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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刘跃进主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影印了一部明乔缙刻本《贾长沙集>，该本有傅增湘题跋，称其与“宋本同珍可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傅增湘是从此乔缙本存世稀见的角度立论，重在文物层面的版本价值。其实，不惟版本价值之珍贵，文献价值亦足可相颉颃，甚至具有印证学术史的标本意义。因为，该本虽名为“集”，实际正文十卷是贾谊的《新书》，故而是现存最早的《新书》版本，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史志著录的《新书>有九卷本和十卷本之别，今传《新书》诸本均为十卷本。九卷与十卷是如何分卷的，文献无证， 《新书>的早期版本也不存，似乎无法解决此问题。但此乔缙本恰恰以难得的实物证据给出了初步的答案，提供了还原《新书》编定中卷次麓分历史“真相”的线索。其二，今之《新书》的通行本是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以明正德十年（1515）吉府本为底本，而乔缙本乃刻在成化间，比吉府本要早，另外校本中也未列，殊为遗憾。
此明乔缙本《贾长沙集》藏在上海图书馆，版本定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乔缙刻本”，是现存最早的贾谊集编本（图1），同时也是最早的《新书》版本。其行款版式为九行十八字，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版心中镌叶次，不标卷次。卷端题“贾长沙集”，次行低一格题“贾谊新书”（及卷次和篇次）。卷首有成化十九年乔缙《贾生才子传序》，次《贾长沙集/贾谊新书目录》，次《洛阳贾生传》。书首副叶有辛酉（1921）傅增湘跋。经调查，该本现存有三部，除此部外，另外两部中的一部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佚去乔缙序和目录，阙叶也较此部为多;一部现藏国家图书馆，仅存目录和《洛阳贾生传》，及卷二至三两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称“此书颇罕见”，洵为珍善之本。
此本之刻，乔序云：“缙与谊为乡人，恨生也晚，不得追逐后尘，企慕高足于千载之上。公余因取二家之传，并谊平生所为论赋，略加麋括，纂而为一目，日《贾长沙集》，庶发潜德之幽光，复捐赀绣梓以广其传，用僭一言序诸首。”乔缙也是洛阳人，字廷仪，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出补四川参议，后乞归。少颖敏，师事河东薛瑄，撰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等。生平事迹参见《河南通志》卷五十九。为了崇祀乡先贤，乔缙刊刻该本，但详按乔序，并未交待刻书所据的底本，而且所做的工作似也仅限于两件事。一是参考《史记》《汉书》里的贾谊传，以及贾谊创作的论和赋，“略加麋括”即书中卷首所载的《洛阳贾生传》;一是撰写了《贾生才子传序》。《洛阳贾生传》凡二十八叶，半叶十行二十四字，与正文的行款九行十八字者不同。该《传》中录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服乌赋》《论积贮疏》《论时政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过秦论》和《惜誓》共八篇，囊括了传世主要的作品。全书正文分为十卷，即《新书》的内容，乔缙合《新书》及上述《传》中诸篇作品而题为“贾长沙集”。不过稍显重复的是，《传》里所收《过秦论》（上篇），又见于正文《新书>卷一中，略有眉睫之失。结合《传》与正文行款不同，推断乔缙所刻正文《新书》十卷乃独立一套板片，行款保持不变，而所附的《传》则属于另一套板片。同样的思路，卷首《目录》行款与正文相同，《序》则为八行十七或十八字，推断目录和正文十卷属于一套板片，而《序》和《传》则属于该套板片之外新增入的内容，两部分内容采用了不同的行款，也不是一套板片。故乔缙刻《贾长沙集》由三套板片构成。
再考察“贾长沙集”四字的刻法和墨色，会有进一步的“惊人”发现，似可佐证《新书》与《传》《序》不但不是同一套板片，而且并非同时所刻，是相对独立的一套书版。先来看《目录》叶中的“贾长沙集”（图2），其刻法呈现出来的字气，还有刷印的墨色，均与第四行以下的文字不同。第二行里的“贾谊新书目录”六字和第三行里的“太傅”两字，也是同样的情形。王重民在民国时期，经眼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在所撰提要里敏锐地注意到了该问题，也是所知第一位讨论此问题的学者。傅增湘在所撰该本跋，还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均未对此问题有阐说。王重民的版本学功底令人钦佩。他说：“观其大题‘贾长沙集’四字，皆是剜改补刻，疑原与他书合刻，或原在某丛刻里，其后版片散亡，仅存是书，遂改原来总题为‘贾长沙集’，因印为此本耳。”（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其实，不止大题“贾长沙集”这四个字，第二行和第三行也都是剜改后补刻的结果。再来看正文卷端叶中的“贾长沙集”，也是很明显出自补刻，字气及墨色与第二行以下文字不同，卷二至卷八都是相同的情形。但卷九又是另外一番情形，本该刻“贾长沙集”四字的一行却作留白状（图3），再次印证“贾长沙集”四字属挖版补刻，卷九只是挖去旧有文字未及补刻而已。还有卷十在篇末镌刻“贾长沙集”四字，显得不伦不类，同样也是补刻所为。根据“贾长沙集”四字的刻印特征，初步得出乔缙所刻《贾长沙集》的主体即十卷本《新书》，并非自己所刻，而是利用了旧有的《新书》板片重新刷印，故該书真正的题名应该是“贾谊新书”。乔缙自己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增刻了《序》和《传》，在《传》里录了贾谊的传世作品，于是乎将两者合称为“贾长沙集”。为了掩盖使用既有《新书》的板片，遂在《目录》叶和卷端叶挖版补刻“贾长沙集”四字，这应该是该本的整体刊刻情况。至于乔缙在序里说“捐赀绣梓”，不免有夸饰之嫌，因为只增刻了《传》和《序》，相较于全书正文一百六十三叶，不过总为三十叶而已。
乔缙所使用的《新书》旧板片，从刻书风格来看也大致是明初，不是宋元时期所刻。前辈给该本编目笼统定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乔缙刻本”，实际板片的构成是复杂的，并不全都是乔缙所刻。这意味着仔细地从实物特征上去研究版本，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回到正文的十卷本《新书》，傅增湘有一个敏锐的发现，是王重民所未道，两人版本功底各有千秋。他说：“卷中自第一卷至第八卷为一号，九、十两卷为一号。”（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又说： “卷一至八、九至十各为通叶码。”（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指的是卷一至八叶码连排，不因分卷而另起叶码，赵万里在宋版书里曾注意过此类现象，称之为“叶排长号”（参见《中国版刻图录》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孟东野诗集》条）。具体而言，卷一为第一至第二十叶，阙第二叶，卷二为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叶a面，卷三为第三十叶b面至第四十七叶，阙第三十一、第四十五两叶，卷四为第四十八至第六十一叶，卷五为第六十二至第七十三叶，卷六为第七十四至第八十八叶，卷七为第八十八至第九十六叶，重复第八十八叶（内容不重，属误记而刻错叶码），卷八为第九十七至第一百三十叶。此八卷长排号，总为第一至第一百三十叶。卷九自第一至第二十叶，卷十自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三叶，此两卷长排号，总为第一至第三十三叶，全书正文合计一百六十三叶，阙三叶，重复一叶，实存一百六十一叶。此两部分各自重排叶码，傅增湘未做出解释，只是注意到了这种实物的现象。笔者拟测与此《新书》的刊刻底本有关系，即前八卷的底本是一个卷子本，单独作为一轴;后两卷是一个卷子本，是另外的一轴。作为存世最早的《新书》版本，其叶码特征暗示其底本具有卷子本的背景。 正文十卷有四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根据书中存在的断版和漫漶之处，如第四十三叶b面、第四十四叶a面（图4），该本是一个板片经屡经刷印之后的印本。第二，文中存在墨钉两处，即卷五《傅职》“侗问小诵之不■不习”，《连语》“夫薄可以■旷日持久者”。据《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长沙本《新书》，第一处墨钉脱文作“博”，第二处作“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脱文似乎是“而”字，但位置有差异。第三，卷九和卷十两卷的卷端题名相同，均题“贾谊新书卷之九”，但卷十卷末又改题“贾谊新书卷之第十终”（图3、图5～图6）。这个现象表明《新书》所依据的底本是九卷本，乔缙再印时分为了十卷本。《新书》有九卷和十卷本之别，高似孙《子略》载南朝梁庾仲容《子钞目>即著录有《贾谊新书>九卷，则南朝时有《新书》传本作九卷。又《旧唐志》亦著录为九卷本，《崇文总目》称：“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新唐志》则著录为十卷本，《宋史·艺文志》同，今传本均为十卷本。该本卷九和卷十题名的歧异留下由九卷本过渡到十卷本的痕迹，即将本属同卷（即卷九）八篇中的《大政上》《大政下》《修政语上》和《修政语下》划入卷九，《礼容语上》（有目无辞）《礼容语下》《胎教》和《立后义》则划入卷十。同是一部《新书》，九卷与十卷是如何分卷的，通过此本的实物证据得到了初步了解，这本身便是学术史意义的体现。该本在据底本重印进行的分卷过程中由于疏误，仍将卷十的题名题为“贾谊新书卷之第九”，但在卷末题名中又改回，这一无心之失正是底本为九卷本的印证。若此推论成立，那么该《新书》的底本有隋唐旧本的渊源。就是说乔缙依据的底本即明初刊刻的《新书》，祖出九卷本《新书》，乃与隋唐时的九卷本属于同一系统。这与属卷子本特征的叶码长排号倒是也契合了起来，能够佐证这种渊源关系的推测。但还要从校勘学的角度予以进一步的验证，由于宋元旧本《新书》的阙佚，给这种验证带来了困难。第四，是卷七中的《退让》篇有删节，附在了《谕诚》篇末，篇题也未题，只存“使者”以下至结束（图7），前夺去一百九十三字（据王国维批校《四部丛刊》本《新书》所云），刻有小注云“此间拆一板正文也”，为何拆去《退让》篇一板的正文，其缘由不太清楚。该篇的全文，在《新书》有的传本里是保存着的。
副叶傅跋未见于《藏园群书题记》有载，今人王菡辑入所编《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兹过录跋文如下：
贾谊《新书》今所见者，吉府本、陆相本、何孟春本。何本订注最为疏舛，陆本曾从莫楚生丈假校，旋亦收得一本，视诸本差善。惟此乔缙所刻，乃求之积年不可得者，今忽于积学斋案头见之，盖贵筑黄再同前辈旧藏。卷中有新安汪氏、湘潭袁氏，流传有绪，珍秘可知。莫氏又藏有明刻本，楚丈认为乔缙本，今得此证之，彼乃十行十八字，则与陆相本为同种矣。宋刻世不可见，此明初所刻亦罕秘，若此虽与宋本同珍可也。积余属为题记，客中无书可检，姑就所记忆，略缀数语于卷耑。辛酉（1921）二月初四日，江安傅增湘识。
傅增湘在跋中亦是以《新书》视该本，并未把它当做作品集意义上的“贾长沙集”。乔缙题“贾长沙集”的目的，大概是尽可能地将贾谊《新书》之外的作品也编在一起，于是用包容性很强的“集”名来称呼此合编本。傅增湘从古物家的路数看待该本的文物价值，称“此明初所刻亦罕秘，若此虽与宋本同珍可也”。其实并不能够称得上是“罕秘”，称为稀见尚算允当。上文已言除此部外，还有一部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板片较此部更为漫漶，阙叶也不少，奇怪的是卷一居然也阙有第二叶，即《过秦论》上篇中的“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部分。眉端偶有批校。据王重民提要，书中钤“汪士钟藏”“济阳蔡氏”“蔡廷相藏”和“龙池”诸印。现藏国家图书馆的一部（编目书号15324，图8），摹印似优于上述两部，自品相而言是最佳的一部，系郑振铎旧藏。遗憾的是仅存两卷，而且前人编目失误，编成了“贾谊新书”的题名。其实也还不能完全说是失误，因为该本的主体本来就是《新书>，而且卷端叶题名中也有“贾谊新书”的字样，就看题名著录的标准如何取舍。笔者翻检《新书》存世版本过程中，无意中据行款信息发现它就是挖改为题名“贾长沙集”的残本，否则可能会一直顶着“贾谊新书”的帽子长期潜藏着。如此说来，存世已经有三部乔缙刻本《贾长沙集》，天壤间应还会有其它部，比如张元济《黄丕烈校本（贾子新书）跋》称该校本卷一后有“成化癸卯乔缙本校”朱笔八字，则黄丕烈曾据乔缙所刻《贾长沙集》校过《新书》，该部未知下落，是否即现存三部中的某一部很难说，只好等待着全部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上海图书馆所藏此部，钤“新安汪氏”“啟淑信印”“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积学斋徐乃昌藏书”诸印，经清汪启淑、袁芳瑛和徐乃昌所藏。傅跋称旧为贵筑黄再同所藏。黄再同名国瑾（1849 - 1891），原籍湖南醴陵，后入籍贵州贵筑，黄彭年之子，光绪二年（187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博学能文，嗜好藏书。该本当由黄再同得自袁芳瑛，未钤自藏印。黄氏卒后藏书在戊戌年（1898）散出，叶昌炽日记记此事云：“黄再同遗书以二千八百金归之厂肆，有子能读尚不能守，吾辈可以勘破梦幻矣！”辗转而为徐乃昌收得，插架积学斋，又为藏园经眼题跋。今又郑重选入《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影印出版，广惠学林，可谓书之流脉不辍。
（责任编辑：田红玉）
此明乔缙本《贾长沙集》藏在上海图书馆，版本定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乔缙刻本”，是现存最早的贾谊集编本（图1），同时也是最早的《新书》版本。其行款版式为九行十八字，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版心中镌叶次，不标卷次。卷端题“贾长沙集”，次行低一格题“贾谊新书”（及卷次和篇次）。卷首有成化十九年乔缙《贾生才子传序》，次《贾长沙集/贾谊新书目录》，次《洛阳贾生传》。书首副叶有辛酉（1921）傅增湘跋。经调查，该本现存有三部，除此部外，另外两部中的一部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佚去乔缙序和目录，阙叶也较此部为多;一部现藏国家图书馆，仅存目录和《洛阳贾生传》，及卷二至三两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称“此书颇罕见”，洵为珍善之本。
此本之刻，乔序云：“缙与谊为乡人，恨生也晚，不得追逐后尘，企慕高足于千载之上。公余因取二家之传，并谊平生所为论赋，略加麋括，纂而为一目，日《贾长沙集》，庶发潜德之幽光，复捐赀绣梓以广其传，用僭一言序诸首。”乔缙也是洛阳人，字廷仪，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出补四川参议，后乞归。少颖敏，师事河东薛瑄，撰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等。生平事迹参见《河南通志》卷五十九。为了崇祀乡先贤，乔缙刊刻该本，但详按乔序，并未交待刻书所据的底本，而且所做的工作似也仅限于两件事。一是参考《史记》《汉书》里的贾谊传，以及贾谊创作的论和赋，“略加麋括”即书中卷首所载的《洛阳贾生传》;一是撰写了《贾生才子传序》。《洛阳贾生传》凡二十八叶，半叶十行二十四字，与正文的行款九行十八字者不同。该《传》中录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服乌赋》《论积贮疏》《论时政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过秦论》和《惜誓》共八篇，囊括了传世主要的作品。全书正文分为十卷，即《新书》的内容，乔缙合《新书》及上述《传》中诸篇作品而题为“贾长沙集”。不过稍显重复的是，《传》里所收《过秦论》（上篇），又见于正文《新书>卷一中，略有眉睫之失。结合《传》与正文行款不同，推断乔缙所刻正文《新书》十卷乃独立一套板片，行款保持不变，而所附的《传》则属于另一套板片。同样的思路，卷首《目录》行款与正文相同，《序》则为八行十七或十八字，推断目录和正文十卷属于一套板片，而《序》和《传》则属于该套板片之外新增入的内容，两部分内容采用了不同的行款，也不是一套板片。故乔缙刻《贾长沙集》由三套板片构成。
再考察“贾长沙集”四字的刻法和墨色，会有进一步的“惊人”发现，似可佐证《新书》与《传》《序》不但不是同一套板片，而且并非同时所刻，是相对独立的一套书版。先来看《目录》叶中的“贾长沙集”（图2），其刻法呈现出来的字气，还有刷印的墨色，均与第四行以下的文字不同。第二行里的“贾谊新书目录”六字和第三行里的“太傅”两字，也是同样的情形。王重民在民国时期，经眼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在所撰提要里敏锐地注意到了该问题，也是所知第一位讨论此问题的学者。傅增湘在所撰该本跋，还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均未对此问题有阐说。王重民的版本学功底令人钦佩。他说：“观其大题‘贾长沙集’四字，皆是剜改补刻，疑原与他书合刻，或原在某丛刻里，其后版片散亡，仅存是书，遂改原来总题为‘贾长沙集’，因印为此本耳。”（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其实，不止大题“贾长沙集”这四个字，第二行和第三行也都是剜改后补刻的结果。再来看正文卷端叶中的“贾长沙集”，也是很明显出自补刻，字气及墨色与第二行以下文字不同，卷二至卷八都是相同的情形。但卷九又是另外一番情形，本该刻“贾长沙集”四字的一行却作留白状（图3），再次印证“贾长沙集”四字属挖版补刻，卷九只是挖去旧有文字未及补刻而已。还有卷十在篇末镌刻“贾长沙集”四字，显得不伦不类，同样也是补刻所为。根据“贾长沙集”四字的刻印特征，初步得出乔缙所刻《贾长沙集》的主体即十卷本《新书》，并非自己所刻，而是利用了旧有的《新书》板片重新刷印，故該书真正的题名应该是“贾谊新书”。乔缙自己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增刻了《序》和《传》，在《传》里录了贾谊的传世作品，于是乎将两者合称为“贾长沙集”。为了掩盖使用既有《新书》的板片，遂在《目录》叶和卷端叶挖版补刻“贾长沙集”四字，这应该是该本的整体刊刻情况。至于乔缙在序里说“捐赀绣梓”，不免有夸饰之嫌，因为只增刻了《传》和《序》，相较于全书正文一百六十三叶，不过总为三十叶而已。
乔缙所使用的《新书》旧板片，从刻书风格来看也大致是明初，不是宋元时期所刻。前辈给该本编目笼统定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乔缙刻本”，实际板片的构成是复杂的，并不全都是乔缙所刻。这意味着仔细地从实物特征上去研究版本，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回到正文的十卷本《新书》，傅增湘有一个敏锐的发现，是王重民所未道，两人版本功底各有千秋。他说：“卷中自第一卷至第八卷为一号，九、十两卷为一号。”（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又说： “卷一至八、九至十各为通叶码。”（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指的是卷一至八叶码连排，不因分卷而另起叶码，赵万里在宋版书里曾注意过此类现象，称之为“叶排长号”（参见《中国版刻图录》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孟东野诗集》条）。具体而言，卷一为第一至第二十叶，阙第二叶，卷二为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叶a面，卷三为第三十叶b面至第四十七叶，阙第三十一、第四十五两叶，卷四为第四十八至第六十一叶，卷五为第六十二至第七十三叶，卷六为第七十四至第八十八叶，卷七为第八十八至第九十六叶，重复第八十八叶（内容不重，属误记而刻错叶码），卷八为第九十七至第一百三十叶。此八卷长排号，总为第一至第一百三十叶。卷九自第一至第二十叶，卷十自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三叶，此两卷长排号，总为第一至第三十三叶，全书正文合计一百六十三叶，阙三叶，重复一叶，实存一百六十一叶。此两部分各自重排叶码，傅增湘未做出解释，只是注意到了这种实物的现象。笔者拟测与此《新书》的刊刻底本有关系，即前八卷的底本是一个卷子本，单独作为一轴;后两卷是一个卷子本，是另外的一轴。作为存世最早的《新书》版本，其叶码特征暗示其底本具有卷子本的背景。 正文十卷有四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根据书中存在的断版和漫漶之处，如第四十三叶b面、第四十四叶a面（图4），该本是一个板片经屡经刷印之后的印本。第二，文中存在墨钉两处，即卷五《傅职》“侗问小诵之不■不习”，《连语》“夫薄可以■旷日持久者”。据《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长沙本《新书》，第一处墨钉脱文作“博”，第二处作“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脱文似乎是“而”字，但位置有差异。第三，卷九和卷十两卷的卷端题名相同，均题“贾谊新书卷之九”，但卷十卷末又改题“贾谊新书卷之第十终”（图3、图5～图6）。这个现象表明《新书》所依据的底本是九卷本，乔缙再印时分为了十卷本。《新书》有九卷和十卷本之别，高似孙《子略》载南朝梁庾仲容《子钞目>即著录有《贾谊新书>九卷，则南朝时有《新书》传本作九卷。又《旧唐志》亦著录为九卷本，《崇文总目》称：“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新唐志》则著录为十卷本，《宋史·艺文志》同，今传本均为十卷本。该本卷九和卷十题名的歧异留下由九卷本过渡到十卷本的痕迹，即将本属同卷（即卷九）八篇中的《大政上》《大政下》《修政语上》和《修政语下》划入卷九，《礼容语上》（有目无辞）《礼容语下》《胎教》和《立后义》则划入卷十。同是一部《新书》，九卷与十卷是如何分卷的，通过此本的实物证据得到了初步了解，这本身便是学术史意义的体现。该本在据底本重印进行的分卷过程中由于疏误，仍将卷十的题名题为“贾谊新书卷之第九”，但在卷末题名中又改回，这一无心之失正是底本为九卷本的印证。若此推论成立，那么该《新书》的底本有隋唐旧本的渊源。就是说乔缙依据的底本即明初刊刻的《新书》，祖出九卷本《新书》，乃与隋唐时的九卷本属于同一系统。这与属卷子本特征的叶码长排号倒是也契合了起来，能够佐证这种渊源关系的推测。但还要从校勘学的角度予以进一步的验证，由于宋元旧本《新书》的阙佚，给这种验证带来了困难。第四，是卷七中的《退让》篇有删节，附在了《谕诚》篇末，篇题也未题，只存“使者”以下至结束（图7），前夺去一百九十三字（据王国维批校《四部丛刊》本《新书》所云），刻有小注云“此间拆一板正文也”，为何拆去《退让》篇一板的正文，其缘由不太清楚。该篇的全文，在《新书》有的传本里是保存着的。
副叶傅跋未见于《藏园群书题记》有载，今人王菡辑入所编《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中，兹过录跋文如下：
贾谊《新书》今所见者，吉府本、陆相本、何孟春本。何本订注最为疏舛，陆本曾从莫楚生丈假校，旋亦收得一本，视诸本差善。惟此乔缙所刻，乃求之积年不可得者，今忽于积学斋案头见之，盖贵筑黄再同前辈旧藏。卷中有新安汪氏、湘潭袁氏，流传有绪，珍秘可知。莫氏又藏有明刻本，楚丈认为乔缙本，今得此证之，彼乃十行十八字，则与陆相本为同种矣。宋刻世不可见，此明初所刻亦罕秘，若此虽与宋本同珍可也。积余属为题记，客中无书可检，姑就所记忆，略缀数语于卷耑。辛酉（1921）二月初四日，江安傅增湘识。
傅增湘在跋中亦是以《新书》视该本，并未把它当做作品集意义上的“贾长沙集”。乔缙题“贾长沙集”的目的，大概是尽可能地将贾谊《新书》之外的作品也编在一起，于是用包容性很强的“集”名来称呼此合编本。傅增湘从古物家的路数看待该本的文物价值，称“此明初所刻亦罕秘，若此虽与宋本同珍可也”。其实并不能够称得上是“罕秘”，称为稀见尚算允当。上文已言除此部外，还有一部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板片较此部更为漫漶，阙叶也不少，奇怪的是卷一居然也阙有第二叶，即《过秦论》上篇中的“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部分。眉端偶有批校。据王重民提要，书中钤“汪士钟藏”“济阳蔡氏”“蔡廷相藏”和“龙池”诸印。现藏国家图书馆的一部（编目书号15324，图8），摹印似优于上述两部，自品相而言是最佳的一部，系郑振铎旧藏。遗憾的是仅存两卷，而且前人编目失误，编成了“贾谊新书”的题名。其实也还不能完全说是失误，因为该本的主体本来就是《新书>，而且卷端叶题名中也有“贾谊新书”的字样，就看题名著录的标准如何取舍。笔者翻检《新书》存世版本过程中，无意中据行款信息发现它就是挖改为题名“贾长沙集”的残本，否则可能会一直顶着“贾谊新书”的帽子长期潜藏着。如此说来，存世已经有三部乔缙刻本《贾长沙集》，天壤间应还会有其它部，比如张元济《黄丕烈校本（贾子新书）跋》称该校本卷一后有“成化癸卯乔缙本校”朱笔八字，则黄丕烈曾据乔缙所刻《贾长沙集》校过《新书》，该部未知下落，是否即现存三部中的某一部很难说，只好等待着全部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上海图书馆所藏此部，钤“新安汪氏”“啟淑信印”“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积学斋徐乃昌藏书”诸印，经清汪启淑、袁芳瑛和徐乃昌所藏。傅跋称旧为贵筑黄再同所藏。黄再同名国瑾（1849 - 1891），原籍湖南醴陵，后入籍贵州贵筑，黄彭年之子，光绪二年（187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博学能文，嗜好藏书。该本当由黄再同得自袁芳瑛，未钤自藏印。黄氏卒后藏书在戊戌年（1898）散出，叶昌炽日记记此事云：“黄再同遗书以二千八百金归之厂肆，有子能读尚不能守，吾辈可以勘破梦幻矣！”辗转而为徐乃昌收得，插架积学斋，又为藏园经眼题跋。今又郑重选入《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影印出版，广惠学林，可谓书之流脉不辍。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