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日受邀参加“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论坛，发现原来“文化部”打算推动图书的“公共出借权”制度，让图书馆里面的书，每借出一次，就补贴某个金额给作家或出版社（如果以英国为例的话，每借出一次，就补贴作家约二点八元新台币）。 这实在是个很棒的政策方向，值得在此大敲边鼓。
　　公共出借权（Public Lending Right）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现在全世界大约有三十几个国家推行。制度的好处，是对作者更加公平。以前图书馆采购一本书，银货两讫以后，这本书接下来被借了几次，就跟作家、出版社没关系了。 但书借出次数越多，理论上对书籍潜在的销售机会越有影响，就算我们不考虑商业价值，一本书借出一次，代表作者的思想在这个社会扩散了一次。这个社会获得作者多一次的知识或艺术洗礼，却没有给予对等的回报，认真说来是一种不公。
　　所以公共出借权一方面可以鼓励创作，回报用心在这个社会留下思想结晶的作者；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这个制度还能解决“出借授权数”这种对纸本的魔咒。
　　以现在台湾图书馆采购电子书的模式为例，一次采购要先决定购买几个出借授权，这意思就是，如果买了两个授权，这本书同一时间只能借给两个人，第三个要借，只能排队。在纸本世界，这是正常做法，库存只有两本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有第三本书用来出借。但在电子书世界，这种模式就近乎可笑了——明明你的电子书库里，那本书的档案还在嘛。档案还在，却要假装不在，说都借出去了，请排队。这么可笑的事情会发生，是我们直接把有形的纸本书的游戏规则，毫不考虑地照搬到数字世界才导致的。
　　公共出借权正好是这种问题的最佳解答，不用再烦恼你采购几个出借授权了，只要买一本书，以后借几次算几次的钱，大家都省事。但在我接触的图书馆界朋友里，普遍对公共出借权制度都颇有疑虑。其中最核心的关键，挑明说就是经费。如果出借权还要让图书馆额外再付钱，百分之百的图书馆都会反对。今年的台北书展，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公共出借权论坛，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只要是图书馆人发言，赞成公借权的前提，一定是“相关经费由公部门负担”。
　　一个立意良善，在先进国家行之有年的制度，如果因为预算的排挤效应而无法推动，就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找个方法在“文化部”策略、图书馆圈、作者和出版者之间，找到最大的交集，降低反对疑虑，并且让“文化部”保有策略推行的主动权。
　　有这种方法吗？答案是有的。很简单，由“文化部”成立一个跨馆际统一的“公共出借权补偿金核算中心”，负责所有计算、拆帐、拨款等行政作业，当然拨款的预算也就必须着落在“文化部”身上。而全国的图书馆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每年回报馆藏出借的统计数字。这样就够了。
　　图书馆不需要为公共出借权而增加开支，或者新增系统、处理拨款事宜，这些都不需要图书馆处理，也不需占用图书馆现有的预算。“文化部”可以透过自己的政策理念，决定拨款的计算公式，例如，本土作者占整个拨款预算80%或甚至100%，用来鼓励本土创作。现在台湾不只文学创作者不足，非文学创作者，科普、历史、商管、信息类更是稀少。利用拨款的计算公式，“文化部”可以在政策上设定优先鼓励的方向。
　　翻译类的书如果能把高质量的译作纳入计算公式，也等于是对兢兢业业辛劳耕耘的译者给予适当的回报。总之，面临数字出版时代的冲击，台湾在文创产业上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过去台湾累积太多引进外国著作的经验，是时候提出有诱导性的政策，来鼓励本土原创作者了。
　　图书馆圈还有一个忧虑，依照借阅经验显示，最大数量的借阅书种，是出现在言情、漫画、奇幻、推理等类型作品上，而且通常书市上畅销的书，在图书馆借阅率也很高。如果我们想透过公借制度鼓励弱势作家，到最后可能热门的还是热门，大部分的资源还是由原本就是书市常胜军的作者所享有。
　　这有几个方向可以辨析。一是如果市场的需求殷切，高质量的作品迟早会出现。武侠市场发展了几十年，最后出现金庸；言情市场广大，琼瑶和后继者就会现身；哈利·波特问世的背景，是来自西方世界上百年的奇幻科幻传统。类型不能限制作品的艺术成就，也不应该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
　　并且，大部分经典型的著作，即使在新书时期无法成为畅销书，但因为著作的性质，生命周期通常比热门书长得多，所以经典书把整个生命周期的长尾加总起来，未必真的会处于绝对劣势。此外“文化部”其实可以透过拨款公式的调整，把畅销类型的拨款比例限制在一个特定范围内，这样等于对冷门著作，多了一层计算上的优势。
　　事实上，国外亚马逊书店用自家公司一人之力，就办成了私营的公共出借权计划，现在参与亚马逊借书计划的作者，每年都会从出借数字中，获得由亚马逊拨付的出借收益。台湾用公部门的力量，理论上应该做得更周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