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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藏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在佛教交流方面颇为密切。民国以来，藏密在内地兴起，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呈现了一个兴盛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地理、历史、政治等角度来分析藏传佛教在四川汉地，特别是成都地区传播的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及意义。最为汉藏文化交流的缩影，可以说藏传佛教在成都传播的这一历史现象极大地促进了汉藏间文化的交流，也是汉藏交流在一个地区的历史印证。
关键词：民国以来;藏传佛教;成都;原因;意义
作者简介：徐伟（1981—），男，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周珊（1987-），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郑洲，男，汉族，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师，2013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3-098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青年教师基金（编号：13SZYQN19）
自民国以来，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在成都的传播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官方化到平民化，从繁荣到衰微再至于复兴。其传播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与成都本地的佛教文化结合，并在成都一些寺庙扎根。可以说，这里面既有藏文化魅力的原因，亦有汉文化博大包容之因存在。民国以来，格鲁派在成都的传播只是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及地区的缩影，而研究其传播存在的原因对于汉藏文化的互动，汉藏文化的交流史等来说不无裨益，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汉藏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唐与吐蕃的和与征战来看，二者为同一时代的两个大的政权，而正是有了唐与吐蕃的接触，也才有了宋与吐蕃后裔地方政权唃厮啰等的交流，也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历史积累，元朝与藏地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或许才更加稳固与顺利成章。“如果没有7世纪以来吐蕃王朝和唐朝在政治上建立起来的联系，没有自6世纪以来形成的古代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那么13世纪中叶元朝在西藏行使主权也必将是不可能的”。而自唐与吐蕃使得藏地与汉地的交流扩大化以来，文化交流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于藏地，对于汉地来说，这种文化交流对二者来说也是互相影响的。像汉文经典《史记》、《战国策》等曾在吐蕃时代译为藏文，藏文化中还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及其他一些经典;吐蕃流行的马球运动也传到了唐朝等等。而自唐以后，吐蕃与内地均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以至于使得藏地与汉地的官方交流不像前朝那样官方化较多，但两地之间的民间交流却未曾中断。而自元以来，藏地与汉地在一种统一局面的政治关系下更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交流，而其中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之后的各朝各代均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或是藏地无佛教，而从汉地引进学习，或是藏传佛教初步成型并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影响到汉地佛教。民国以来，格鲁派影响并传播到像成都这样的内地城市就是汉藏文化在一个区域里的微观现象，这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一种历史的延续与反映。
二、川藏交流的优势
川藏交流早于汉藏文化间的大面积交流。一方面川藏是近邻，双方往来方便，便于交流。像古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并非官方一味开辟的，而是在民间的交流与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经济、文化等资源优势互补的交通友谊桥梁。在西汉，不用说藏地，即使在身毒国（古印度）和大夏国（古阿富汗）也可以看见蜀地的“邛竹杖”。在明代，以藏族僧人为主的大批入贡队伍到京城，途经雅安、成都，这些虽然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但也是由僧人在进行，客观上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是与四川紧密相关的。这不得不说，地理环境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川藏交流的早期性、历史性与全面性。而另一方面，自吐蕃开辟疆域以来，将与内地汉区靠近的诸多羌民族部落占为自身之地，吐蕃虽然瓦解，但其文化却植留在当地。像后弘期的下部多康地区的下路弘传对藏传佛教的复兴就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地区，如现今的甘孜、阿坝等地又与成都等汉区靠近，上述地区长期以来在行政上、地理上均不属于西藏管辖范围。由此使得本来地域更加靠近汉区的这些区域和更加靠近藏区文化的成都等地成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先锋地与汇集地，这也是成都等地与内地许多地域在汉藏文化交流上所俱备的天然地理、历史及文化条件。
三、四川文化、成都文化的包容性
在四川文化中所俱备的包容性、海纳百川等特点在成都等地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文化受到地域、政治等因素影响既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又有一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特点。而且四川佛教里，唐密也曾流行。至于独立性，从唐密的消失可以看到。在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原的密教很快就消失绝迹了。而在地域上相对独立的四川的唐密则要流传到南宋末。例如现存的大足石刻、广元石刻、安岳石刻等反映出的皆有四川唐宋时期的密宗之兴盛。在秦灭蜀而张仪进入成都地区之后，原有的蜀人一部分随王子迁于交趾（今越南）地，一部分留在蜀中及周边地。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秦蜀文化的融合，及至秦朝、汉朝，蜀地在行政上归于中央管辖，原有的蜀文化成为了汉文化的一部分。与汉文化一样，蜀文化也带有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兼容性之特性。无论是在分割独立的三国、五代时期，还是大一统的隋唐、元明清时代，四川文化的特点是：既有自身性格，又具兼容之性 “四川文化的特点也融铸在四川佛教里，并且表现得十分明显。”像马祖道一、圭峰宗密、雪窦重显禅师、楚山绍琦禅师等均在四川本地文化特点上将中国内地汉传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这种特点加之汉民族具有的既信佛，又信道，既崇禅，又奉净土的那种见庙就拜的对多神、各教派划分不是特别严格的特性，使得汉民族在接受外来宗教上的排斥性相对来说较弱，更何况是接受建立在汉藏文化交流基础上而且同为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来说，更是显得相对容易。
四、民国以来藏密的盛行
可以说直接推动民国一些僧人、居士赴藏求法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内地汉传佛教的衰微之況以及众多僧人、居士欲振兴佛教之愿而起的。首先是一部分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其中派别较多。像宁玛派的诺那活佛，噶举派的贡噶活佛及萨迦派的根桑活佛等，当然最多的还当属格鲁派，像九世班禅大师、白普仁、章嘉活佛、东本格西、阿旺堪布等。这其中他们中的许多到内地时成都是一重要的宣讲点，像成都少成佛学社在民国年间就有多位藏传佛教高僧讲经说法，像章嘉活佛、东本格西、喜饶嘉措等。而九世班禅大师也在成都设立了办事处。在接受藏传佛教的传播方面，成都作为联结汉藏的桥头堡必然是来内地弘法高僧的一个常经地。其次，一部分像能海、永光等四川僧人赴藏求法，而他们求法之后活动中心虽然遍及全国，主要以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为主，像陪都重庆、以及武汉、上海、北京、五台山等地，但成都却是其活动的重要一站。像能海1937年——1953年的十几年时间皆以近慈寺道场作为其弘法中心。其道友永光也是嗣其法位，在石经寺承接了近慈寺之法脉。可以说，民国以来汉藏佛教界双方造就的藏密之盛行是藏传佛教在成都等地传播的主要原因，而格鲁派只是较为突出的一派而已。而经过注入成都本地寺庙而与汉传佛教结合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边形成了它存在的土壤与条件。 五、政治的推动
佛教文化交流虽属于汉藏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但必然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前文已提到，在大勇法师及能海法师赴藏求法的年代是1928年前后：北伐形势一片大好，全国统一指日可待;汉藏关系进一步缓解，晚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大局为本，认清了英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并派代表赴南京，还接待了刘曼卿等代表团的访问，表达了倾向祖国内地，尊重中央决意的友好态度;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藏关系的缓解……而且汉藏在政治、文化、經济上有深厚的关系，西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自元以来与中央存在一种隶属关系。中央是藏传佛教最大的布施者，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的发展上均有一种向内地发展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出现停滞并一度中断迹象，但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几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使得发展西藏成为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于是西藏的开放、开发也使得汉藏交流有一个更好的政治环境为基础。而“真正促使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内在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因，还在于西藏文明自身具有向外发展的强烈需要。”可以说正是这种历史的积淀与传承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格鲁派等藏传佛教在成都等内地传播有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格鲁派等藏传佛教思想在成都等地传播开来。而时过境迁，现如今在成都一些寺庙中存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因素能够存在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同时也具有其存在的条件即其现实意义。
（一）对精神文明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和国家一贯执行宗教自由政策，国家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人们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个宗教也有信那个宗教的自由。这为我国的宗教的发展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的支持。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宗教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非扮演绊脚石的角色。相反，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对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而佛教无论大小乘、或者汉传、藏传均宣扬慈悲、友善、和平等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信教群众的行为习惯，可以说这是宗教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样，作为受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等思想影响的成都一些寺庙与比其他寺庙一样其在多数人们心目中无外乎是一座寺庙而已，而这也是他们朝拜的场所之一。对于初一、十五以及观世音菩萨生日等日子，近慈寺、昭觉寺、石经寺、铁像寺等寺庙常常是周围及慕名而去之群众朝拜的重要场所，这些香客中有部分是长年对佛教信仰较深的居士，亦有部分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信奉者，而后者在中国许多地方的人士的朝庙中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拿近慈寺来说，在平日的初一、十五基本上有二十至三十桌的人（平均一桌八至十人）吃斋饭。在这些人中，以年长女性为多，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国女性更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归宿感或在社会地位上，女性比男性来说高低的缘故。而在春节期间，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时，逛庙会的则是男女老少人等皆有，人数当然是比平日多许多。这些人中，逛热闹、图喜庆、吉利之人占据很大部分。但无论平日还是节日期间，佛教在对信教、迷信、凑热闹等各色人等在行为上的约束，以及对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空间参与上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单纯从这方面来说，在爱国爱教的大前提下，何种教派的寺庙的存在都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
（二）对满足内地一部分人信奉藏传佛教的意义
在信教群众中的一部分人士的确是慕名前往成都的几座受到过藏传佛教格鲁派影响的寺庙的。他们中有的人是在学习、研究到藏传佛教知识或受到一些朋友的影响而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还有些则是在藏区工作、旅游、经商后受到当地纯朴、神秘且极具文化代表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影响而产生兴趣并倾向于信仰藏传佛教的。当然他们对于是哪派或者哪些经典不同倒是区别的不是那样严格。这是对于汉区的一些慕名而前往以上寺庙的一些情况。
（三）对满足一部分藏族等民族宗教活动场所的意义
对于成都来说，其素有“小西藏”之称。一方面因为成都可以购到许多藏式的物品，例如服饰、首饰、佛教文化用品、音像制品等;另一方面，在成都市区及周围的藏人数量较多，他们大多集中于武侯区、双流片区。而他们中有旅游者、商人、学生、工作人员、购房定居者等，总体上流动性较大，管理较为困难。而上万人的团体有部分常年定居者还有一些僧人，他们如果能够找到一种精神寄托的归宿地，以对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有所贡献，也不失一种良策。而对教派区分相对较严格的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以及僧人来说，对于接受有着格鲁派之风的成都一些寺庙或许是有困难的。但是，格鲁派在甘孜、阿坝等地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甘孜、阿坝两地的大寺庙中，格鲁派寺庙占据几乎一半，特别是在甘孜县、道孚县、炉霍县、金川县、阿坝县以及理塘，若尔盖等地，格鲁派影响较大。而对于西藏地区，格鲁派的影响就更大了。当然在汉区修建新的寺庙特别是藏传佛教寺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利用已有的汉藏结合的寺庙来作为沟通汉藏文化、联系汉藏友谊、消弭民族隔阂的纽带作用亦未尝不可，这或许是今天成都这些具有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风的寺庙存在并发展的另一重要意义。
（四）对周边环境、经济的影响
从现今这几座寺庙的现状来看，其在政府的规划中的确又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不但给予其保护，更是在其周边配套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设施。新建近慈寺现已经挂牌，而其旁边就是新建的锦城公园以及政府家属区南苑所在地，其对面为锦城湖。新建近慈寺依据能海所建近慈寺家风而建，且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铁像寺在拓宽十多亩后，宗喀巴大师殿业已完成，其周边虽然主要是房地产楼盘环绕，但其旁边的“铁像寺水街”的打造依然可以成为其配套设施的一部分。石经寺位于龙泉山上茶店镇，在龙泉汽车总站赶1元公交即到，开车前往也主要以较为宽敞而非特别陡峭的山路，故而进入性相比之前也较好。依照石经寺依山而建的气势以及其本来的历史地位加之龙泉的桃花、水以及邻近的会议休闲之地——简阳三岔湖也使得石经寺成为了一个旅游中心的一处风景。而昭觉寺本来就是一处较为有名的寺庙，在“北改”工程的推动下，昭觉寺周边片区的形象也将有一个大的改善。以上是政府在这几座寺庙周边设施的建设以及寺庙本身情况的介绍，或许笔者将寺庙与经济、旅游相连，似有俗气之嫌，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样，不仅在成都，在中国许多以寺庙为中心的旅游胜地不计其数。可以说，寺庙在中国的文化旅游中占据了极大一部分。或许在人们将目光进一步深入到寺庙之中，或许能够感受到近慈寺、铁像寺、石经寺、昭觉寺等与其他纯汉传佛教或纯藏传佛教不一样的心灵文化之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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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伟（1981—），男，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周珊（1987-），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郑洲，男，汉族，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师，2013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3-098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青年教师基金（编号：13SZYQN19）
自民国以来，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在成都的传播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官方化到平民化，从繁荣到衰微再至于复兴。其传播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与成都本地的佛教文化结合，并在成都一些寺庙扎根。可以说，这里面既有藏文化魅力的原因，亦有汉文化博大包容之因存在。民国以来，格鲁派在成都的传播只是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及地区的缩影，而研究其传播存在的原因对于汉藏文化的互动，汉藏文化的交流史等来说不无裨益，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汉藏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唐与吐蕃的和与征战来看，二者为同一时代的两个大的政权，而正是有了唐与吐蕃的接触，也才有了宋与吐蕃后裔地方政权唃厮啰等的交流，也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历史积累，元朝与藏地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或许才更加稳固与顺利成章。“如果没有7世纪以来吐蕃王朝和唐朝在政治上建立起来的联系，没有自6世纪以来形成的古代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那么13世纪中叶元朝在西藏行使主权也必将是不可能的”。而自唐与吐蕃使得藏地与汉地的交流扩大化以来，文化交流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于藏地，对于汉地来说，这种文化交流对二者来说也是互相影响的。像汉文经典《史记》、《战国策》等曾在吐蕃时代译为藏文，藏文化中还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及其他一些经典;吐蕃流行的马球运动也传到了唐朝等等。而自唐以后，吐蕃与内地均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以至于使得藏地与汉地的官方交流不像前朝那样官方化较多，但两地之间的民间交流却未曾中断。而自元以来，藏地与汉地在一种统一局面的政治关系下更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交流，而其中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之后的各朝各代均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或是藏地无佛教，而从汉地引进学习，或是藏传佛教初步成型并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影响到汉地佛教。民国以来，格鲁派影响并传播到像成都这样的内地城市就是汉藏文化在一个区域里的微观现象，这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一种历史的延续与反映。
二、川藏交流的优势
川藏交流早于汉藏文化间的大面积交流。一方面川藏是近邻，双方往来方便，便于交流。像古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并非官方一味开辟的，而是在民间的交流与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经济、文化等资源优势互补的交通友谊桥梁。在西汉，不用说藏地，即使在身毒国（古印度）和大夏国（古阿富汗）也可以看见蜀地的“邛竹杖”。在明代，以藏族僧人为主的大批入贡队伍到京城，途经雅安、成都，这些虽然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但也是由僧人在进行，客观上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是与四川紧密相关的。这不得不说，地理环境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川藏交流的早期性、历史性与全面性。而另一方面，自吐蕃开辟疆域以来，将与内地汉区靠近的诸多羌民族部落占为自身之地，吐蕃虽然瓦解，但其文化却植留在当地。像后弘期的下部多康地区的下路弘传对藏传佛教的复兴就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地区，如现今的甘孜、阿坝等地又与成都等汉区靠近，上述地区长期以来在行政上、地理上均不属于西藏管辖范围。由此使得本来地域更加靠近汉区的这些区域和更加靠近藏区文化的成都等地成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先锋地与汇集地，这也是成都等地与内地许多地域在汉藏文化交流上所俱备的天然地理、历史及文化条件。
三、四川文化、成都文化的包容性
在四川文化中所俱备的包容性、海纳百川等特点在成都等地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文化受到地域、政治等因素影响既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又有一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特点。而且四川佛教里，唐密也曾流行。至于独立性，从唐密的消失可以看到。在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原的密教很快就消失绝迹了。而在地域上相对独立的四川的唐密则要流传到南宋末。例如现存的大足石刻、广元石刻、安岳石刻等反映出的皆有四川唐宋时期的密宗之兴盛。在秦灭蜀而张仪进入成都地区之后，原有的蜀人一部分随王子迁于交趾（今越南）地，一部分留在蜀中及周边地。这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秦蜀文化的融合，及至秦朝、汉朝，蜀地在行政上归于中央管辖，原有的蜀文化成为了汉文化的一部分。与汉文化一样，蜀文化也带有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兼容性之特性。无论是在分割独立的三国、五代时期，还是大一统的隋唐、元明清时代，四川文化的特点是：既有自身性格，又具兼容之性 “四川文化的特点也融铸在四川佛教里，并且表现得十分明显。”像马祖道一、圭峰宗密、雪窦重显禅师、楚山绍琦禅师等均在四川本地文化特点上将中国内地汉传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这种特点加之汉民族具有的既信佛，又信道，既崇禅，又奉净土的那种见庙就拜的对多神、各教派划分不是特别严格的特性，使得汉民族在接受外来宗教上的排斥性相对来说较弱，更何况是接受建立在汉藏文化交流基础上而且同为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来说，更是显得相对容易。
四、民国以来藏密的盛行
可以说直接推动民国一些僧人、居士赴藏求法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内地汉传佛教的衰微之況以及众多僧人、居士欲振兴佛教之愿而起的。首先是一部分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其中派别较多。像宁玛派的诺那活佛，噶举派的贡噶活佛及萨迦派的根桑活佛等，当然最多的还当属格鲁派，像九世班禅大师、白普仁、章嘉活佛、东本格西、阿旺堪布等。这其中他们中的许多到内地时成都是一重要的宣讲点，像成都少成佛学社在民国年间就有多位藏传佛教高僧讲经说法，像章嘉活佛、东本格西、喜饶嘉措等。而九世班禅大师也在成都设立了办事处。在接受藏传佛教的传播方面，成都作为联结汉藏的桥头堡必然是来内地弘法高僧的一个常经地。其次，一部分像能海、永光等四川僧人赴藏求法，而他们求法之后活动中心虽然遍及全国，主要以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为主，像陪都重庆、以及武汉、上海、北京、五台山等地，但成都却是其活动的重要一站。像能海1937年——1953年的十几年时间皆以近慈寺道场作为其弘法中心。其道友永光也是嗣其法位，在石经寺承接了近慈寺之法脉。可以说，民国以来汉藏佛教界双方造就的藏密之盛行是藏传佛教在成都等地传播的主要原因，而格鲁派只是较为突出的一派而已。而经过注入成都本地寺庙而与汉传佛教结合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边形成了它存在的土壤与条件。 五、政治的推动
佛教文化交流虽属于汉藏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但必然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前文已提到，在大勇法师及能海法师赴藏求法的年代是1928年前后：北伐形势一片大好，全国统一指日可待;汉藏关系进一步缓解，晚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大局为本，认清了英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并派代表赴南京，还接待了刘曼卿等代表团的访问，表达了倾向祖国内地，尊重中央决意的友好态度;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藏关系的缓解……而且汉藏在政治、文化、經济上有深厚的关系，西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自元以来与中央存在一种隶属关系。中央是藏传佛教最大的布施者，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的发展上均有一种向内地发展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出现停滞并一度中断迹象，但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几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使得发展西藏成为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于是西藏的开放、开发也使得汉藏交流有一个更好的政治环境为基础。而“真正促使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内在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因，还在于西藏文明自身具有向外发展的强烈需要。”可以说正是这种历史的积淀与传承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格鲁派等藏传佛教在成都等内地传播有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格鲁派等藏传佛教思想在成都等地传播开来。而时过境迁，现如今在成都一些寺庙中存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因素能够存在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同时也具有其存在的条件即其现实意义。
（一）对精神文明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和国家一贯执行宗教自由政策，国家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人们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个宗教也有信那个宗教的自由。这为我国的宗教的发展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的支持。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宗教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非扮演绊脚石的角色。相反，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对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而佛教无论大小乘、或者汉传、藏传均宣扬慈悲、友善、和平等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信教群众的行为习惯，可以说这是宗教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样，作为受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等思想影响的成都一些寺庙与比其他寺庙一样其在多数人们心目中无外乎是一座寺庙而已，而这也是他们朝拜的场所之一。对于初一、十五以及观世音菩萨生日等日子，近慈寺、昭觉寺、石经寺、铁像寺等寺庙常常是周围及慕名而去之群众朝拜的重要场所，这些香客中有部分是长年对佛教信仰较深的居士，亦有部分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信奉者，而后者在中国许多地方的人士的朝庙中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拿近慈寺来说，在平日的初一、十五基本上有二十至三十桌的人（平均一桌八至十人）吃斋饭。在这些人中，以年长女性为多，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国女性更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归宿感或在社会地位上，女性比男性来说高低的缘故。而在春节期间，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时，逛庙会的则是男女老少人等皆有，人数当然是比平日多许多。这些人中，逛热闹、图喜庆、吉利之人占据很大部分。但无论平日还是节日期间，佛教在对信教、迷信、凑热闹等各色人等在行为上的约束，以及对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空间参与上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单纯从这方面来说，在爱国爱教的大前提下，何种教派的寺庙的存在都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
（二）对满足内地一部分人信奉藏传佛教的意义
在信教群众中的一部分人士的确是慕名前往成都的几座受到过藏传佛教格鲁派影响的寺庙的。他们中有的人是在学习、研究到藏传佛教知识或受到一些朋友的影响而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还有些则是在藏区工作、旅游、经商后受到当地纯朴、神秘且极具文化代表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影响而产生兴趣并倾向于信仰藏传佛教的。当然他们对于是哪派或者哪些经典不同倒是区别的不是那样严格。这是对于汉区的一些慕名而前往以上寺庙的一些情况。
（三）对满足一部分藏族等民族宗教活动场所的意义
对于成都来说，其素有“小西藏”之称。一方面因为成都可以购到许多藏式的物品，例如服饰、首饰、佛教文化用品、音像制品等;另一方面，在成都市区及周围的藏人数量较多，他们大多集中于武侯区、双流片区。而他们中有旅游者、商人、学生、工作人员、购房定居者等，总体上流动性较大，管理较为困难。而上万人的团体有部分常年定居者还有一些僧人，他们如果能够找到一种精神寄托的归宿地，以对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有所贡献，也不失一种良策。而对教派区分相对较严格的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以及僧人来说，对于接受有着格鲁派之风的成都一些寺庙或许是有困难的。但是，格鲁派在甘孜、阿坝等地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甘孜、阿坝两地的大寺庙中，格鲁派寺庙占据几乎一半，特别是在甘孜县、道孚县、炉霍县、金川县、阿坝县以及理塘，若尔盖等地，格鲁派影响较大。而对于西藏地区，格鲁派的影响就更大了。当然在汉区修建新的寺庙特别是藏传佛教寺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利用已有的汉藏结合的寺庙来作为沟通汉藏文化、联系汉藏友谊、消弭民族隔阂的纽带作用亦未尝不可，这或许是今天成都这些具有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风的寺庙存在并发展的另一重要意义。
（四）对周边环境、经济的影响
从现今这几座寺庙的现状来看，其在政府的规划中的确又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不但给予其保护，更是在其周边配套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设施。新建近慈寺现已经挂牌，而其旁边就是新建的锦城公园以及政府家属区南苑所在地，其对面为锦城湖。新建近慈寺依据能海所建近慈寺家风而建，且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铁像寺在拓宽十多亩后，宗喀巴大师殿业已完成，其周边虽然主要是房地产楼盘环绕，但其旁边的“铁像寺水街”的打造依然可以成为其配套设施的一部分。石经寺位于龙泉山上茶店镇，在龙泉汽车总站赶1元公交即到，开车前往也主要以较为宽敞而非特别陡峭的山路，故而进入性相比之前也较好。依照石经寺依山而建的气势以及其本来的历史地位加之龙泉的桃花、水以及邻近的会议休闲之地——简阳三岔湖也使得石经寺成为了一个旅游中心的一处风景。而昭觉寺本来就是一处较为有名的寺庙，在“北改”工程的推动下，昭觉寺周边片区的形象也将有一个大的改善。以上是政府在这几座寺庙周边设施的建设以及寺庙本身情况的介绍，或许笔者将寺庙与经济、旅游相连，似有俗气之嫌，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样，不仅在成都，在中国许多以寺庙为中心的旅游胜地不计其数。可以说，寺庙在中国的文化旅游中占据了极大一部分。或许在人们将目光进一步深入到寺庙之中，或许能够感受到近慈寺、铁像寺、石经寺、昭觉寺等与其他纯汉传佛教或纯藏传佛教不一样的心灵文化之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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