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三十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到媒体供职，突发奇想创办了一个《对话录》的专栏。内容无非是采访京城文化界领袖的笔录。因为这段经历，我采访了梁漱溟、冯友兰、王力、金克木、季羡林、费孝通、吴冠中、李泽厚、刘心武等等名硕，骑车不知道把北京转了多少遍。干了一年多，专栏有了些规模，有位媒体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个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难得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趁机和每位都留影作为纪念呢？日后摆出来，多辉煌呀！”
　　其实，我也觉得朋友的建议有理。但是，临出门总是想不起带相机。拜访这些人，心思全想着怎么和人家对话，哪里顾得上拍照？至今我还记得金克木无情地嘲弄我对权威的崇拜：“我们年轻时和你们不一样。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就自己去看书，去想，寻求答案，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纪轻轻，怎么有问题要毕恭毕敬地跑到我这个随时准备进八宝山的老头这里来求教？”这里不乏自谦和自嘲，但他也确实看准了我没出息的软肋：缺乏独立思考的基本信心。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MIT的教授Sherry Turkle的文章，开篇讲的是一段类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剧演员Aziz Ansari，在洛杉矶街头经常成为追星族们的目标。大家纷纷拿着手机要拍照。他对自己的粉丝相当客气，但拒绝和粉丝合影，而是要和粉丝们攀谈：你的音乐口味？对我的小品有什么意见？粉丝们的狂热劲儿一下子褪去许多，谈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带着没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机失望地离去。
　　Sherry Turkle是以研究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个自我》，都是聚焦于计算机对工作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的影响。2011年出版了《孤独地在一起》，则是探讨移动通讯技术对当今一代人的冲击。他用Aziz Ansari作为例证来说明自己的主题：Aziz Ansari主动和自己的粉丝们对话。难道这些粉丝蜂拥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吗？但他马上发现：粉丝们要的不是和他互动的经验，他们要的是记录，即用手机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自拍的功能就在这里：用摄像标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时刻，不惜为此打断我们生活的经验本身。久而久之，经验已经不重要，甚至干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个镜头存到手机里就行。
　　为什么大家对用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如此着魔？因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并把这种记录分享，似乎就是没有生活过。其实，这种通过自拍记录下来的，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顿。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从事的活动、对着手机自我“冷冻”成形。于是，大家不停地自拍、传送分享。这些活动，不仅在教室、会议中进行，甚至侵犯到剧场、餐桌、葬礼。
　　自拍如同病毒，不仅侵蚀孩子，也袭击成人。反省一下，我大学毕业后，一向不太注意到处留影。特别是旅游时，即使带着相机，往往也没有心思照，注意力多在当时的经验中。不过，有了网络后，我也仿佛中了毒，特别喜欢拍照，然后上载到微博上分享。散步、跑步、骑车、爬山、扫雪、种地……越来越离不开相机。不过，自拍也好，他拍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所记录的，都是我们生活消失的时刻。
　　一篇宏文，不可能用一个长长的句子写成，中间不免充满了句号。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停顿，人们用以庆贺自己走过的历程。但是，只有句号、没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只有停顿中的庆贺，没有真实的历程，则不成其为人生。回想一下近三十年前的记者生涯，我后悔的不是没有留下照片，而是没有充分的谈话。比如，当我看到有人整理出口述史式的梁漱溟自述时，首先的反省是：为什么我忘记了这一工作？再说远一点，苏格拉底上街，是和人们论道，由此留下的智慧，2000多年来依然让人类受用不尽。如今人们上街，拿着手机随处自拍，所见证的，则是自我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