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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已经召开，对于十八大后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外界殊为关注。
11月9日，在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主题为“改革创造新格局”的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表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历的东亚模式，或是中国理想的道路，但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当务之急更要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以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经济和社会基础。
作为海外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文章经常见诸报端，其观点的独到性、思想性和开放性颇受称道。在会后，他也接受了《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的采访。
类似早期欧洲模式
据郑永年介绍，目前海内外对于中国未来可能选择的路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渐进民主道路。亦即经济上实现改革开放，政治上也慢慢开放，最后逐步过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等人均持这种主张；二是可持续的权威主义道路。共产党依旧维持统治，经济上可持续发展，慢慢消化一些社会问题；三是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曾走过的东亚道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最后实现民主化。此外，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的强势扩张，还有人提出中国可能会走上一种前苏联的模式——如果中美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话，中国可能会将国民经济军事化。
郑永年认为，中国不存在像前苏联那样庞大的计划经济，私营经济已经占据了较大比重，中国也不可能走上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可持续的权威主义道路则极有可能，但容易陷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至于渐进民主道路尽管理想，但在中国很难实现，如果渐进变成了习惯于不改革，面对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很可能导致激进化的变革。
而与东亚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类似，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社会发展来说，中国此前的发展道路更接近于19世纪的欧洲模式，而非东亚模式。
早期的欧洲道路所呈现的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对社会则缺乏保护。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其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给欧洲社会带来暴力和动荡。一战、二战的发生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当时欧洲各国为了安抚和转移国内工人阶级运动，就对外推行民族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欧洲的进步，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转变成为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乃至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它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在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型：一是随着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开始转型为中产阶级，二是从精英民主开始转型为大众民主。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包括针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罢工和其他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尽管程度远有不如。
郑永年分析称，导致中国的改革演变成为欧洲早期发展模式的原因在于，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致力推行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但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后，却变种成为GDP主义。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而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地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起的医疗产业化，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教育产业化，以及住房的完全市场化，都体现了这种趋势。这些社会领域原本都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不恰当的市场化造成了社会极大的不稳定。
偿还社会领域旧账
“比起欧洲模式，东亚模式更成功之处就在于搞社会建设。”郑永年表示，东亚模式的做法可以归纳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这些东亚经济体花费了20多年时间，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社会奇迹，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通过企业终身雇佣制度、政府推行的收入倍增计划等，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台湾和香港主要得益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加坡则依靠组屋和完善的医疗教育政策，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
中产阶级支撑了东亚内需社会的建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在东亚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也扮演了和平理性的角色，而不像早期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暴力和激进的。
郑永年说，中国要避免早期欧洲模式而走东亚模式道路，下一步就是要进行社会改革：首先要偿还旧账，像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领域可以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但和市场化完全是两码事。十六大以来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和谐社会，在民生领域着墨颇多，但还远远不足以抵消这些市场化带来的严重恶果；其次，要构筑中产阶层。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建立内需经济由于社会改革的滞后非常困难。要让消费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赖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和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以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最后，社会建设还要为今后的民主化打造一个社会基础。
在郑永年看来，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如果开放选举，其结果很可能不是得到优质民主，而是和菲律宾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国家一样，同时又陷入一种他称之为“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其原因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制度还未建立好时，便过早实现了民主化选举，由此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此情形下，民主往往演变成为多个政党或利益集团都去争抢“蛋糕”份额，而不是更多关注如何“做蛋糕”以及社会发展上。
收入倍增需着眼培育中产阶层
而就当前中国正在寻求的社会领域改革的突破口，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等，郑永年还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相比二次分配，经济结构层面的一次分配改革最为关键；全面的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应当覆盖最低收入人群，更应有助于培育中产阶层。
郑永年解释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之所以相对公平，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较好，经济结构属于一次分配，一次分配最重要，一旦失败，要靠二次分配去弥补很难。中国过去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其经济结构需要改善，包括遏制国企的强势扩张和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等，“关键是要在既得利益之外，让新的利益主体生长出来，形成足够压力。”
事实上，过多的二次分配导致了无法藏富于民，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不对称。还需要大量的政府机构，容易滋生大量的腐败，且也是不可持续的。
郑永年还表示，中国目前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0%不到，相比发达国家工资性收入占比60%以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提高最低收入入群收入的同时，未来的收入倍增计划也需要全面性，要让更多的中等收入人群受益，以逐步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
11月9日，在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主题为“改革创造新格局”的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表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历的东亚模式，或是中国理想的道路，但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当务之急更要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以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经济和社会基础。
作为海外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文章经常见诸报端，其观点的独到性、思想性和开放性颇受称道。在会后，他也接受了《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的采访。
类似早期欧洲模式
据郑永年介绍，目前海内外对于中国未来可能选择的路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渐进民主道路。亦即经济上实现改革开放，政治上也慢慢开放，最后逐步过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等人均持这种主张；二是可持续的权威主义道路。共产党依旧维持统治，经济上可持续发展，慢慢消化一些社会问题；三是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曾走过的东亚道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最后实现民主化。此外，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的强势扩张，还有人提出中国可能会走上一种前苏联的模式——如果中美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话，中国可能会将国民经济军事化。
郑永年认为，中国不存在像前苏联那样庞大的计划经济，私营经济已经占据了较大比重，中国也不可能走上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可持续的权威主义道路则极有可能，但容易陷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至于渐进民主道路尽管理想，但在中国很难实现，如果渐进变成了习惯于不改革，面对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很可能导致激进化的变革。
而与东亚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类似，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社会发展来说，中国此前的发展道路更接近于19世纪的欧洲模式，而非东亚模式。
早期的欧洲道路所呈现的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对社会则缺乏保护。原始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其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给欧洲社会带来暴力和动荡。一战、二战的发生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当时欧洲各国为了安抚和转移国内工人阶级运动，就对外推行民族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也带来了欧洲的进步，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开始转变成为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乃至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它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在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型：一是随着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开始转型为中产阶级，二是从精英民主开始转型为大众民主。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包括针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罢工和其他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尽管程度远有不如。
郑永年分析称，导致中国的改革演变成为欧洲早期发展模式的原因在于，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致力推行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但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后，却变种成为GDP主义。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而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地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起的医疗产业化，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教育产业化，以及住房的完全市场化，都体现了这种趋势。这些社会领域原本都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不恰当的市场化造成了社会极大的不稳定。
偿还社会领域旧账
“比起欧洲模式，东亚模式更成功之处就在于搞社会建设。”郑永年表示，东亚模式的做法可以归纳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这些东亚经济体花费了20多年时间，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社会奇迹，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通过企业终身雇佣制度、政府推行的收入倍增计划等，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台湾和香港主要得益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加坡则依靠组屋和完善的医疗教育政策，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
中产阶级支撑了东亚内需社会的建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在东亚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也扮演了和平理性的角色，而不像早期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暴力和激进的。
郑永年说，中国要避免早期欧洲模式而走东亚模式道路，下一步就是要进行社会改革：首先要偿还旧账，像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领域可以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但和市场化完全是两码事。十六大以来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和谐社会，在民生领域着墨颇多，但还远远不足以抵消这些市场化带来的严重恶果；其次，要构筑中产阶层。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建立内需经济由于社会改革的滞后非常困难。要让消费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赖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和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以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最后，社会建设还要为今后的民主化打造一个社会基础。
在郑永年看来，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如果开放选举，其结果很可能不是得到优质民主，而是和菲律宾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国家一样，同时又陷入一种他称之为“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其原因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制度还未建立好时，便过早实现了民主化选举，由此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此情形下，民主往往演变成为多个政党或利益集团都去争抢“蛋糕”份额，而不是更多关注如何“做蛋糕”以及社会发展上。
收入倍增需着眼培育中产阶层
而就当前中国正在寻求的社会领域改革的突破口，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等，郑永年还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相比二次分配，经济结构层面的一次分配改革最为关键；全面的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应当覆盖最低收入人群，更应有助于培育中产阶层。
郑永年解释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之所以相对公平，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较好，经济结构属于一次分配，一次分配最重要，一旦失败，要靠二次分配去弥补很难。中国过去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其经济结构需要改善，包括遏制国企的强势扩张和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等，“关键是要在既得利益之外，让新的利益主体生长出来，形成足够压力。”
事实上，过多的二次分配导致了无法藏富于民，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不对称。还需要大量的政府机构，容易滋生大量的腐败，且也是不可持续的。
郑永年还表示，中国目前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0%不到，相比发达国家工资性收入占比60%以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提高最低收入入群收入的同时，未来的收入倍增计划也需要全面性，要让更多的中等收入人群受益，以逐步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