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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的东德为背景，讲述一名秘密警察被他所监听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的向往所打动，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
漫长的1984：东德窃听风暴
1990年的1 月 16 日，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大院。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16年后，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以1984年的东柏林为时代背景，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他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 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
无处不在的史塔西：“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
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也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在如今的“史塔西”博物馆，展示了当时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
电影外的延续：“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电影《窃听风暴》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多纳斯马克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
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史塔西特工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窃听，改变了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把国家打扮成那个至高无上的神；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电影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曾拒绝了导演多纳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漫长的1984：东德窃听风暴
1990年的1 月 16 日，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大院。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16年后，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以1984年的东柏林为时代背景，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他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 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
无处不在的史塔西：“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
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也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在如今的“史塔西”博物馆，展示了当时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
电影外的延续：“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电影《窃听风暴》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多纳斯马克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
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史塔西特工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窃听，改变了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把国家打扮成那个至高无上的神；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电影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曾拒绝了导演多纳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