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重译是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种特殊现象。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性质决定了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成功重译的标准在于其在传输原著的语言风格、艺术效果和意境等方面是否超越了旧译，是否更具有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文学作品；重译；必要性和意义；成功重译的标准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1)09-0172-3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3.047
词典对“重复”通常释义为“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再次做或提及同一件事”。除了用于修辞目的及起强调作用外，更多的情况下带消极含义，有“啰嗦”、“炒冷饭”之嫌，被认为是多此一举。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发表、出版后，便极少重写。但重译却是种常见的现象，往往被冠以有积极意义，有价值之举，能使译本趋于完美、准确，渐渐走向定本，可以提高翻译水平，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1. 重译是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种特殊现象
论著、研究报告、法律文书、科技文献资料、公函、契约等文本重译情况较为鲜见，大量重译的属文学作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名著。在我国，最早期的当属佛经文学的重译。佛典文学翻译最早始于汉明帝，至唐称极盛，历经（1）外国人主译期、（2）中外人主译期、（3）本国人主译期三个时期，其间不少佛典被一再重译。如《毗婆沙》，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由僧伽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后又经唐代玄装再译为二百卷（梁启超，1984: 53, 56）。
其后为《圣经》文学的重译。最早可追溯到635年，即唐太宗九年基督教一分支——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始传于中国时。当时，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Rabban Olopen）译出了“旧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共27章，后由另一波斯传教士景净译了叙利亚文的《尊经》（《圣经》的旧称）32部。16世纪以来，开始出现由传教士主译的天主教著作《圣经》汉译本，其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冯秉正、贺清泰等；后来，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郭士位等陆续译出了各种《圣经》改译版本；最后，由狄考文、王宣忱以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为蓝本，进一步加工、完善译成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了汉译《圣经》的权威版本，因而其实际上是无数中西学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蒋骁华，2003: 301-303）。
接着，则为纯文学作品，尤其名著的重译越发普遍，以至外国文学名著一译再译，每种至少有两种译本，有的多达十余种甚至三、四十种译本，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大卫·科彼菲尔德》、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爱玛》、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另一方面，汉译英也存在类似现象。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的著名古代诗词，现代作家鲁迅、巴金等许多作品在西方世界均有不同译本。再从国外看，也有大量文学作品重译情况。如，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30种《哈姆雷特》俄文译本（奥泽罗夫，1983），说明文学作品重译是一种世界现象（蔡毅等，2000: 292）。
2. 文学作品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什么重译具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主要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一译再译？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它有助于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
笔者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重译具有广泛的市场而且经久不衰，其根本原因与文学及文学语言的基本性质密切相关。
理论、科学等方面文体传达信息、概念，起解释、说明、报导等作用，功能单一、明确，而文学则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辞海》，1979: 1534）”，它以情动人，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和永恒的价值，功能丰富多彩，内容认识上含个体性、综合性、虚构性、想象性等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时代烙印、历史背景以及作家个性表现，包括创作手法和个人风格等。文学这些复杂的性质使得同一文本对于不同读者（包括译者），由于智力水平、审美能力、倾向、生活阅历等迥异，可导致不同的透视观照、知觉感受，不同的阐释表意以及错误认知、误释等情况，因而也就使文学作品重译显得非常必要，很有意义。尤其是名著，由于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深邃的思想、独特的创作手法、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等，往往不是一次翻译就能产生和原著一样的效果，而是需要多次重译，不断加深对原文理解，减少损失。
文学的基本性质也决定了文学语言的特征和作用。总的来说，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艺术语言，文学作品的形象，直接与语言相关，建立在一定的语言范畴之上。“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胡有清，1999: 100）”，“是作家、诗人用来描绘人生图画的特殊的工具，是集中传达人们审美意识的物质手段（李润新，1994: 7）”。这便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与理论著作、科技论著等不同。后者的语言形式主要为了表达概念，因此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文学作品中，语言形式与形象内容却非常积极地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密切相关。
其次，文学语言传情达意，富有形象性、含类象、标志、象征等特点，鲜明，生动，精炼；具有丰富的内涵，蕴藉隽永，并且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功能多样，包括叙述、描写、抒情等；二是形式多样，如口语、书面语、成语、谚语、外来语等；三是修辞手法多样，具有五光十色的语言变体，加之作者语言风格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使得文学语言色彩斑斓，绚丽夺目，变化万千。
此外，理论科技语言是直指式的，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具有单一、简捷、明了的特点，类似数学或符号逻辑学那种标志系统（such a system of signs as mathematics or symbolic logic），属于“世界性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Wellek, 1977: 23）。而文学语言却带模糊性，存在多种歧义，由此扩大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无数个空白点，为读者（包括译者）带来不同的思维天地。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正是由于该言语的模糊逻辑，为这句话增添了艺术魅力，产生了扑朔迷离的奇特效果，导致了不同解读、诠释。如卞之琳先生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朱生豪先生译为“生存还是毁灭”；张庆路先生认为应译为“妥协呢还是斗争呢”（见《中国翻译》1990年第3期）等等。
最后，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还表现为多变量的。不同思维角度导致不同参照点的选取和不同焦点、信息的传达；大量同义词以及同一语义层次相关词的运用和语言中，尤其文学语言中存在的变异现象；语法同义结构的运用等，使得一种思维内容往往可有多种表达形式。而作为用一种语言传递另一种语言的思维内容的翻译，由于双语思维方式、用语、修辞方式、语言结构、审美视角等不一致，其表达手段更加具有多元性特点。
概言之，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it stresses the awareness of the sign itself）（Wellek, 1977: 23）及其富有形象性、情感性、多样性、模糊性、多变量等特点，凸显出文学翻译中语言的作用和意义，阐释的艰巨性和多重性，从而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重译的必要性和价值，同时也为成功重译的标准提供了内在启示。
3. 文学作品成功重译的标准
鉴于语言在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和价值，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行为，语言是文学翻译的基本因素。译者通过语言来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感情色彩、艺术形象、文体风格，同时也运用语言传情达意，进行艺术再创造。翻译毋需构思，从基本意义上看，文学翻译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其成功与否，基本上在语言方面见功夫。一部文学著作是否成功重译或是否超越了旧译，一方面固然要看对原著思想内涵是否有更准确的领悟和把握，即内容上是否更贴近原著。一部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译者尤其是初译者难免有误译、漏译之处，重译时能否发现、是否修正了固然是衡量重译是否有所改进的一方面准则。但除极少数译者不负责任胡乱翻译以及个别译者（如清代末年林纾）不谙外语外，大量误译、漏译情形较为鲜见。因此，重译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语言文字上。新译本是否比原译更好地达到了原著的语言风格、艺术效果和意境？语言表达和梳理上是否更胜一筹？是否更具有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这是重译者超越旧译的一个主要突破口和值得大展身手的方面。
纵观我国重译本，不少仅限于修修补补，订正一些错译、漏译之处，而对译文文字只是个别地方改动只言片语，也就是作所谓的“微调”、“小调”，大量句式、结构、措辞基本上照搬旧译。这样的重译显然没有多少意义，与其这样拼凑一个大部头，还不如撰写一篇评论文更有价值。
进行重译时，无疑应该尊重旧译，认真研究旧译，学习旧译的长处。但是，尊重旧译并不意味着按旧译的蓝本稍加修改就行了，更不是重复、抄袭旧译，而是要在借鉴、融会旧译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艺术再创造（郑海凌，2000: 4），译出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风格，创造出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译本。笔者非常赞成罗国林先生在《名著重译刍议》（见《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很有见地的认识：重译中，“容易处理的是旧译错了的地方；难处理的是旧译译得好，甚至译得精彩的地方，因为你必须千方百计比它译得更好，更精彩。”（1995: 38）
超越旧译，应特别注意原著中那些极其精彩的部分，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厚的文字表达功夫的部分，注意那些富有鲜明的民族成分以及与译入语措辞、语言结构、表达手法等大相径庭的语句。这些往往是抗译性明显、最难翻译的地方，也是最见译者功力，相互挑战、竞赛、见真章的地方。
重译要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便对重译者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他在研究原著、旧译中有新的感受、体会，新的发现，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次，要有深厚的艺术造诣、文学修养和语言功底，即要求重译者一方面应是位学者、研究者，更主要的是应具备文学家的素质。否则，重译出来的东西便很难超过旧译甚至达到旧译的水平，不可能有新的建树和贡献。
4. 结语
总之，文学在根本上表现为语言艺术，它诉诸于丰富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形象，描写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感情，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文学性质和文学语言这种传情达意的作用及其富有形象性、含类象、标志、象征、多变量、多样性、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重译在文学翻译中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并揭示重译应重在语言文字传情达意、艺术效果、意境、文学价值等方面超越旧译，以期追求文学翻译尽可能完美的定本。
参考文献
Wellek, Rene. Theory of Litera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23.
蔡毅、段京华. 苏联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9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534.
胡有清. 文艺学论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0.
蒋骁华.《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301-303.
李润新. 文学语言概论[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7.
梁启超. 翻译文学与佛典[A]. 翻译论集[C]. 罗新璋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3，56.
罗国林. 名著重译刍议[J]. 中国翻译，1995(2)：38.
郑海凌. 文学翻译学[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4.
关键词：文学作品；重译；必要性和意义；成功重译的标准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1)09-0172-3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3.047
词典对“重复”通常释义为“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再次做或提及同一件事”。除了用于修辞目的及起强调作用外，更多的情况下带消极含义，有“啰嗦”、“炒冷饭”之嫌，被认为是多此一举。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发表、出版后，便极少重写。但重译却是种常见的现象，往往被冠以有积极意义，有价值之举，能使译本趋于完美、准确，渐渐走向定本，可以提高翻译水平，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1. 重译是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种特殊现象
论著、研究报告、法律文书、科技文献资料、公函、契约等文本重译情况较为鲜见，大量重译的属文学作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名著。在我国，最早期的当属佛经文学的重译。佛典文学翻译最早始于汉明帝，至唐称极盛，历经（1）外国人主译期、（2）中外人主译期、（3）本国人主译期三个时期，其间不少佛典被一再重译。如《毗婆沙》，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由僧伽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后又经唐代玄装再译为二百卷（梁启超，1984: 53, 56）。
其后为《圣经》文学的重译。最早可追溯到635年，即唐太宗九年基督教一分支——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始传于中国时。当时，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Rabban Olopen）译出了“旧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共27章，后由另一波斯传教士景净译了叙利亚文的《尊经》（《圣经》的旧称）32部。16世纪以来，开始出现由传教士主译的天主教著作《圣经》汉译本，其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冯秉正、贺清泰等；后来，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郭士位等陆续译出了各种《圣经》改译版本；最后，由狄考文、王宣忱以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为蓝本，进一步加工、完善译成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了汉译《圣经》的权威版本，因而其实际上是无数中西学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蒋骁华，2003: 301-303）。
接着，则为纯文学作品，尤其名著的重译越发普遍，以至外国文学名著一译再译，每种至少有两种译本，有的多达十余种甚至三、四十种译本，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大卫·科彼菲尔德》、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爱玛》、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另一方面，汉译英也存在类似现象。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的著名古代诗词，现代作家鲁迅、巴金等许多作品在西方世界均有不同译本。再从国外看，也有大量文学作品重译情况。如，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30种《哈姆雷特》俄文译本（奥泽罗夫，1983），说明文学作品重译是一种世界现象（蔡毅等，2000: 292）。
2. 文学作品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什么重译具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主要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一译再译？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它有助于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
笔者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重译具有广泛的市场而且经久不衰，其根本原因与文学及文学语言的基本性质密切相关。
理论、科学等方面文体传达信息、概念，起解释、说明、报导等作用，功能单一、明确，而文学则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辞海》，1979: 1534）”，它以情动人，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和永恒的价值，功能丰富多彩，内容认识上含个体性、综合性、虚构性、想象性等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时代烙印、历史背景以及作家个性表现，包括创作手法和个人风格等。文学这些复杂的性质使得同一文本对于不同读者（包括译者），由于智力水平、审美能力、倾向、生活阅历等迥异，可导致不同的透视观照、知觉感受，不同的阐释表意以及错误认知、误释等情况，因而也就使文学作品重译显得非常必要，很有意义。尤其是名著，由于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深邃的思想、独特的创作手法、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等，往往不是一次翻译就能产生和原著一样的效果，而是需要多次重译，不断加深对原文理解，减少损失。
文学的基本性质也决定了文学语言的特征和作用。总的来说，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艺术语言，文学作品的形象，直接与语言相关，建立在一定的语言范畴之上。“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胡有清，1999: 100）”，“是作家、诗人用来描绘人生图画的特殊的工具，是集中传达人们审美意识的物质手段（李润新，1994: 7）”。这便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与理论著作、科技论著等不同。后者的语言形式主要为了表达概念，因此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文学作品中，语言形式与形象内容却非常积极地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密切相关。
其次，文学语言传情达意，富有形象性、含类象、标志、象征等特点，鲜明，生动，精炼；具有丰富的内涵，蕴藉隽永，并且表现出多样性：一是功能多样，包括叙述、描写、抒情等；二是形式多样，如口语、书面语、成语、谚语、外来语等；三是修辞手法多样，具有五光十色的语言变体，加之作者语言风格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使得文学语言色彩斑斓，绚丽夺目，变化万千。
此外，理论科技语言是直指式的，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具有单一、简捷、明了的特点，类似数学或符号逻辑学那种标志系统（such a system of signs as mathematics or symbolic logic），属于“世界性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Wellek, 1977: 23）。而文学语言却带模糊性，存在多种歧义，由此扩大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无数个空白点，为读者（包括译者）带来不同的思维天地。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正是由于该言语的模糊逻辑，为这句话增添了艺术魅力，产生了扑朔迷离的奇特效果，导致了不同解读、诠释。如卞之琳先生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朱生豪先生译为“生存还是毁灭”；张庆路先生认为应译为“妥协呢还是斗争呢”（见《中国翻译》1990年第3期）等等。
最后，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还表现为多变量的。不同思维角度导致不同参照点的选取和不同焦点、信息的传达；大量同义词以及同一语义层次相关词的运用和语言中，尤其文学语言中存在的变异现象；语法同义结构的运用等，使得一种思维内容往往可有多种表达形式。而作为用一种语言传递另一种语言的思维内容的翻译，由于双语思维方式、用语、修辞方式、语言结构、审美视角等不一致，其表达手段更加具有多元性特点。
概言之，文学语言深深地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it stresses the awareness of the sign itself）（Wellek, 1977: 23）及其富有形象性、情感性、多样性、模糊性、多变量等特点，凸显出文学翻译中语言的作用和意义，阐释的艰巨性和多重性，从而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重译的必要性和价值，同时也为成功重译的标准提供了内在启示。
3. 文学作品成功重译的标准
鉴于语言在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和价值，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行为，语言是文学翻译的基本因素。译者通过语言来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感情色彩、艺术形象、文体风格，同时也运用语言传情达意，进行艺术再创造。翻译毋需构思，从基本意义上看，文学翻译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其成功与否，基本上在语言方面见功夫。一部文学著作是否成功重译或是否超越了旧译，一方面固然要看对原著思想内涵是否有更准确的领悟和把握，即内容上是否更贴近原著。一部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译者尤其是初译者难免有误译、漏译之处，重译时能否发现、是否修正了固然是衡量重译是否有所改进的一方面准则。但除极少数译者不负责任胡乱翻译以及个别译者（如清代末年林纾）不谙外语外，大量误译、漏译情形较为鲜见。因此，重译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语言文字上。新译本是否比原译更好地达到了原著的语言风格、艺术效果和意境？语言表达和梳理上是否更胜一筹？是否更具有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这是重译者超越旧译的一个主要突破口和值得大展身手的方面。
纵观我国重译本，不少仅限于修修补补，订正一些错译、漏译之处，而对译文文字只是个别地方改动只言片语，也就是作所谓的“微调”、“小调”，大量句式、结构、措辞基本上照搬旧译。这样的重译显然没有多少意义，与其这样拼凑一个大部头，还不如撰写一篇评论文更有价值。
进行重译时，无疑应该尊重旧译，认真研究旧译，学习旧译的长处。但是，尊重旧译并不意味着按旧译的蓝本稍加修改就行了，更不是重复、抄袭旧译，而是要在借鉴、融会旧译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艺术再创造（郑海凌，2000: 4），译出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风格，创造出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译本。笔者非常赞成罗国林先生在《名著重译刍议》（见《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很有见地的认识：重译中，“容易处理的是旧译错了的地方；难处理的是旧译译得好，甚至译得精彩的地方，因为你必须千方百计比它译得更好，更精彩。”（1995: 38）
超越旧译，应特别注意原著中那些极其精彩的部分，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厚的文字表达功夫的部分，注意那些富有鲜明的民族成分以及与译入语措辞、语言结构、表达手法等大相径庭的语句。这些往往是抗译性明显、最难翻译的地方，也是最见译者功力，相互挑战、竞赛、见真章的地方。
重译要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便对重译者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他在研究原著、旧译中有新的感受、体会，新的发现，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次，要有深厚的艺术造诣、文学修养和语言功底，即要求重译者一方面应是位学者、研究者，更主要的是应具备文学家的素质。否则，重译出来的东西便很难超过旧译甚至达到旧译的水平，不可能有新的建树和贡献。
4. 结语
总之，文学在根本上表现为语言艺术，它诉诸于丰富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形象，描写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感情，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文学性质和文学语言这种传情达意的作用及其富有形象性、含类象、标志、象征、多变量、多样性、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重译在文学翻译中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并揭示重译应重在语言文字传情达意、艺术效果、意境、文学价值等方面超越旧译，以期追求文学翻译尽可能完美的定本。
参考文献
Wellek, Rene. Theory of Litera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23.
蔡毅、段京华. 苏联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9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534.
胡有清. 文艺学论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0.
蒋骁华.《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301-303.
李润新. 文学语言概论[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7.
梁启超. 翻译文学与佛典[A]. 翻译论集[C]. 罗新璋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3，56.
罗国林. 名著重译刍议[J]. 中国翻译，1995(2)：38.
郑海凌. 文学翻译学[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