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很少人会想到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蔓延至今，不少人已经开始把它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据估计，那场大流行感染了5亿人口，带走了1700万-5000万生命。（注：由于当时缺少精确统计，专家的估测存在较大浮动，从1700万到1亿都有，主流认可在1700万-5000万区间。）
　　将两者相比，确实有点危言耸听。的确，1918年流感的高死亡率和当时的医疗水平与营养、卫生条件有关。那时，连抗生素都还未制造出来。但是，今天也有更危险的情况，比如，交通密切程度扩大了50倍。在病毒面前，人类并没有傲慢的资本。新冠疫情也已昭示这一点：隐瞒、傲慢和侥幸的举措，都受到了惩罚。而这些，本来应该是人们从1918年大流感里吸取的最重要教训。
　　先是从隐瞒开始的第一波。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的训练营里，有个叫阿尔伯特·吉特切尔的二等兵报告了他“感冒”的消息。护士对他进行了登记、处置。3天内，在这个拥挤、简陋的营地里，又有数百个士兵报告“感冒”。3周内，这个数量增长到1100。其中230人发展成肺炎，38人死亡。不过，士兵的交流和探亲都没有停下来。4月底，美军分布在全国的36个训练营里有24个病例出现。医学界意识到这是新的疾病，但在当时，政府正忙着参战，而且是彰显美国决定性作用的战争。增援欧洲的美军把结束战争的希望带过了大西洋，同样也把死亡的阴影扯进了欧洲。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第一波病毒，它的致死率并不高，这样就可以继续麻痹人类，它却狡猾地快速扩散。4月，病毒先是在美军援助的法国、英国等军营里扩散。德军不太明白为何对手的战斗力下降了，他们俘虏了很多英法士兵，如此，病毒被带到了自己的地盘。——在这一年春天，所有的参战国都选择了极力隐瞒疫情。5月，病毒传入西班牙，包括国王在内，近800万人感染。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没有禁令的媒体如实报道了身边的疫情。于是，其他国家媒体跟进，将此称之为“西班牙流感”。当时流传欧洲的漫画中，病毒有时被画成恐怖的西班牙女郎。虽然此时，英国和德国本土都已经爆发疫情，紧接着还有葡萄牙、希腊。7月，流感进入丹麦和挪威，8月侵入荷兰和瑞典，中国、印度、菲律宾也都开始有病例报道。到了9月，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沦陷了。
　　接着是傲慢中迎来的第二波。病毒并不需要名字，它只需要寻找更多的宿主，同时在变异。在1918年夏末，平缓了一段的病毒突然在变异后杀伤力惊人。而且，纵观整个疫情期间，青壮年占了死者的一半。关于这个现象，存在两种假说，一种认为是老年人此前经历过流感，已经有抗体;另一种，就是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学习到的，年轻人免疫系统强，反而诱发了炎症风暴。但在当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有极深的恐惧。即使如此，当时的美国为了营造即将胜利的欢庆气氛，如果有谁对流感做出预警，散播悲观言论，就会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攻击。9月28日，费城举行了为战争筹款的大游行，三天后，流感就大面积爆发，之后的6周内，1.2万费城人因为疫情去世。在最严重的10月，全美19.5万人染病身亡，整个疫情期间失去了67.5万人，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了12岁。
　　城市每天在死人，军队也是急速减员。虽然表面强撑，但各国都知道：战争打不下去了。于是，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匆匆宣告结束。熬过死神折磨的士兵们开始返家，跨山越海，从城到乡。病毒也随之潜行，并在第二年卷土重来。每天都在死人，教堂的钟声不断响起。医生成了所有人心里的依靠。但实际上，他们也如同无头苍蝇。没有人知道这场流感是由什么病原体造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验是非常艰苦、缓慢的工作。纽约一个实验室里，要清洗和消毒的玻璃器皿就有22万个。直到1933年，经过很多科学家接力，才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命名为H1N1。要到2005年，研究人员才宣布重组了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不过，疫情的大流行，还是破解了当时一个流行的观念——某些人的基因“优于”其他人;劣等人更容易染上疾病。科学家们因此放弃了优生学的迷惑，转而从病毒的传播下手。隔离、戴口罩、洗手、不聚集……事实证明，这是当时最有效的办法。
　　大流行是在1920年春天神秘消失的。不知它为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去，却随机地带走几千万生命。这种无常感，对人的心智是极大的挑战。它与“一战”的创伤交织在一起，很难精确量化统计。可见的是各种激烈反应，如自杀率的快速攀升和抑郁情绪的大量发生。有人想要把痛苦牢牢记住，就有人想要把它快点忘记，抓住转瞬即逝的欢愉。1920年代在美国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由菲茨杰拉德命名，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塑造的黛西一角曾说自己“吻过几千人，还准备再吻几千人”。与其指责那是放浪形骸，不如想想那个世界刚刚吻过死神。疫情，不管哪次，是對所有人的冲击都是从外到内的。丘吉尔说：“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现在，当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比以往更快时，我们的反思和改变，能够跟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