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好的小说人物往往会叫我们产生“不适”感。
　　 越是那些经典的艺术形象，越是会让读者们觉得不舒服、不爽，让人悲从中来，让人恨铁不成钢。《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萨姆沙令我们不适，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令我们不适，阿Q令我们不适，林黛玉令我们不适。他们的悲惨、卑微、狭隘、局限令我们不适。
　　 作为作者，我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向“不适”看齐，我努力想让“俞叔”这个男一号令读者感到不适。他令人不适主要是因为他的卑微，一个人究竟可以卑微到什么程度？一个人最大的卑微，不是对这卑微的领受和默认，而是对它的拒绝和反抗，以及反抗的徒劳。这无力和徒劳令我们深深不适。
　　 “俞叔”的卑微，成因有多种，有社会因素，也有其个人原因，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一生都被压迫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无论是物质还是灵魂，一辈子都没直起腰来。“俞叔”令我们不适，他的卑微令我们不适，我愿意通过这虚构和极端的卑微，提醒一下我们自己，这世界上，是可能有卑微至此的一个人的，一个人，是有可能卑微至此的。
　　 作为与“俞叔”对应的存在，小说中的男二号，“我”那当局长的父亲，这个人物无疑是令人很舒爽的，符合我们对强者不恒强、弱者不恒弱的这一鸡汤法则的预期。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病痛、衰老、世态炎凉等等不可抗力将他还原成一个自然人的时候，在他和“俞叔”的那個层面上，他也是卑微的，甚至比一辈子都没直起腰来的“俞叔”更加卑微。
　　 一个“俞叔”，一个“局长父亲”，其实都很悲催，说白了，都是生活当中的可怜人。既然可怜，我们就要给他出口、给他希望，文学就是干这个的。奇怪而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互为对方的希望和出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个人的命运却以这样一种方式碰了头。即便无力，即便徒劳，至少还有希望。希望很远，远在“月亮之上”，不管是每年除夕晚上“局长大人”家阳台外面的月亮，还是走投无路时“俞叔”手机铃声里的月亮，至少都看得见、听得着，它属于需要它的每个人，月光照在你身上，也照在我身上。
　　王玉珏，男，198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泰山文学奖、第三届山东文学奖。著有小说集《游与岸》《恐高》《假面先锋》等，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现任某刊物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