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仲达相识于1998年仲夏，时以战士身份同入享有盛誉的军艺文学系。他来自空军驻天津某部，我则来自沈阳军区驻塞北某部。幸会于京，恰同学少年，又加之忝列军队未来作家之列，自信从此可以阔论名家，追步先贤。我俩脾气相近，他性傲岸，我性狷狂，彼此大有李杜相惜之感。
　　魏公村
　　1998年那个碧空如照的深秋，我辈于海淀区白石桥路34号的魏公村，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朝圣。其时，早有同门前贤委身此斗斋，佳作迭出。当时全班俱着一身咔叽布的绿军装，顶着张张率真轻狂的脸，均热衷创作这门手艺，昼夜操翰不懈，竟日比拼不止。入学伊始，仲达率先在军内外刊物小试牛刀，成为我辈翘楚，君亦据此深以为负。我亦不甘殿后，稍顷作品陆续付之版牍，于是二人并辔，往往使人侧目。
　　那时，我辈视野日阔，野心日涨。因就读的几乎是全天下最散淡的人文院校，文学系领导为照顾大家开夜车出战果，几乎从不严格要求限时熄灯，这令其他系的同学艳羡不已。就在绝大多数同学挑灯夜读、挥笔酣战之时，仲达已然于榻上坦腹安眠——他似乎已腹纳千古，天下几无可读之书了。其时，同学大都在关注西方文论或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品，他却不以为然。他也不是不读书，但看的却是些唐诗宋词，再或是历代诗话以及笔记小说之类，往往令人起疑，这些对于写作是否可以起到直接作用？通过持久的“话疗夜晤”，我乃知仲达涉猎甚广，我所读范围和他交集颇多，亦所谓惺惺相惜之实例也。他阅读的口味甚刁，当代名家他偏爱者寡，但苏童、莫言、余华、王安忆、张承志，我们均曾谈及。他自幼喜好辞章，在北空某师政治部当电影放映员时，居住在师部礼堂的狭长斗室里，一室孤悬，室外有台，故他自诩为“得月楼”。工作之余，他倾大量时间读书，成为他青年时代重要的夯基阶段。及抵文学系之后，他反倒并不重视死学问，而把更多精力放在写作和闲逛上。
　　在写作上，仲达是勤奋的，他每每大课一下，迅疾跑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带着一本大绿色的稿纸，伏案于巨大的长条桌上开始遣词派句，指挥纸上兵马。我们处于从手书到电脑写作的转型时期，算是最后一代爬格人。仲达所用稿纸居然是自制的，因他家里有个小印刷作坊。那种纸面光滑、格子清晰的本子，带着独特的杨氏风格，而他遒劲奔放、洒脱流畅的行楷流泻其上，有如汉拓，自带古风，每每为我辈所激赏。窃以为，鄙人硬笔书法差可自慰，与仲达书迹相比各有章法，但我于杨君常不吝赞语。出于一种偏爱，我认为他是那届文学系硬笔字写得最好的，但他却不以为然，常觉得我在打诳语。他从不用圆珠笔或自来水笔，而只用钢笔，且须饱蘸浓墨——他从不给钢笔注水，而是随手端着个墨水瓶子，这是他的端砚，置于案上，打开盖子，举笔蘸之，然后提出书写，这样往往墨水蘸多，又须甩得出来，所以在他写作时的桌椅之侧，总有串串墨迹，成为他的独特标识。
　　一个字写得奔洒且写作上有怪癖的人，文章自不待言——他过于雕琢、过于奔放的文风，对自我风格形成了自戕，一如诗鬼李贺;再加之作品低产，而其又不愿意在文学圈内仰人鼻息，故而最终没有在文学之路上博得噪名，这倒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实在是我的遗憾。
　　嘉峪关
　　我曾与仲达同游嘉峪关，那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当时只道寻常，后来才知此番游学，一生又能有几回？那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系毕业实习，我辈同赴西域“取经”。我在酒泉监狱武警驻监中队，仲达在武警酒泉市中队，都挂职任副指导员，但实际目的是采风，搜集监狱和驻地相关部队的素材进行创作。我于一个早春的夜晚，从酒泉监狱骑行至武警酒泉市中队，给仲达送去苏童的长篇小说《米》。这其实是一句隐喻，在孤寂的大西北，是我，给他送去了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毕业分配在即，两个平民子弟，彷徨于祁连山间，漫行于冰峰之前，勾愁于党河之侧，幽思于戈壁之腹，各自在煎熬中等待分配结果。当时我拟留某军内出版社，他拟赴某文艺出版社，然而最终都功败垂成，我们各自回到了惯于浇筑汗水捶打青春的土地。
　　毕业，如同一把无情的剪刀，把全班铰得海角天涯，知交零落。我一毕业，就无可逃遁地去了苦寒的黑龙江某部，养猪种菜，爬冰卧雪，抗洪排险，烹文煮泣。仲达则在多次沟通留京无望后，在众多编辑的惋惜声中怅然去了空军驻潍坊某部。我在历经基层八年锤炼后重返京都，其中涩苦，冷暖自知。而仲达的人生，则兜转数番：从野战部队苦熬转业，卸却戎装，卸去创伤，甚至卸掉了那只蘸水的，属于青春和文学标识的钢笔。
　　仲达转业到天津市档案馆，编辑《天津档案》杂志。未久他即专赴沈阳，携带他所编辑之刊物，命我阅之评之并嘉许之。那只是一份内刊，他却兢兢业业，视如己出。那是一份档案专业杂志，除刊发政策法规、专业论文之外，尚载有津门历史掌故微文，他热衷那些人物专访或档案文化之类的短章，用的是当年的文学功底，于我看来，这之于他，实在是一种“暴殄天珍”。
　　仲达在留京不成，转业不允，在基层郁度五年時光之后，终于回归他的母城与故土，有了那样一份文字归属。他曾在总部文化名刊有过短暂难忘的逗留，其后的种种曲折，也未能降低他对于编辑职业的喜好，即或是一份小小的内刊。
　　与我同登嘉峪雄关，凭栏吊古、酬唱人生的仲达君已然远遁，青春如电，白云苍狗。
　　八里台
　　后来，闻之仲达跻身津门文史界，青眼史料掌故之章，也做些个出镜讲座云云，譬如这次走上问津讲坛，这都使我大感讶异，当我偶或看到他所发的讲座图文，更惶惶然为之捏一把汗。故纸堆里探虚实，板凳要坐十年冷。因为我辈均为创作出身，虽然他也自诩胸有大道，但那毕竟不是我辈的童子功、应手器。他改头换面的姿态，他广为涉猎的领域，都使我感到惊惧。因为在我看来，他固可露一手、玩一票，但至多是蜻蜓点水而非浸淫其间。这正如乔丹固然打过棒球，科比也曾钟情绿茵场，但毕竟，篮坛才是他们灵肉的祭坛和疆场。我固执地认为，仲达转涉过多而行之不远，其缘由主要是两个：一方面是学养先天不足，出身于行伍之间，劳形于案牍之畔，所谓学问只是偶然间的电光火石而已;而另一方面，我深感不断“转场”可能对他的才华造成了无谓耗损，他更应属于形象思维的特殊创造者。 　　我持此说，不知仲达以为然否，于我则心坦坦焉。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天津地方史研究于仲达来说是走上了歧路——依我观之，是他的某些不思进取;于他看来，则可能是完成本职，甚至已经乐不思蜀，并且完全醉心其间。
　　我坚信“人过四十不学艺”之理，在这个不尴不尬的年龄，他可以说是几无卓建，亦无大块文章，仍然是就着一些小品文和豆腐干交混对饮，我在内心对他充满了不解不惑，更多的则是惋惜。
　　仲达原本是早慧之人，但我目之所及却是其日渐衰微，或许将来，他可以炼为晚成之器，然而至今，我未窥其裂变之象，更重要的是，在持续接受时间的锻打之后，他，会有成型的自觉吗？
　　我闻档案馆面对南开大学西南村，院外是天津市区仅存的一片小树林。此林地近八里台，是天津旧时著名的风景区，不知台上的风景今何在？这处已日益遥远的台子，虽说不大，但是对于风景来说，其实也当别有一番气象了。仲达，你内心的风景，在哪儿？
　　团泊洼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洼淀纵横，而诸多的洼中，以团泊洼最享殊名，这全赖诗人郭小川的一首《团泊洼的秋天》。同窗数载，我知仲达甚喜小川，我也曾无数次自觉或被迫聆听他对这首诗的吟咏，这首诗已深深镌刻进我辈青春的底座。
　　不知与小川的诗有无羁牵，听说仲达远离城市，在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洼买了一栋“静庐”，这又使我讶异。这是他的思路，不为世俗所困。他从城里到城外，每天往返近两个小时，虽说不算很遥远，但却要经历一段高速，穿越独流减河——每当横越减河大桥时，往往是日升日落时分，长天红霞，溶于一水。而每到周末休息，他就不再进城，而是在书房里，躲进小楼自成一统。但他不是登楼，而是下楼，在他地下室的书房。书房有一方敞亮的天窗，可以望见铁树、丝瓜架和三角梅。他书房里的书并不多，大约未到一万册，且多为文学和天津乡邦文献。我了解仲达是不求苦读的，我辈出身于行伍草莽，信奉“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所谓文字生涯，也练达于人生的起承转合之隙。
　　我切知，书房虽幽，可藏巨贾;天窗虽微，可观万象。
　　一个人40多岁就怡然自处，必有他卓然不群的一面。作為同道偕行，多年来，我辈多少洞悉到一个文坛圈子的存在，也曾试图厕身其间，但后来，在和时光的面壁和对弈中，我与他都选择了退避。我居京华，因工作缘故不得不仍有丝缕之牵，而仲达则坚守寂寞之道。其实，我对他仍心怀期许，从名刊退至基层，从基层转至冷门，从冷门兼及旁门，最后又从天津卫退守团泊洼，他实在已是退无可退，也无须再退了。我固信，在临水而居背水而战的这片洼淀之中，仲达会重新走出。
　　他不在此岸，他也不在彼岸，他正在中流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