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1987年任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不久升任港澳办基本法委员会秘书处司长。1994年3月，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为中方代表。在1996年及1998年，分别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同时，他正式出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参加了香港回归最后阶段的谈判。
　　每次召开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专家小组会议前，双方都会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内容和措辞用中英文对外发布一条消息。1997年3月12日第23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召开前也如法炮制，向社会公布了会议安排。
　　那时，香港居留权问题专家小组会议恰好也在进行，我和港英入境处处长就关于将来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定义的界定几近达成一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建议对香港居民的国籍认定采取十分宽松政策的结果，在香港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剩下的唯一分歧是英方要求把这一认定提交现行的港英立法局审议通过，以显示这是英方撤走前为港人争取的一大成果。
　　3月11日下午，“英代处”突然向“中代处”建议，翌日上午先改开居留权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在中方接受居留权问题上英方的建议后，英方才会参加第23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会议，继续就先遣人员议题展开谈判。这种赤裸裸“挂钩”的伎俩欺人太甚，何况香港回归后特区永久性居民资格的认定完全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干预。
　　我断然拒绝了英方的“敲竹杠”，心里琢磨着一条反击之计。
　　12日上午9时30分，我和中方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的同事们按时抵达坚尼地道28号。步出了自动滚梯，果然看见谈判楼前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位记者在收拾照相设备，意欲离去。我主动上前向他们打招呼，故意问为什么今天“行家”来得这么少？他俩颇觉惊讶，说刚才港英新闻处来人宣布今天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取消了，所以“行家”们来了又都走了。
　　我立即声称，今天在这里举行第23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会议是中、英双方都做了公布的，再也没有新的公布。我说，我们就是来开会的，请把其他传媒“行家”再请回来。随即，我和同事们进楼，到一层的中方代表团休息室坐定。
　　我鼓动战友们沉住气，“退避三舍”后的反击就要到来。从提出先遣人员进港议题磋商，到为达成共识一让再让，让到了今天，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估计出手后谈判不会破裂，现在在休息室里坐等的时间越长，对英方的压力就越大。
　　我请同事给“英代处”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开会，却没有人接听。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中方代表团坐在了谈判楼的休息室里，没预料到中方这样的处理方式吧？大概正在紧急碰头商讨对策。
　　楼外空地上的记者越聚越多，议论纷纷。11时，我率中方专家组走出谈判楼，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略微拉起西装袖子，指着手表说了一段准备好的话：“请大家看现在几点了？中方代表团是根据双方同时公布的时间、地点来出席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的，等了一个半小时，仍不见英方代表团踪影，打电话也联络不上，十分遗憾。中方的专家们来自国防部、外交部、国港办、中代处等多个部门，大部分人是不远千里、搁置其他工作来港参会的。这一年多来，中方专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提出了一个比一个更加灵活的方案，英方也做出了积极表示，并提出今天上午9时30分在这里举行会议。我们是满怀合作诚意来开会的。英方‘流会’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的“公关”立即奏效。从中午起至次日，各家媒体都大篇幅报道“流会事件”和我的讲话。记者们也拥到“英代处”去询问，英方自知理亏，只好以“一场误会”、“茶杯里的风波”敷衍以对。
　　第二天，第23次专家小组会议复会。双方坐下以后，相视点头微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包雅伦有一点尴尬，我也假装若无其事，大家对昨天的事情只字不提。
　　“流会事件”后，谈判在务实的气氛中推进。经过两天洽商，双方在中方1月提出的新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就关键性的细节达成了一致。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