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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按照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它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p5］
我们设计了在未来的公民中培养比较合适的全球观点的教育计划，确认了四个基本主题。
（1）对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世界的分析
学生应该按照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精辟描述的有关世界的自然的、生物学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通信和评估系统，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相互依赖的性质。［p37-38］
（2）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观点
学生应该具备有关世界的历史和主要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包括历史上有关个人和政治民主的伟大实验之一的美国知识。学生还应了解曾经鼓动或阻碍文明发展的地理因素。［p39］
（3）关于文化的理解
学生应该能够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p40］
（4）使公民准备制订公共政策
学生应该在所有学校计划的各个阶段，积极地从事分析和创造性的思维，提高他们认识概念、问题和争端的能力，解释它们的能力，确定信息需要的能力，分析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的能力，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以及做出负责的公开选择的能力。［p41-42］
2.“一个彻底平等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社会”。我会同意。但是我要指出，一个部分比较平等的社会，可能更加公平和公正，而且也能对更多个人根据“生活机遇”提供比较有效的自由。［p61］
亚里斯多德说过，“革命的情感的普遍的和主要的起因是要求平等的愿望“。［p62］
全面的自由导致混乱，从而导致个人自由得以保护的条件的终结；而且条件的全面的平等，要求一种集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使条件平等的权力的分配是最不平等的。两种思想，它们的极端形式都是自我毁灭性的。两种思想，在某种条件下，即使达不到极端，彼此也是不相容的。个人行动的自由，也许意味着最有能力、最爱寻衅和最自私自利的人，比能力较差、不那么爱寻衅和自私自利的人达到地位的极端不平等。而且所有个人之间结果的实质性的平等可能需要对有些人的行动大加控制，限制他们的自由。［p63-64］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中，我的中庸之道的解决办法是高等院校应该更加积极地寻找（不止是接受）天资高和肯努力的人，然后对那些以前较少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予以补救的、补充的学业上的帮助和财政上的帮助，使他们有平等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才能。［p68］
3.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被大家接受的确切定义。我把它界定为包括下列要素：内部和外部都接受学术自由，大量的学校自治，教授控制主要的学术决策，广泛的公众尊重，不断增长的财政资助，从事新的事业的机会，以及在若干领域学术上有重大的新进展。按照对社会的服务，可以更加有益于很多科研成果的应用，并使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需要得到满足。这样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在很多国家，明显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历史上的大学最辉煌的时期。［p76］
我并不相信，为什么大众化高等教育或普及高等教育必然是精英教育的敌人，有任何内在的理由，虽然这曾经常常是事实。确实，精英教育曾经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现在成为一个不断变小的部分。［p79-80］
但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可能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敌人。
（1）它们可能从精英高等教育拿走资金。
（2）它们可能为精英高等教育陷入过分限制的政府框架铺平道路。
（3）它们可能有助于引进不合适或者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内部管理形式。
（4）如果它们的大量学生涌进这些院校，就有
可能掩没精英高等教育的设施。……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是迅速地迫使大量学生进入它的构成学校。
（5）它们可能使传统上如德国由精英院校提供进入权的专业人员过剩，带来消极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传统大学的学位的持有人数的爆炸，减少历史上和它们的学位相联系的有保证的地位的不平等；能掩没一个专业，导致失业，或者更加可能，不充分就业，以及强烈的政治上的愤恨。［p80-82］
精英高等教育是社会所需要和对社会有用的；甚至在一个罗尔斯式的具有比较完美的公正的世界，情况也是这样；所有的人能够从更多的知识和正当应用的更高的技能中得益，而且一般地说，他们承认这一点；“差别原则”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在差别原则之下，凭优秀挑选的某些个人将给以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训练和使用这些训练的机会。［p83］
于是，我认为，保持一个有效的高选择型的部分，作为各大学之间功能的或多或少轮廓清楚的分化，或者，如果那样做不可能，在大学内部的各层次或专门单位之间进行功能的分化——高度选择型的部分基本上围绕知识的事情组织；选择型的部分围绕就业市场或普通教育或两者组织；非选择型部分围绕不论什么消费者的爱好组织。［p90］
4. “学术的政治是那么邪恶，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小。”［p165］
下列行动必须履行：
（1）仔细地收集和使用证据，包括在进行“弄虚作假”的过程中寻找“不方便的事实”。
（2）仔细地使用他人的思想和著作。
（3）对未经充分证明的事情应持怀疑态度。
（4）虚心对待可供选择的解释。这种态度要求充分的自由表达；这种“学术自由”转过来要求容忍除自己的观点以外的其他观点。
（5）谈话有礼貌，依靠说服而不是依靠压制。
（6）公开在大学内进行科研的成果。
（7）在评价别人的学术成绩时仅凭学术价值。
（8）在处理人和动物时小心体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过分伤害他们。
（9）除非决策中的全部考虑已经成为研究的问题；除非已经不仅考虑行动，而且考虑可能的反应，要避免逗引和提出政策的运用。学者们不应超出他们的知识。
（10）把建立在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人评价和与提出证据和分析分开。而且，作为必然的结果，任何个人的评价要直截了当。
（11）遵循罗尔斯（John Rawls）所界定的，而且应用于除学术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的“公正分担”的一般原则，“每当一个人已经自愿接受一个假如公平和公正的机构所提供的计划的好处，或者已经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以促进他的利益时，他有义务按照这个机构的规则所指定的职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做我们所公平分担的事情，我们不应从别人的合作努力中获得东西”。
（12）拒绝利用可以得到的创造和传布知识的地位和方便，来促进无关的个人金钱或政治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念。
（13）完全接受对学生的义务，忠诚地教育他们，仔细地指导他们，公正地评价他们，并且无论如何不剥削他们。
（14）完全接受学术同事的义务，帮助他们，指导他们的学术研究，特别帮助年轻同事。
（15）在系科，完全接受义务，在同事中就年龄、学科专业和分析方法寻求合理的平衡。
5.高等教育在过去比大多数其他的人类机构改变得都要少。它当然比国家改变得比较少，在过去八个多世纪来比经济事业单位改变得要少。早先的波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仍旧可以辨认，而且它们同时代的高校仍然以几分相似的形式在运作。很多或者至少多数，当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经济的机构能够这么说。
这使得我相信，今天的大学，像昨天的大学一样，也许比社会的其余部分的大多数改变得少；这是一种相对静止的机构，是一个相对地持久的机构，有很多好的理由。它具有某些持久的目的，包括保持过去人类发展的记录。还有，多数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曾给大学特别程度的自治以处理它自己的事务。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或者德国需要一个希特勒，或者俄罗斯需要一个斯大林征服大学，即使在那时，一些自治的成分幸存下来。
给它自治，大学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对它自己的事务高度保守的机构。教授处于事业的中心。而且，听任教授们自行其是，他们很少改革。他们主要按一致意见管理校务，听从他们年长的成员，而且经常赞成同事们不应提出可能造成不和的有争议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保持现状。总的说来，学生接受教授的职务上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
来来往往相对地迅速。行政人员倾向于给予较少权力，他们也是来来往往。这两种潜在的变化的来源通常是沉寂的。［p257-258］
6.高等教育的漫长历史，包括一个从少数职能到很多职能的延续几个世纪的运动，最初缓慢地增加，但是比较新近，迅速地增加。［p263］
在美国，现在新的职能正在增加，但是并不是单独在美国：
（1）社会公平的促进。
（2）生活质量的促进。
（3）政治改革的促进。
展望未来，至少展现两个新的职能。
（4）对青年的剩余责任。
（5）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
早先的（而且在继续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的职能多数是关于：①专业训练；②考虑个人的道德和行为；③进行专门化的科学研究，这些职能本质上是学术性的。有些新的职能，虽然不是全部，是比较准学术性的——和学术上的努力有联系，但是只是部分地围绕学术的原则和标准进行组织；但是有一个新的职能，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具有最高的学术性。［p264-265］
比较旧的一系列职能比较以生产为导向，比较新的一系列职能比较以消费和社会改革为导向。比较旧的系列职能也比较以个人努力为导向，比较新的系列职能比较以集体行为为导向。比较旧的系列职能也多半与图雷内（Alain Tourine）所谓“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有联系；而比较新的系列职能更加强调社会秩序的改造。［p265-266］
7.高等教育与其说是社会的一个发源的部分，不如说是社会的一个响应的部分；而且它必须响应很多至少最初它并不喜欢的东西。现在，艰巨的任务是，在维持学术的完整性和保存提高科研和高层次专业训练的精英职能的同时，吸收新的职能（“整体思考”的职能可能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高等教育有新的顾客——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和成人；新的争议——对于既定的社会给予支持，进行改革，还是甚至予以破坏；新的课程——一方面补习性的课程，另一方面，空闲时间的兴趣；新型的教师更多兼职型教师和更多应用型教师；新的评分标准既避免学生失败，又奖赏胜利；新的入学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标准；新型的学位和证书；新的财政和管理方法；新的鉴定方法——英国一度称做“金本位”的方法不再足够；新的机构——大学不再具有这样一个中心的任务。［p268］
这意味着一个创造性的时代，一个前进而不是紧缩的时代，一个可能进步和不是不可避免倒退的时代。柏拉图说过，“教育的车轮一旦启动，速度总是不断增加”。我认为这是指导教育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原则。我们目前就处在一个“教育的车轮”速度调整到一个历史性的速度的漫长的时期之中。［p269］
1.面对教育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上世纪80年代末，以克尔为主席的美国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美国为未来作准备》的报告。该报告对左列4个基本主题作了深入的论证和详细的阐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随着冷战结束及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人似乎处处得心应手，而我们似乎常常陷入被动。前外长唐家璇说，在应对国际事务方面，中国缺少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智囊。在我看来，要找几个智囊人物为外交活动出谋划策并不难，关键是我们的人民要有“地球村”村民的基本素质，而这需要有一个全球观点的教育计划并长期付诸实施。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发动了一场反封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自绝于民族历史和世界文明。80年代末，刚刚开启的全球化思想观念和教育又经历一场重大挫折。90年代初掀起的所谓“文化热”、“国学热”，最初发起者的意图并非要重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是在难以重建六七十年代信念的危机中，为了对抗80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思想观念，希望激发起一种“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来拒斥西方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就连“五四民主科学运动”也被悄悄地替换成了“五四爱国运动”。
因此，“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观点”、“关于文化的理解”以及“使公民准备制订公共政策”方面，我们的学生知之甚少或所知偏狭。我们似乎重视“对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世界的分析”，但由于过早地实施文理分科和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我们的学生所知的世界是单一的和相互割裂的。
2.全面的自由必将导致混乱；全面的平等必将导致专制；全面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反抗。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建立“一个部分比较平等”的社会。这种有限的平等制度首先以自由为价值取向，给予每个人均等的机会，让每个人能在法律的保护下公平地竞争，取得适合个人能力和品德的财富、地位和名誉。与此同时，建立起一种以平等为价值诉求的、保护竞争中弱势群体的制度，让他们不至于在竞争中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由竞争和保护弱者之间要保持适度的张力，民主是取得两者之间平衡的有效机制。
几十年来，我们先是失之于追求全面平等所带来的专制，后又失之于让一部分人先占有太多的优势的社会不公，保护和平衡自由平等权利的民主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并非要照搬西方的制度。自由、平等和民主符合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率性之道”即自由，“修道之教”即有限的平等，“致中和”则是高于民主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致中和，天地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位，都能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这不是比民主制度更美好的制度吗？
我们也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去，中庸思想中，能“率性”的只有“至诚”或“纯然天理”的圣人，而所修之道即三纲五常之道，未免太窄。中国古代社会远没有实现“致中和”的理想。因此，我们虽不必照搬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但有必要借鉴西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改造和发展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理想。
具体到高等教育，克尔所提出的中庸之道的解决办法是可取的。如果还要补充的话，我们希望为天资优秀而又肯努力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不至于平庸化或者成为海外大学的预科生；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让他们不至于被贫穷、冷漠或者四六级考试之类的困难所压倒。
3.二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家先后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同时也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教育和学术繁荣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相互矛盾，以至于伤害精英教育，从而使学术研究走向衰落，而是大众化与精英教育并行不悖，共同繁荣。
大众化与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左列5个方面的矛盾都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要有像克尔这样的精英为高等教育掌舵。正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克尔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并为加州的高等教育作了整体规划，他“把社区学院的庞大扩张看做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一条防线”［p80］，成功地避免了大众化对精英教育的冲击。而像克尔这样的精英在美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
“内部和外部都接受学术自由，大量的学校自治，教授控制主要的学术决策，广泛的公众尊重，不断增长的财政资助，从事新的事业的机会，以及在若干领域学术上有重大的新进展”——除非我们重新定义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离这样的时代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世界高等教育进入黄金时代的时候，我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摧残知识分子，高等学校是重灾区。上世纪80年代刚刚缓慢复苏的高等教育又随着90年代初开始的大众化陷入新的困境，我们迎来的不是学术繁荣而是学术腐败。伤害最大的是精英教育，克尔所说的“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不幸被我们采用了。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比如“传统大学的学位的持有人数的爆炸”所带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就采用“被就业”的方法解决了，从而避免了“强烈的政治上的愤恨”。
冷嘲和热讽无法平复内心的伤痛。革命年代，我们有意识地对精英们实行了无情的专政，开放的年代，我们又无知地将精英教育掩没在大众化的洪流中。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缺少了精英的社会，谁也不能够“从更多的知识和正当应用的更高的技能中得益”，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4. 列举美国人的学术道德规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制订了比美国人更为严格和详密的规范。
“学术的政治是那么邪恶”，在中国主要的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小”，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大。在有学术自由的地方，学术是个人的事情，利益相关者和利害关系是那么模糊，学者自己为自己立法，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的人容易在无制约的广阔空间中自我堕落。在没有学术自由的地方，非学术的利害关系尖锐地凸显出来，邪恶因此而产生。
对科研成果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和高回报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人明白，“在教师的任命和晋升中，年轻教师的评价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或很少有著作和教学经验。”“即使意图最好，成绩难以界定，也不易估价。这是为什么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教师的晋升中至少有半数（也许多至四分之三）的教师以资历取代成绩的一个理由。”［p173］而我们的高等学校不仅晋升主要凭科研成果，酬金的发放更是要看科研成果。在高压和利益的诱惑下，高校教师出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有人统计过，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人员和中科院的科研人员人数差不多，但是研究成果却是中科院的三倍。教师还要教学，还要为社会服务，这三倍于中科院的成果是如何做出来的？还有人统计，美国大学教师，一辈子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不是什么SCI)平均每人30来篇。工科教师平均40多篇，文科教师不到20篇，教育学的教师成果最少，平均只有8.4篇。我们的水平比美国要高得多，评个讲师都不止8篇同行评审论文，还非得有什么重点期刊。有这么高的水平吗？逼出来的，造假造出来的参看查道林.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中科院科技活动之比较.林曾，高艳贺.美国高等教育发达的背后：教授发表同行评审期刊文章之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8(7)。。
对科研成果的高要求是打击知识分子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有效武器。革命年代说知识分子“思想反动”，知识分子凭良心知道自己即使思想跟不上时代但学术水平和人格品位是不容怀疑的。现在说一个大学教师科研能力差，评不了职称，加不了薪金时，谁也会自惭形秽，自认低能，最多不过以不屑于学术腐败自我解嘲。
5. 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恰恰相反，60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变化最多，但除了最初的一次变化，后来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院系调整到反右派到大跃进到反右倾到停课闹革命到招收“工农兵”到恢复高考到反自由化到高校合并到建新校区，单数这些大规模的剧烈运动60年中就不下十次，中国的大学被彻底地征服了！
之所以变来变去，根本的原因正是一开始就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大学没有自己独立的、持久的，像“保持过去人类发展的记录”这样的目的，成了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附庸。一个政治人物就可以把整个教育体系弄得天翻地覆，一个校领导就可以把整个学校弄得乌烟瘴气，一个院系领导就可以把整个院系弄得人心涣散。学生当然也是来来往往，但行政人员则大权在握，稳坐钓鱼船，而“教授的职务上的权力”却很少得到尊重。在中国沉寂的通常是教师和学生，教授处于事业的边缘，即使有不甘寂寞的学生和教师，他们的声音也很难发出。最难堪的是教师，学生还可以来来往往，而大学教师如果不甘心改变自己的身份，就得这样沉寂下去。
因此，尽管变化小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我们仍然热切地期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重大的改变。近几年有一些变化，但离八个世纪以前就确立了的教授治校的最基本的大学理念还相差很远。
6.关于高等教育的职能，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职能，如引导社会、创造新职业和国际合作等等。与美国不同的是，第一，在早先的职能中，尽管我们认为服务社会是美国人创造的新职能，但克尔并没有把它列在三大职能中。第二，在早先的职能中，克尔特别提出个人道德和行为的培养，而且把这一职能看成是学术性的，而我们强调的是专业训练，并把道德行为的训练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政治问题。第三，在新增的职能中，美国人关心的是社会公平、生活质量和政治改革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却没能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第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人提出了将要发展的新职能。所谓“对青年的剩余责任”是大众化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是指高等教育要作为青年走向社会的缓冲地带发挥作用，关心和教育那些还没有融入社会并且没有得到社会有组织地关怀的青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许多走出学校的学生较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成为“啃老族”和“蚁族”，他们需要得到高等学校的持续关怀。“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世界越来越紧密和复杂的联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是政治家、市场操纵者和社会团体所能解决的，它要求全球的高等学校的精英们联合起来作出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研究，并将成果反映到课程中，培养出具有全球观念的一代新人，这些职能不是我们所提出的“国际化”所能包含的。
7.美国的高等教育成功地完成了大众化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它的精英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走出了象牙塔，发展了新的职能，并且让旧有的职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目前，美国人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新的挑战。
我们也在努力向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车轮已经启动，速度必将不断增加。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以来，内战、抗战、“反右”、“文革”，如此深重的内忧外患都没能阻止的高等教育车轮不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停滞不前。办好高等教育，让人的良知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展是人的本性所提出的要求，任何阻止人的发展的行为都将是失败的。我们同样面对新的顾客、新的争议、新的课程、新型的教师、新的评分标准、新的入学标准等一系列比美国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我们还背负着教育理念更新、管理体制改革、精英教育被掩没、教学质量下降等一系列老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责任编辑 李震声)
我们设计了在未来的公民中培养比较合适的全球观点的教育计划，确认了四个基本主题。
（1）对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世界的分析
学生应该按照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精辟描述的有关世界的自然的、生物学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通信和评估系统，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相互依赖的性质。［p37-38］
（2）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观点
学生应该具备有关世界的历史和主要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包括历史上有关个人和政治民主的伟大实验之一的美国知识。学生还应了解曾经鼓动或阻碍文明发展的地理因素。［p39］
（3）关于文化的理解
学生应该能够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p40］
（4）使公民准备制订公共政策
学生应该在所有学校计划的各个阶段，积极地从事分析和创造性的思维，提高他们认识概念、问题和争端的能力，解释它们的能力，确定信息需要的能力，分析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的能力，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以及做出负责的公开选择的能力。［p41-42］
2.“一个彻底平等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社会”。我会同意。但是我要指出，一个部分比较平等的社会，可能更加公平和公正，而且也能对更多个人根据“生活机遇”提供比较有效的自由。［p61］
亚里斯多德说过，“革命的情感的普遍的和主要的起因是要求平等的愿望“。［p62］
全面的自由导致混乱，从而导致个人自由得以保护的条件的终结；而且条件的全面的平等，要求一种集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使条件平等的权力的分配是最不平等的。两种思想，它们的极端形式都是自我毁灭性的。两种思想，在某种条件下，即使达不到极端，彼此也是不相容的。个人行动的自由，也许意味着最有能力、最爱寻衅和最自私自利的人，比能力较差、不那么爱寻衅和自私自利的人达到地位的极端不平等。而且所有个人之间结果的实质性的平等可能需要对有些人的行动大加控制，限制他们的自由。［p63-64］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中，我的中庸之道的解决办法是高等院校应该更加积极地寻找（不止是接受）天资高和肯努力的人，然后对那些以前较少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予以补救的、补充的学业上的帮助和财政上的帮助，使他们有平等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才能。［p68］
3.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被大家接受的确切定义。我把它界定为包括下列要素：内部和外部都接受学术自由，大量的学校自治，教授控制主要的学术决策，广泛的公众尊重，不断增长的财政资助，从事新的事业的机会，以及在若干领域学术上有重大的新进展。按照对社会的服务，可以更加有益于很多科研成果的应用，并使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需要得到满足。这样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在很多国家，明显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历史上的大学最辉煌的时期。［p76］
我并不相信，为什么大众化高等教育或普及高等教育必然是精英教育的敌人，有任何内在的理由，虽然这曾经常常是事实。确实，精英教育曾经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现在成为一个不断变小的部分。［p79-80］
但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可能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敌人。
（1）它们可能从精英高等教育拿走资金。
（2）它们可能为精英高等教育陷入过分限制的政府框架铺平道路。
（3）它们可能有助于引进不合适或者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内部管理形式。
（4）如果它们的大量学生涌进这些院校，就有
可能掩没精英高等教育的设施。……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是迅速地迫使大量学生进入它的构成学校。
（5）它们可能使传统上如德国由精英院校提供进入权的专业人员过剩，带来消极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传统大学的学位的持有人数的爆炸，减少历史上和它们的学位相联系的有保证的地位的不平等；能掩没一个专业，导致失业，或者更加可能，不充分就业，以及强烈的政治上的愤恨。［p80-82］
精英高等教育是社会所需要和对社会有用的；甚至在一个罗尔斯式的具有比较完美的公正的世界，情况也是这样；所有的人能够从更多的知识和正当应用的更高的技能中得益，而且一般地说，他们承认这一点；“差别原则”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在差别原则之下，凭优秀挑选的某些个人将给以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训练和使用这些训练的机会。［p83］
于是，我认为，保持一个有效的高选择型的部分，作为各大学之间功能的或多或少轮廓清楚的分化，或者，如果那样做不可能，在大学内部的各层次或专门单位之间进行功能的分化——高度选择型的部分基本上围绕知识的事情组织；选择型的部分围绕就业市场或普通教育或两者组织；非选择型部分围绕不论什么消费者的爱好组织。［p90］
4. “学术的政治是那么邪恶，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小。”［p165］
下列行动必须履行：
（1）仔细地收集和使用证据，包括在进行“弄虚作假”的过程中寻找“不方便的事实”。
（2）仔细地使用他人的思想和著作。
（3）对未经充分证明的事情应持怀疑态度。
（4）虚心对待可供选择的解释。这种态度要求充分的自由表达；这种“学术自由”转过来要求容忍除自己的观点以外的其他观点。
（5）谈话有礼貌，依靠说服而不是依靠压制。
（6）公开在大学内进行科研的成果。
（7）在评价别人的学术成绩时仅凭学术价值。
（8）在处理人和动物时小心体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过分伤害他们。
（9）除非决策中的全部考虑已经成为研究的问题；除非已经不仅考虑行动，而且考虑可能的反应，要避免逗引和提出政策的运用。学者们不应超出他们的知识。
（10）把建立在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人评价和与提出证据和分析分开。而且，作为必然的结果，任何个人的评价要直截了当。
（11）遵循罗尔斯（John Rawls）所界定的，而且应用于除学术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的“公正分担”的一般原则，“每当一个人已经自愿接受一个假如公平和公正的机构所提供的计划的好处，或者已经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以促进他的利益时，他有义务按照这个机构的规则所指定的职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做我们所公平分担的事情，我们不应从别人的合作努力中获得东西”。
（12）拒绝利用可以得到的创造和传布知识的地位和方便，来促进无关的个人金钱或政治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念。
（13）完全接受对学生的义务，忠诚地教育他们，仔细地指导他们，公正地评价他们，并且无论如何不剥削他们。
（14）完全接受学术同事的义务，帮助他们，指导他们的学术研究，特别帮助年轻同事。
（15）在系科，完全接受义务，在同事中就年龄、学科专业和分析方法寻求合理的平衡。
5.高等教育在过去比大多数其他的人类机构改变得都要少。它当然比国家改变得比较少，在过去八个多世纪来比经济事业单位改变得要少。早先的波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仍旧可以辨认，而且它们同时代的高校仍然以几分相似的形式在运作。很多或者至少多数，当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经济的机构能够这么说。
这使得我相信，今天的大学，像昨天的大学一样，也许比社会的其余部分的大多数改变得少；这是一种相对静止的机构，是一个相对地持久的机构，有很多好的理由。它具有某些持久的目的，包括保持过去人类发展的记录。还有，多数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曾给大学特别程度的自治以处理它自己的事务。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或者德国需要一个希特勒，或者俄罗斯需要一个斯大林征服大学，即使在那时，一些自治的成分幸存下来。
给它自治，大学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对它自己的事务高度保守的机构。教授处于事业的中心。而且，听任教授们自行其是，他们很少改革。他们主要按一致意见管理校务，听从他们年长的成员，而且经常赞成同事们不应提出可能造成不和的有争议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保持现状。总的说来，学生接受教授的职务上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
来来往往相对地迅速。行政人员倾向于给予较少权力，他们也是来来往往。这两种潜在的变化的来源通常是沉寂的。［p257-258］
6.高等教育的漫长历史，包括一个从少数职能到很多职能的延续几个世纪的运动，最初缓慢地增加，但是比较新近，迅速地增加。［p263］
在美国，现在新的职能正在增加，但是并不是单独在美国：
（1）社会公平的促进。
（2）生活质量的促进。
（3）政治改革的促进。
展望未来，至少展现两个新的职能。
（4）对青年的剩余责任。
（5）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
早先的（而且在继续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的职能多数是关于：①专业训练；②考虑个人的道德和行为；③进行专门化的科学研究，这些职能本质上是学术性的。有些新的职能，虽然不是全部，是比较准学术性的——和学术上的努力有联系，但是只是部分地围绕学术的原则和标准进行组织；但是有一个新的职能，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具有最高的学术性。［p264-265］
比较旧的一系列职能比较以生产为导向，比较新的一系列职能比较以消费和社会改革为导向。比较旧的系列职能也比较以个人努力为导向，比较新的系列职能比较以集体行为为导向。比较旧的系列职能也多半与图雷内（Alain Tourine）所谓“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有联系；而比较新的系列职能更加强调社会秩序的改造。［p265-266］
7.高等教育与其说是社会的一个发源的部分，不如说是社会的一个响应的部分；而且它必须响应很多至少最初它并不喜欢的东西。现在，艰巨的任务是，在维持学术的完整性和保存提高科研和高层次专业训练的精英职能的同时，吸收新的职能（“整体思考”的职能可能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高等教育有新的顾客——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和成人；新的争议——对于既定的社会给予支持，进行改革，还是甚至予以破坏；新的课程——一方面补习性的课程，另一方面，空闲时间的兴趣；新型的教师更多兼职型教师和更多应用型教师；新的评分标准既避免学生失败，又奖赏胜利；新的入学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标准；新型的学位和证书；新的财政和管理方法；新的鉴定方法——英国一度称做“金本位”的方法不再足够；新的机构——大学不再具有这样一个中心的任务。［p268］
这意味着一个创造性的时代，一个前进而不是紧缩的时代，一个可能进步和不是不可避免倒退的时代。柏拉图说过，“教育的车轮一旦启动，速度总是不断增加”。我认为这是指导教育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原则。我们目前就处在一个“教育的车轮”速度调整到一个历史性的速度的漫长的时期之中。［p269］
1.面对教育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上世纪80年代末，以克尔为主席的美国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美国为未来作准备》的报告。该报告对左列4个基本主题作了深入的论证和详细的阐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随着冷战结束及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人似乎处处得心应手，而我们似乎常常陷入被动。前外长唐家璇说，在应对国际事务方面，中国缺少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智囊。在我看来，要找几个智囊人物为外交活动出谋划策并不难，关键是我们的人民要有“地球村”村民的基本素质，而这需要有一个全球观点的教育计划并长期付诸实施。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发动了一场反封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自绝于民族历史和世界文明。80年代末，刚刚开启的全球化思想观念和教育又经历一场重大挫折。90年代初掀起的所谓“文化热”、“国学热”，最初发起者的意图并非要重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是在难以重建六七十年代信念的危机中，为了对抗80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思想观念，希望激发起一种“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来拒斥西方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就连“五四民主科学运动”也被悄悄地替换成了“五四爱国运动”。
因此，“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观点”、“关于文化的理解”以及“使公民准备制订公共政策”方面，我们的学生知之甚少或所知偏狭。我们似乎重视“对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世界的分析”，但由于过早地实施文理分科和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我们的学生所知的世界是单一的和相互割裂的。
2.全面的自由必将导致混乱；全面的平等必将导致专制；全面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反抗。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建立“一个部分比较平等”的社会。这种有限的平等制度首先以自由为价值取向，给予每个人均等的机会，让每个人能在法律的保护下公平地竞争，取得适合个人能力和品德的财富、地位和名誉。与此同时，建立起一种以平等为价值诉求的、保护竞争中弱势群体的制度，让他们不至于在竞争中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由竞争和保护弱者之间要保持适度的张力，民主是取得两者之间平衡的有效机制。
几十年来，我们先是失之于追求全面平等所带来的专制，后又失之于让一部分人先占有太多的优势的社会不公，保护和平衡自由平等权利的民主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并非要照搬西方的制度。自由、平等和民主符合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率性之道”即自由，“修道之教”即有限的平等，“致中和”则是高于民主的和谐社会的理想。致中和，天地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位，都能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这不是比民主制度更美好的制度吗？
我们也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去，中庸思想中，能“率性”的只有“至诚”或“纯然天理”的圣人，而所修之道即三纲五常之道，未免太窄。中国古代社会远没有实现“致中和”的理想。因此，我们虽不必照搬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但有必要借鉴西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改造和发展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理想。
具体到高等教育，克尔所提出的中庸之道的解决办法是可取的。如果还要补充的话，我们希望为天资优秀而又肯努力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不至于平庸化或者成为海外大学的预科生；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让他们不至于被贫穷、冷漠或者四六级考试之类的困难所压倒。
3.二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家先后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同时也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教育和学术繁荣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相互矛盾，以至于伤害精英教育，从而使学术研究走向衰落，而是大众化与精英教育并行不悖，共同繁荣。
大众化与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左列5个方面的矛盾都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要有像克尔这样的精英为高等教育掌舵。正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克尔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并为加州的高等教育作了整体规划，他“把社区学院的庞大扩张看做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一条防线”［p80］，成功地避免了大众化对精英教育的冲击。而像克尔这样的精英在美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
“内部和外部都接受学术自由，大量的学校自治，教授控制主要的学术决策，广泛的公众尊重，不断增长的财政资助，从事新的事业的机会，以及在若干领域学术上有重大的新进展”——除非我们重新定义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离这样的时代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世界高等教育进入黄金时代的时候，我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摧残知识分子，高等学校是重灾区。上世纪80年代刚刚缓慢复苏的高等教育又随着90年代初开始的大众化陷入新的困境，我们迎来的不是学术繁荣而是学术腐败。伤害最大的是精英教育，克尔所说的“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不幸被我们采用了。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比如“传统大学的学位的持有人数的爆炸”所带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就采用“被就业”的方法解决了，从而避免了“强烈的政治上的愤恨”。
冷嘲和热讽无法平复内心的伤痛。革命年代，我们有意识地对精英们实行了无情的专政，开放的年代，我们又无知地将精英教育掩没在大众化的洪流中。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缺少了精英的社会，谁也不能够“从更多的知识和正当应用的更高的技能中得益”，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4. 列举美国人的学术道德规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制订了比美国人更为严格和详密的规范。
“学术的政治是那么邪恶”，在中国主要的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小”，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大。在有学术自由的地方，学术是个人的事情，利益相关者和利害关系是那么模糊，学者自己为自己立法，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的人容易在无制约的广阔空间中自我堕落。在没有学术自由的地方，非学术的利害关系尖锐地凸显出来，邪恶因此而产生。
对科研成果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和高回报是导致学术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人明白，“在教师的任命和晋升中，年轻教师的评价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或很少有著作和教学经验。”“即使意图最好，成绩难以界定，也不易估价。这是为什么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教师的晋升中至少有半数（也许多至四分之三）的教师以资历取代成绩的一个理由。”［p173］而我们的高等学校不仅晋升主要凭科研成果，酬金的发放更是要看科研成果。在高压和利益的诱惑下，高校教师出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有人统计过，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人员和中科院的科研人员人数差不多，但是研究成果却是中科院的三倍。教师还要教学，还要为社会服务，这三倍于中科院的成果是如何做出来的？还有人统计，美国大学教师，一辈子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不是什么SCI)平均每人30来篇。工科教师平均40多篇，文科教师不到20篇，教育学的教师成果最少，平均只有8.4篇。我们的水平比美国要高得多，评个讲师都不止8篇同行评审论文，还非得有什么重点期刊。有这么高的水平吗？逼出来的，造假造出来的参看查道林.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中科院科技活动之比较.林曾，高艳贺.美国高等教育发达的背后：教授发表同行评审期刊文章之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8(7)。。
对科研成果的高要求是打击知识分子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有效武器。革命年代说知识分子“思想反动”，知识分子凭良心知道自己即使思想跟不上时代但学术水平和人格品位是不容怀疑的。现在说一个大学教师科研能力差，评不了职称，加不了薪金时，谁也会自惭形秽，自认低能，最多不过以不屑于学术腐败自我解嘲。
5. 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恰恰相反，60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变化最多，但除了最初的一次变化，后来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院系调整到反右派到大跃进到反右倾到停课闹革命到招收“工农兵”到恢复高考到反自由化到高校合并到建新校区，单数这些大规模的剧烈运动60年中就不下十次，中国的大学被彻底地征服了！
之所以变来变去，根本的原因正是一开始就取消了大学的自治，大学没有自己独立的、持久的，像“保持过去人类发展的记录”这样的目的，成了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附庸。一个政治人物就可以把整个教育体系弄得天翻地覆，一个校领导就可以把整个学校弄得乌烟瘴气，一个院系领导就可以把整个院系弄得人心涣散。学生当然也是来来往往，但行政人员则大权在握，稳坐钓鱼船，而“教授的职务上的权力”却很少得到尊重。在中国沉寂的通常是教师和学生，教授处于事业的边缘，即使有不甘寂寞的学生和教师，他们的声音也很难发出。最难堪的是教师，学生还可以来来往往，而大学教师如果不甘心改变自己的身份，就得这样沉寂下去。
因此，尽管变化小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我们仍然热切地期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重大的改变。近几年有一些变化，但离八个世纪以前就确立了的教授治校的最基本的大学理念还相差很远。
6.关于高等教育的职能，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职能，如引导社会、创造新职业和国际合作等等。与美国不同的是，第一，在早先的职能中，尽管我们认为服务社会是美国人创造的新职能，但克尔并没有把它列在三大职能中。第二，在早先的职能中，克尔特别提出个人道德和行为的培养，而且把这一职能看成是学术性的，而我们强调的是专业训练，并把道德行为的训练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政治问题。第三，在新增的职能中，美国人关心的是社会公平、生活质量和政治改革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却没能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第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人提出了将要发展的新职能。所谓“对青年的剩余责任”是大众化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是指高等教育要作为青年走向社会的缓冲地带发挥作用，关心和教育那些还没有融入社会并且没有得到社会有组织地关怀的青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许多走出学校的学生较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成为“啃老族”和“蚁族”，他们需要得到高等学校的持续关怀。“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世界越来越紧密和复杂的联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是政治家、市场操纵者和社会团体所能解决的，它要求全球的高等学校的精英们联合起来作出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研究，并将成果反映到课程中，培养出具有全球观念的一代新人，这些职能不是我们所提出的“国际化”所能包含的。
7.美国的高等教育成功地完成了大众化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它的精英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走出了象牙塔，发展了新的职能，并且让旧有的职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目前，美国人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新的挑战。
我们也在努力向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车轮已经启动，速度必将不断增加。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以来，内战、抗战、“反右”、“文革”，如此深重的内忧外患都没能阻止的高等教育车轮不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停滞不前。办好高等教育，让人的良知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展是人的本性所提出的要求，任何阻止人的发展的行为都将是失败的。我们同样面对新的顾客、新的争议、新的课程、新型的教师、新的评分标准、新的入学标准等一系列比美国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我们还背负着教育理念更新、管理体制改革、精英教育被掩没、教学质量下降等一系列老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