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皮肤、花衣裳、小卷发，当地人三五成群，拎着刃长二三十厘米的弯刀走在马路上。
　　初抵异国，这一疑似黑帮古惑仔的场面，冲击着李明强的神经。“这里的人都这么恐怖的吗？直接拎着刀子就在路上走？”他心有疑惑。
　　李明强很快明白，这是个误会。当地人随身带刀并非为了威胁或伤人，在这个农耕主导的国家，刀是他们的生存工具，干农活儿离不开它。
　　这里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圣普），距非洲大陆200公里的一个小岛国，人口21.5万，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90%的发展资金依靠外援。
　　2016年12月，圣普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复交后，中国大陆派出抗疟专家组援助圣普。2017年1月初，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26岁的李明强作为专家组成员抵达圣普，任项目组组长并常驻当地，援助疟疾防治工作，持续至今。
　　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足以威胁生命的疾病。据世卫组织报告，2019年全球估计有2.29亿人感染疟疾，40.9万人因此死亡，5岁以下儿童是最易感人群。
　　2021年6月，中国获世卫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肯定了中国从年报告3000万病例到清零的成果。眼下，疟疾仍是圣普防治三大传染病的重中之重，李明强援外团队的目标，是帮助圣普消除疟疾，实现病例清零。
　　今年是李明强驻圣普的第5年，这支常驻不过三四人的队伍，在这里工作生活，推广中国抗疟方案援助当地的同时，也看见了一个真实生动的非洲岛国。

非洲岛国初体验

　　读研选定专业导师时，李明强就知道，他的履历中注定有一段援外经历。
　　2016年底，国家商务部“圣普疟疾防治援助项目”找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疟疾防治专家、教授宋健平，他师从李国桥，后者是1967年国家疟疾防治“523任务”的专家组成员。李明强是宋健平的学生，是师门传承的第三代。
　　2016年底，李明强接到任务时，圣普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因圣普的全名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他一度以为这是两个国家，可以任选其一。圣普物资匮乏是意料之中，准备出发前，李明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锅碗瓢盆连同餐巾纸一起打包。
　　转机3次，30多个小时航程结束后，这个陌生的国度终于有了真切的模样。
　　这里基础设施落后，停水停电停网是常态，网络还是2G时代，没有公交、没有红绿灯，大车并不总能畅通无阻，大多数人除了走路，只有靠摩的才能在村落之间自由穿梭，困于物资运输之难，超市货架上时不时有空缺……虽然缺乏现代感，但城市街道干净整洁，并没有刻板印象里的脏乱差。
　　最让李明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和圣普刚复交，但在李明强一行抵达之前，早就有中国商人在这里开了多年百货超市，和当地官员还很熟。“真是有陆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他感慨道。
　　烤面包果是当地人的主食，口感介于芋头和面包之间。“主菜三大件”：烤牛排、烤鸡、烤鱼，看着都是硬菜，但做法却只有一种—烤：丢进火堆里，或是放在丢弃的电风扇铁盖子架在火上，颇为原始。这让习惯了蒸炸炖煮、酸甜麻辣的中国味觉难以适应，“连吃三天就受不了了”。李明强回忆道。
　　味蕾的空虚还得中餐拯救。几天后他们偶遇一家挂着中国国旗的企业办公点，蹭了一顿白粥馒头，李明强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的粥。
　　一周内安顿了身和胃，紧接着就是干正事的日子。疟疾清零是个艰巨任务，这群平均年龄不过30岁的援助团队挑起了大梁。

灭蚊PK治人

　　国际援助多年后，圣普人的疟疾得到改善。2013年前后，感染率还有20%，到2017年降至不足2%，这是李明强援外小组工作的起点，也是疟疾防治的一个瓶颈—从控制到消除，病例清零是质变，难度不亚于降低感染率。

这是李明强援外小组工作的起点，也是疟疾防治的一个瓶颈—从控制到消除，病例清零是质变，难度不亚于降低感染率。

　　困难主要是两方面：民众配合意愿降低了，防治疟疾的老方案有局限、做不到清零。
　　先前的援助团队用的是“灭蚊抗疟法”，主要靠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它要求当地居民把家中所有东西搬到室外，在室内一面墙一面墙喷洒杀虫剂之后，再物归原位，但这个过程太费事。前些年因为疟疾高发，民众积极配合，但近些年，得疟疾的人少了，不少居民嫌麻烦，常借口不在家，躲避入户喷洒。
　　李明强说，圣普的喷药覆盖率已经从原先的90%下降到了60%，而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要求，覆盖率不应低于80%。同时，蚊虫对杀虫剂已有明显耐药性。
　　更重要的是，蚊子是传播渠道，也是因为叮咬了染上疟疾的人，又继续叮咬，把寄生虫带给其他人，造成更多感染，可灭蚊是灭不完的。疟疾的传染源是寄生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只有消灭了疟原虫，才是更彻底的方案。
　　因此，若圣普繼续老方案，疟疾最多只能保持在低位，无法清除，一旦松懈，病例很快上涨复发，计划在2025年前清除疟疾的圣普需要新方案。
　　中国援助组的方案是“灭源抗疟，全民服药”，通过服用三轮青蒿素类药剂，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达成防治疟疾的目标。青蒿素是现有抗疟药物中安全性和疗效最好的一类，因发现青蒿素在疟疾治疗中的作用，屠呦呦先后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奖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一方案就在柬埔寨和科摩罗有过成功试验，科摩罗疟疾最严重的莫埃利岛在全民服药两个月后，月发病人数下降了93.2%。为这两个国家带去新方案的，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两位教授李国桥和宋健平，李明强的直属团队。 　　但让圣普卫生部的人接纳中国援助组的方案并不容易。当地十多年来习惯了“蚊帐 杀虫剂”，两国刚刚复交，工作上的互信尚未建立，即便是主管公共卫生医疗的官员，对传染源、传播渠道的标本问题也没有充分认知，也碍于各种利益考量，心有顾虑。
　　除此之外，还有现实困难，全民服药意味着需要摸清当地的人口状况，但援助组掌握的信息也并不充分，2017年提供给他们的，还是2012年的人口统计。即便圣普的面积不过一个香港那么大，在这个90%的发展资金都依靠援助的国家，人口普查是一项昂贵的工作。
　　总之，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

“你要去每一个县？”

　　向圣普卫生部推介“全民服药”的疟疾防治方案时，大使馆的外交官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2017年驻圣普大使王卫接见李明强一行时，上来就询问他们：疟疾防治工作怎么开展，原理是什么？这位外交官也是疟疾曾经的感染者，他在安哥拉任职时，险些因此送了命。
　　这段经历让他对团队的抗疟方案很感兴趣。“他把我们这套方案吃透了。”李明强说。得益于此，与圣普政府层面的沟通顺畅了很多，“很多问题不需要找到我们，他都能解释得清楚”。

“先做一个村”

　　2019年，援助组跟圣普卫生部官员再度沟通理论方案，还请来科摩罗疟疾防控专家，请他现身说法，因为科摩罗有3个岛推行了“灭源抗疟、全民服药”，成效显著，但圣普方面仍有顾虑。
　　援助组提出，选取圣普疟疾发病率最高的村做试点。“先做一个村，做出效果来，看了觉得好，咱们继续，不好咱们再改进方案。”李明强复述道。对方同意，试点在Bairro Da Liberdade村开始。
　　援助组很珍惜这次试点机会，重点和难点是：争取到村民的信任和配合。
　　最开始他们在工作日进村宣传，计划召集村民集中科普，他们准备了饮料、糖果、蛋糕招待，这对物资匮乏的村民本该颇具诱惑力，但一连两场，来者寥寥。“准备这么多都不来？这不可能的。”这是李明强当时的困惑。
　　他們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疏忽—工作时间错位带来了尴尬，周一到周五，家庭主力都出去工作了，只有走不出去的老人小孩在村子里闲着。之后他们调整策略，整整半年，项目组几乎没有周末，专挑这些时间进村科普宣讲。

对试点村的结果，圣普卫生部又惊又喜，认可了援助组的方案，也转变了态度。

　　这样的工作方式也让一同防治疟疾的世卫组织全球基金、当地卫生官员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办不到，半年周末不休息，一直在村子里耗着，他不可能。”李明强说，为了把事儿干成，牺牲个人时间，对工作精益求精，肯下苦功夫，这是我们的优势。
　　“全民服药”虽是新方案的重点，但团队也知道，标本兼治的组合拳效果更好。 　　治标上，援助组靠的不是喷杀虫剂，他们把重点放在治理试点村的公共卫生环境上，除草、清理积水潭，减少蚊虫滋生。他们雇佣村民给村子做了个大扫除，给他们叫车，把垃圾杂草运出去。活儿干起来了，没被雇佣的村民，也自发抄起工具过来帮忙。

　　“我们提供车辆和工具，还给补助，村民自己帮自己建设村子。”李明强说，也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接触中，援助组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三轮服药等后续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李明强从一位怀胎7月的孕妇那里感受到了支持和信任。（李明强解释，怀孕超3个月，胎儿稳定可以服用青蒿素。）这位准妈妈吃了药，兴许是药有些苦，她忍不住吐了出来，组员上前安抚，但这位准妈妈说，这是她的孕吐反应，和他们没关系，让援助组再给她一份药。
　　这个不过600人的小村庄，原先疟疾年发病例数维持在200～300，平均每周有10来个病例，最高峰时，一周有32人染疾。全村服药青蒿素之后，到下半年，村子的病例呈断崖式下降，连续5个月疟疾零报告。后因配合新冠病毒防疫措施，物资运输配给遇阻，后续维护强度减弱，加上仍有人员流动，出现了30多个病例，但相比之前，感染人数已下降了九成。
　　有村民告诉谭瑞湘，原先他们一周有三四天要往医院跑，今天这个孩子得了疟疾，过两天另一个孩子也得了疟疾，挣来的钱都花在了医院。李明强也说，成年人一旦得了疟疾，通常一个星期干不了活儿。但在试点村，疟疾烦恼大为减轻。
　　对试点村的结果，圣普卫生部又惊又喜，认可了援助组的方案，也转变了态度。“最开始推项目时，我们就像是求着人让我们做工作，现在他们会主动跟我们联系问一下，问下一个要在哪个村、怎么开展、他们怎么配合，甚至会说能不能快一点。”谭瑞湘说。
　　疟疾清零有了小范围的成功试验，双方的工作互信也扎下了根。

糖果、朋友和上帝

　　身在异国，防治疟疾的工作是严肃的，但包裹在文化差异中，接触到的圣普人却鲜活、有趣又可爱。
　　孩子最是暖人化心。全民服药，孩子是重点保护对象，青蒿素类药味苦，孩子不爱吃，援助组就和孩子“交易”，吃了药就给糖。糖果在孩子们的生活里并不多见，这招屡试不爽。
　　久而久之，糖果成了中国援助组的代号，孩子们见到他们，就用葡萄牙语喊“哆唏哆唏（糖果糖果）”，向他们要糖吃。有时他们不喊糖果，看见女组员就喊“阿米嘎”，看见男组员就喊“阿米古”，在葡萄牙语里，这都是“朋友”的意思。
　　村里幼儿园一次“儿童节”活动上，三个小朋友分饰医生、病人和病人的邻居，就地取材，演了出“治疗疟疾”的小品。扮演医生的小朋友有模有样地听诊开药，还让病人喊家人一起来涂血片，检测是不是也染上了疟疾。
　　在圣普，没有专门的玩具和娱乐设施，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有時是糖果，有时是跟着进村的援助组走家串户，他们是最热心的向导。但最吸引孩子的是组员的照相机。“他们可喜欢拍照了。”谭瑞湘说，拿个手机给他们拍，拍完就争着围在边上看照片，“好多小朋友家里没有镜子，看到照片就很惊奇，会说‘原来我长这个样子的’”。
　　异国风俗习惯也让谭瑞湘颇觉新鲜，比如圣普人对结婚没有执念。“挺多圣普人不结婚，但他们有很多男女朋友。”这也是生活所迫，因为结婚要钱。比起拥有一个丈夫，圣普的女孩子更想拥有一头长发。

身在异国，防治疟疾的工作是严肃的，但包裹在文化差异中，接触到的圣普人却鲜活、有趣又可爱。

　　因为当地人天生自然卷，无论男女，头发总是长不长，好些女孩子会向女组员的长发投去羡慕的目光。这几年，女孩流行接头发，这是她们最喜欢的一份工作。在这件事上她们极有耐心，一绺一绺地接，一接接一天，然后梳成新潮的脏脏辫或者拖把头，女孩子的快乐也如此简单。
　　圣普的时间走得慢，跟中国人以守时为礼不同，圣普人不赶时间。开会不守时是常态，哪怕等着的是官员，照样迟到。“都是半小时起步的……说9点开会，11点才开始，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谭瑞湘说。
　　当地正常工作时间是早八晚四，但援助组和最常打交道的医疗疾控中心，基本三餐碰不到一起。早8点，援助组到了，10点之后，才比较容易在办公室里见到圣普疾控中心的人；12点，援助组午歇，疾控中心接着工作；下午2点，援助组接着上班，疾控中心那里又找不着人了。他们没有吃午饭的习惯，只有一顿茶歇，他们的晚饭，要等到晚上8点。
　　圣普人对援助并不陌生，他们欣然接受，也心怀感激，但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却只能“入乡随俗”了。
　　“我们帮他们清除疟疾，打理公共环境，他们当面说的是‘谢谢你们帮我们做这些事’，但他们私下里说的是‘感谢上帝派中国人来这里帮我们清除疟疾’。他认为我们做这些，是耶稣派的活儿，我们就像白打工的，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很难理解。”李明强说，他们也只能用“至少我们的工作是被认可的”来宽慰自己。
　　九成圣普人信仰天主教，尽管普遍物质生活贫乏，但做礼拜、交会费，他们一点不马虎，教堂是最气派的建筑。
　　李明强在圣普工作生活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在他看来，圣普人的生活态度颇为“佛系”，物质享受的欲望并不强烈，也没有转化成强大的自驱力。“对待工作，他们不讲究精益求精……我们会说‘今天我要做完一件事，就一定加班加点完成’，但圣普人到点下班，让他接着干不大乐意了。”
　　这种观念差异，李明强认为不能归结于“懒”和“勤”。“这个国家没有公交，交通基本上靠走，如果加班到八九点再走两三个小时回家，想想都累。”他说。
　　每天有事可做，食物到地里找，有固定工作的，到点下班，偶尔摸鱼，赚点小钱，买瓶啤酒回家跟邻居侃天吹地，李明强看着这样淳朴的圣普人，他们似乎也挺幸福和知足，只是他们也不曾见过岛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