说我引起的民愤极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这点我不认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怎么能叫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我查处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有150多个，正科级干部上千个，肯定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有怨言。有个农民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说我支持他们村里的矿山，完全没有这回事。后来一些人还组成了“举报联盟”，到处讲我的坏话，我被抓后，他们从北京打电话，组织郴州的一些人放鞭炮，组织腰鼓队，写标语，请记者。这些人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呢？我老家村里还有三百多农民写联名信替我求情，这又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呢？
王明高：外界传闻说一些矿山和企业交40万元，就能得到纪委挂牌保护？
曾锦春：那都是造谣。牌子是有的，但是省里要求的，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钱。
王明高：你动用“双规”是否都是按程序走的？
曾锦春：绝对都是按程序走的，有档案可查的。
王明高：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怎样选择？
曾锦春：我还是会选择当纪委书记，可以为民做很多实事，只要不谋私的话，我可以反更多的腐败。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人事调动。人事调动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也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王明高：有没有关系好的人找你帮忙，但没有任何回报的，你帮过这种忙吗？
曾锦春：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除非找我的人对我有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王明高：有人说你在位时上班都很忙，办公室门口经常要排长队？
曾锦春：上班时我办公室像赶集一样，真的是门庭若市！找我帮忙的人不少。
每次收了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
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
王明高：一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书籍曾经影响过你？
曾锦春：有些权术思想影响了我。第一，当官要学会用权的艺术。我当书记三年内把乡党委书记和科局一把手都调整了，重要岗位都安排自己的人。郴县有个计生委主任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换到工会当主席去了。第二，笼络人心，尽量多说好话，带目的地去关心别人。郴州市招标办主任因赌博被公安局抓了，我保护他，没有追究他。招标办主任抓住了，整个招标工作我就得心应手了。
我当纪委书记后，每个干部每年发7000元福利，纪委常委每人一台专车。纪委地位提高了，提拔干部也有了便利。
上世纪90年代我去邻省一个区考察。当时我们闲谈时，他们一个副书记说：“红包收得多，说明我与群众关系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原本是去考察他们纪委工作先进经验的，反而助长了我大胆收红包的心理。
王明高：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曾锦春：我每天都在希望和等待中度过，希望改判。只能听天由命。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经济犯不判死刑”。
王明高：你迷信吗，算过命吗？
曾锦春：其实每次收了人家的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喜鹊叫好，乌鸦叫祸。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我血压高也是长期担惊受怕所导致。
王明高：你还有什么要求？
曾锦春：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我就回到老家，到农村去，侍奉我的老母亲。
曾锦春自述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猛烈冲击着社会，打开窗户，苍蝇、蚊子也随空气乘虚而入。当时我给市纪委干部上课，强调”管住自己，天下无敌”。可惜我自己反倒没有管住自己。
有一次我去看望1970年代的临武县老县委书记，我当过他秘书，由于在位时，他的三个小孩子都没安排好工作，现在都下岗了。他只得请我帮忙，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想我不能像他，有权便要用足，不要过期作废，再来后悔。早些年我都要去给原郴州地区一位老领导拜年。我了解他和子女的经济状况，他的子女因为没有钱经常吵架，闹得家庭不和睦。
每年的全市老干部座谈会我都参加，有时会个别与他们交谈，当谈到在位时门庭若市，离退休后冷冷清清，真是人走茶凉。我想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我退休后要去赚钱，去开矿，可到有股份的地方当顾问，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997年春节，临武县统战部一个副部长到我家拜年，拿来一个1000元的红包。我和我老婆开始不肯收。他说：“两瓶酒、两条烟，超过1000元。你不吃酒，不抽烟，送你还不好处理。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在理，收下了红包。缺口一打开，几年来便收了红包礼金一百多万。
郴州是全国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对党政干部参股办矿、办企业，中央、省市也有规定，可我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自己懂点采矿的知识，挖空心思在7个地方参股办矿，有时自已去看地形，出谋划策。为了办矿收受大额贿赂，投资2007万办矿，分红利达1000多万元。每年全市都要搞矿山整顿，可我查别人，不查自己，认为虽然违纪，但客观上起了推动矿上开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最开始时，我也曾经抵制住了一些诱惑。记得在花塘公社当党委书记时，一次下大队工作，有个当招待的女孩，二十五六岁，长得很漂亮，对我明显就有那种意思，给我送茶时，时常在我手上捏两下，有事没事常到公社办公室找我。有次我在驻点的村子里，她又找来，坐在床上，还说没事就不能来坐一坐啊。我知道她的意思，态度强硬地把她赶走了。
1993年，我在郴县当县长时，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是我在临武县蹲点时的大队队长，说在酒店房间里等我。当年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如今楚楚动人，她想请我帮忙调动一下工作，由县文化馆调到县劳动局，接下来她讲自己感情生活失败，离婚后孤身一人。之后经常来找我，眉目传情，但我都拒绝了。
为什么那时自己能约束自己，抵住各种诱惑呢？主要是当时有理想，有抱负，思想纯真，身在基层，想干出一番事业，得到领导和组织肯定，从而升到更高位置。可随着职位升迁，手中权力越来越大，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
2001年底，我参加郴州在深圳的招商引资会，晚上被邀请参加一家高科技公司董事长的宴席，吃的是鲍鱼龙虾，喝的是路易十三，饭后又去桑拿，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之后还去卡拉OK，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三万多。再看那些老板，坐的不是奔驰就是宝马，身边还有漂亮的“小蜜”，大大方方，毫无压抑的感觉，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我当时心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上的开销。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要退了。回到郴州后，我收钱的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不久就收了几个矿老板和建筑商的几百万元。
纪委对党内干部有随时监督的权力，郴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谁有问题，市纪委可以直接向省纪委汇报，所以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和市纪委都有惧怕心理，一般不管市纪委的事，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样，市纪委就成了一个除上级纪委外无人敢管的特权部门。
送钱给我的干部，我可以让他们升职，对那些不听招呼，妨碍我利益的干部，我也可以利用权力予以打击，排除异己。法纪变成我谋取私利的工具，变成打击对立面的威力无比的武器。权力出租最后演绎成官商勾结、官色勾结。我的情妇有哪个是有真感情的？我的几个干儿子有谁真正是拿我当爹的，还有那么多老板、朋友，甚至亲戚，又有谁真正会为我两肋插刀呢？我出事后，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基本上都把刀插到我的两肋来了。（摘自《南方周末》2011.3.24)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