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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变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一个大国的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更准确地说是从长期封闭走向开放后，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同中国、印度、苏联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冷战，两者是互不来往的，中国等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即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万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很少，这样一来，人家要比我们高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降；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像样，到后来慢慢像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工人的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90%。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而且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前进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
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出现了三个“海平面”，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那就是：越南、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跟过去15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并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5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度，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和当年发达国家同样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闹到农村去，在全国闹10万个淘宝村，并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讲的就是密度，即一平方公里有多少人，能否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对他们不公，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中国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元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来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从别的国家弄货，然后卖给中国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前进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任正非最新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这个标准再看未来5年，我看苹果手机够呛。小米手机现在有一些东西也做得很好，学习同仁堂这个400年老店专注品质。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还不够多。
华为现在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品质是不够好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还破坏环境。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之所以不够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却还保持着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需要高速度，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好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工作，我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进行改革，我们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运动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你看苏格兰，那真叫穷山恶水，17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颗脑袋改变了它。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
当时爱丁堡有5万人，整个苏格兰有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重庆市还要小，却产生了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和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发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取款机、指纹识别都来自苏格兰。 我去了以后，很受触动。我们有如此辽阔的土地，有很多的7.7万平方公里，但为什么不能形成创新的发源地？让好的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应对好这个挑战，我们的人才问题就解决了。
第四个问题：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对这一波反腐，老百姓有很好的评价。可是，要真正解决腐败这个问题靠的不是抓人，而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形成一种文化，这谈何容易。
现在一个官员出了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然后又带出了一批问题官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也不是没有做过一些好事情，是体制错了、文化错了、氛围错了、风气错了，从而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栽了进去。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但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其实是一个东西。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应该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太弱的话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它的，市场就垮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如果太强，又有谁能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政府在市场里面临的大麻烦。如何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大，但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呢？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好，总在两头摇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能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能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高？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产品上、技术上和市场上，而是放在了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把精力放在这上头，你的对手就会放，你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输掉。这是场“每个人都不想去，但每个人都会陷进去”的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再向前一步？国家权力既要有效，又要受到监督和制衡，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要有规矩、有法治，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日常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上就有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在全球如何定位？发展了20年，开放了20年，全球的“海平面”由两个变成了三个，我们该如何定位，才能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有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及其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产生，创新科学等问题。我们跟欧洲一样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缺少了三样东西：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近代启蒙运动，所以就落后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追捧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学家。
第四，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能好好解决，有可能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讲讲“新常态”。
我仔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投资银行家首先提出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也就是零左右的增长。但这个预测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不错，这是为什么？是由于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如果有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得一塌糊涂。习总书记讲的“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整过来。那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是：（新常态）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而取决于行为，即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所以，今天做什么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从前景看，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 主编：胡舒立 ）
一个大国的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更准确地说是从长期封闭走向开放后，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同中国、印度、苏联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冷战，两者是互不来往的，中国等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即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万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很少，这样一来，人家要比我们高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降；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像样，到后来慢慢像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工人的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90%。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而且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前进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
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出现了三个“海平面”，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那就是：越南、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变得严重起来。跟过去15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并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5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度，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和当年发达国家同样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闹到农村去，在全国闹10万个淘宝村，并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讲的就是密度，即一平方公里有多少人，能否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对他们不公，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中国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元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来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从别的国家弄货，然后卖给中国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前进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任正非最新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这个标准再看未来5年，我看苹果手机够呛。小米手机现在有一些东西也做得很好，学习同仁堂这个400年老店专注品质。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还不够多。
华为现在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品质是不够好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还破坏环境。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之所以不够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却还保持着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需要高速度，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好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工作，我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进行改革，我们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运动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你看苏格兰，那真叫穷山恶水，17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颗脑袋改变了它。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
当时爱丁堡有5万人，整个苏格兰有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重庆市还要小，却产生了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和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发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取款机、指纹识别都来自苏格兰。 我去了以后，很受触动。我们有如此辽阔的土地，有很多的7.7万平方公里，但为什么不能形成创新的发源地？让好的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应对好这个挑战，我们的人才问题就解决了。
第四个问题：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对这一波反腐，老百姓有很好的评价。可是，要真正解决腐败这个问题靠的不是抓人，而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形成一种文化，这谈何容易。
现在一个官员出了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然后又带出了一批问题官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也不是没有做过一些好事情，是体制错了、文化错了、氛围错了、风气错了，从而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栽了进去。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但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其实是一个东西。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应该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太弱的话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它的，市场就垮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如果太强，又有谁能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政府在市场里面临的大麻烦。如何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大，但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呢？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好，总在两头摇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能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能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高？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产品上、技术上和市场上，而是放在了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把精力放在这上头，你的对手就会放，你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输掉。这是场“每个人都不想去，但每个人都会陷进去”的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再向前一步？国家权力既要有效，又要受到监督和制衡，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头，要有规矩、有法治，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日常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上就有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在全球如何定位？发展了20年，开放了20年，全球的“海平面”由两个变成了三个，我们该如何定位，才能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有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及其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产生，创新科学等问题。我们跟欧洲一样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缺少了三样东西：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近代启蒙运动，所以就落后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追捧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学家。
第四，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能好好解决，有可能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讲讲“新常态”。
我仔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投资银行家首先提出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也就是零左右的增长。但这个预测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不错，这是为什么？是由于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如果有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得一塌糊涂。习总书记讲的“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整过来。那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是：（新常态）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而取决于行为，即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所以，今天做什么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从前景看，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 主编：胡舒立 ）