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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形式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格特征，是作者借以表达自己思想内容的工具，是作者思想内容的载体，因而，形式也就具有了作者本人所特有的语言风格。形式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同样重要。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谈到语言内容，就必然离不开语言形式，因为某种内容必然是要通过某种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学作品传达了什么，还要关注是如何传达的。然而不少文学翻译工作者得“意”而忘“形”，稍微遇到影响信息内容表达的形式，他们就要舍其形取其意，这样一来，文学翻译作品难免会失去原有的风格。本文将结合董秋斯先生有关形式的主要翻译观点分析其译作《大卫?科波菲尔》，研究其在语言形式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形式
一、 引言
形式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概念，万物皆有形，或可视，或可触，或可感，形是物之所在。面对文学作品，呈现出的那些语言文字，便可称为形式。［1］本文所指的形式主要是指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形式。语言形式是指语音、词汇和语法，具体而言，就是指语音、词汇、词的搭配形式，小句及各种句法结构。语言的形式具有结构意义、美学意义、音韵意义以及作者的风格意义等，概言之，形式就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的载体。［2］就文学翻译而言，有人可能把形式理解为“字比句次，一字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先，一字不后”的机械对等，显然，机械对等忽略了汉语和外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一味地追求与原文形式的机械对应而产生的字比句次的翻译，本文研究的形式主要是指在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容许范围内，与原文语言形式的相似、对等。
二、董秋斯对“形式”的关注
1.随心婉转，与物徘徊。董秋斯在《士敏土》译者题记中用《文心雕龙》里的两句话“随心婉转，与物徘徊”来解释翻译，在这里我们要把“物”理解清楚。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刘勰这样写道：“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说文解字》云：“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段玉裁注曰：“戴先物《原象》曰：周人以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牵牛也。按许说物从牛之故，又广其义如此。”可见，“物”的本原意义是指牛之类的自然之物。后来，逐渐演化为社会与人事之物。大凡自然界的大千万象、社会现实和人生境遇中的林林总总，其中也包括人的自身等等，都属于“物”，包罗是异常广泛的。［3］在董秋斯看来，“物”指的是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他认为“翻译是随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婉转、而徘徊的”。针对当时的“直译”“意译”论战，董秋斯还指出“仅只说是‘直译’或‘意译’，都不免含有语病，也永远争论不出结果来。进一步说，译者不但不能改变作者的意思，也不应当轻忽作者的风格”。
2.忠实。董秋斯曾引英国诗人邓安的诗句“骄傲愚蠢或命运，译事多付无文人”，大意是形容当时流行的译文有许多不可取。且不说译文的“达”和“雅”，仅仅“信”这一点，就有做不到的。有的译者甚至“望文生义”，随意删节。针对这些问题，董秋斯提出“应当树立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不值得译的东西干脆不译。既然要译，那就绝对忠实。”［4］董秋斯的“忠实”当然也包括语言形式上的“忠实”。此外，董秋斯说对于文学书，它的思想不仅在于思想，也在于表达技巧。翻译一部文学书，如果只保存其中的思想和故事，而不顾及其风格和癖好，有时简直等于“买椟还珠”。［5］而原作的风格和癖好的传达必然离不开形式。刘宓庆先生曾说：“风格既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素质，那就应当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许钧先生更直接明了地说：“我们认为，如果在传达原文内容的前提下，能够吸收原文的表达形式，就应该尽量吸收。绝不能只顾内容，忽视形式，因为风格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产物。如果忽视了形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费力去传达原文的形式美，那风格的再现是不完全的。”
3.模仿。董秋斯受鲁迅先生影响颇深。鲁迅先生曾说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新文学，这一点体现了鲁迅先生“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鲁迅认为“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内容，还要输入新的表达法。翻译应当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在回答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关于为什么中国文化人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而不是从事创作的问题时，董秋斯说：“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要求的文学，中间有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模仿。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6］在董秋斯看来，翻译的现实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而进步和发展离不开模仿。不仅是通过翻译对外国内容、写作手法以及语言形式的模仿，也包括介绍国外异质文化，从而滋养中国的新文学。模仿意味着保存外国文本的异质，保存外国文本的表达手段。［7］
三、“形式”在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运用
形式在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运用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句法层面来讨论。先看一个例子。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h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林纾译文：闻人言，钟声丁丁时，正吾开口作呱呱之声。
张谷若译文：据说那一会儿，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董秋斯译文：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相比较而言，董秋斯译文的句式结构和原文最相近。杨柳先生在《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中评价说，林纾的译文添加了原文没有的象声词，“钟声丁丁”和“呱呱之声”更加动听，乐声清越，美感顿生，比原作更加优美动人；张谷若的译文也增加了“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与原作风格有所间离，但最后一个小句“恰好同时并作”与整个译句的风格相比又有些不一致，诗意性显然比前半句略逊；而董秋斯的译文语言比较直白，在风格上与原作没有太大改变。［8］董秋斯的译文比较好的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可见，注重形式有助于原作风格的传达。 再看一个例子。
but the little feet that used to be so nimble when they danced round Jip, were dull and motionless.
这个定语从句中包含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其中有两个译者译为如下：
张谷若译文：但是她那双小小的脚，原先围着吉卜活蹦乱跳，现在却迟重缓慢，举止失灵了。
庄绎传译文：他过去围着吉卜跳舞，两只小脚那么敏捷，现在却很迟钝，跳不动了。
而董秋斯的译文保留了原作的词序，如下：
但是过去围着吉普跳舞时那么灵活的一双小脚却是沉重的，没有动作的。
在译语中，原作的时间状语从句被放在了动词前面，因为在汉语中时间状语一般在动词前面，但是读起来整个句子有点不够灵活。有时候句子结构的变化或调整会导致原作意义的改变。所以译者不得不在句子结构和意义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保留原作的句子结构，译作可能与目标语的表达方式相冲突，反之，如果原作的句子结构改变了，意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改变。从以上几个译文比较来看，董秋斯的译文与原作更相近，而且没有因为追求形式上的对应而失去原文的信息内容和译文的可读性。董秋斯在翻译《大卫?科波菲尔》时，尽可能地避免改变原作的句子结构。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使得汉语句子流畅不得不对句子结构进行重新组合，但译者要努力在最大限度内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在形式和内容实在不能兼顾的条件下，可以不拘泥字面，以免死于句下。［9］
四、结语
许多学者对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和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过对比研究，对董译往往贬大于褒。但从某种程度来说，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不足是相对的，而其价值是绝对的，如其中语言形式的翻译不仅忠实于原作、更好地传达原作风格，而且通过介绍外国文学的表达手段对滋养中国的新文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孙致礼在《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一文中说：这是一个既忠实又通顺的较好译本，在我国读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翻译过程中重内容轻形式的现象敲响了警钟，很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陆云.论翻译中的形式因素［J］. 外语教学，2000.4
［2］赵秀明,赵张进.《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4
［3］李建.《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董秋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刊物［J］. 读书与出版，1947（第二年第2期）
［5］董秋斯.论翻译原则 ［J］. 新文化，1946（11-12）
［6］凌山.一个翻译家的脚印——关于董秋斯的翻译［J］.上海文学（2004）
［7］郑贞.思索着的“再创造者”——董秋斯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简介［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6）
［8］杨柳.《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9］郑庆珠.文学翻译中“形似”“神似”说的解构与重释［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
关键词：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形式
一、 引言
形式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概念，万物皆有形，或可视，或可触，或可感，形是物之所在。面对文学作品，呈现出的那些语言文字，便可称为形式。［1］本文所指的形式主要是指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形式。语言形式是指语音、词汇和语法，具体而言，就是指语音、词汇、词的搭配形式，小句及各种句法结构。语言的形式具有结构意义、美学意义、音韵意义以及作者的风格意义等，概言之，形式就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的载体。［2］就文学翻译而言，有人可能把形式理解为“字比句次，一字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先，一字不后”的机械对等，显然，机械对等忽略了汉语和外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一味地追求与原文形式的机械对应而产生的字比句次的翻译，本文研究的形式主要是指在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容许范围内，与原文语言形式的相似、对等。
二、董秋斯对“形式”的关注
1.随心婉转，与物徘徊。董秋斯在《士敏土》译者题记中用《文心雕龙》里的两句话“随心婉转，与物徘徊”来解释翻译，在这里我们要把“物”理解清楚。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刘勰这样写道：“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说文解字》云：“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段玉裁注曰：“戴先物《原象》曰：周人以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牵牛也。按许说物从牛之故，又广其义如此。”可见，“物”的本原意义是指牛之类的自然之物。后来，逐渐演化为社会与人事之物。大凡自然界的大千万象、社会现实和人生境遇中的林林总总，其中也包括人的自身等等，都属于“物”，包罗是异常广泛的。［3］在董秋斯看来，“物”指的是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他认为“翻译是随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婉转、而徘徊的”。针对当时的“直译”“意译”论战，董秋斯还指出“仅只说是‘直译’或‘意译’，都不免含有语病，也永远争论不出结果来。进一步说，译者不但不能改变作者的意思，也不应当轻忽作者的风格”。
2.忠实。董秋斯曾引英国诗人邓安的诗句“骄傲愚蠢或命运，译事多付无文人”，大意是形容当时流行的译文有许多不可取。且不说译文的“达”和“雅”，仅仅“信”这一点，就有做不到的。有的译者甚至“望文生义”，随意删节。针对这些问题，董秋斯提出“应当树立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不值得译的东西干脆不译。既然要译，那就绝对忠实。”［4］董秋斯的“忠实”当然也包括语言形式上的“忠实”。此外，董秋斯说对于文学书，它的思想不仅在于思想，也在于表达技巧。翻译一部文学书，如果只保存其中的思想和故事，而不顾及其风格和癖好，有时简直等于“买椟还珠”。［5］而原作的风格和癖好的传达必然离不开形式。刘宓庆先生曾说：“风格既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素质，那就应当可以见诸于‘形’，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许钧先生更直接明了地说：“我们认为，如果在传达原文内容的前提下，能够吸收原文的表达形式，就应该尽量吸收。绝不能只顾内容，忽视形式，因为风格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的产物。如果忽视了形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费力去传达原文的形式美，那风格的再现是不完全的。”
3.模仿。董秋斯受鲁迅先生影响颇深。鲁迅先生曾说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产生中国的新文学，这一点体现了鲁迅先生“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鲁迅认为“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内容，还要输入新的表达法。翻译应当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在回答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关于为什么中国文化人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而不是从事创作的问题时，董秋斯说：“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要求的文学，中间有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模仿。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6］在董秋斯看来，翻译的现实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而进步和发展离不开模仿。不仅是通过翻译对外国内容、写作手法以及语言形式的模仿，也包括介绍国外异质文化，从而滋养中国的新文学。模仿意味着保存外国文本的异质，保存外国文本的表达手段。［7］
三、“形式”在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运用
形式在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运用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句法层面来讨论。先看一个例子。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h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林纾译文：闻人言，钟声丁丁时，正吾开口作呱呱之声。
张谷若译文：据说那一会儿，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董秋斯译文：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相比较而言，董秋斯译文的句式结构和原文最相近。杨柳先生在《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中评价说，林纾的译文添加了原文没有的象声词，“钟声丁丁”和“呱呱之声”更加动听，乐声清越，美感顿生，比原作更加优美动人；张谷若的译文也增加了“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与原作风格有所间离，但最后一个小句“恰好同时并作”与整个译句的风格相比又有些不一致，诗意性显然比前半句略逊；而董秋斯的译文语言比较直白，在风格上与原作没有太大改变。［8］董秋斯的译文比较好的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可见，注重形式有助于原作风格的传达。 再看一个例子。
but the little feet that used to be so nimble when they danced round Jip, were dull and motionless.
这个定语从句中包含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其中有两个译者译为如下：
张谷若译文：但是她那双小小的脚，原先围着吉卜活蹦乱跳，现在却迟重缓慢，举止失灵了。
庄绎传译文：他过去围着吉卜跳舞，两只小脚那么敏捷，现在却很迟钝，跳不动了。
而董秋斯的译文保留了原作的词序，如下：
但是过去围着吉普跳舞时那么灵活的一双小脚却是沉重的，没有动作的。
在译语中，原作的时间状语从句被放在了动词前面，因为在汉语中时间状语一般在动词前面，但是读起来整个句子有点不够灵活。有时候句子结构的变化或调整会导致原作意义的改变。所以译者不得不在句子结构和意义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保留原作的句子结构，译作可能与目标语的表达方式相冲突，反之，如果原作的句子结构改变了，意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改变。从以上几个译文比较来看，董秋斯的译文与原作更相近，而且没有因为追求形式上的对应而失去原文的信息内容和译文的可读性。董秋斯在翻译《大卫?科波菲尔》时，尽可能地避免改变原作的句子结构。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使得汉语句子流畅不得不对句子结构进行重新组合，但译者要努力在最大限度内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在形式和内容实在不能兼顾的条件下，可以不拘泥字面，以免死于句下。［9］
四、结语
许多学者对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和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过对比研究，对董译往往贬大于褒。但从某种程度来说，董秋斯汉译《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不足是相对的，而其价值是绝对的，如其中语言形式的翻译不仅忠实于原作、更好地传达原作风格，而且通过介绍外国文学的表达手段对滋养中国的新文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孙致礼在《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一文中说：这是一个既忠实又通顺的较好译本，在我国读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翻译过程中重内容轻形式的现象敲响了警钟，很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陆云.论翻译中的形式因素［J］. 外语教学，2000.4
［2］赵秀明,赵张进.《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4
［3］李建.《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董秋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刊物［J］. 读书与出版，1947（第二年第2期）
［5］董秋斯.论翻译原则 ［J］. 新文化，1946（11-12）
［6］凌山.一个翻译家的脚印——关于董秋斯的翻译［J］.上海文学（2004）
［7］郑贞.思索着的“再创造者”——董秋斯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简介［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6）
［8］杨柳.《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9］郑庆珠.文学翻译中“形似”“神似”说的解构与重释［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