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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领域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努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其思想体系的先进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是20世纪全世界最矚目的成就之一。与这一世纪其他重大事件和现象相比，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本国挑战和专注自身发展提供借鉴，而这些经验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经济崛起被归功于多种原因。西方国家、亚洲邻国，乃至遥远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目睹了中国崛起的奇迹，许多国家相信，中国是一个可以追随的典范。随着声名鹊起，中国确实与其他国家分享了自身的发展成就，并使许多小国家可以参与到被称为“亚洲世纪”或“亚洲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当下，市场力量在中国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企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各种机构和民众的作用决定了各个地方微观经济改革的成效。各种因素的通力协作，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们需要清楚改革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在生态、治理和改革之间保持了平衡，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政府在扶贫、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城镇化等领域实现了平衡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扶贫攻坚
20世纪初，中国的贫困率急剧飙升。持续的战争和内乱使中国陷入了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权体系的解体，战乱造成的损失导致贫困率大幅攀升，社会影响范围很广。20世纪上半叶，各种思潮、运动和抗议活动不断爆发，以此反对社会的不平等、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的加剧。推翻各种反动势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贫困仍然是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西方列强的剥削、战争和军事;中突造成的破坏以及各种社会危机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对的挑战。
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口至少有5.83亿，是公元1500年的三倍。初期，政府资源有限，解决贫困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时，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调配资源来满足庞大人口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及控制日益增长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要重点解决贫困问题。根据中国的贫困标准，过去40年间约有7.4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超过了拉丁美洲甚至是欧洲的人口数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放宽对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管制，减贫事业稳步推进。中国对世界的扶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数据表明，在减贫方面，中国几+年的努力颇有成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减贫事业还大大推动了世界的减贫进程。
1981年至1990年间，中国有1.5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总共仅有3100万人摆脱了贫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脱贫人口数量激增，达到了2.37亿。这些数据证明了中国扶贫模式的成功。1999年至2010年，中国又有2.89亿人摆脱了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54.9%。也就是说，从1990年至2010年，中国有5.2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5.7%。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八项发展目标。中国的减贫事业与这些目标一致。
截至2017年底，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46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如今，中国继续朝着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贡献了70%的世界脱贫人口，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如此庞大人口成功脱贫的国家。按照人日均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从1981年到2013年，中国成功使8.5亿人脱贫，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从88%下降到1.85%。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计划在2020年之前使剩余的3000万贫困人口脱贫，从而消灭绝对贫困。中国脱贫事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中国政府在过去70年中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密不可分。根据联合国的一项报告，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高达76%。
中国除了在国内开展扶贫工作，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提供减贫帮助和经验。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举办工作坊，为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培训，向他们介绍可以借鉴的中国减贫经验。
教育软实力
如果说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那么教育则是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继承了20世纪以来的人口红利，而教育又为人口红利增添了附加值。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失去了利用人口结构红利的黄金十年。大量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和职业教育学校被迫关门、搬迁或者停止招生。这段时间，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创，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以弥补教育领域的巨大损失，并且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而1978年之后的教育计划帮助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走上一条创新引领的发展之路。
在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的同时，中国很快恢复了高考制度，而这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教育领域的改革和新举措。除了高等教育改革，中国还必须处理初级和中等教育中的问题，从最开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学校，政府都致力于纠正整个教育生态。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仅为60.5%，接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差距巨大。中国政府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实行免费的、全覆盖的九年义务教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小学的入学率高达99.9%。优先发展初、中、高等教育的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产生了巨大的效益。1997年，全国570万名考生中有27万人考入大学，录取率仅为5%，而到了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体现了高等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日益突出的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推动高校的建设，中国在1993年和1998年分别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这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最初的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一路走高，根据中国政府的报告，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仅为0.26%;1978年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这一数字增为1.55%。中国持续提升其高等教育的努力，确保了其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和其他国家相比，在世界著名高校数量、高校入学率、研究成果方面，中国已经位居前列。在全球高校排名方面，中国高校越来越多地挤进世界500强。过去70年，中国在教育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研究机构出色的科研能力，将为中国科技领先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公共卫生
百年前，中国被迫接受鸦片进口。鸦片泛滥给公共健康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屈辱。中国领导人从这些失败、屈辱以及危害公共健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将这些历史經验与现实结合，形成了以先进国家卫生政策带动国家建设的理念。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致力于保障公共健康，并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的引擎。
清末，政治动荡使中国的公共卫生规划陷入混乱。解放初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体系薄弱，卫生设施负担过重，无法应对因战争引发的相关流行病，进而导致伤亡人数急剧上升。虽然城市居民能够利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应对慢性流行病和传染病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医学院和医院的缺乏，让广大群众深受其苦。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制定并实施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人民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些政策整体上促进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与支持，以及人民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的发展。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成为人类自有记录以来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甚至称赞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部门的目标和职能经历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针对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服务能力欠缺、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从多渠道进行财政补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产业卫生政策体系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福利卫生政策体系大有不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建立以产业模式为基础的商业化、市场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鼓励多种医疗形式，增加资源供应，并逐步放开药物生产和流通。
1998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以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2000年，中国提出建立城市医疗卫生体系，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群众享受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2002年，中国将农村公共卫生纳入到国家体系的框架之中。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2003年，随着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的爆发，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制订了新的政策，启动了由政府主导的覆盖广大民众的公共卫生体系。2003年SARS事件的经验，使中国在此后几年内，加强了重大疾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快了城乡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步伐。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从宏观上引导了公共卫生政策持续变化。2009年，医疗全面改革正式拉开，范围涉及医疗保障、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药品供应和试点医院等。2012年以来，中国继续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对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推进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积极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优化并完善药品生产和流通的相关政策。
公共卫生已经成为加强中国经济基础的基本原则之一。多年来，中国在公共卫生保健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改革为人民带来了切实的福祉，改善了人民健康。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增长到2016年的76.5岁。相比起1949年的35岁可谓是变化显著。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o降至2016年的7.5%o。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树立了榜样。
基础设施
在确保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占有一席之地。谈到基础设施，并不一定都是大型的工程奇迹，还有更多的是小型和基本的基础设施项目。它们加快了相关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了县级和省级区域的内部联通。当下，中国令人瞩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往往都是数十年规划以及持续经济增长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些大型基础设施确实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速，基础工业地位不断夯实，能源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建设，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提升到了新高度。迄今，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一批重大旗舰项目都已顺利完工。
1954年至1977年，中国为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2996亿元，年均增长8.7%，其中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8.3亿元。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间，中国利用有限的资金，加大了对关键基础产业的投资。基本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5479亿元，年均增长10.7%。基本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聚焦在填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空白以及缓解能源、原材料和运输方面的瓶颈。
毫无疑问，第一产业是中国政府的重点，因为其仍是经济的核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对第一产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始终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总投资达到509亿元，占全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8.9%。中国集中精力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同步投资，打造了一系列涵盖能源和交通的国家重点项目。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国债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中国当时需要大量资金来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很快实现了在资金、资本方面的自给自足，并利用相同政策来稳定国民经济。为了缓解资本以投资形式带来的压力，中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中国共发行关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别国债6600亿元。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阶段。中国巧妙地运用金融工具获得了资金，完成了重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将其投入运营。
过去17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政策可归纳为“创新平衡”。增长率需要稳定，资金需要稳定;国际上，能源节约和绿色能源正在成为主流概念;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急需关注。因此，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如果没有基本基础设施的转型，这样的成就难以实现。从新千年开始，中国更加重视能源选择的多样化，着力克服能源缺乏的劣势。同时，中国政府注重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将资金用于中西部地区，促进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国家资金的注入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建设的资金矛盾，中西部地区由此建立了大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通过变革和创新，致力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以应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方面的挑战。这样的做法目前已成为公私企业的共识，而中国也将朝这个方向持续迈进。
城镇化
中国拥有不少充满经济活力的国际性大都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需要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最终影响了人们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选择和开发方式。自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地区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轮流起着决定性作用。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工作、城市边界扩张、城市基础设施紧张、在发展与城市混乱之间寻求平衡等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城镇化可以说是城市区域“体型发育”的结果。目前，全国各地将持续见证这一发展情况。
尽管城市人口的攀升不应被视为一项成就，但在中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人口增加在多个领域和阶层都制造了大量机会。这也意味着城市治理挑战的增加和国家控制能力的增强。就中国而言，城镇化进程和扩展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城市地区的产业基础相对较好，预计这种产业优势在未来十年也将继续保持。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城镇化的初始阶段从1949年一直持续到1995年。当时农村人口较多，工农业生产率上升缓慢。这正是中国经济迎头赶上的时期。彼时，工业逐渐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农业剩余劳动力寻找到了更好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工业基础已经相对强大，经济实力增强。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城市人口比例飙升。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达到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4%。中国城镇化率预计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0%和80%。在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有所放缓的大背景下，稳步增长的城镇化率有利于刺激内需。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的中国，计划加强各种城市结构调整，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预计下一阶段的城镇化将带动消费、投资和就业等相关方面的增长。
纵观历史，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梦幻之旅。上述主要领域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宝贵经验并非来自任何计量经济学书籍和理论，所有渐进和持续的变化，都是在中国结构性调整大背景下进行建设和实验的必然结果。这些领域的成绩，显示出中国致力于发展，致力于实现社会福祉，致力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及其思想的先进性。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和政策的调整，帮助中国达到了目前的发展水平，并将推动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是20世纪全世界最矚目的成就之一。与这一世纪其他重大事件和现象相比，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本国挑战和专注自身发展提供借鉴，而这些经验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经济崛起被归功于多种原因。西方国家、亚洲邻国，乃至遥远的非洲和拉美国家目睹了中国崛起的奇迹，许多国家相信，中国是一个可以追随的典范。随着声名鹊起，中国确实与其他国家分享了自身的发展成就，并使许多小国家可以参与到被称为“亚洲世纪”或“亚洲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当下，市场力量在中国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企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各种机构和民众的作用决定了各个地方微观经济改革的成效。各种因素的通力协作，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们需要清楚改革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在生态、治理和改革之间保持了平衡，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政府在扶贫、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城镇化等领域实现了平衡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扶贫攻坚
20世纪初，中国的贫困率急剧飙升。持续的战争和内乱使中国陷入了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权体系的解体，战乱造成的损失导致贫困率大幅攀升，社会影响范围很广。20世纪上半叶，各种思潮、运动和抗议活动不断爆发，以此反对社会的不平等、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的加剧。推翻各种反动势力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贫困仍然是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西方列强的剥削、战争和军事;中突造成的破坏以及各种社会危机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对的挑战。
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口至少有5.83亿，是公元1500年的三倍。初期，政府资源有限，解决贫困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时，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调配资源来满足庞大人口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及控制日益增长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要重点解决贫困问题。根据中国的贫困标准，过去40年间约有7.4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超过了拉丁美洲甚至是欧洲的人口数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放宽对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管制，减贫事业稳步推进。中国对世界的扶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数据表明，在减贫方面，中国几+年的努力颇有成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减贫事业还大大推动了世界的减贫进程。
1981年至1990年间，中国有1.5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总共仅有3100万人摆脱了贫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脱贫人口数量激增，达到了2.37亿。这些数据证明了中国扶贫模式的成功。1999年至2010年，中国又有2.89亿人摆脱了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54.9%。也就是说，从1990年至2010年，中国有5.2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5.7%。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八项发展目标。中国的减贫事业与这些目标一致。
截至2017年底，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46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如今，中国继续朝着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大步迈进。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贡献了70%的世界脱贫人口，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如此庞大人口成功脱贫的国家。按照人日均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从1981年到2013年，中国成功使8.5亿人脱贫，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从88%下降到1.85%。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计划在2020年之前使剩余的3000万贫困人口脱贫，从而消灭绝对贫困。中国脱贫事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中国政府在过去70年中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密不可分。根据联合国的一项报告，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高达76%。
中国除了在国内开展扶贫工作，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提供减贫帮助和经验。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举办工作坊，为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培训，向他们介绍可以借鉴的中国减贫经验。
教育软实力
如果说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那么教育则是加快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继承了20世纪以来的人口红利，而教育又为人口红利增添了附加值。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失去了利用人口结构红利的黄金十年。大量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和职业教育学校被迫关门、搬迁或者停止招生。这段时间，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创，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以弥补教育领域的巨大损失，并且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而1978年之后的教育计划帮助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走上一条创新引领的发展之路。
在确立了改革开放道路的同时，中国很快恢复了高考制度，而这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教育领域的改革和新举措。除了高等教育改革，中国还必须处理初级和中等教育中的问题，从最开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学校，政府都致力于纠正整个教育生态。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仅为60.5%，接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差距巨大。中国政府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实行免费的、全覆盖的九年义务教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小学的入学率高达99.9%。优先发展初、中、高等教育的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产生了巨大的效益。1997年，全国570万名考生中有27万人考入大学，录取率仅为5%，而到了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体现了高等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日益突出的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推动高校的建设，中国在1993年和1998年分别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这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最初的2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一路走高，根据中国政府的报告，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仅为0.26%;1978年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这一数字增为1.55%。中国持续提升其高等教育的努力，确保了其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和其他国家相比，在世界著名高校数量、高校入学率、研究成果方面，中国已经位居前列。在全球高校排名方面，中国高校越来越多地挤进世界500强。过去70年，中国在教育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研究机构出色的科研能力，将为中国科技领先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公共卫生
百年前，中国被迫接受鸦片进口。鸦片泛滥给公共健康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屈辱。中国领导人从这些失败、屈辱以及危害公共健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将这些历史經验与现实结合，形成了以先进国家卫生政策带动国家建设的理念。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致力于保障公共健康，并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力发展的引擎。
清末，政治动荡使中国的公共卫生规划陷入混乱。解放初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体系薄弱，卫生设施负担过重，无法应对因战争引发的相关流行病，进而导致伤亡人数急剧上升。虽然城市居民能够利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应对慢性流行病和传染病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医学院和医院的缺乏，让广大群众深受其苦。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制定并实施公共卫生政策，加大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人民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些政策整体上促进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与支持，以及人民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的发展。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成为人类自有记录以来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甚至称赞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部门的目标和职能经历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针对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服务能力欠缺、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从多渠道进行财政补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产业卫生政策体系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福利卫生政策体系大有不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建立以产业模式为基础的商业化、市场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鼓励多种医疗形式，增加资源供应，并逐步放开药物生产和流通。
1998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以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2000年，中国提出建立城市医疗卫生体系，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群众享受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2002年，中国将农村公共卫生纳入到国家体系的框架之中。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满足不同层次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2003年，随着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的爆发，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制订了新的政策，启动了由政府主导的覆盖广大民众的公共卫生体系。2003年SARS事件的经验，使中国在此后几年内，加强了重大疾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快了城乡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步伐。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从宏观上引导了公共卫生政策持续变化。2009年，医疗全面改革正式拉开，范围涉及医疗保障、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药品供应和试点医院等。2012年以来，中国继续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对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推进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积极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优化并完善药品生产和流通的相关政策。
公共卫生已经成为加强中国经济基础的基本原则之一。多年来，中国在公共卫生保健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改革为人民带来了切实的福祉，改善了人民健康。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增长到2016年的76.5岁。相比起1949年的35岁可谓是变化显著。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o降至2016年的7.5%o。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树立了榜样。
基础设施
在确保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占有一席之地。谈到基础设施，并不一定都是大型的工程奇迹，还有更多的是小型和基本的基础设施项目。它们加快了相关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了县级和省级区域的内部联通。当下，中国令人瞩目的大型基础设施，往往都是数十年规划以及持续经济增长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些大型基础设施确实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速，基础工业地位不断夯实，能源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建设，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提升到了新高度。迄今，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一批重大旗舰项目都已顺利完工。
1954年至1977年，中国为基础设施建设共投入2996亿元，年均增长8.7%，其中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8.3亿元。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间，中国利用有限的资金，加大了对关键基础产业的投资。基本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5479亿元，年均增长10.7%。基本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聚焦在填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空白以及缓解能源、原材料和运输方面的瓶颈。
毫无疑问，第一产业是中国政府的重点，因为其仍是经济的核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对第一产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始终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总投资达到509亿元，占全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8.9%。中国集中精力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同步投资，打造了一系列涵盖能源和交通的国家重点项目。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国债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中国当时需要大量资金来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很快实现了在资金、资本方面的自给自足，并利用相同政策来稳定国民经济。为了缓解资本以投资形式带来的压力，中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中国共发行关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别国债6600亿元。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阶段。中国巧妙地运用金融工具获得了资金，完成了重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将其投入运营。
过去17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政策可归纳为“创新平衡”。增长率需要稳定，资金需要稳定;国际上，能源节约和绿色能源正在成为主流概念;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急需关注。因此，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如果没有基本基础设施的转型，这样的成就难以实现。从新千年开始，中国更加重视能源选择的多样化，着力克服能源缺乏的劣势。同时，中国政府注重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将资金用于中西部地区，促进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国家资金的注入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建设的资金矛盾，中西部地区由此建立了大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通过变革和创新，致力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以应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方面的挑战。这样的做法目前已成为公私企业的共识，而中国也将朝这个方向持续迈进。
城镇化
中国拥有不少充满经济活力的国际性大都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需要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最终影响了人们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选择和开发方式。自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地区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轮流起着决定性作用。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工作、城市边界扩张、城市基础设施紧张、在发展与城市混乱之间寻求平衡等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城镇化可以说是城市区域“体型发育”的结果。目前，全国各地将持续见证这一发展情况。
尽管城市人口的攀升不应被视为一项成就，但在中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内，人口增加在多个领域和阶层都制造了大量机会。这也意味着城市治理挑战的增加和国家控制能力的增强。就中国而言，城镇化进程和扩展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城市地区的产业基础相对较好，预计这种产业优势在未来十年也将继续保持。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城镇化的初始阶段从1949年一直持续到1995年。当时农村人口较多，工农业生产率上升缓慢。这正是中国经济迎头赶上的时期。彼时，工业逐渐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农业剩余劳动力寻找到了更好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工业基础已经相对强大，经济实力增强。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城市人口比例飙升。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达到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4%。中国城镇化率预计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0%和80%。在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有所放缓的大背景下，稳步增长的城镇化率有利于刺激内需。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的中国，计划加强各种城市结构调整，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预计下一阶段的城镇化将带动消费、投资和就业等相关方面的增长。
纵观历史，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梦幻之旅。上述主要领域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宝贵经验并非来自任何计量经济学书籍和理论，所有渐进和持续的变化，都是在中国结构性调整大背景下进行建设和实验的必然结果。这些领域的成绩，显示出中国致力于发展，致力于实现社会福祉，致力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及其思想的先进性。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和政策的调整，帮助中国达到了目前的发展水平，并将推动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