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发展脚步可谓日新月异，经济繁荣的背后还伴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新时期以来中外文艺的广泛交流，必然带来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渗透。此外，西方后现代艺术颠覆传统，力图超越经典的创新精神也与我国先锋派戏剧艺术家坚持的理念高度契合。80年代我国话剧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既要为自身寻找生存之路，又要推动话剧艺术为新时代服务，也正是在80年代艺术家的艰难求索之下，我国话剧艺术实现了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之間多种维度的有机结合，涌现出一批诸如《桑树坪纪事》、《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和《中国梦》这样的优秀作品。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90年代话剧却出现了模式化、定型化的弊端，严重阻碍我国话剧事业发展的深度与活力。90年代实验话剧的一些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味追求戏剧中荒诞的意味导致失去话剧应有的启蒙精神。以荒诞手法直接表现荒诞现实，是荒诞派最突出特征。然而90年代我国的实验戏剧只是为了荒诞而荒诞，为了追求先锋、前卫而一味运用支离破碎的舞台直观场景、奇特怪异的道具、颠三倒四的对话、混乱不堪的思维，去直接表现现实的丑恶与恐怖、人生的痛苦与悲凉，而忽略了戏剧一个重要的社会作用就是去启蒙观众、寓教于乐，让观众从浅显易懂的作品里获得正确的思考。这类忽视了人文精神的话剧作品，即使有过鼎盛的一段时期，但是终归要走向落幕。毕竟，戏剧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更是一门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艺术门类，是有关于“人”的哲学，它应该是具有现代启蒙精神与人学主体意识的剧作家以审美的艺术手法探究和反思社会、历史与文化，关注和表现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和情感诉求的艺术，应该表现出作家对人性深度和生命意识的独特而深切的体验。过多追求戏剧中的荒诞意味忽视了戏剧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必然违背了戏剧艺术的人文精神。
　　2.过多拼贴艺术手法的使用导致部分作品支离破碎，难以理解。以林兆华1997年的作品《三姐妹·等待戈多》为例，这部作品就是分别将契科夫的作品《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结合，将荒诞角色的荒诞性进行了转移和嫁接，将世界荒诞游离中的离群索居之人重新置于孤独荒凉的境地，看似是巧妙的结合了是将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中的相关情节，并将他们拼贴在一起，实际上这种组合方式对于观众的理解力与文化储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缺乏对于现实主义作品和荒诞派演剧的了解，或者是根本不了解《三姐妹》与《等待戈多》的剧情和二者的联系，那么在观看这部作品时很难理解创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往往是雨里雾里。
　　3.解构传统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导致部分话剧失去了本身的启蒙价值。90年代实验戏剧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热衷于解构经典。1998年在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上，上海戏剧学院创作的《谁杀死了国王》一剧就是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彻底解构，把原剧中的剧情完全改变，演绎成四个平行的情节，这四个不同的故事情节组成了全剧的内容。显然，这个剧本与原作毫无关系了。以解构经典为傲的作品，创作者的本意并不是从经典出发重构经典，而是更乐意把话剧变成个人理念的“传声筒”，这种从“理念”出发并被创作出的作品所给予观众的，也只能是干巴巴的理念，同样与戏剧应有的启蒙功能背道而驰。
　　4.轻视理论与文本，放逐文学与传统叙事导致90年代话剧停滞不前。戏剧文学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基础，也是创作者传达思想的载体。然而90年代的实验戏剧却常常忽视文本的作用，热衷于形式的创新，比起对戏剧文学的关注，实验戏剧家们更关注演剧的直接性，使演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门视觉艺术而不是综合艺术，向剧本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这种偏激的发展最终会导致戏剧实验的非理性、反戏剧倾向更加明显。戏剧艺术本身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文学剧本作为演员、导演等人再创造的基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语言不再是戏剧舞台的主要交流方式，其戏剧描述也必然缺少深刻的内涵，也许导演会应用高超的舞台调度技术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却难以达到文学的深度，而一个没有思想的戏剧作品，即使使用再华丽的舞台艺术也是无济于事、徒有其表。除此之外，由于缺乏对戏剧文学性的重视，在这一时期话剧理论建设方面同样没有取得大规模成就。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90年代的实验戏剧，未能像80年代那样，诞生出一些内容与形式相融合，深刻思想性与高度艺术性兼备，具有一定保留价值的舞台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