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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天才”？可以肯定的是，天才不等于天生的智力，虽然高智商能帮助一个人更好地成为天才，但有很多天才并没有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智力。人工智能专家玛格丽特·博登是这样阐述的：天才能够想出新颖独特又极具价值的创意。如下面列举的几位天才：
罗伯特·诺伊斯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他发明的集成电路，成为当今一切数字电器的核心组件；
安迪·鲁宾是安卓系统的发明者，安卓今天成为了手机操作系统的代名词；
布林和佩奇是谷歌的创始人以及谷歌搜索引擎的开发者，谷歌搜索引擎成为全球资料搜索的必备工具（在中国虽然使用的是百度，其搜索机制也是由它而来）；
更不用说史蒂夫·乔布斯，他是苹果王国的缔造者，将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使苹果成为全球最有品味的电子产品品牌；
……
而这些天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是在硅谷获得的成功。
硅谷位于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逐渐成为改变全球的科技力量，这种改变关联着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个天才诞生地，也曾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古希腊的雅典，它是西方思想的源泉，影响至今；19世纪的维也纳，音乐天才涌现，为世界留下了无比经典的旷世佳作。然而，你的父母可能不懂西方哲学，也没听过什么交响乐，但他们却会每天使用手机。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想仿照或复制硅谷，建立工业园区，政府划出大片土地、建楼修路，给足了资金和政策，引进高端人才，但结果都与硅谷相去甚远。硅谷虽然位于美国，但即使是美国自身同时期或之后出现的多个高科技产业区，也没有哪一个像硅谷这样人才济济，充当着全球技术创新的先锋。
硅谷的魔力究竟何在，能吸引这么多天才聚集在一起？
无拘无束的环境
硅谷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最初大批人进入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是因为这里发现了金矿。不仅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人、日本人等许多国家的冒险者都自发地蜂拥至此，无论你是哪个种族，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为一个目的——淘金发财。因此，这里从来没有哪种文化成为主导，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分，也没有传统思维的束缚，更没有政府的参与，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捞一票就走。
100年后，硅谷在这里诞生，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同样聚集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也是来淘金，不过是在信息和市场的海洋里淘技术的金。同样没有主导的文化，没有历史传统，没有政府参与，甚至没有工会的牵制（工会在欧美许多企业中渐渐成了拖累企业的包袱）。
硅谷里的人际关系也比较浅，虽然大家互相认识，但了解并不深入，人与人之间较少依赖和羁绊。因此，在硅谷可以甩开膀子地创造，再由市场来判断产品的价值。这一现象被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称为“弱关系的力量”。强关系让我们在意别人的脸色，而这一思想包袱往往成为创新和追求事业过程中的绊脚石。
机会均等，无情淘汰
在硅谷找工作，公司不看专业背景，不论资历名气，面试都要经过实战考核，通不过，再牛的教授也不会录用。一个在美国顶级计算机系工作的教授向谷歌推荐他的两个学生，结果都考核通过并录用了。后来教授自己来应聘，考核内容跟学生的类似，他却没有考过。虽然他表示不服，但谷歌还是没有录用。
当员工入职时，老板会告诉他，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由创造。一旦你证明了自己创意的价值，公司会投给你更多的资金，让你继续开发；但当公司发现你的创意价值不大时，你就面临着下岗危险。员工的定级和提升也不看重学历和经验，关键是看工作能力和对公司的贡献。高级别员工和低级别员工在一段时间之后等级倒置的现象常常发生。
对人如此，对公司也是如此。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地区，哪个公司占了个山头就能一直霸占下去，而后来者只能越来越往边缘地区安家落户。但随着产业的变迁，最早的公司不一定是发展最好的公司，往往是越来越裹足不前。但为了保住公司员工的饭碗，在工会的施压，或者政府的扶持下它一直赖在那，最终会把当地的经济拖垮，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和中国东北就是实例。而在硅谷，没有工会和政府插手，生活和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只有发展足够好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变化，经历过几次轉型，每一次都会淘汰掉一批公司，被淘汰的公司会被并购、破产或搬离硅谷。
因此，在硅谷，人员流动非常频繁，也正因为这种不讲人情的优胜劣汰，筛选出了卓越的公司和真正的天才。
创造之源：工程师
在硅谷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技术人员，即工程师身上。
在中国的IT行业，工程师大多是产品经理手下的兵，按照产品设计和既定的任务完成代码的编写，有人戏称这类技术人员为“码农”，因为不太需要创造性思维，不费什么脑筋。
然而，在美国，最初级的工程师也必须能独立设计和实现设计的功能；主力工程师则需要具备领导才能，将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负责到底，进一步则能够针对市场和用户心理做出行业里最好的产品。更厉害的工程师具有原创性，设计开发的产品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力；而神级的工程师能够开创一个全新行业，如爱迪生、特斯拉、福特、诺伊斯，他们不仅是技术和产品高手，也是伟大的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产品改变世界。
在硅谷，工程师的动手动脑能力非常强，创造力会随时迸发，安迪·鲁宾就是因为好玩做出了安卓系统，并非公司任务。可见，在硅谷，工程师就是创造力之源。
大家都知道律师和医生是美国最好的两种职业，地位高，收入高，其实，工程师也是如此。在硅谷，工程师直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许多优秀的产品经理、CEO其实大都是工程师出身。他们的地位都是最高的，收入和其他待遇也相当好。谷歌、苹果的工程师，收入与斯坦福、哈佛等名校正教授的收入相当。工程师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如果公司裁员，其他员工裁完了才会轮到工程师。对工程师的重视和保护，就相当于对创造性的重视和保护。 正因为硅谷认识到工程师的创造力，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会等待创业者上门，而是主动寻找有潜力的创业者，甚至帮助新创业的公司从其他公司挖人。因为他们了解工程师无限的创造力。
从公司内部扫除创新的阻碍
在传统的大公司，层级太多，信息传达效率低下而且误差率高，又只有较高领导有决策权，意见上传下达阻力很大，甚至不了了之，严重削弱了员工提出新想法的积极性。一般而言，公司越大，历史越悠久，层级现象就会越严重。
而硅谷的企业多采用扁平式管理，管理层级较少，信息传达效率高；同时采取分权的管理模式，即员工在一定范围内能自己决策，无需领导签字，同时又承担相关的责任。在谷歌，一名未担任任何行政管理工作的资深工程师就能决定数万美元的采购，不需要请示任何人。这样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能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
硅谷的许多企业中，上级对下级没有完全的任免权，上级无法提拔人选，而只能否决由他人提名的人选，因此，任人唯亲的路给断了。除此之外，上级完全没有限制下级调动的权力。下级如果想离开原团队去参与另一个项目，上级无法通过行政命令阻拦。因此，一个上级为了稳定他的团队，必须尊重和善待下属。
在这种扁平式管理的企业中，员工与公司形成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对话不是命令，而是商量的口吻；日常待遇都是平等的，如出差都坐经济仓，酒店都住三星级；在收入上跟管理的官阶没有直接关系，在谷歌和脸书公司内部，高管甚至不比员工拿得多，大大降低了员工攀升管理层的意愿。各公司高管的办公室完全不像中国那样气派宽敞，而是相当寒酸。特斯拉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就在公共办公区里划出较大的工位办公，用的都是美国最便宜的宜家家具；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甚至没有自己固定的办公区域，他办公的地方就是空闲的工位。
扁平式管理仿佛打通了企业的任督二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阻力消除了，公司也具有了较强的执行力和应变能力。这与硅谷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有很大关系，如果采用多层级的传统方式，因为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差，早就被淘汰出局了，优秀的工程师也不会留在这种公司里混日子。这就引出另一个硅谷怪现象：叛离。
鼓励叛逆，宽容失败
在硅谷，员工的叛离行为很常见。最初硅谷发端，就源自仙童半导体公司中8个高级工程师的叛离行为，他们离开仙童后以诺伊斯为首成立了英特尔公司，这8人被称为“八叛徒”。“叛徒”在硅谷是褒义词，意味着工程师有好点子需要更大的空间发挥。如果没有这8个人的叛逆，就不会有今天的硅谷。硅谷很多公司都是员工带着在原公司开发成形的技术叛离后创立的，谷歌、思科和雅虎等都是带着在斯坦福大学研发的技术创立的，思科以前的员工柯严离开之后创立了网屏技术公司，又将这个公司卖给了思科的竞争对手。
毋庸置疑，从当下来看，员工这种行为会使原公司利益受损，但从大局和长远来看却不一定。例如，在斯坦福大学做研发之后，拿着技术出去办公司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个教授在斯坦福工作了十几年还没办过公司，反倒觉得奇怪了。按理说这些成果都应该归斯坦福大学所有，但斯坦福不以为意，有时会以小比例占股的方式让他们拿去创业，但占股带来的收益有限，如布林和佩奇从斯坦福离开创立谷歌，斯坦福在谷歌占股不到1%，这对于斯坦福的运营而言是杯水車薪。斯坦福从这些“叛徒”身上收益最大的是捐赠。从2005年开始，斯坦福获得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哈佛，从此之后常年高居全美大学捐赠数额的榜首。除经济收益之外，斯坦福也得到了好名声，可以吸引更多优秀教授和学生。
在硅谷，对失败的宽容也保护了甚至增强了创造力。大家都明白“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但在现实中，当有人失败时，就很轻易地将他看成失败者，发明失败，证明你不是科学家；创业失败，证明你不是创业这块料，严重打击了对方进一步努力的热情。在硅谷，没有人责备失败，这使失败的人无压力地再接再励。硅谷失败的创业者甚至马上可以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因为公司会认为经历过创业失败的人会有更多的经验。
硅谷的历史一直与失败相随，最大规模的失败发生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碎之时。当时，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到2002年直降75%，硅谷地区280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损失2万亿美元，很多公司破产。但是，没有人因为失败而遭埋怨或指责，他们吸取教训，继续前行，正是失败孕育出了如今硅谷更大的辉煌。
心怀梦想，改变世界
如同本文开头所说，是不是天才不仅仅看创造力，还要衡量创造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即是否能够改善人类社会，而这正是硅谷天才们的抱负。许多慈善家也是在帮助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然而，硅谷的天才们则是通过技术突破和创新来为人类带来美好新世界。
埃隆·马斯克是x.com的联合创始人，为人们在网上支付创建了安全而简便的方式，支付宝的功能与之类似。他将这个网站卖给了Paypal之后又想着如何用较低的成本将人类送入外太空和地球以外的星体。他核算之后得出，私人搞航天项目可以比NASA这样的国家行为节省70%的费用，于是他创立了Space X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只烧钱不挣钱，他又投创了两个环保动力公司：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和太阳能公司太阳城。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几家公司一直在亏钱，财务也非常紧张。然而，他认为这些项目都有利于人类的未来，买家找上门也不愿意卖。如今，特斯拉电动汽车成为新的潮流，欧美各国纷纷设置电动车充电站，特斯拉股票疯张，许多传统型汽车的生产商都开始着手电动车的研发，以便顺应这一潮流，马斯克的坚持有了回报。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布林也是一个奇才，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谷歌眼镜、谷歌气球（通过气球为全世界提供WiFi热点）都是他的奇思妙想。今天，无数人都想拥有一辆无人驾驶汽车，美国加州也已经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我们有希望等到坐上车的那一天。
也许这些梦想家的许多想法失败了，但那又怎样？实际上，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他们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罗伯特·诺伊斯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他发明的集成电路，成为当今一切数字电器的核心组件；
安迪·鲁宾是安卓系统的发明者，安卓今天成为了手机操作系统的代名词；
布林和佩奇是谷歌的创始人以及谷歌搜索引擎的开发者，谷歌搜索引擎成为全球资料搜索的必备工具（在中国虽然使用的是百度，其搜索机制也是由它而来）；
更不用说史蒂夫·乔布斯，他是苹果王国的缔造者，将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使苹果成为全球最有品味的电子产品品牌；
……
而这些天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是在硅谷获得的成功。
硅谷位于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逐渐成为改变全球的科技力量，这种改变关联着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个天才诞生地，也曾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古希腊的雅典，它是西方思想的源泉，影响至今；19世纪的维也纳，音乐天才涌现，为世界留下了无比经典的旷世佳作。然而，你的父母可能不懂西方哲学，也没听过什么交响乐，但他们却会每天使用手机。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想仿照或复制硅谷，建立工业园区，政府划出大片土地、建楼修路，给足了资金和政策，引进高端人才，但结果都与硅谷相去甚远。硅谷虽然位于美国，但即使是美国自身同时期或之后出现的多个高科技产业区，也没有哪一个像硅谷这样人才济济，充当着全球技术创新的先锋。
硅谷的魔力究竟何在，能吸引这么多天才聚集在一起？
无拘无束的环境
硅谷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最初大批人进入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是因为这里发现了金矿。不仅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人、日本人等许多国家的冒险者都自发地蜂拥至此，无论你是哪个种族，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为一个目的——淘金发财。因此，这里从来没有哪种文化成为主导，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分，也没有传统思维的束缚，更没有政府的参与，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捞一票就走。
100年后，硅谷在这里诞生，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同样聚集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也是来淘金，不过是在信息和市场的海洋里淘技术的金。同样没有主导的文化，没有历史传统，没有政府参与，甚至没有工会的牵制（工会在欧美许多企业中渐渐成了拖累企业的包袱）。
硅谷里的人际关系也比较浅，虽然大家互相认识，但了解并不深入，人与人之间较少依赖和羁绊。因此，在硅谷可以甩开膀子地创造，再由市场来判断产品的价值。这一现象被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称为“弱关系的力量”。强关系让我们在意别人的脸色，而这一思想包袱往往成为创新和追求事业过程中的绊脚石。
机会均等，无情淘汰
在硅谷找工作，公司不看专业背景，不论资历名气，面试都要经过实战考核，通不过，再牛的教授也不会录用。一个在美国顶级计算机系工作的教授向谷歌推荐他的两个学生，结果都考核通过并录用了。后来教授自己来应聘，考核内容跟学生的类似，他却没有考过。虽然他表示不服，但谷歌还是没有录用。
当员工入职时，老板会告诉他，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由创造。一旦你证明了自己创意的价值，公司会投给你更多的资金，让你继续开发；但当公司发现你的创意价值不大时，你就面临着下岗危险。员工的定级和提升也不看重学历和经验，关键是看工作能力和对公司的贡献。高级别员工和低级别员工在一段时间之后等级倒置的现象常常发生。
对人如此，对公司也是如此。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地区，哪个公司占了个山头就能一直霸占下去，而后来者只能越来越往边缘地区安家落户。但随着产业的变迁，最早的公司不一定是发展最好的公司，往往是越来越裹足不前。但为了保住公司员工的饭碗，在工会的施压，或者政府的扶持下它一直赖在那，最终会把当地的经济拖垮，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和中国东北就是实例。而在硅谷，没有工会和政府插手，生活和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只有发展足够好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变化，经历过几次轉型，每一次都会淘汰掉一批公司，被淘汰的公司会被并购、破产或搬离硅谷。
因此，在硅谷，人员流动非常频繁，也正因为这种不讲人情的优胜劣汰，筛选出了卓越的公司和真正的天才。
创造之源：工程师
在硅谷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技术人员，即工程师身上。
在中国的IT行业，工程师大多是产品经理手下的兵，按照产品设计和既定的任务完成代码的编写，有人戏称这类技术人员为“码农”，因为不太需要创造性思维，不费什么脑筋。
然而，在美国，最初级的工程师也必须能独立设计和实现设计的功能；主力工程师则需要具备领导才能，将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负责到底，进一步则能够针对市场和用户心理做出行业里最好的产品。更厉害的工程师具有原创性，设计开发的产品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力；而神级的工程师能够开创一个全新行业，如爱迪生、特斯拉、福特、诺伊斯，他们不仅是技术和产品高手，也是伟大的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产品改变世界。
在硅谷，工程师的动手动脑能力非常强，创造力会随时迸发，安迪·鲁宾就是因为好玩做出了安卓系统，并非公司任务。可见，在硅谷，工程师就是创造力之源。
大家都知道律师和医生是美国最好的两种职业，地位高，收入高，其实，工程师也是如此。在硅谷，工程师直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许多优秀的产品经理、CEO其实大都是工程师出身。他们的地位都是最高的，收入和其他待遇也相当好。谷歌、苹果的工程师，收入与斯坦福、哈佛等名校正教授的收入相当。工程师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如果公司裁员，其他员工裁完了才会轮到工程师。对工程师的重视和保护，就相当于对创造性的重视和保护。 正因为硅谷认识到工程师的创造力，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会等待创业者上门，而是主动寻找有潜力的创业者，甚至帮助新创业的公司从其他公司挖人。因为他们了解工程师无限的创造力。
从公司内部扫除创新的阻碍
在传统的大公司，层级太多，信息传达效率低下而且误差率高，又只有较高领导有决策权，意见上传下达阻力很大，甚至不了了之，严重削弱了员工提出新想法的积极性。一般而言，公司越大，历史越悠久，层级现象就会越严重。
而硅谷的企业多采用扁平式管理，管理层级较少，信息传达效率高；同时采取分权的管理模式，即员工在一定范围内能自己决策，无需领导签字，同时又承担相关的责任。在谷歌，一名未担任任何行政管理工作的资深工程师就能决定数万美元的采购，不需要请示任何人。这样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能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
硅谷的许多企业中，上级对下级没有完全的任免权，上级无法提拔人选，而只能否决由他人提名的人选，因此，任人唯亲的路给断了。除此之外，上级完全没有限制下级调动的权力。下级如果想离开原团队去参与另一个项目，上级无法通过行政命令阻拦。因此，一个上级为了稳定他的团队，必须尊重和善待下属。
在这种扁平式管理的企业中，员工与公司形成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对话不是命令，而是商量的口吻；日常待遇都是平等的，如出差都坐经济仓，酒店都住三星级；在收入上跟管理的官阶没有直接关系，在谷歌和脸书公司内部，高管甚至不比员工拿得多，大大降低了员工攀升管理层的意愿。各公司高管的办公室完全不像中国那样气派宽敞，而是相当寒酸。特斯拉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就在公共办公区里划出较大的工位办公，用的都是美国最便宜的宜家家具；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甚至没有自己固定的办公区域，他办公的地方就是空闲的工位。
扁平式管理仿佛打通了企业的任督二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阻力消除了，公司也具有了较强的执行力和应变能力。这与硅谷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有很大关系，如果采用多层级的传统方式，因为执行力和应变能力差，早就被淘汰出局了，优秀的工程师也不会留在这种公司里混日子。这就引出另一个硅谷怪现象：叛离。
鼓励叛逆，宽容失败
在硅谷，员工的叛离行为很常见。最初硅谷发端，就源自仙童半导体公司中8个高级工程师的叛离行为，他们离开仙童后以诺伊斯为首成立了英特尔公司，这8人被称为“八叛徒”。“叛徒”在硅谷是褒义词，意味着工程师有好点子需要更大的空间发挥。如果没有这8个人的叛逆，就不会有今天的硅谷。硅谷很多公司都是员工带着在原公司开发成形的技术叛离后创立的，谷歌、思科和雅虎等都是带着在斯坦福大学研发的技术创立的，思科以前的员工柯严离开之后创立了网屏技术公司，又将这个公司卖给了思科的竞争对手。
毋庸置疑，从当下来看，员工这种行为会使原公司利益受损，但从大局和长远来看却不一定。例如，在斯坦福大学做研发之后，拿着技术出去办公司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个教授在斯坦福工作了十几年还没办过公司，反倒觉得奇怪了。按理说这些成果都应该归斯坦福大学所有，但斯坦福不以为意，有时会以小比例占股的方式让他们拿去创业，但占股带来的收益有限，如布林和佩奇从斯坦福离开创立谷歌，斯坦福在谷歌占股不到1%，这对于斯坦福的运营而言是杯水車薪。斯坦福从这些“叛徒”身上收益最大的是捐赠。从2005年开始，斯坦福获得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哈佛，从此之后常年高居全美大学捐赠数额的榜首。除经济收益之外，斯坦福也得到了好名声，可以吸引更多优秀教授和学生。
在硅谷，对失败的宽容也保护了甚至增强了创造力。大家都明白“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但在现实中，当有人失败时，就很轻易地将他看成失败者，发明失败，证明你不是科学家；创业失败，证明你不是创业这块料，严重打击了对方进一步努力的热情。在硅谷，没有人责备失败，这使失败的人无压力地再接再励。硅谷失败的创业者甚至马上可以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因为公司会认为经历过创业失败的人会有更多的经验。
硅谷的历史一直与失败相随，最大规模的失败发生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碎之时。当时，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到2002年直降75%，硅谷地区280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损失2万亿美元，很多公司破产。但是，没有人因为失败而遭埋怨或指责，他们吸取教训，继续前行，正是失败孕育出了如今硅谷更大的辉煌。
心怀梦想，改变世界
如同本文开头所说，是不是天才不仅仅看创造力，还要衡量创造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即是否能够改善人类社会，而这正是硅谷天才们的抱负。许多慈善家也是在帮助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然而，硅谷的天才们则是通过技术突破和创新来为人类带来美好新世界。
埃隆·马斯克是x.com的联合创始人，为人们在网上支付创建了安全而简便的方式，支付宝的功能与之类似。他将这个网站卖给了Paypal之后又想着如何用较低的成本将人类送入外太空和地球以外的星体。他核算之后得出，私人搞航天项目可以比NASA这样的国家行为节省70%的费用，于是他创立了Space X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只烧钱不挣钱，他又投创了两个环保动力公司：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和太阳能公司太阳城。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几家公司一直在亏钱，财务也非常紧张。然而，他认为这些项目都有利于人类的未来，买家找上门也不愿意卖。如今，特斯拉电动汽车成为新的潮流，欧美各国纷纷设置电动车充电站，特斯拉股票疯张，许多传统型汽车的生产商都开始着手电动车的研发，以便顺应这一潮流，马斯克的坚持有了回报。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布林也是一个奇才，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谷歌眼镜、谷歌气球（通过气球为全世界提供WiFi热点）都是他的奇思妙想。今天，无数人都想拥有一辆无人驾驶汽车，美国加州也已经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我们有希望等到坐上车的那一天。
也许这些梦想家的许多想法失败了，但那又怎样？实际上，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他们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