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这个题目，便知道我是个高考落榜者，人生另一座景致美好的大山也就与我擦身而过了。
　　我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生，初中高中还有高小是接受“文革”时期的教育。高中毕业回乡，我被大队安排到小学当民办教师。第二年，被任命为学校的负责人（那时叫负责人，大队、公社教委通知开会，通知上就是这么写的，过了年把改称校长）。当民办教师、当校长，应该说比在田间劳动要清闲许多，假如是个爱好学习的人，一定能把初中和高中知识牢牢巩固，并学深学透，我偏偏信奉那条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路。一种思想支配着奋斗目标，总想把工作做出成绩，得到群众和领导的好评，我每天把精力和时间全花在教学和校办农场上，高中毕业没摸过课本。我得知恢复高考制度，学过的高中课本在那只破木箱里整整沉睡了三年。
　　以为那些曾经学过的知识过一眼就熟悉，却不是那么回事，我翻开课本，里面的知识成了似曾相识，原来熟练的题目不会做，滚瓜烂熟的公式和定律记不起来，尤其是英语、一个单词哪几个字母组合已云里雾里。我惊骇得几天魂不守舍，得知高考消息到走进考场只有两三个月时间，想把所有高中知识全部找回，整天闭门不出、坐房间端身不动也难。上大学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也不例外，记得七四年谣传大学招一批在校生，高兴得几个晚上没睡着；当民办教师想进大学深造，多少个星期天带着老师们在学校农场劳动；现在大学校门朝社会上每个青年敞开，我能错过？
　　边上班边复习功课，坚持了一个多月，效果不佳，上班惦记家里桌上课本，坐屋里看书脑海萦绕着学校的事，而且速度慢，晚上没做几道题目已到深夜，狠心来个通宵鏖战又几天萎靡不振。这种现象，我忍无可忍，便想到请假，若把剩下的一个多月坐家里屁股不离凳地看书，也许有点收获。找谁请假，当然找公社教委主任，老师可以找校长请假，而我这个校长自己不能批自己假，那就成无组织无纪律了。
　　刚好第二天教委召开校长会，我想趁开会之前和主任把请假复习的事谈妥，特意提前赶到教委办公室。我写好请假条揣在荷包，但不能首先向主任递请假条，得探探口风，看有没有准假的可能，假如主任不同意，会被弄得难堪。我进教委办公室见主任趴桌上写字。主任叫我在旁边椅子上坐。我坐下没顾及主任写什么，张嘴向主任说出请假的事。主任猛然刹住手里钢笔，抬头双目瞪着我问：“你想请假？”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主任点点头，说：“时间紧，不请假，可能书没看完要考试了。”主任提高嗓门问：“你能请假吗？”没等我开口，主任又说：“你那儿三所分校，十六位教师二百多名学生，一百多亩学农基地。校长请假，学校那一大摊子事交给谁？昨天县教育局的会议上，还提到你们学校的学农基地。”接着主任对我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最后说：“听我的话报考中师多好，起码复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报名时主任建议我不要报考大学，而上大学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没听主任话。主任听说我请假心里发急，也是情有可原，公社小学教育的学农基地全靠我们学校长脸，要是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出现问题，事情就大了。我只好打消请假念头，维持原状———边上班边复习。当时国家形势也只稍微有所好转，笼罩各地的“文革”雾霾刚刚开始驱逐。
　　请不成假，我的复习进展很慢，甚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担心功课复习不完就开始选重点看。高考一天天逼近，我感觉一门功课也没复习好，剩下最后七天还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瞒着主任、自己安排好课程和学校的事情躲家里看书。面对一大摞书，七天时间也只是杯水车薪，有一杯水总比没有好。七天一过，我就要去县城参加考试了。我心是虚的，肚里装进多少知识，自己再清楚不过。
　　不管知识复习到什么程度，不管能否考取大学，我都要走进考场一搏。我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碰到得心应手的试题。我进城赶考，高中课本全部带去，想利用每科考前集中精力复习一下那门功课。我住县城北门一位下放学生家里，这位下放学生也是民办教师，他妈是小學教师，住在校内，房子多，为我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不利的是考场设在南门的高中教室里，有三四华里路，我算好时间考前什么时候动身，赶到那儿正好预备铃响起，考试结束立马回到住地。六场考试，我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跑了六个来回。我人生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回想起来，心里的痛无法言表。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落榜考生的分数不公开。我那次究竟考了多少分，估都无法估计，题目做对做错心里没底，没看到标准答案。我不甘这样告别大学梦，准备来年再进考场。那年腊月二十二是我结婚的日子，并没妨碍我实现大学梦的念想，1977年考生婚否不限，我结婚来年照样有资格参考，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复习功课。1978年高考报名，新的报名条件限制了婚否，已婚者没有资格参加高考，大学校门就这样对我永远关闭。
　　恢复高考制度，这么公平、公正录取学生的机会，我却只能望洋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