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城十七年岁月中，我的家搬过几次，住的房子都在弄堂里。
　　最早生活在古北路边的一条弄堂里，弄堂以路号编名，在孩童的记忆里，那条弄堂比较宽，白天的弄堂里，经常有许多的孩子在玩。我小时体弱也内向，总是和生病在家的父亲呆在房子里。二哥却老是活动在弄堂，放了学一般都要到天色晚了才回家，常有打架的消息传来。父亲教训二哥，说在弄堂里野的小孩都是“白相人”的坯子。我当时所理解的概念，“白相人”就是在弄堂里闲逛闹事的流氓。
　　马路正对面的一条弄堂略带弯曲，幽幽长长。弄堂那一头住着我的“干妈”，弄堂人家的孩子几乎都认有“干妈”，关系都取决大人之间的亲疏。自从我家搬离古北路，我和那个干妈就不再有来往，已经记不清她是怎样的形象了。有几次，从干妈那里回家，天晚了，弄堂里静寂幽深，一边申新纱厂的厂房，在夜色中高耸而显得特别巨大，弄堂在感觉中便显窄显长显得阴暗。在我成人以后梦中出现的弄堂，都是那条幽暗窄长的弄堂。
　　搬家搬到潘家湾，在“仁义里”住了一段时间，“里”也就是里弄的意思，是一条宽宽的长弄堂。那一年，我上五年级，开始社交多了，从弄堂这一头到弄堂那一头都有熟悉的小伙伴，大家换糖纸，斗蟋蟀。弄堂清一色普通工人家庭，孩子的兴趣都相近，夏秋的夜晚从弄堂里过，一家家蟋蟀的叫声此起彼伏。
　　弄堂中部住着我打拳的师傅，那是父亲为了强壮我的身子，领我拜的师。师傅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大概是被机器轧断了，露出一团光滑的肉坟丘。师傅每天清晨带我和两三个孩子蹲马步，吐气纳气，偶尔也教一路少林拳套、练一个旋风腿或空心跟头。到冬天的时候，我不想出热被窝，练拳从此不再继续。但师傅教的几手推拿手法和针灸穴位，在我以后插队农村当赤脚医生时得到了发扬光大。
　　弄堂那一头有一个棋室，也许只能算一个棋摊。一间宽一点的屋子，里面摆着几张长桌，几条长凳，几副棋盘，不管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对坐下来，弈上一局，输者交摊主两分钱。我在那棋室里度过了许多个黄昏，结织过许多成人棋友，也得到过许多的赞赏。
　　在我读中学的三年，我家搬到了潘家湾东支路的一个弄堂里，支路其实也等于一条大弄堂，这条大弄堂当中叉着几条小弄堂，而我家又住在一条小弄堂叉出去的支弄堂里。两边的支弄堂左四家右四家，每家前门与前面的支弄堂的后门相对，一排排支弄堂与小弄堂形成绵连不断的“丰”字。小弄堂的一头连着大弄堂，另一头便是苏州河的水泥河堤。
　　支弄堂人家有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便是前门弄堂属自家，所以都走前门出进支弄堂，后门只是开门通气的。然而弄堂人家开门天天见，支弄堂四家加前四家后四家，都十分熟悉。特别是夏天，白天在支弄堂的房荫下坐小凳乘凉，黄昏时在支弄堂里摆小桌吃晚饭。伏天的夜晚，支弄堂里放了竹榻，也有把竹榻放到小弄堂边，去享受从苏州河边飘过来的带点腐臭的些许凉气。在小弄堂昏黄的路灯下，拼着两张方凳围一个牌局，不时有打牌和看牌的议牌声响起，夹着芭蕉扇的拍打声。
　　弄堂里偶尔会有前后门人家发生关于属地的争吵，也会有关于教育孩子的争闹，凡影响开来的都属家长里短的琐屑小事，一概会引来众人的围观和劝解。也曾有运动时期，大弄堂小弄堂里不时有带红袖套的一群人来，从人家拉出灯来。于是那家的主人便戴上了高帽，低头弯腰站在自家门口的凳上，围着一弄堂的人都听着那群人喊口号，这才知道弄堂这一家住着个小业主，那一家住着个坏分子，还有一家住着个逃亡地主。渐渐地被斗的人家多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见面照样招呼，有事照样互相关照着。
　　那场运动也涉及到我，我被运动卷离了故城，去农村插队。一晃三十多年了，从农村再进城，我住进了故都南京，这也有了二十二年。
　　多年前，我重回上海，早年的玩友开了他的私家车来接我，并热情地提议带我在市里转一转。有车行走实在是方便，旧时住过的几处地方都转了一下：有一个共同的观感，便是所有的弄堂都没了踪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小区，小区中是一座座规格相同的崭新楼房。原来弄堂外的街道，当年从弄堂走出来，感觉那街道宽宽，眼下拓得更宽了，几乎难与当时的马路相联系。要是突然有风把我卷到这个繁华之地，我根本不会相信，我曾在这里生活过多少年。就是现在明知我已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无法寻找到旧时所有的痕迹。从货物充盈的超市中走出的吃着冷饮的当地学生，带点疑问的眼光看看寻旧的我，我只有微笑地摇摇头。一座座高楼中，住着比以往多得多的人，都不是我认识的。也许会有一两个旧时的邻居留住这里，但他们还会认出我这个数十年客居外地的“乡下人”吗？
　　离开旧居之地，早年的玩友说带我去看看新浦东，车上高架时，已是灯火通明，显现着不夜之城的景色。车在高架桥上开得很快，路边高楼飞速后退，恍惚之间，高架成了我感觉中的弄堂，很宽很宽的弄堂，穿行在现代的繁华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