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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伤逝》是现代作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篇爱情小说。小说中的涓生和子君同为五四时期的思想进步青年，他们破除一切阻碍在一起后，不断面临新问题，最后一“伤”一“逝”。本文对二人的爱情悲剧进行探究，以展现鲁迅先生悲剧鞭策五四青年的苦心。
关键词：鲁迅;《伤逝》;小说;爱情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2
1 写作背景
五四时期西方思想大量涌入，“解放个性，追求自由”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自由主义思想鼓励受封建道德思想荼毒的女性解放思想。
1918年6月《新青年》翻译发表易卜生的《娜拉》，主人公娜拉的“出走”成功把女性解放思想推向前沿。1919年，胡适发表剧本《终身大事》，主人公田亚梅和娜拉同样“出走”成功，具有同样的反抗精神，使“出走”迅速成为五四青年个性思想解放的象征。但无论是易卜生还是胡适，都没有对女性“出走”之后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这导致大多数青年对反抗封建思想的理解止步于“出走”。
1923年12月，鲁迅先生做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阐述了“娜拉”们在冲出传统家庭桎梏后能走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先生1925年完稿的《伤逝》，是对“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这一问题的有力补充和说明。鲁迅先生将毕生投入解放人类思想的工作中，既不为名也不图利，而是要从人类的精神原材料中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1]。《伤逝》主人公子君是中国版娜拉，小说以子君“出走”后的遭遇验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小说中一些简单的人物关系进一步反映了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人们的普遍迷茫与困惑[2]。这篇回想录式的作品，将情感纠结的回忆与不可逃避的现实相融合[3]。小说描写的，是悲剧与幸福以及时代洪流中人们相同的宿命感[4]。
2 “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来自现实社会的重压
独自奔走的五四青年是孤独的，这一切人物，无一不有情，又无一不经受着命运的折磨[5]。子君的“出走”并不能让街上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目光消失，涓生和子君作为思想进步的个体与旧思想的群体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存在是不相融的，是有巨大矛盾的[6]。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对两性关系的耻感，耻感文化是构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7]，非一朝一夕可以湮灭。人们以看客的身份带着猎奇和嘲讽的心态看待两个年轻人未婚先同居的行为。这一类人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甚至在当今社会他们也仍然存在[8]。
涓生和子君看了二十多处地方后，才找到了居住的地方。这处住所并不是二人严苛挑选后选择的，而是房东愿意留下二人才得以找到的，其他房东都不愿接纳二人。在这样的时代，未婚同居是对封建婚姻制度最大的冲击。
涓生和子君在一起后，他们并没有过上轻松的生活。子君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照料小家的事务，而涓生一人拿着微薄的工资供养两个人的开销。意象与概念事物的借助对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另一种角度的描述[9]。涓生被谣言中伤失业，二人的家庭没了经济来源，后来涓生做起翻译的工作，但仍入不敷出。吉兆胡同终究还是没有给他们带来吉兆，对生活的企望及幸福幻影的破灭[10]，使得二人在经历了众多坎坷后还是分离。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国力弱小，一个弱小的国家并不能给渴望幸福的人提供遮风避雨的小家。涓生和子君作为五四新青年，本应是在社会上传播进步思想的主力军，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维持小家的幸福上，没有做出任何牺牲和努力，便妄图稳稳当当地在社会中生存下来，忽略了当时病弱的社会和苦苦挣扎的人民。正是这种病弱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才让两人越走越远。独自奔跑的五四青年只有认识更多的同行者，推翻无力的病弱的社会，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涓生说吉兆胡同看上去大抵不像是安身之所，其实在病弱的社会中，任何一个的家庭都会遭受来自社会的重压。
3 “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虚空”——两人身份的改变
《伤逝》从涓生的视角展开叙事，文字感情真挚，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11]。但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涓生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个性缺点，阻碍着他自身进步，決定着他爱情的失败。
在涓生的自述中，他是“仗着”子君逃出所谓的寂静和虚空，“仗着”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涓生的懦弱。涓生一边说要去开辟新的道路，一边又恐惧众人讥讽的目光，他所做的很多事都是有子君的带头才做到的。如子君在“鲶鱼须”和“雪花膏”的注视下骄傲地走了，涓生也骄傲地走了;子君和叔叔彻底断绝了关系，涓生紧接着和几个不友好的朋友断绝关系。二人同居后，这种“仗着”子君的状态似乎不那么明显了，但不能否认的是，涓生仍在“仗着”子君为自己料理家务琐事，才有精力处理自己的事情。后来二人感情出现裂痕，涓生再次“仗着”子君的冷漠“逼迫”自己离家去图书馆，他孤身枯坐在只有几块硬炭的火炉旁取暖，思考自己和子君爱情的盲目和不当。在涓生确定自己对子君的爱情已经消失后，他还是没有决心告诉子君，每次看到子君孩子一般的神色，都会失去勇气。小说通过不断切换的矛盾冲突以及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灵刻画，表现人物在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纠结，揭示了人物心灵深处的波澜[12]。因为对子君存有希望，涓生通过讲两人共同度过的生活，希望子君从柴米油盐中逃离，做回那个可以和他一起去探寻新道路的青年。愿望就是困住人们的城堡，没实现愿望的人渴望着实现愿望，却不知自己已经被愿望“关押”[13]。涓生在生活中不断妥协退缩，却不知子君已经不是旧时的子君了。
涓生也有和阿Q类似的健忘特性和国民劣根性。涓生的健忘是普遍又可恶的，他可以将痛苦的事情长久地保留在心里，这些事像一根刺，时刻都在刺痛他的心脏。涓生记不清当初怎样向子君表达纯真热烈的爱，以及两人在一起后生活中的种种小甜蜜，却清楚地记得两人所遭受的挫折。他用看似客观的口吻叙述出一个少女毁灭的过程，并彻底推脱自身的原因。 涓生这个五四新青年身上依旧具有很强的封建男权主义。涓生并没有想要遵守私人关系之间的简单的道德标准和正义标准[14]，而是无意识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只从自身角度去看待同居后的子君，并没有全面思考子君为什么会在柴米油盐里渐渐消失了最初的勇气。子君勇气的消失应该归咎于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女性不能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社会[15]。涓生和子君同居前还能在一起聊天说笑，同居后，两人自觉进入封建家庭式的“新”家庭，随着子君话语权的消失，这个新家庭正式转变成旧家庭。子君不再是旧时的子君，而涓生是“杀死”旧时子君的帮凶。《伤逝》小说叙事中，涓生只是为了哀悼子君，未考虑到事情悲剧结果的形成也有自己的原因[16]。
4 “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子君对爱情的盲目
子君是新旧思想糅合的一个女子形象。一方面，她是受五四思想启蒙的青年女性，敢于挣脱世俗的看法和涓生相爱;另一方面，她是封建道德的受害者，她和涓生同居后放弃学业，受家庭限制，在涓生的男权主义下逐渐丧失自我。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是主导，而女性是被窥视和被消遣的对象[17]。子君对涓生的爱是绝对纯粹的，但这份爱使得子君摆脱不了封建女子在家相夫教子的悲剧命运。子君从封建顽固的原生家庭里跳出，却又跳入另一个家庭，“自愿”被束缚，子君在两个家庭中的身份转变并不大，不过是从对父辈的附庸转变为对涓生的附庸。自古以来，女子作为男人的附庸，必须要遵循不变的三纲五常，没有权力掌握也无法掌握属于自己的幸福[18]。从根本上来看，子君并没有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她自愿为了爱情拒绝思想启蒙，这种对爱的盲目崇拜毁了她的家庭，也毁了自己，她把爱情看作生命的全部，是她最大的缺点。受新思潮、新道德影响的女性在与自身思想不符的情况下陷入严重的困境[19]。
子君的大部分思想受涓生影响，涓生多次用“稚气”二字形容子君。子君格外年轻，格外美丽，命运也就显得格外残忍[20]。子君从涓生身上获得的思想启蒙是不彻底的，而涓生对子君的思想启蒙在二人同居后彻底终止，被动接受思想启蒙的子君无法获得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同居后，子君的理想追求从民族解放到每日三餐，理想的庸俗化不仅来自现实的压迫——传统道德扼杀个人天性的自由发展[21]，还有启蒙思想的消失。子君把所有爱和生命都给了涓生，却忘了自己。她的悲剧就在于用爱救赎了他人，逼疯了自己[22]。涓生的思想是进步的，而子君的思想却停留在原地。二人思想不在同一水平线，也就不能彼此理解。零碎的小矛盾不断积累，过于真实，也过于细微，真实细微到令人窒息和心碎。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撕碎温情[23]，最终子君回到原生旧家庭，不久便离世了，被病态的社会溶蚀[24]，在尘埃泥泞里开出一朵血泪之花[25]。
5 结语
涓生和子君的二人家庭在不安稳的社会环境里注定不能长久。同居后的涓生和子君之间思想差距不断拉大，不能彼此理解，矛盾经积累后成为二人决裂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悲剧故事无可挽回。鲁迅先生以《伤逝》这一悲剧小说警策寻找解放道路的五四青年，提醒他们应该谨慎选择解放道路，同时体现出对青年人挽救国家的期盼。
参考文献：
[1] 郭贞娴.文学作品中的人性思考——读威廉·福克纳诺贝尔获奖辞有感[J].戏剧之家，2019（24）：235.
[2] 卫蔚.《樱桃园》中的人物关系[J].汉字文化，2020（4）：84，54.
[3] 吴向宁.心灵的重生之旅——《野草莓》[J].戏剧之家，2019（9）：94-95.
[4] 金毅.囚笼或利剑——《金锁记》与《月牙儿》中困于金钱的女性形象[J].大众文艺，2019（4）：18-19.
[5] 张颖.《天龙八部》中的佛学思想[J].戏剧之家，2019（29）：233.
[6] 王菲.《黄金时代》中自由主义如何体现[J].大众文艺，2019（3）：10-11.
[7] 徐金洁，韩天.从耻感的呈现探究沈从文小说中的两性关系[J].戏剧之家，2019（12）：220-221.
[8] 孙夏洁.《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形象[J].戏剧之家，2019（24）：237.
[9] 李闻展，缪军荣.浅析法国治愈系文学——以马克·李维为例[J].戏剧之家，2019（31）：238.
[10] 任子豪.沈从文小说《贵生》赏析[J].大众文艺，2019（3）：11-12.
[11] 朱冠臻.浅谈朱自清的《背影》[J].大众文艺，2019（4）：22-23.
[12] 濮惠盟.精神分析下的《将军底头》——一条意识流动的溪流[J].大众文艺，2019（3）：21-22.
[13] 王欣欣.从《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看“围城式”人生困境[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9（3）：29-30.
[14] 张勤，张梓墨.浅析网络礼仪存在的必要性[J].大众文艺，2019（11）：260-261.
[15] 李晓薇.浅析人文主义关怀下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大众文艺，2019（13）：40-41.
[16] 闫舒琪.探究沈从文《医生》的主旨——人性的善恶、寻常与荒谬的交织[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9（3）：34-35.
[17] 陈一杨.隐于岁月，葬于大海——《钢琴课》中的女性意识[J].戏剧之家，2019（8）：115.
[18] 苏向玲.分析《菉竹山房》中二姑姑的“偷窥”行为[J].戏剧之家，2019（10）：228，230.
[19] 王紫璇.清醒的迷失，不失自我的堕落——探析《月牙儿》中主人公的心理历程[J].大众文艺，2019（3）：23.
[20] 雍文静.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中的人性与命运——读《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J].大众文艺，2019（3）：26-27.
[21] 黄心怡.《道连·格雷的画像》：唯美主義道德观的美学实验[J].戏剧之家，2019（23）：216-217.
[22] 刘微.浅谈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现象——以电视剧《都挺好》中苏明玉角色分析为例[J].戏剧之家，2019（29）：99，101.
[23] 刘弋舸.悲哀与幸福，死亡与活着——我读余华《活着》[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9（3）：13-14.
[24] 任子豪.《骆驼祥子》：城乡双重文明结构中的挣扎与毁灭[J].戏剧之家，2019（9）：245.
[25] 夏天，缪军荣.黑夜里沉没的月牙儿——赏析老舍的《月牙儿》[J].汉字文化，2019（3）：64，67.
作者简介：高津（2002—），江苏徐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缪军荣
关键词：鲁迅;《伤逝》;小说;爱情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2
1 写作背景
五四时期西方思想大量涌入，“解放个性，追求自由”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自由主义思想鼓励受封建道德思想荼毒的女性解放思想。
1918年6月《新青年》翻译发表易卜生的《娜拉》，主人公娜拉的“出走”成功把女性解放思想推向前沿。1919年，胡适发表剧本《终身大事》，主人公田亚梅和娜拉同样“出走”成功，具有同样的反抗精神，使“出走”迅速成为五四青年个性思想解放的象征。但无论是易卜生还是胡适，都没有对女性“出走”之后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这导致大多数青年对反抗封建思想的理解止步于“出走”。
1923年12月，鲁迅先生做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阐述了“娜拉”们在冲出传统家庭桎梏后能走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先生1925年完稿的《伤逝》，是对“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这一问题的有力补充和说明。鲁迅先生将毕生投入解放人类思想的工作中，既不为名也不图利，而是要从人类的精神原材料中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1]。《伤逝》主人公子君是中国版娜拉，小说以子君“出走”后的遭遇验证“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小说中一些简单的人物关系进一步反映了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人们的普遍迷茫与困惑[2]。这篇回想录式的作品，将情感纠结的回忆与不可逃避的现实相融合[3]。小说描写的，是悲剧与幸福以及时代洪流中人们相同的宿命感[4]。
2 “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来自现实社会的重压
独自奔走的五四青年是孤独的，这一切人物，无一不有情，又无一不经受着命运的折磨[5]。子君的“出走”并不能让街上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目光消失，涓生和子君作为思想进步的个体与旧思想的群体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存在是不相融的，是有巨大矛盾的[6]。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对两性关系的耻感，耻感文化是构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7]，非一朝一夕可以湮灭。人们以看客的身份带着猎奇和嘲讽的心态看待两个年轻人未婚先同居的行为。这一类人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甚至在当今社会他们也仍然存在[8]。
涓生和子君看了二十多处地方后，才找到了居住的地方。这处住所并不是二人严苛挑选后选择的，而是房东愿意留下二人才得以找到的，其他房东都不愿接纳二人。在这样的时代，未婚同居是对封建婚姻制度最大的冲击。
涓生和子君在一起后，他们并没有过上轻松的生活。子君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照料小家的事务，而涓生一人拿着微薄的工资供养两个人的开销。意象与概念事物的借助对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另一种角度的描述[9]。涓生被谣言中伤失业，二人的家庭没了经济来源，后来涓生做起翻译的工作，但仍入不敷出。吉兆胡同终究还是没有给他们带来吉兆，对生活的企望及幸福幻影的破灭[10]，使得二人在经历了众多坎坷后还是分离。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国力弱小，一个弱小的国家并不能给渴望幸福的人提供遮风避雨的小家。涓生和子君作为五四新青年，本应是在社会上传播进步思想的主力军，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维持小家的幸福上，没有做出任何牺牲和努力，便妄图稳稳当当地在社会中生存下来，忽略了当时病弱的社会和苦苦挣扎的人民。正是这种病弱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才让两人越走越远。独自奔跑的五四青年只有认识更多的同行者，推翻无力的病弱的社会，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涓生说吉兆胡同看上去大抵不像是安身之所，其实在病弱的社会中，任何一个的家庭都会遭受来自社会的重压。
3 “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虚空”——两人身份的改变
《伤逝》从涓生的视角展开叙事，文字感情真挚，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11]。但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涓生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个性缺点，阻碍着他自身进步，決定着他爱情的失败。
在涓生的自述中，他是“仗着”子君逃出所谓的寂静和虚空，“仗着”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涓生的懦弱。涓生一边说要去开辟新的道路，一边又恐惧众人讥讽的目光，他所做的很多事都是有子君的带头才做到的。如子君在“鲶鱼须”和“雪花膏”的注视下骄傲地走了，涓生也骄傲地走了;子君和叔叔彻底断绝了关系，涓生紧接着和几个不友好的朋友断绝关系。二人同居后，这种“仗着”子君的状态似乎不那么明显了，但不能否认的是，涓生仍在“仗着”子君为自己料理家务琐事，才有精力处理自己的事情。后来二人感情出现裂痕，涓生再次“仗着”子君的冷漠“逼迫”自己离家去图书馆，他孤身枯坐在只有几块硬炭的火炉旁取暖，思考自己和子君爱情的盲目和不当。在涓生确定自己对子君的爱情已经消失后，他还是没有决心告诉子君，每次看到子君孩子一般的神色，都会失去勇气。小说通过不断切换的矛盾冲突以及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灵刻画，表现人物在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纠结，揭示了人物心灵深处的波澜[12]。因为对子君存有希望，涓生通过讲两人共同度过的生活，希望子君从柴米油盐中逃离，做回那个可以和他一起去探寻新道路的青年。愿望就是困住人们的城堡，没实现愿望的人渴望着实现愿望，却不知自己已经被愿望“关押”[13]。涓生在生活中不断妥协退缩，却不知子君已经不是旧时的子君了。
涓生也有和阿Q类似的健忘特性和国民劣根性。涓生的健忘是普遍又可恶的，他可以将痛苦的事情长久地保留在心里，这些事像一根刺，时刻都在刺痛他的心脏。涓生记不清当初怎样向子君表达纯真热烈的爱，以及两人在一起后生活中的种种小甜蜜，却清楚地记得两人所遭受的挫折。他用看似客观的口吻叙述出一个少女毁灭的过程，并彻底推脱自身的原因。 涓生这个五四新青年身上依旧具有很强的封建男权主义。涓生并没有想要遵守私人关系之间的简单的道德标准和正义标准[14]，而是无意识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只从自身角度去看待同居后的子君，并没有全面思考子君为什么会在柴米油盐里渐渐消失了最初的勇气。子君勇气的消失应该归咎于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女性不能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社会[15]。涓生和子君同居前还能在一起聊天说笑，同居后，两人自觉进入封建家庭式的“新”家庭，随着子君话语权的消失，这个新家庭正式转变成旧家庭。子君不再是旧时的子君，而涓生是“杀死”旧时子君的帮凶。《伤逝》小说叙事中，涓生只是为了哀悼子君，未考虑到事情悲剧结果的形成也有自己的原因[16]。
4 “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子君对爱情的盲目
子君是新旧思想糅合的一个女子形象。一方面，她是受五四思想启蒙的青年女性，敢于挣脱世俗的看法和涓生相爱;另一方面，她是封建道德的受害者，她和涓生同居后放弃学业，受家庭限制，在涓生的男权主义下逐渐丧失自我。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是主导，而女性是被窥视和被消遣的对象[17]。子君对涓生的爱是绝对纯粹的，但这份爱使得子君摆脱不了封建女子在家相夫教子的悲剧命运。子君从封建顽固的原生家庭里跳出，却又跳入另一个家庭，“自愿”被束缚，子君在两个家庭中的身份转变并不大，不过是从对父辈的附庸转变为对涓生的附庸。自古以来，女子作为男人的附庸，必须要遵循不变的三纲五常，没有权力掌握也无法掌握属于自己的幸福[18]。从根本上来看，子君并没有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她自愿为了爱情拒绝思想启蒙，这种对爱的盲目崇拜毁了她的家庭，也毁了自己，她把爱情看作生命的全部，是她最大的缺点。受新思潮、新道德影响的女性在与自身思想不符的情况下陷入严重的困境[19]。
子君的大部分思想受涓生影响，涓生多次用“稚气”二字形容子君。子君格外年轻，格外美丽，命运也就显得格外残忍[20]。子君从涓生身上获得的思想启蒙是不彻底的，而涓生对子君的思想启蒙在二人同居后彻底终止，被动接受思想启蒙的子君无法获得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同居后，子君的理想追求从民族解放到每日三餐，理想的庸俗化不仅来自现实的压迫——传统道德扼杀个人天性的自由发展[21]，还有启蒙思想的消失。子君把所有爱和生命都给了涓生，却忘了自己。她的悲剧就在于用爱救赎了他人，逼疯了自己[22]。涓生的思想是进步的，而子君的思想却停留在原地。二人思想不在同一水平线，也就不能彼此理解。零碎的小矛盾不断积累，过于真实，也过于细微，真实细微到令人窒息和心碎。命运一次又一次地撕碎温情[23]，最终子君回到原生旧家庭，不久便离世了，被病态的社会溶蚀[24]，在尘埃泥泞里开出一朵血泪之花[25]。
5 结语
涓生和子君的二人家庭在不安稳的社会环境里注定不能长久。同居后的涓生和子君之间思想差距不断拉大，不能彼此理解，矛盾经积累后成为二人决裂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悲剧故事无可挽回。鲁迅先生以《伤逝》这一悲剧小说警策寻找解放道路的五四青年，提醒他们应该谨慎选择解放道路，同时体现出对青年人挽救国家的期盼。
参考文献：
[1] 郭贞娴.文学作品中的人性思考——读威廉·福克纳诺贝尔获奖辞有感[J].戏剧之家，2019（24）：235.
[2] 卫蔚.《樱桃园》中的人物关系[J].汉字文化，2020（4）：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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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毅.囚笼或利剑——《金锁记》与《月牙儿》中困于金钱的女性形象[J].大众文艺，2019（4）：18-19.
[5] 张颖.《天龙八部》中的佛学思想[J].戏剧之家，2019（29）：233.
[6] 王菲.《黄金时代》中自由主义如何体现[J].大众文艺，2019（3）：10-11.
[7] 徐金洁，韩天.从耻感的呈现探究沈从文小说中的两性关系[J].戏剧之家，2019（12）：220-221.
[8] 孙夏洁.《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形象[J].戏剧之家，2019（24）：237.
[9] 李闻展，缪军荣.浅析法国治愈系文学——以马克·李维为例[J].戏剧之家，2019（31）：238.
[10] 任子豪.沈从文小说《贵生》赏析[J].大众文艺，2019（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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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晓薇.浅析人文主义关怀下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大众文艺，2019（13）：40-41.
[16] 闫舒琪.探究沈从文《医生》的主旨——人性的善恶、寻常与荒谬的交织[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9（3）：34-35.
[17] 陈一杨.隐于岁月，葬于大海——《钢琴课》中的女性意识[J].戏剧之家，2019（8）：115.
[18] 苏向玲.分析《菉竹山房》中二姑姑的“偷窥”行为[J].戏剧之家，2019（10）：228，230.
[19] 王紫璇.清醒的迷失，不失自我的堕落——探析《月牙儿》中主人公的心理历程[J].大众文艺，2019（3）：23.
[20] 雍文静.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中的人性与命运——读《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J].大众文艺，2019（3）：26-27.
[21] 黄心怡.《道连·格雷的画像》：唯美主義道德观的美学实验[J].戏剧之家，2019（23）：216-217.
[22] 刘微.浅谈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现象——以电视剧《都挺好》中苏明玉角色分析为例[J].戏剧之家，2019（29）：99，101.
[23] 刘弋舸.悲哀与幸福，死亡与活着——我读余华《活着》[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9（3）：13-14.
[24] 任子豪.《骆驼祥子》：城乡双重文明结构中的挣扎与毁灭[J].戏剧之家，2019（9）：245.
[25] 夏天，缪军荣.黑夜里沉没的月牙儿——赏析老舍的《月牙儿》[J].汉字文化，2019（3）：64，67.
作者简介：高津（2002—），江苏徐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缪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