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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都城，有“桐叶封唐地、三晋发端处”的美誉。清代，兵部尚书贾汉复开风气之先，捐款献地，创建了曲沃县第一所书院——乐育群才堂，后演变为从教书院。在其250年的办学历史上，名师辈出，在山西书院史上享有很高声誉。
兵部尚书贾汉复兴学助教
贾汉复（1605—1677），清初名臣、名将。字胶侯，号静庵，曲沃县安吉村人。少年时豁达不羁，胸有大志。明朝末年从军，参加了陕西总督孙传庭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活动。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军队节节溃退。次年，清军南下至淮、扬，贾汉复当时担任明军的淮安副将，兵败后投降清军，被划入正蓝旗汉军。后历任工部侍郎、副都御史、兵部尚书、河南巡抚、陕西巡抚。贾汉复在河南、陕西任职时，整饬吏治，修复栈道，蠲免河税，抚恤流亡，开垦荒地，为民兴利。他开全国风气之先，首创并主持纂修了清代最早的两部省志——《河南通志》《陕西通志》，被康熙皇帝树立为编修范本，号召全国修志。
贾汉复与一般名臣不同的是，不仅在任职的地方政绩卓著，而且心系家乡，广行善事，造福父老。为了振兴家乡文风，顺治十四年（1657年），贾汉复出资在曲沃县文庙东侧创建了古代庙学的标志性建筑“文昌阁”。两年后，又在文昌阁后面建立了曲沃县第一所书院——“乐育群才堂”。为了维持书院的日常开销，贾汉复捐出在老家高阳里的500亩河滩地，用佃租的租金作为教师束修（薪资）、学生膏火（助学金）。
“乐育群才堂”是贾汉复在家乡办学的第一次尝试。后来，他又把在家乡营建的“雨翠庄”捐出来，创建了另一所书院——桥山书院。而且，为了防止日后有人干涉书院教学，他还在书院树立石碑，上刻：“请与后人约，我子孙不得视为私有，他人亦不得以势力攘夺，倘有睥睨窃据，许合邑之人声大义而共击之，庶世世为公物。”
贾汉复之所以要以立誓的办法来约束后人是有原因的。唐宋时期有两位宰相，一位是北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知名的范仲淹，一位是晚唐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以“牛李党争”中的“李”而名垂青史的李德裕。两位都是励精图治的名臣，但对待钱物的态度完全不同。范仲淹轻财好义。他被贬到苏州任职时，买下南园一块宅地准备造屋居住，风水先生贺道：“此乃宝地，在此兴建住宅，家中定会公卿辈出。”范仲淹笑说：“与其独占宝地，不如让出办学，岂不出更多的公卿将相之才？”于是，他献出此地，创设苏州学府，延请名师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反观李德裕，作为唐代最著名的藏石家，李德裕在担任宰相时，在洛阳南郊龙门山大兴土木，修建了宏敞幽邃的园林——“平泉山居”。李德裕对园内琳琅满目的泰山石、灵璧石、太湖石、巫山石、罗浮石等视如贤哲，爱如宝玉，甚至在临终遗言中告诫后世子孙：“以吾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非吾子孙也。”但在唐末战乱年代，藏石被掠夺一空，园林也被毁坏无遗。
在贾汉复看来，捐出雨翠庄创办书院，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他在《曲沃桥山书院碑记》中谆谆告诫道：“文正（范仲淹）之贤虽不能及，文饶（李德裕）之诮吾知免夫。后之人，其敬聽之哉。”
书院学生要想考取举人，就需要到省会太原参加省试。曲沃远在山西南部，距离太原660多里，对于大多数贫寒考生来说，路费和食宿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贾汉复捐出两处房产，共20间商铺门面房，每年可收房租约90两，每逢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就将累积的3年房租分给考生，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贾汉复又出资在北京创建了曲沃会馆，向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
乾隆中期，下令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贾汉复虽然对清廷忠心耿耿，但由于先后入仕明、清两朝，“大节有亏”，赫然入册。但受他恩惠的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仍然对他感恩戴德。贾汉复在世时，曲沃百姓在县城为他建立生祠——贾司马祠，设长生禄位，馨香祷祝。去世后，他曾任官的河南、陕西百姓将他祀入“名宦祠”，曲沃百姓将他的牌位移入“乡贤祠”。
卫蒿、傅山与顾炎武在曲沃
乐育群才堂建立后，贾汉复邀请本县名儒、著名理学家卫蒿担任主讲。
卫蒿，初名麟贞，字瑞明，后改名蒿，字匪莪，号绛山，少年时就考取秀才。明末山西督学袁继咸在省城太原创办山西最高学府——三立书院，卫蒿与傅山（阳曲县人）、曹良直（汾阳县人）等被选拔进书院学习。当时，正是明末纲纪紊乱，三人意气相投，不肯随波逐流，而是砥砺气节，闭门苦读，受到袁继咸的赏识。
清军攻占曲沃县后，卫蒿携母亲隐居到绛山。局势稳定后，卫蒿与母亲回到家乡。知县慕名请他主持义学，从其就读者近百人。卫蒿一直家境贫寒，有时甚至无米举炊。官府几次想给他一些地，他都拒不接受。日复一日，卫蒿学问愈深，弟子学问愈进。平水以南各县争相延聘。
卫蒿在乐育群才堂讲学时，同窗好友傅山经常远道前来拜访。据《曲沃县志》记载：傅山常常在凌晨时分独自出门，过好多天才回来。儿子傅眉仓皇不知所措，再三追问，才说：“到曲沃访卫君。”卫君，即卫蒿。
当时，常常造访卫蒿和乐育群才堂的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明代遗民，这就是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失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学问渊博，晚年治经重考证，是清代朴学的开山之祖。清康熙二年（1663年）春，顾炎武和傅山这两位有着相同的抗清、入狱经历的遗民，在太原第一次见面，彼此推重，从此结为知交。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定居陕西华阴的顾炎武专程到曲沃慕名拜访卫蒿。起初居住在县城黄帝庙，并与傅山、卫蒿等名士讲学于旁边的乐育群才堂。后来，顾炎武的身体状况一度不太好，嫌城内嘈杂，移居距县城约1.5公里的韩村韩宣（进士）的宜园。他和傅山、卫蒿等人吟诗作画，共同筹划抗清复国，并写下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史学等方面的讲稿。顾炎武曾写下《赠卫处士蒿》诗，记述这段生活，诗曰： 抱疾来河东，息此浍水旁。
寒禽绕疏枝，百卉沾微霜。
幸逢同方友，典坟共相将。
逢萌既解冠，范丹亦绝粮。
弦歌足自遣，感慨论百王。
王赧遂顿首，孝献封山阳。
一身殉社稷，自古无先皇。
与君同岁生，中年历兴亡。
衰迟数俦辈，落落晨星行。
振怀正郁邑，矧乃多病妨。
著书陈治本，庶以回穹苍。
遥遥千载心，眷眷桑榆光。
诗中称自己抱病来到河东，幸逢志同道合的好友，谈经论典，纵论天下，也是一大快事。但衰暮之年，朋辈凋零，知己寥若晨星。况一生犹如羁旅，且又身体多病，如今只有抓紧著书，以完成志在“千载”的心愿，散发些许余光。正是在曲沃期间，顾炎武整理并最终完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日知录》，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言。
卫蒿、傅山、顾炎武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讲学精辟，一时各地学者云集曲沃，乐育群才堂名声大振。卫蒿对乐育群才堂的影响极大，因为他别号“绛山”，人称“绛山先生”，以致乐育群才堂也被当地人称为“绛山书院”。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八，顾炎武早早起床，准备前去答谢县令熊耐荼，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旧病复发，日夜呕泻不止。次日，在外漂泊了25个春秋的一代大儒在曲沃与世长辞。
一代名宦张坊与从教书院
乐育群才堂是从教书院的前身。从教书院的诞生、发展，离不开贾汉复、卫蒿、顾炎武等人打下的历史基础，更离不开明清时期曲沃历史上最著名的县令张坊的突出贡献。
张坊，字和五，湖南湘潭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调任曲沃县令，历时6年余。他尽心民事，理政有方。曲沃县地处冲繁，早在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官府就在曲沃县设立了侯马、蒙城两个驿站。各路使者熙来攘往，每年共支应驿马五六十匹，负担驿银3300余两，还要有多名驿夫常年应差。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县官应接不暇，百姓苦不堪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张坊认为一县不当设二驿，冒着被罢官治罪的风险，奏准将蒙城驿改设到太平县史村，一举卸掉了380多年来一直压在曲沃百姓头上的差繁捐重、官疲民困的沉重负担。
张坊主修《曲沃县志》时，对“曲沃乃古新田，闻喜乃古曲沃”的说法有疑。他博览群史，结合山川形势，实地考察古晋遗址，写出《曲沃征》《新田征》两文，论证了“侯马乃古新田，曲沃即古曲沃”的观点。他还捐银在北京购置“曲沃会馆”，为曲沃县民在京应考、经商等提供食宿方便。
张坊筹资整修书院，整顿全县18所社学和义学，新增6处养蒙官学堂，儿童入学大为方便。
兴办书院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教室，二是经费，三是教师。贾汉复去世后，他捐出的500亩河滩地依然由城隍庙管理，将租金转给学堂，作为办学经费。县官只管延师任教。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有的知县“留心文教”，有的疏于管理，常常因为空缺主讲，导致乐育群才堂“或废或举，或作或辍”。
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县郑志鲸在义学之东、察院旧址，修建讲堂三楹，连同文昌阁、乐育群才堂共20间，改称“乐昌书舍”。本县进士崔致远、孝廉李龙光、进士刘朴及闻喜县举人班熙先后担任山长。后来，遭遇汾河决口，书院的五百亩河滩地尽被冲毁，颗粒无收，县官手中无粮，延请山长之事遂搁置下来。
乾隆十九年（1754年）冬，张坊由山西天镇调任曲沃知县。次年，张坊认为“乐昌”二字与其地不相称，取《左传》“其民从教”之意，改名为“从教书院”。延请襄陵县举人徐储任主讲。张坊又责成县人退还历年侵占、兼并的书院土地，又动员士绅捐款近四千两，遂大兴土木，添建斋堂，堂、斋、阁、舍一应俱全，总计达56间之多，颇具规模。另外又在书院暨庙学前、县衙前、天神庙前、节孝祠前等修建了45间商铺，作为书院的固定资产，出租办学。书院土地、商鋪每年共可得租金四五百两，办学经费有了保障。山西绝大多数的书院只有学田收入，有的甚至主要依靠将知县和士绅的捐款贷给商铺生息来维持，像从教书院这样有固定的商铺、有相对丰厚的房租，是极为少见的。
其时，山阴孝廉胡元琢因事辞去山长，延师之事一时没有着落。为了长远打算，张坊决定改革延请山长的办法，将以前由知县承担的延请山长的任务移交给地方士绅，从根本上解决了书院因知县变动而时办时停的弊端。
刘雁陂、张霖川两位老先生是曲沃县的两位老科名，品尊望重，学优才裕，在曲沃有很高声望。张坊三顾茅庐，以贾汉复热心家乡教育为例，请他们出来主持书院事务，负责聘请山长、经管费用，遇山长空缺则暂行代理，务使“弦歌不辍，诵读无间”。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冬十月，张坊召集书院斋长、诸生及城乡士绅，将书院的簿籍、图书陈列于书院的日新堂，拜授给刘、张两位先生。并且嘱咐4位斋长将书院规条逐一敬书于左右。张坊感慨道：今后请明师、增膏火之事就全托付给两位乡先生了，以后历任县官只负责严格考课、勤于奖励，诸事责有攸归，官民同襄盛事，书院大有前途。
张坊还制定了《书院规例》。主要有：
（一）经费管理：书院的房租、地租由城隍庙集体管理，按季度照册收贮，书院年终报销。
（二）聘师程序：延请主讲时，由刘、张两位乡先生召集各斋长，商定路费，拜请知县，派人持知县、两位乡先生的关书、名柬前往下聘。
（三）山长薪资：每年束修120两，每月10两，月底馈送；膳仪（伙食补助）60两，每月5两，月初馈送。端午、中秋、春节、生日，各赠贺礼4两，共20两。
（四）宿舍管理：两名学生一间宿舍，配备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油灯，每个灯油12斤、炭600斤。
祭祀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目的是通过这种形而上的“示范”教育，使学生从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儒学的集大成者。他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就被全国各地书院奉为“教规”。不少南方书院建立了朱子祠，朔望祭拜；包括山西在内的不少书院还把《白鹿洞书院揭示》挂在墙上，用于指导办学和管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朱熹去世561年之际，张坊在从教书院创建了朱子祠。这不仅是山西书院中单独祭祀朱熹的开端，也是全省第一所专祀朱熹的祠庙。张坊公布了《崇祀朱子祠于从教书院谕》，并写下《建朱子祠于从教书院》诗，以明心迹。诗为：“表章明圣道，四海奉文公。不特隆声教，无由大信从。婺源洙泗契，浍水建尤同。遥接东南统，情深书院中。”张坊将曲沃籍的两大名儒曹端、卫蒿配祀朱熹塑像左右。同治五年（1866年），曲沃士绅又将为本县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顾炎武也移入祠内配享。
张坊殚精竭虑，为从教书院制定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规范和制度，为书院的持续办学提供了保障。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县张兆衡为从教书院制定了章程，聘任本县高显镇人韩子泰（咸丰九年己未恩科解元）为书院山长。咸丰四年（1854年），从教书院由文庙东侧移于县城贡院（今曲沃中学）。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教书院改为曲沃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曲沃县第一高等小学校。1938年日军占领曲沃期间，朱子祠、从教书院的建筑被毁。
从教书院是现在山西省重点中学——曲沃中学的前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对从教书院以至曲沃中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007年10月，为纪念顾炎武诞辰394周年，曲沃县在曲沃中学建成“顾炎武讲学处”，并正式对外开放。
兵部尚书贾汉复兴学助教
贾汉复（1605—1677），清初名臣、名将。字胶侯，号静庵，曲沃县安吉村人。少年时豁达不羁，胸有大志。明朝末年从军，参加了陕西总督孙传庭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活动。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军队节节溃退。次年，清军南下至淮、扬，贾汉复当时担任明军的淮安副将，兵败后投降清军，被划入正蓝旗汉军。后历任工部侍郎、副都御史、兵部尚书、河南巡抚、陕西巡抚。贾汉复在河南、陕西任职时，整饬吏治，修复栈道，蠲免河税，抚恤流亡，开垦荒地，为民兴利。他开全国风气之先，首创并主持纂修了清代最早的两部省志——《河南通志》《陕西通志》，被康熙皇帝树立为编修范本，号召全国修志。
贾汉复与一般名臣不同的是，不仅在任职的地方政绩卓著，而且心系家乡，广行善事，造福父老。为了振兴家乡文风，顺治十四年（1657年），贾汉复出资在曲沃县文庙东侧创建了古代庙学的标志性建筑“文昌阁”。两年后，又在文昌阁后面建立了曲沃县第一所书院——“乐育群才堂”。为了维持书院的日常开销，贾汉复捐出在老家高阳里的500亩河滩地，用佃租的租金作为教师束修（薪资）、学生膏火（助学金）。
“乐育群才堂”是贾汉复在家乡办学的第一次尝试。后来，他又把在家乡营建的“雨翠庄”捐出来，创建了另一所书院——桥山书院。而且，为了防止日后有人干涉书院教学，他还在书院树立石碑，上刻：“请与后人约，我子孙不得视为私有，他人亦不得以势力攘夺，倘有睥睨窃据，许合邑之人声大义而共击之，庶世世为公物。”
贾汉复之所以要以立誓的办法来约束后人是有原因的。唐宋时期有两位宰相，一位是北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知名的范仲淹，一位是晚唐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以“牛李党争”中的“李”而名垂青史的李德裕。两位都是励精图治的名臣，但对待钱物的态度完全不同。范仲淹轻财好义。他被贬到苏州任职时，买下南园一块宅地准备造屋居住，风水先生贺道：“此乃宝地，在此兴建住宅，家中定会公卿辈出。”范仲淹笑说：“与其独占宝地，不如让出办学，岂不出更多的公卿将相之才？”于是，他献出此地，创设苏州学府，延请名师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反观李德裕，作为唐代最著名的藏石家，李德裕在担任宰相时，在洛阳南郊龙门山大兴土木，修建了宏敞幽邃的园林——“平泉山居”。李德裕对园内琳琅满目的泰山石、灵璧石、太湖石、巫山石、罗浮石等视如贤哲，爱如宝玉，甚至在临终遗言中告诫后世子孙：“以吾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非吾子孙也。”但在唐末战乱年代，藏石被掠夺一空，园林也被毁坏无遗。
在贾汉复看来，捐出雨翠庄创办书院，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他在《曲沃桥山书院碑记》中谆谆告诫道：“文正（范仲淹）之贤虽不能及，文饶（李德裕）之诮吾知免夫。后之人，其敬聽之哉。”
书院学生要想考取举人，就需要到省会太原参加省试。曲沃远在山西南部，距离太原660多里，对于大多数贫寒考生来说，路费和食宿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贾汉复捐出两处房产，共20间商铺门面房，每年可收房租约90两，每逢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就将累积的3年房租分给考生，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贾汉复又出资在北京创建了曲沃会馆，向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
乾隆中期，下令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贾汉复虽然对清廷忠心耿耿，但由于先后入仕明、清两朝，“大节有亏”，赫然入册。但受他恩惠的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仍然对他感恩戴德。贾汉复在世时，曲沃百姓在县城为他建立生祠——贾司马祠，设长生禄位，馨香祷祝。去世后，他曾任官的河南、陕西百姓将他祀入“名宦祠”，曲沃百姓将他的牌位移入“乡贤祠”。
卫蒿、傅山与顾炎武在曲沃
乐育群才堂建立后，贾汉复邀请本县名儒、著名理学家卫蒿担任主讲。
卫蒿，初名麟贞，字瑞明，后改名蒿，字匪莪，号绛山，少年时就考取秀才。明末山西督学袁继咸在省城太原创办山西最高学府——三立书院，卫蒿与傅山（阳曲县人）、曹良直（汾阳县人）等被选拔进书院学习。当时，正是明末纲纪紊乱，三人意气相投，不肯随波逐流，而是砥砺气节，闭门苦读，受到袁继咸的赏识。
清军攻占曲沃县后，卫蒿携母亲隐居到绛山。局势稳定后，卫蒿与母亲回到家乡。知县慕名请他主持义学，从其就读者近百人。卫蒿一直家境贫寒，有时甚至无米举炊。官府几次想给他一些地，他都拒不接受。日复一日，卫蒿学问愈深，弟子学问愈进。平水以南各县争相延聘。
卫蒿在乐育群才堂讲学时，同窗好友傅山经常远道前来拜访。据《曲沃县志》记载：傅山常常在凌晨时分独自出门，过好多天才回来。儿子傅眉仓皇不知所措，再三追问，才说：“到曲沃访卫君。”卫君，即卫蒿。
当时，常常造访卫蒿和乐育群才堂的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明代遗民，这就是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失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学问渊博，晚年治经重考证，是清代朴学的开山之祖。清康熙二年（1663年）春，顾炎武和傅山这两位有着相同的抗清、入狱经历的遗民，在太原第一次见面，彼此推重，从此结为知交。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定居陕西华阴的顾炎武专程到曲沃慕名拜访卫蒿。起初居住在县城黄帝庙，并与傅山、卫蒿等名士讲学于旁边的乐育群才堂。后来，顾炎武的身体状况一度不太好，嫌城内嘈杂，移居距县城约1.5公里的韩村韩宣（进士）的宜园。他和傅山、卫蒿等人吟诗作画，共同筹划抗清复国，并写下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史学等方面的讲稿。顾炎武曾写下《赠卫处士蒿》诗，记述这段生活，诗曰： 抱疾来河东，息此浍水旁。
寒禽绕疏枝，百卉沾微霜。
幸逢同方友，典坟共相将。
逢萌既解冠，范丹亦绝粮。
弦歌足自遣，感慨论百王。
王赧遂顿首，孝献封山阳。
一身殉社稷，自古无先皇。
与君同岁生，中年历兴亡。
衰迟数俦辈，落落晨星行。
振怀正郁邑，矧乃多病妨。
著书陈治本，庶以回穹苍。
遥遥千载心，眷眷桑榆光。
诗中称自己抱病来到河东，幸逢志同道合的好友，谈经论典，纵论天下，也是一大快事。但衰暮之年，朋辈凋零，知己寥若晨星。况一生犹如羁旅，且又身体多病，如今只有抓紧著书，以完成志在“千载”的心愿，散发些许余光。正是在曲沃期间，顾炎武整理并最终完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日知录》，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言。
卫蒿、傅山、顾炎武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讲学精辟，一时各地学者云集曲沃，乐育群才堂名声大振。卫蒿对乐育群才堂的影响极大，因为他别号“绛山”，人称“绛山先生”，以致乐育群才堂也被当地人称为“绛山书院”。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八，顾炎武早早起床，准备前去答谢县令熊耐荼，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旧病复发，日夜呕泻不止。次日，在外漂泊了25个春秋的一代大儒在曲沃与世长辞。
一代名宦张坊与从教书院
乐育群才堂是从教书院的前身。从教书院的诞生、发展，离不开贾汉复、卫蒿、顾炎武等人打下的历史基础，更离不开明清时期曲沃历史上最著名的县令张坊的突出贡献。
张坊，字和五，湖南湘潭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调任曲沃县令，历时6年余。他尽心民事，理政有方。曲沃县地处冲繁，早在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官府就在曲沃县设立了侯马、蒙城两个驿站。各路使者熙来攘往，每年共支应驿马五六十匹，负担驿银3300余两，还要有多名驿夫常年应差。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县官应接不暇，百姓苦不堪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张坊认为一县不当设二驿，冒着被罢官治罪的风险，奏准将蒙城驿改设到太平县史村，一举卸掉了380多年来一直压在曲沃百姓头上的差繁捐重、官疲民困的沉重负担。
张坊主修《曲沃县志》时，对“曲沃乃古新田，闻喜乃古曲沃”的说法有疑。他博览群史，结合山川形势，实地考察古晋遗址，写出《曲沃征》《新田征》两文，论证了“侯马乃古新田，曲沃即古曲沃”的观点。他还捐银在北京购置“曲沃会馆”，为曲沃县民在京应考、经商等提供食宿方便。
张坊筹资整修书院，整顿全县18所社学和义学，新增6处养蒙官学堂，儿童入学大为方便。
兴办书院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教室，二是经费，三是教师。贾汉复去世后，他捐出的500亩河滩地依然由城隍庙管理，将租金转给学堂，作为办学经费。县官只管延师任教。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有的知县“留心文教”，有的疏于管理，常常因为空缺主讲，导致乐育群才堂“或废或举，或作或辍”。
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县郑志鲸在义学之东、察院旧址，修建讲堂三楹，连同文昌阁、乐育群才堂共20间，改称“乐昌书舍”。本县进士崔致远、孝廉李龙光、进士刘朴及闻喜县举人班熙先后担任山长。后来，遭遇汾河决口，书院的五百亩河滩地尽被冲毁，颗粒无收，县官手中无粮，延请山长之事遂搁置下来。
乾隆十九年（1754年）冬，张坊由山西天镇调任曲沃知县。次年，张坊认为“乐昌”二字与其地不相称，取《左传》“其民从教”之意，改名为“从教书院”。延请襄陵县举人徐储任主讲。张坊又责成县人退还历年侵占、兼并的书院土地，又动员士绅捐款近四千两，遂大兴土木，添建斋堂，堂、斋、阁、舍一应俱全，总计达56间之多，颇具规模。另外又在书院暨庙学前、县衙前、天神庙前、节孝祠前等修建了45间商铺，作为书院的固定资产，出租办学。书院土地、商鋪每年共可得租金四五百两，办学经费有了保障。山西绝大多数的书院只有学田收入，有的甚至主要依靠将知县和士绅的捐款贷给商铺生息来维持，像从教书院这样有固定的商铺、有相对丰厚的房租，是极为少见的。
其时，山阴孝廉胡元琢因事辞去山长，延师之事一时没有着落。为了长远打算，张坊决定改革延请山长的办法，将以前由知县承担的延请山长的任务移交给地方士绅，从根本上解决了书院因知县变动而时办时停的弊端。
刘雁陂、张霖川两位老先生是曲沃县的两位老科名，品尊望重，学优才裕，在曲沃有很高声望。张坊三顾茅庐，以贾汉复热心家乡教育为例，请他们出来主持书院事务，负责聘请山长、经管费用，遇山长空缺则暂行代理，务使“弦歌不辍，诵读无间”。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冬十月，张坊召集书院斋长、诸生及城乡士绅，将书院的簿籍、图书陈列于书院的日新堂，拜授给刘、张两位先生。并且嘱咐4位斋长将书院规条逐一敬书于左右。张坊感慨道：今后请明师、增膏火之事就全托付给两位乡先生了，以后历任县官只负责严格考课、勤于奖励，诸事责有攸归，官民同襄盛事，书院大有前途。
张坊还制定了《书院规例》。主要有：
（一）经费管理：书院的房租、地租由城隍庙集体管理，按季度照册收贮，书院年终报销。
（二）聘师程序：延请主讲时，由刘、张两位乡先生召集各斋长，商定路费，拜请知县，派人持知县、两位乡先生的关书、名柬前往下聘。
（三）山长薪资：每年束修120两，每月10两，月底馈送；膳仪（伙食补助）60两，每月5两，月初馈送。端午、中秋、春节、生日，各赠贺礼4两，共20两。
（四）宿舍管理：两名学生一间宿舍，配备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油灯，每个灯油12斤、炭600斤。
祭祀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目的是通过这种形而上的“示范”教育，使学生从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儒学的集大成者。他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就被全国各地书院奉为“教规”。不少南方书院建立了朱子祠，朔望祭拜；包括山西在内的不少书院还把《白鹿洞书院揭示》挂在墙上，用于指导办学和管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朱熹去世561年之际，张坊在从教书院创建了朱子祠。这不仅是山西书院中单独祭祀朱熹的开端，也是全省第一所专祀朱熹的祠庙。张坊公布了《崇祀朱子祠于从教书院谕》，并写下《建朱子祠于从教书院》诗，以明心迹。诗为：“表章明圣道，四海奉文公。不特隆声教，无由大信从。婺源洙泗契，浍水建尤同。遥接东南统，情深书院中。”张坊将曲沃籍的两大名儒曹端、卫蒿配祀朱熹塑像左右。同治五年（1866年），曲沃士绅又将为本县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顾炎武也移入祠内配享。
张坊殚精竭虑，为从教书院制定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规范和制度，为书院的持续办学提供了保障。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县张兆衡为从教书院制定了章程，聘任本县高显镇人韩子泰（咸丰九年己未恩科解元）为书院山长。咸丰四年（1854年），从教书院由文庙东侧移于县城贡院（今曲沃中学）。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教书院改为曲沃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曲沃县第一高等小学校。1938年日军占领曲沃期间，朱子祠、从教书院的建筑被毁。
从教书院是现在山西省重点中学——曲沃中学的前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对从教书院以至曲沃中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007年10月，为纪念顾炎武诞辰394周年，曲沃县在曲沃中学建成“顾炎武讲学处”，并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