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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行将灭亡的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与蓬勃发展的北方工业文明发生激烈碰撞的年代里,同为没落的南方贵族小姐,爱米丽与布兰奇垂死挣扎,为挽住大势已去的南部文明与锐不可挡的北方工业文明作殊死抗争,并由此上演了一幕感人肺腑的悲剧。本文从社会和心理角度探讨二者悲剧的根源,并做一比较来揭示社会转型时期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进而说明在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让位与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过程中,小人物的软弱无力,落后文明必然消逝的无奈以及留给人们深深的叹息。
关键词:爱米丽 布兰奇 南部文明 工业化 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提起美国南方文学,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南部小说的代表人物威廉·福克纳,他的作品被看作20世纪美国南方小说的巅峰;而在戏剧方面,田纳西·威廉斯为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戏剧领域的领军人物(Adler,1994:131),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南部出现的最重要的剧作家。
同为南部作家,尽管生活年代不尽相同,文体风格迥然各异,但福克纳与威廉斯在写作思想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作为美国南部文明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南部种植园制的衰败,美国南部名门望族的腐朽没落,深切体会到面对锐不可挡的工业文明大潮的侵袭,南部文明必然衰落的命运以及为了挽住大势已去的南部文明,小人物的苦苦挣扎与拼死抗争及由此体现出的西西弗斯般悲剧性的崇高与美丽。本文试就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主人公爱米丽与田纳西·威廉斯代表作《欲望号街车》的主人公布兰奇做一比较,并从社会和心理角度分析二者悲剧产生的根源,以揭示二者最终毁灭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两位作家的南方情结。
二 爱米丽与布兰奇悲剧探源
1 爱米丽与布兰奇悲剧根源的社会分析
(1)爱米丽对已逝文明的坚守酿成了这场悲剧
爱米丽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有着南方淑女的教养。她优雅,高贵,顺从,福克纳说她是传统的化身(Cowley,1966:433)。父亲在她眼中高大威猛,是南方父权制的代表。美国学者特鲁克索和麦利尔在美国文化中的家庭的分析中指出,在基督教关于家庭的教义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父亲的位置和他在家庭中的绝对统治权(李洁平,2003:33)。父亲死后,她紧抓住父亲的尸体,不许人们将他下葬,仿佛抓住的是渐渐远去的南部文明。镇上第一代沙多里斯人减免了爱米丽的税收,而当第二代沙多里斯人成为这个镇上的支柱和精神时,他们要求爱米丽交税,结果被打的“人仰马翻”(Cowley,1966:435)。当第二代沙多里斯人不再将子女送与爱米丽处学习瓷器彩绘时,爱米丽关闭了所有的门窗,只有一个黑奴进出。爱米丽究竟要捍卫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已经成为过去的南方文化精神,包括辉煌的贵族门第观念,骄傲的个人荣誉和尊严,南方贵族淑女风范等。当这一切经不住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炮火的袭击时,她只能逃避甚至抗争,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爱米丽正是为了捍卫衰落的南方文明而自我封闭,生活在过去南方文明的辉煌的想象中,造成了她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人与时代的严重错位,她在与强大的北方工业文明相抗衡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最终被时代所抛弃。然而,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价值遭到颠覆的年代里,爱米丽这个孤独的舞者,正如飞蛾扑火,在注定灭亡的追求中,用悲壮的火焰点亮了无边无际的黑暗。爱米丽用尽一生去坚持和维护的南方旧传统却剥夺了她的一切,爱情,青春,乃至作为人的意义。然而,爱米丽对追求的坚持,义无反顾的抗争,勇往直前的精神却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2)被时代所抛弃的没落贵族布兰奇必然走向灭亡
同为南方没落的贵族小姐,布兰奇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奢靡的生活,热闹的鸡尾酒会,浪漫的爱情故事。然而,随着父辈的消亡,“Belle Reve”庄园(意为“美丽的梦”)的败落,布兰奇被无情地抛弃,美丽而骄傲的南部文明渐渐远去,机器的轰鸣,人们的粗俗,蓬勃的经济,暴力、性欲都让她对工业文明产生极度的恐惧,这个优雅,美丽却又脆弱无助的贵族小姐唯一能做的便是寻求庇护——前往新奥尔良妹妹斯黛拉家。在那里,她遇到了生命的克星,粗俗野蛮强悍的斯坦利,当两股实力悬殊的南北文明相撞时,南方文明的消失便合情合理了。另外,南方淑女制度也是扼杀布兰奇的刽子手。在南方男权制度下,女性已经认同了男尊女卑的依附观念,女性必须按照男性所期望的那样恪守传统,举止优雅,忠诚贞洁,她们完全生活在男权社会里,一旦她们赖以生存的南部文明倒塌,她们便无所适从,无所依靠,根深蒂固的依附观念促使她们通过满足他人性要求换取生存的资本。在剧本最后一幕,当布兰奇被强行送往疯人院时说,“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友善”(Williams,1947:142)。这种对他人的依附以及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决定了布兰奇的悲剧命运。
2 爱米丽与布兰奇悲剧根源的心理分析
另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爱米丽与布兰奇的悲剧命运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下面笔者将运用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和“三重人格结构”来分析爱米丽和布兰奇的悲剧根源。
(1)“恋父情结”引发了爱米丽死亡的悲剧
弗洛伊德创立了 “恋母情结”,意指男孩对母亲产生的特殊的性依赖,同样,他又提出了“恋父情结”或“阉割情结”来意指女孩对父亲的特殊依赖。女孩长大以后发现自己身体的构造与男孩不同,由此产生了恐惧,感到焦虑不安,认为受到了欺骗和阉割,于是渴望寻找一个保护神。长此以往,女孩与父亲间便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微妙而又特殊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被打破,女孩便会感到被人遗弃和剥夺。(郑泰安,1987:33)
爱米丽自幼随父亲长大,成长为一个有教养,有内涵的南方淑女。爱米丽的父亲在世时,小镇上的人们“把这家人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长鞭,一扇向后开的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爱米丽小姐“随什么样的青年男子都看不上眼”,而她的父亲则“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可以看出,高大威猛的父亲对爱米丽而言就像一尊保护神,是她情感的支柱。父亲死后,她紧紧抓住父亲的尸体,不允许把他下葬。她无法正视父亲的死留给她的情感的空白。父亲既是她的保护神,又是“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这种对父亲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体验影响了她和情人荷默的关系。一方面,荷默唤醒了她压抑已久的生命本体的情欲,然而对父亲复杂的情感又让她憎恨男人,更重要的是,和荷默相恋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南部文明的背叛。这位南部文明的忠实捍卫者——爱米丽小姐,毅然放弃了情欲要求,毒死了荷默,捍卫了南部文明的尊严,但对肉体的强烈欲求促使她保存了荷默的尸体,直到她去世。事实上,爱米丽并非不爱荷默,只是作为南部文明的忠实捍卫者,她必须杀死荷默,以此来扼杀情欲,向精神献祭(于冬云,2003:113)。“恋父情结”导致的对父亲的依恋,更重要的是对南方文明的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使她忽视了其他情感需求,为了挽住业已成为历史的南方文明而不惜放弃其他的价值与追求。Wurmser说,在众多追求的价值中,一种价值无限放大,而人在追求这种毁灭性的价值过程中,完全放弃了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追求,结果只有毁灭(Adamson,1997:114)。这样一来,爱米丽的悲剧命运便在所难免了。
(2)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的不和谐成为扼杀布兰奇的刽子手
如果说“恋父情结”成为扼杀爱米丽的刽子手, 那么,布兰奇的悲剧命运则可以运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来解释。“三重人格结构”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在正常状态下,三重人格结构保持和谐一致。本我是盛满和情欲有关的能量以及驱动力的力比多的容器,它随意存在着,依据“快乐原则”实现本能需要;自我不同于超我,是实现了的本能,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次,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借助良心和负罪感指导自我的发展,并把本我限制在有限的领域内。这三者必须相互合作,协调发展,缺少任何一个或者三者发展不平衡都会引发悲剧或者灾难(弗洛伊德,1987:14-17)。然而,潜藏在布兰奇身上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却处于不停的斗争中,并分别投射在其丈夫阿伦和妹夫斯坦利身上,即本我和超我的化身。
阿伦——布兰奇的本我,即情欲,爱欲和激情的投射物。作为一位有教养的南方贵族女子,布兰奇必须循规蹈矩,举止优雅。然而,她体内的力比多却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断驱使自我追寻欢乐,其行为既要符合社会规范,又要寻欢作乐,于是本我便以一种隐秘的形式投射到了阿伦身上——布兰奇本我的载体和面罩,布兰奇爱上了阿伦,并在16岁时嫁给了阿伦,一个才情诗人。于是她的情欲以一种正当的方式得到了实现。一旦阿伦死去,她便失去了力比多的载体,因而焦虑不安,只有通过与基地水兵的频繁乱交来得到补偿。
斯坦利正好相反,他在布兰奇追求爱欲,找寻激情的道路上布设了一个又一个屏障。他犹如强有力的超我一般,遵照道德原则和良心原则密切监视着布兰奇之自我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跳出来无情地指摘本我,以便把本我控制在既定领域内。这个粗俗野蛮,野兽一般的斯坦利从道德角度来衡量布兰奇的所作所为,一旦布兰奇按照快乐原则而表现为虚荣,挑逗时,斯坦利便毫不留情地撕下她虚伪的面纱。在第十幕中,当布兰奇试图抓住最后的希望,谎称收到了富豪海上油轮的邀请时,斯坦利揭穿了这个谎言(Williams,1947:122-127)。
在布兰奇身上,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阿伦象征了本我,而斯坦利象征了超我,严密监视着自我和本我的一举一动。根据弗氏理论,只有三种人格和谐发展,人才会感到自在,一旦出现混乱,人很快会感到焦虑不安,甚至会导致精神崩溃。阿伦死后,布兰奇承担力比多的载体的空缺,以及超我的严密监视与控制,最终把她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但是,不论布兰奇多么虚伪,自私,善于欺骗,威廉斯明确表示布兰奇总比威胁布兰奇生存的斯坦利好的多,毁灭甚于野蛮。在一个没有想象力,生存意义和价值缺失的年代里,到底是要“存在”,还是要“虚无”?用威廉斯自己的话来讲,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闪电刺亮天空的时代,一场瘟疫扼杀了全部飞蛾,布兰奇已经被消灭(Thompson, 1987:51),空留一丝哀婉而浪漫的记忆的痕迹。
三 结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管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通过对布兰奇和爱米丽悲剧命运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福克纳和威廉斯同为南方作家,深切感受到了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文明相碰撞时南方文明的软弱无力,作为南方文明的传承者和捍卫者,他们试图挽留业已逝去的南方文明,各自在其作品中为南部文明唱了一曲挽歌。然而,我们无法停止历史的脚步,任何落后的势力终归要被先进的力量所替代,留给我们读者的只有对逝去的文明的无奈与深深的叹息。
参考文献:
[1] Adamson,J.Melville,Shame and the Evil Eye[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2] Adler,T.P.American Drama,1940-1960:A Critical History[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4.
[3] Cowley,M.The Portable Faulkner[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6.
[4] Thompson,J.J.Tennessee Williams’Plays:Memory,Myth,and Symbols[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87.
[5] Williams,T.A Streetcar Named Desire[M].New York:New York Press,1947.
[6]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 李洁平:《怪异的真实本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8] 于冬云:《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鲁华山,男,1976—,山东烟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青岛农业大学。
李杰,女,1978—,山东聊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青岛农业大学。
关键词:爱米丽 布兰奇 南部文明 工业化 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提起美国南方文学,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南部小说的代表人物威廉·福克纳,他的作品被看作20世纪美国南方小说的巅峰;而在戏剧方面,田纳西·威廉斯为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戏剧领域的领军人物(Adler,1994:131),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南部出现的最重要的剧作家。
同为南部作家,尽管生活年代不尽相同,文体风格迥然各异,但福克纳与威廉斯在写作思想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作为美国南部文明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南部种植园制的衰败,美国南部名门望族的腐朽没落,深切体会到面对锐不可挡的工业文明大潮的侵袭,南部文明必然衰落的命运以及为了挽住大势已去的南部文明,小人物的苦苦挣扎与拼死抗争及由此体现出的西西弗斯般悲剧性的崇高与美丽。本文试就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主人公爱米丽与田纳西·威廉斯代表作《欲望号街车》的主人公布兰奇做一比较,并从社会和心理角度分析二者悲剧产生的根源,以揭示二者最终毁灭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两位作家的南方情结。
二 爱米丽与布兰奇悲剧探源
1 爱米丽与布兰奇悲剧根源的社会分析
(1)爱米丽对已逝文明的坚守酿成了这场悲剧
爱米丽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有着南方淑女的教养。她优雅,高贵,顺从,福克纳说她是传统的化身(Cowley,1966:433)。父亲在她眼中高大威猛,是南方父权制的代表。美国学者特鲁克索和麦利尔在美国文化中的家庭的分析中指出,在基督教关于家庭的教义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父亲的位置和他在家庭中的绝对统治权(李洁平,2003:33)。父亲死后,她紧抓住父亲的尸体,不许人们将他下葬,仿佛抓住的是渐渐远去的南部文明。镇上第一代沙多里斯人减免了爱米丽的税收,而当第二代沙多里斯人成为这个镇上的支柱和精神时,他们要求爱米丽交税,结果被打的“人仰马翻”(Cowley,1966:435)。当第二代沙多里斯人不再将子女送与爱米丽处学习瓷器彩绘时,爱米丽关闭了所有的门窗,只有一个黑奴进出。爱米丽究竟要捍卫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已经成为过去的南方文化精神,包括辉煌的贵族门第观念,骄傲的个人荣誉和尊严,南方贵族淑女风范等。当这一切经不住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炮火的袭击时,她只能逃避甚至抗争,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爱米丽正是为了捍卫衰落的南方文明而自我封闭,生活在过去南方文明的辉煌的想象中,造成了她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人与时代的严重错位,她在与强大的北方工业文明相抗衡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最终被时代所抛弃。然而,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价值遭到颠覆的年代里,爱米丽这个孤独的舞者,正如飞蛾扑火,在注定灭亡的追求中,用悲壮的火焰点亮了无边无际的黑暗。爱米丽用尽一生去坚持和维护的南方旧传统却剥夺了她的一切,爱情,青春,乃至作为人的意义。然而,爱米丽对追求的坚持,义无反顾的抗争,勇往直前的精神却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2)被时代所抛弃的没落贵族布兰奇必然走向灭亡
同为南方没落的贵族小姐,布兰奇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奢靡的生活,热闹的鸡尾酒会,浪漫的爱情故事。然而,随着父辈的消亡,“Belle Reve”庄园(意为“美丽的梦”)的败落,布兰奇被无情地抛弃,美丽而骄傲的南部文明渐渐远去,机器的轰鸣,人们的粗俗,蓬勃的经济,暴力、性欲都让她对工业文明产生极度的恐惧,这个优雅,美丽却又脆弱无助的贵族小姐唯一能做的便是寻求庇护——前往新奥尔良妹妹斯黛拉家。在那里,她遇到了生命的克星,粗俗野蛮强悍的斯坦利,当两股实力悬殊的南北文明相撞时,南方文明的消失便合情合理了。另外,南方淑女制度也是扼杀布兰奇的刽子手。在南方男权制度下,女性已经认同了男尊女卑的依附观念,女性必须按照男性所期望的那样恪守传统,举止优雅,忠诚贞洁,她们完全生活在男权社会里,一旦她们赖以生存的南部文明倒塌,她们便无所适从,无所依靠,根深蒂固的依附观念促使她们通过满足他人性要求换取生存的资本。在剧本最后一幕,当布兰奇被强行送往疯人院时说,“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友善”(Williams,1947:142)。这种对他人的依附以及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决定了布兰奇的悲剧命运。
2 爱米丽与布兰奇悲剧根源的心理分析
另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爱米丽与布兰奇的悲剧命运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下面笔者将运用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和“三重人格结构”来分析爱米丽和布兰奇的悲剧根源。
(1)“恋父情结”引发了爱米丽死亡的悲剧
弗洛伊德创立了 “恋母情结”,意指男孩对母亲产生的特殊的性依赖,同样,他又提出了“恋父情结”或“阉割情结”来意指女孩对父亲的特殊依赖。女孩长大以后发现自己身体的构造与男孩不同,由此产生了恐惧,感到焦虑不安,认为受到了欺骗和阉割,于是渴望寻找一个保护神。长此以往,女孩与父亲间便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微妙而又特殊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被打破,女孩便会感到被人遗弃和剥夺。(郑泰安,1987:33)
爱米丽自幼随父亲长大,成长为一个有教养,有内涵的南方淑女。爱米丽的父亲在世时,小镇上的人们“把这家人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长鞭,一扇向后开的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爱米丽小姐“随什么样的青年男子都看不上眼”,而她的父亲则“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可以看出,高大威猛的父亲对爱米丽而言就像一尊保护神,是她情感的支柱。父亲死后,她紧紧抓住父亲的尸体,不允许把他下葬。她无法正视父亲的死留给她的情感的空白。父亲既是她的保护神,又是“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这种对父亲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体验影响了她和情人荷默的关系。一方面,荷默唤醒了她压抑已久的生命本体的情欲,然而对父亲复杂的情感又让她憎恨男人,更重要的是,和荷默相恋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南部文明的背叛。这位南部文明的忠实捍卫者——爱米丽小姐,毅然放弃了情欲要求,毒死了荷默,捍卫了南部文明的尊严,但对肉体的强烈欲求促使她保存了荷默的尸体,直到她去世。事实上,爱米丽并非不爱荷默,只是作为南部文明的忠实捍卫者,她必须杀死荷默,以此来扼杀情欲,向精神献祭(于冬云,2003:113)。“恋父情结”导致的对父亲的依恋,更重要的是对南方文明的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使她忽视了其他情感需求,为了挽住业已成为历史的南方文明而不惜放弃其他的价值与追求。Wurmser说,在众多追求的价值中,一种价值无限放大,而人在追求这种毁灭性的价值过程中,完全放弃了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追求,结果只有毁灭(Adamson,1997:114)。这样一来,爱米丽的悲剧命运便在所难免了。
(2)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的不和谐成为扼杀布兰奇的刽子手
如果说“恋父情结”成为扼杀爱米丽的刽子手, 那么,布兰奇的悲剧命运则可以运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来解释。“三重人格结构”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在正常状态下,三重人格结构保持和谐一致。本我是盛满和情欲有关的能量以及驱动力的力比多的容器,它随意存在着,依据“快乐原则”实现本能需要;自我不同于超我,是实现了的本能,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次,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借助良心和负罪感指导自我的发展,并把本我限制在有限的领域内。这三者必须相互合作,协调发展,缺少任何一个或者三者发展不平衡都会引发悲剧或者灾难(弗洛伊德,1987:14-17)。然而,潜藏在布兰奇身上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却处于不停的斗争中,并分别投射在其丈夫阿伦和妹夫斯坦利身上,即本我和超我的化身。
阿伦——布兰奇的本我,即情欲,爱欲和激情的投射物。作为一位有教养的南方贵族女子,布兰奇必须循规蹈矩,举止优雅。然而,她体内的力比多却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断驱使自我追寻欢乐,其行为既要符合社会规范,又要寻欢作乐,于是本我便以一种隐秘的形式投射到了阿伦身上——布兰奇本我的载体和面罩,布兰奇爱上了阿伦,并在16岁时嫁给了阿伦,一个才情诗人。于是她的情欲以一种正当的方式得到了实现。一旦阿伦死去,她便失去了力比多的载体,因而焦虑不安,只有通过与基地水兵的频繁乱交来得到补偿。
斯坦利正好相反,他在布兰奇追求爱欲,找寻激情的道路上布设了一个又一个屏障。他犹如强有力的超我一般,遵照道德原则和良心原则密切监视着布兰奇之自我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跳出来无情地指摘本我,以便把本我控制在既定领域内。这个粗俗野蛮,野兽一般的斯坦利从道德角度来衡量布兰奇的所作所为,一旦布兰奇按照快乐原则而表现为虚荣,挑逗时,斯坦利便毫不留情地撕下她虚伪的面纱。在第十幕中,当布兰奇试图抓住最后的希望,谎称收到了富豪海上油轮的邀请时,斯坦利揭穿了这个谎言(Williams,1947:122-127)。
在布兰奇身上,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阿伦象征了本我,而斯坦利象征了超我,严密监视着自我和本我的一举一动。根据弗氏理论,只有三种人格和谐发展,人才会感到自在,一旦出现混乱,人很快会感到焦虑不安,甚至会导致精神崩溃。阿伦死后,布兰奇承担力比多的载体的空缺,以及超我的严密监视与控制,最终把她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但是,不论布兰奇多么虚伪,自私,善于欺骗,威廉斯明确表示布兰奇总比威胁布兰奇生存的斯坦利好的多,毁灭甚于野蛮。在一个没有想象力,生存意义和价值缺失的年代里,到底是要“存在”,还是要“虚无”?用威廉斯自己的话来讲,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闪电刺亮天空的时代,一场瘟疫扼杀了全部飞蛾,布兰奇已经被消灭(Thompson, 1987:51),空留一丝哀婉而浪漫的记忆的痕迹。
三 结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不管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通过对布兰奇和爱米丽悲剧命运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福克纳和威廉斯同为南方作家,深切感受到了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文明相碰撞时南方文明的软弱无力,作为南方文明的传承者和捍卫者,他们试图挽留业已逝去的南方文明,各自在其作品中为南部文明唱了一曲挽歌。然而,我们无法停止历史的脚步,任何落后的势力终归要被先进的力量所替代,留给我们读者的只有对逝去的文明的无奈与深深的叹息。
参考文献:
[1] Adamson,J.Melville,Shame and the Evil Eye[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2] Adler,T.P.American Drama,1940-1960:A Critical History[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4.
[3] Cowley,M.The Portable Faulkner[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6.
[4] Thompson,J.J.Tennessee Williams’Plays:Memory,Myth,and Symbols[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87.
[5] Williams,T.A Streetcar Named Desire[M].New York:New York Press,1947.
[6]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 李洁平:《怪异的真实本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8] 于冬云:《多元视野中的欧美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鲁华山,男,1976—,山东烟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青岛农业大学。
李杰,女,1978—,山东聊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青岛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