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杂志曾在2007年9月刊载文章《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详尽阐述了信息泛滥对人类生活的诸多不利影响，并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1978年给出的预言：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今天，媒介和信息流的发达程度较以往更甚，人类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生活新时代，智能手机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伴侣之一，而无处不在、日新月异的社交新媒体，正在全方位席卷并改变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从依赖到焦虑

　　公务员李俊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微信的虚拟世界里。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微信。开车上班，堵车时刷朋友圈，等红绿灯时也盯着手机看，分秒必争。白天，李俊几乎把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用在了微信上;晚上，还有一堆微信公众号等着他过目。他主动在群里发起话题、引导讨论，以维护微信群的活跃度;他翻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发来的看不完的微信消息，迎来送往……“每天的工作从起床后处理‘群消息’开始。”这是微信团队《微信生活白皮书》中描述的一个典型微信用户的行为习惯。李俊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起手机看看，生怕错过了群里的消息。以前半个小时看一次，现在几分钟就看一下，连去卫生间不带手机都觉得少了点什么，感觉自己患上了微信依赖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认为，人们的社交圈是一个包括内核圈、外层圈的分层结构，内核圈是由强关系组成的紧密圈，外层圈是体现弱关系的一般圈。对微信群来说，因为不见面、不认识的人也能形成群，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冲淡了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在微信上加了几十个群，通讯录名单上有几百人，每天要花数小时看完更新的朋友圈状态，甚至有人说：“一个小时不看微信，感觉像错过了几个世纪。”但“70后”企业主管黄女士的看法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每天花很多时间刷微信，感觉学了不少知识，可回想起来，根本没记住几条真正有用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得到的却都是碎片化信息，不少人因此产生了焦虑感。从现实角度来说，花越多的时间看朋友圈，在现实生活中做事情的时间就越少，与家人、朋友真正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会被大幅度压缩。“我注意到，有一些基本不刷朋友圈的人，他们往往在生活中有某些兴趣爱好，并为此投入了较多精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吴枫表示，社交软件这么火爆，恰恰说明人们的心理需求满足度不够高，人们忙着赚钱、忙着生活，但内心渴望交流、渴望受关注等情感需求没有获得充分满足。

工作休息没了界限

　　2015年5月，白领胡宗方供职的一家设计公司发布了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通知，要求每位员工在一个月内，发动家人朋友关注公司微信公众号，每人最少“发展”30人，上不封顶，各部门的完成情况要计入季度考核指标。“我们的业务专业性非常强，我拉了七大姑八大姨关注，其实她们压根看不懂，也不感兴趣。”胡宗方说，他只能告诉亲朋好友：“只要坚持到我考核结束，然后取消关注就好了。”“不仅要关注公众号，有时还要为领导的讲话赚阅读量。”胡宗方的同事小露说，公司领导在朋友圈转发一条微信，配上文字“这是某集团领导的讲话，请大家认真学习”，之后，几乎所有职员都会立即转发，“其实我们都没看完，但是都转了，就是告诉领导‘我看了’”。“这是我的生活圈，凭什么领导可以强制考核、强迫转发，有依据吗？”胡宗方不解。

排着队去“点赞”

　　下级能成为上级的微信好友，似乎也成了一种新的官场肯定。上海市某机关公务员李丽注意到，官员们的微信朋友圈里，“点赞的同级间居多。上级如果给下属点赞，就相当于口头表扬了”。如果是领导转发的，下属都默默点赞。甚至，有些单位领导分了派系，会根据“给谁点了赞”来判断他们有没有“站对队伍”。吴宇萱供职于一家房地产公司，她所在的企业里，“给谁点赞，就是站哪一边。要是给‘对立’的领导点赞，那就是站错队了，以后日子会很难过”。
　　朋友圈还有一条“潜规则”——“晒”加班。用吴宇萱的话说，朋友圈的一大功能是，“加班一定要让领导看见，显得自己很努力”。这似乎是一条通行的“秘诀”。为了让加班更可信，不少人甚至总结出专门的“朋友圈晒加班秘籍”，例如“旁敲侧击法”：“下班回家的路上看手机，才发现了老婆的未接来电。老婆，对不起，刚刚加班没听到电话。”还有“草船借箭法”：不一定直接晒自己在加班，可以晒晒一起加班的同事，配图的文字里，一定要写上正在吃苦耐劳的也包括自己。这样，既让加班的同事们更喜欢这条朋友圈内容，也能巧妙透露出自己也在加班的事实。就这样，有领导在的朋友圈，被演变成了施展“宫心计”的圈子。

新的人情负担

　　“稍等一下再开始，行吗？我们校长的孩子参加艺术比赛，我先帮他的孩子投个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中老师赵蕊来了这样一个开场白。为了拉票，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都成了“推送对象”，各种由母婴类产品冠名的“萌宝”评选像病毒般传播，而实际上大多是品牌的营销活动。可是，你能不投吗？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你给我面子投了票，下次我帮你投回去”，投票成了朋友圈的人情新负担。除了投票，越来越多的品牌在营销时还会使用“朋友圈砍价”的招数，宣称只要朋友够多，不花一分钱，就能轻松把价值几千元的东西搬回家。赵蕊最近就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个“集赞打折”的活动，“和好多人说好话，最终也就砍下来几十元，花了那么多时间，还欠了别人的人情，真不划算”。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认为，这类活动其实是一种新衍生出的“病毒式营销”，利用的是朋友圈“抹不开面子”的人情交际。不少帖子里都附带着商品、品牌或公众号的广告链接，只需要分享出去，就可以利用身边的人进行二次传播，用户相当于在收益很小的情况下帮厂家做了宣传。 　　随着微信群商业化的发展，群营销中也出现了不少坑蒙拐骗的案例。在一些微信群里，不时有人发来某某产品的促销信息、某某产品的使用报告等，这有可能就是销售陷阱。大学生张媛说：“我曾经在一个都是熟人的群里买过瘦腿袜，号称‘德国制造’，每双298元，还必须两双起订，群主说亲自试穿效果特好。我当时觉得熟人推荐的会比较靠谱，结果买来后穿了一天就脱丝了。”

家长群的“江湖恩怨”

　　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几乎每个班级都建立了用于沟通的家长微信群，老师发通知、留作业等都变得方便快捷了，家长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家长微信群也一样。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家长微信群就是一个江湖，看似一团和气，实际上暗流涌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位北京的妈妈吴倩认为自己过得“惊心动魄”。周六下午陪女儿上钢琴课时，吴倩关了手机，下课后一开机，女儿所在班级的家长微信群里，未读信息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原来，就在这段时间里，班主任老师通过微信群安排了任务，向家长们征集“推广普通话活动”的口号。吴倩看到时，群里的家长已经争先恐后贡献了上百条口号，有的家长一个人就写了七八条。看到这些，吴倩一下子慌了，急急忙忙给几位大学同学打电话，让大家一起帮她想口号。终于，吴倩从同学们“友情赞助”的口号中选出了3条上交。直到看到还有几位家长在她后面交口号，她才松了口气。吴倩所谓的“惊心动魄”，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小题大做，但身为家长的人，基本都能理解吴倩的焦虑。为了孩子，家长们不但把老师的话当“圣旨”，争先恐后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且还纷纷利用各种机会讨好老师，有时候甚至不惜谄媚、拍马屁。李君如的女儿是学校管弦乐团的成员。一天，管弦乐团的老师在微信群中发了一张图片，是一罐杭白菊，并感谢了送杭白菊的家长。结果，第二天就有家长送去了胖大海，第三天就有家长送去了亲自熬的银耳汤，最后，整个乐团的孩子都没有喝完这些汤。“虽然我也觉得家长们有点过分了，不过，这就是家长在替孩子向老师争宠，谁也不想落后。”李君如说。更让家长们普遍感觉不好的是，有的家长喜欢实施“经济绑架”。比如说，学校要开运动会，立刻有家长在微信群里提议：“我们凑钱给全班孩子买饮料吧。”很快，群里其他几名家长也纷纷表示，“我们凑钱买帽子吧”“凑钱买面包”……在家长微信群里，老师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按理说，老师的感觉应该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家长微信群，我是能不进就不进。”上海某中学教英语的郭老师说。对于家长们在群里发的感激、恭维之语，郭老师看得很清楚：“不少都是虚的，我知道有些并不是家长的真心话。”的确，一个班如果有40名学生，学生父母一般至少一人在群里，那么，一位老师要同时面对几十位家长，要一一回复这么多人的问题、问候，想想就累。因此，很多老师开始逃离微信群，有的学校甚至明令禁止老师进入家长微信群。“我们总觉得用微信节省了时间，但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无用的周旋上，比如回应家长的‘感谢’等等。此外，用微信也没办法把话‘说透’，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用电话或者面对面交谈的方式。”郭老师说。问题绝不仅仅来自微信这个沟通平台，未来必然会有更加便捷的平台出现，但如果家长和老师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的话，今天在微信群中出现的“江湖恩怨”，明天还会延续。
　　（孙光星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1月18日，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